我曾经从一本什么书上看到，人在小时候，一天要被抱三次才能存活，被抱六次才能会站，被抱十二次才能健康成长。我想，我这一代人，还有我父母那一代人，被抱的次数最多也就刚够存活的。数百年来，祖祖辈辈大概都是这样过来的。我父母用的是我祖父母的教育方法，天知道我如果有了孩子会如何教育。我父亲曾经对我说，他小时候从没得到过他想要的东西，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东西。比如说，他吃饭时想喝木莓苏打水，但是由于家里的教育原则，他从未如愿。
我和三个哥哥在家里也受到严格的法西斯式统治。挨打是家常便饭：裙子破了要挨打，学习成绩不好要挨打，与父母顶嘴也要挨打。有时，小错积累多了，也要挨打。挨打的程序一成不变：我们要自己去拿棍子，自己趴在椅子上，然后开始挨打。反抗根本没用，还嘴也是绝对不行的。
如果试图和父母讲道理，或说服他们不要打人，只能使事情更糟。母亲负责惩罚我，父亲负责惩罚我的三个哥哥。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不要让他们抓住。这是一个得到认可，甚至被批准的免遭惩罚的办法，因为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别让我抓住。”
除此之外，我们四人之间还有等级之分，我的哥哥们也加入进去。我则两头挨打，我的三个哥哥是一头，我父母是一头。
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将此称为法西斯，因为我们可能有的一点儿自信都被毁掉了。他们粉碎了我们的意志，在我们家里，自信和生活的乐趣都被践踏了。
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小时候对小汉斯是多么恼火。儿歌里唱的这个小男孩在森林里迷了路，就大哭起来，我心想，他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回家呢？就因为他妈妈会因此而伤心吗？我认为他最后应该会因为离开家而高兴。
那时，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逃跑，最好逃到一个谁也不认识我，谁也不知道我有多坏的地方，我想我肯定是很坏，不然父母为什么总打我？最近，我对年迈的母亲提起那时没完没了挨打的事。可惜她丝毫没有改变，依然不觉得她有什么不对。她唯一的反应是：“要是你做得好，谁会打你。”她还说：“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愿意的。”我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过了很长时间才脱离开父母。直到最近两年，我才开始感到能够自由自在而且独立地生活。在此之前，情况完全不同。
小时候听亚伯拉罕将儿子献祭的故事，我的反应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我认为父母有权杀死自己的孩子。我父亲在他家里也是一个没人疼爱的孩子。他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十岁时就死了，可哥哥是他父亲的心肝宝贝儿。我祖父在钢铁厂工作，是个酒鬼，年纪轻轻就死了。我父亲从事的也是钢铁行业，战时他被派到上西里西亚，免服兵役。
我母亲是马格德堡人。她父亲自己起家，拥有一个石油加工厂。她的一个兄弟在战争快结束时被打死了。
无论我母亲家，还是我父亲家，晚辈与长辈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父母与他们的父母经常发生争吵。因此我是在没有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情况下长大的。
我母亲生于1919年。她认识我父亲时还很年轻，大概是十九岁或者二十岁。那时我父亲已经在军工行业得到一份重要工作。他长得很英俊，高高的个子，修长的身材，金发碧眼。他们认识不久就结婚了。很快，我的三个哥哥接连降生——1942年、1943年、1944年。我是1946年出生的，是他们唯一在战后出生的孩子。
我父亲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党卫军，他那时还是个大学生。他对我说，他那时做的，都是开会时领人入座一类的事情。有一次希特勒到巴特戈德斯贝格，他还做过卫兵。他说他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其实我对他在战时做过什么，并不感兴趣。我真的相信他什么也没做过——至少他和集中营或者灭绝营无关。我所担心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战后他顽固不化的思想。他没完没了的说教，真是糟糕透顶。他一直没有停止，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者可能是最后六个月，他那时已病得很历害。
就在几天前，想到我们这次谈话，我想确定我最初比较详细地了解纳粹时代那些罪行是在什么时候，我想我那时可能是十二或十三岁。我们有个神父，当时他正为我们准备第一次圣餐。他对我们提起这事。在学校里，我们一个字也没有听说过。
我十三岁那年到瑞士过暑假，在一所寄宿学校学法语。那里的许多女孩是美国犹太人。我记得她们非常友好，令我感到惊讶，我原以为她们会不理我。
不管怎么说，那时我已知道了事实真相，但我仍然不知道比较具体的事情。直到我十七岁那年，我去看望东德的亲戚，因为有什么事情我们去了萨克森豪森。东德的导游总是想告诉我们这些从西德来的游客，应该负责的是我们。我们西德人是罪人，他们什么也没做，他们是最好的德国人。
他们带我们到那些地下室，让我们看美国人解放集中营的图片。看过之后，我自己坐在外面的草坪上，简直不明白阳光怎么还在普照大地。
我回家后告诉了母亲我所看到的一切，她只说了一句话；“你自己要去看这种事。”
