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圆月映在水中，水波又把月影揉碎。微波荡漾，光和水仿佛在嬉闹。
“就在这儿分手吧。请上船。”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道。
“实在太感谢了！”连理文说得很慢，他的日语还不熟练。
跟他并肩站着的小伙子提着灯笼，灯光照在岸边的一艘小船上。“照顾不周，还请包涵。”小伙子微微低头行了个礼。
“正助，你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成就，真了不起！”
“连先生，你的日语进步多了，说起客套话来也进步多了。”
“哈哈哈……是吗？”
“毕竟你来日本还不到一年呢。”
“那咱们就再见了。”连理文说完上了船。
远处的海面上，依稀可见唐船[1]的黑影。船夫静静地摇着桨，小船在不知不觉中离了岸。站在岸上送行的小伙子把灯笼举过头顶，灯光清晰地映照出他长长的脸，上头还残留着少年的影子。他叫大久保正助，虚岁刚刚二十。
唐船一靠近，小船上的连理文就摘下包裹着的头巾，辫子松弛地垂落在他背上。唐船似乎早就知道他要到来，从甲板上垂下一条绳梯。就这样，连理文在萨摩的坊津海面坐上了开往长崎的唐船。
这是一八四九年的事。日本的年号是嘉永二年。这一年，从清国开往长崎的贸易船有八艘，其中第七号船在天草失事了。连理文在萨摩海面搭乘的是第四号船。在德川幕府闭关锁国的时代，从清国开往日本的交易船必须持有证明，即所谓的“信牌”。第四号船的信牌上写着“李亦圣”，船主是钮心园，但实际上船主是厦门金顺总号的老板连维材。七年前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国被迫接受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而在那之前，就像当时的日本只把长崎作为对外窗口一样，清国只有广州是贸易港。之后，金顺记主要在香港和上海拓展业务，总店形同虚设。连维材的四儿子理文原来在上海，去年他主动要求去琉球。
“哦？想去一年看看？也好。”连维材答应得爽快。
其实，理文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忘掉一切。他结婚才一年多，妻子突然病逝了，他的内心创伤极深。琉球的工作很艰巨，而这正是理文所渴求的。
萨摩的岛津藩早就把琉球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并通过琉球和清国交易。所谓的“交易”，即琉球作为清国的附属，接受清国的册封，并向清国朝贡。当然，这是得到幕府承认的。原则上，和清国及荷兰的交易只能在长崎进行，而且必须通过幕府的垄断机构——长崎会所。但在日本各藩中，只岛津搞对外贸易，拥有从清国进口的“唐物”。文化七年(1810年)，岛津迫使幕府准许其在长崎出售唐物。起初，在货物品种上有限制，但岛津硬是扩大了品种。岛津之所以如此具有威慑力，是因为手中有一张王牌——“这是为了帮助琉球，如果不这么做，琉球就会脱离日本。”对此，幕府不得不让步。
总之，岛津充分利用参加长崎会所的特权，不，应当说，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特权，起初只是买卖琉球的朝贡贸易品，后来也偷偷从事其他对外贸易。倘若其他藩私藏唐物被发现，幕府立刻就会怀疑其走私，这有可能导致其倾家荡产。但岛津藩只要一说“这是琉球的朝贡贸易品”就万事大吉了。可以说，这是岛津藩最完美的护身符，由此，既保证了贸易品来源之合法，又可以拿到合法市场——长崎会所上出售。
当然，走私贸易不会有正式记载，但琉球搞朝贡以外的贸易，圈里人心知肚明。唐船在琉球停靠，出售唐物，购买被称为“俵物”的海产品。不过和长崎不同的是，在琉球交易不需要那个麻烦的信牌。后来，唐船扩大范围，甚至出现在了萨摩的海面上。由于和岛津贸易有利可图，很多持正式信牌的唐船在开往长崎前，都会先在萨摩海面或近海各岛处理一部分货物。有的唐船进入长崎时几乎是一艘空船。
岛津藩的走私对象主要就是金顺记。连理文去琉球也是为这事儿。另外，他还担负同萨摩谈判的重任。岛津藩琉球馆的大久保利世，就是对方的负责人之一。理文和他的儿子正助成了好朋友。
按惯例，四号船会在坊津卸下和岛津交易的货物，然后开往长崎。连理文有事要去长崎，于是决定乘坐这艘船。为他送行的青年正助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大久保利通[2]，而当时，正助在岛津藩记录所担任见习文书。
四号船甲板上锣鼓喧天。为庆祝安全抵达，举行这种热闹的仪式已成为惯例。唐船先在港外下碇，等候长崎衙门处理。不一会儿，岸边划出几十只小船，给唐船拴上缆绳，将其引如港内。入港后，唐船再次下碇，锣鼓再次响起。等锣鼓声停，长崎衙门的检查官和通事们便登上唐船。他们把写着禁令的木牌挂在桅杆上。禁令是以日文写成的，由通事译成汉语，念给船上的人听，主要是关于天主教的事。
念完禁令就是办入境手续，即检查信牌、货物单和花名册。连理文是在萨摩海面上船的，但花名册上写着他是从清国上船的。货物单是开船之前就做好的，去掉了给萨摩的货物，这就需要事先和岛津当局商谈交易数量——这也是连理文的工作之一。
出示证件之后，就是那个有名的“踩圣像”考验，通过者才可上岸，但上岸后不能在街上随便走动。荷兰人在出岛，中国人在唐人坊。其实，元禄以前，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长崎是杂居的，这或许是因为中国人不太信天主教，幕府比较放心。不过，这直接导致了私人间的秘密交易。再加上康熙帝对耶稣会采取宽容政策的消息传到日本，幕府提高了警惕，开始关注中国人和天主教的关系。
唐人坊建于元禄二年(1689年)，位于长崎十善寺御药园地(幕府的药草园)，面积为九千三百七十三坪[3]，比荷兰人居住的出岛（不足四千坪）宽敞多了。荷兰人把出岛称作“远东监狱”，因为他们一步也不能离开；中国人若要参拜寺院，在官吏陪同下，还是可以走出唐人坊的。
虽然外国人被圈在一个地方，但他们可以叫妓女进去，以解在异国的寂寞。长崎丸山的妓女分为“挣荷兰钱的”和“挣唐人钱的”。海上航行艰苦劳累，要说有什么愉快的事，那就是玩弄玩弄妓女了。“踩圣象”一结束，商人和水手都露出了喜悦的神色。经常往来这条航线的人大多有各自相好的女人，有些船主甚至还有“长崎老婆”。
连理文兴致勃勃地朝唐人坊走去。他是初次到长崎，自然没有相好的女人，令他激动的是他知道哥哥哲文比自己早一步到了唐人坊。连哲文比连理文大两岁，他已脱离家业，专心从事绘画。半年前，他从宁波乘坐以“郑朗伯”的名义领取信牌的第一号唐船来到长崎。原则上，商人、船主和水手只能在长崎留居数月，然后乘原船返回。但有的中国人是受长崎地方长官的非正式邀请而来的，他们可以长期居住，比如某些医生、画家、文人和僧侣。据说哲文是因为听了同行画家的介绍才产生了来日本的念头。他毕竟是艺术家，喜欢四方云游。他曾一度待在苏州，但就连近在上海的理文也很难见到他。
“已经三年没见面啦。”在去往长崎的船上，理文