大概就是那时，我父母开始了他们的那些演说，也可能是我的记忆总是停留在那时。我在学校或在家讲过去的事情越多，我父亲就越暴躁：“该死的学校，往外扬家丑。事情没有那么糟。那六百万犹太人的事，那也是夸张。”
我父母读过欧根·科贡的《党卫军之国》，书中提到一名集中营的医生。我的父母似乎认识这位医生。据他们说，科贡在书中说这位医生在集中营的那天，其实他根本不在，而是在我们家为我的一个哥哥接生。这就是他们证明不仅科贡，而且所有人都在说谎所需的全部证据。
他们总是想将一切淡化。那些事情只不过是偶然发生的。他们没有罪恶感。对我最大的触动是他们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给我起名叫西比勒，首字母是“S”，加上我的教名的首字母，结果成了“SS”（与“党卫军”相同）。这是我父亲开的一个小小玩笑，冷冰冰的，毫无感情，却使我终生背着包袱。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好玩儿的，每当我提起时，他们都说我缺乏幽默感。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之间的争执越来越激烈。他们到底知道多少？他们为什么对此袖手旁观？这些问题一遍遍出现在眼前。
有时，尽管次数很少，通过一些迹象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什么都知道。有一次，父亲对我说起他们在艾斯莱本火车站待命的事。当时一列火车驶进，装牲口的车厢里塞满了人，他们大声嚷着：“让我们出去，他们要把我们拉到塞拉斯恩斯塔特去。”这时他明白了等待这些人的是什么命运。但是当我问他对此做了什么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大声嚷道：“你指望我做什么？当时家里有三个小孩，你说起来倒容易。”
从那以后，我让步了。我心想，这毫无意义。每次我们争论第三帝国的问题，总要扯上别的有关偏见的事，而这些偏见最终分析起来都与战争无关。犹太人和黑人是低人一等的民族，还有一长串他不能容忍的其他民族，如印第安人、希腊人、西班牙人。他总是理直气壮，从不退缩，无论在哪里，在附近的小酒店，还是当着陌生人，都一样。他还看不起所有与他不同的人。他蔑视所有胆小、不敢说心里话的人，即使他们听他诉说，而且表示同意。
他从不吝啬对人的蔑视。1967年，我与他一起游览地中海。那是我最后一次与父亲一起度假，最后一次试图与他一起分享欢乐。四百名旅客中有一半是聋哑人，这又引得他大发议论。我仍旧愚蠢地想和他讲道理。他打断我的话说，他宁肯要二百个聋哑人，而不要二百个黑人。对我认真说的话，他总是采取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总是断然拒绝接受。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我的想法不符合逻辑。一天晚上，我与一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跳舞，还开玩笑说可以想象嫁给这样一个人，这导致父亲大发雷霆。但两天后我们在以色列靠岸，他对码头上一些穿军装的青年男女又十分热情。
一年以后的1968年，我们最后决裂了。我一夜之间变“红”了。在波恩，我爱上一个共产党人，他借给我一本恩斯特·菲舍尔的书。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开始明白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很快便开始感到不安。当然，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几周后，我收到父亲的一封信。我拒绝回家与父母共度圣诞节，他发火了。他在信上说，他不能理解我的极端自私，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为黑人和越南人操心，这些下等人迟早会从地球上消失得不留丝毫痕迹。他说，我对男人一无所知，他们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创造的东西从他们手中抢走。男人是有自尊的，而我恰恰不知道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什么样子。
母亲也在信上签了名，她完全同意。想想看，这一切是在战争结束将近二十五年后发生的，用的仍然是同样的语言，仍然是毫无变化的精神状态。
自那封信后，一切都结束了。我脱离了家庭，孤身一人，我的哥哥们也在背后伤害我。他们从不认为父亲的历史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就那场战争而言，很难就什么具体的事情指控他。完全出于偶然，似乎当时发生的所有可怕事件，他都不在场。这样他在否认自己的纳粹身份方面没有遇到问题。然而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当他好像有可能被征召入伍时，他给他的大儿子写了一封信，像是在立遗嘱，用的都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血与火的语言。我一想到自己与写信人的关系，就不寒而栗。
我父亲至死都是个法西斯分子。其实，他在战时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都无关紧要。你难以想象我的三个哥哥挨打的情形。有一次，我的一个哥哥背诗，稍一结巴，父亲就打他。我至今仍能听到他的叫声。母亲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出房间。她对我说：“父亲要杀了埃里希，我们还是走开吧。”后来我们住上了自己的房子，情况更是糟透了，因为没有邻居，不用担心被人听见。从那以后，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了。要是让我选择的话，我绝不再住独门独院的房子。
我二十一二岁时，总想要自立。但是我的许多个性仍然使我感到害怕，尤其是缺乏同情心。我认为，我最害怕的，就是承袭我祖父母和父母的传统思想。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妇女在街上打她的孩子，但是我没有干涉。我站在一旁，一动也没动，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小女孩。她只是站在那里，并没有进行自我保护，所以我不喜欢她。
后来在女权运动中，我看到受凌辱妇女的照片，我本能的反应是，她们是自找的，她们为什么不进行自我保护？如果她们进行自我保护，就不会挨打。我只对那些保护自己的人表示同情。我的哥哥和我挨打时，也从未进行自我保护。对于所有的事情，所有可以想象的羞辱，我们都忍受着。
但是慢慢地，我开始变了。几年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群孩子在欺负一个小孩。我在梦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只是在游戏。接着我看见他们把那个小孩倒吊在一根柱子上，用棍子打他的脚底。到这时，我仍然在想这是梦中，这是折磨人的手段。我向那个小孩走去，干预了这件事。那个梦在我一生中是个转折点。
1973年，我父亲死于癌症，那是他退休六个月之后的事。他病倒以后，我们的关系多少有些好转，我们宣布休战。他在临终前，态度多少缓和一些，也比较温和、敏感。我用很多时间来照顾他。而母亲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对他非常苛刻，不肯请个护士在家照顾他。我父亲得的是肠癌，她真是折磨他，只有他顺从的时候，她才给他灌肠。最后情况越来越糟，医生坚持让请个护士。
她那样对待一个将死的人，令我感到恐怖。我搬回家住，那真是一段可怕的日子。我度过许多不眠之夜。
父亲死后不久，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大二十岁的男人，现在我明白了，他就像我父亲一样——独裁、教条、盛气凌人。
如今，经过这些年的困惑，情况终于变了。我现在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幸福，我放弃了移民的念头。三年前，我还在考虑到南美去买一大片土地，但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甚至开始感到，在德国也很舒服。我意识到尽管这里发生了一切，或者也许就是因为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这里才是我的家乡。我看到所有丑陋的东西，也看到所有美好的东西，我意识到我不会有多大变化，事情也没有多大变化，一切都有可能重演。过去二十年那伟大的教育事业并未使人们真正改变。单靠书本学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在我接触的人身上发现了这一点。我的一个哥哥一时找不到工作，就痛斥身边的一切——外国人、工会、工人。但他一找到工作，就又变得和蔼可亲了。过去的痕迹依然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即使是最轻微的混乱，我们也会马上向别人发泄，自己有过失也总是去指责别人。不幸的是，我在自己的身上也看到这一点。
有时我想，如果我在母亲有我的年龄就有了孩子，会是什么样子。我肯定会使他们成为我的牺牲品。现在我很高兴我没有孩子，而且也不打算要孩子。我不想像我母亲那样。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是我与她的这种疏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她没有变，一如三十年前或五十年前。有一次我对她讲起维克托·弗兰克写的关于奥斯维辛的书，她说：“噢，他肯定也是他们那伙的。”她简直不能理解一个优秀的医生竟然也会被关进集中营。因为，集中营里的人都是下等人。她那时就是这样认为的，她现在依然这样认为。她那时眼界受到限制，现在依然眼界狭窄。
我的父母从来——请原谅我这样直言不讳——都是眼界狭小，缺乏兴趣而且愚蠢。他们身上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愿意被人操纵，还有就是那不可言状的冷酷。这实在很糟糕，但我还是要说。多年来，我总想说服自己，他们生活艰苦，他们历经坎坷。如今我对此不再去理解了。父亲当时完全可以做出另一种选择，母亲也一样。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战后总可以这样做。现在毕竟可以说是有自由意愿这一说了。
有一段时间我总在考虑，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我会怎样做。我担心，我可能与他们没什么两样。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不能解除父母做出这种选择应负的责任。然而，有一件事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究竟为什么决定生四个孩子。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还有可能与父母缓和关系，但是他们失去了机会。如果母亲对我哪怕只说一次：“听着，我想过了，从根上讲，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最糟糕的就是视而不见。我将带着这罪孽到坟墓里去。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这样，要从我身上吸取教训。”
我会与这样一个母亲和解，即使发现她原来是集中营的卫兵。
[1] 萨克森州的一个商业中心。
[2] 萨克森州的一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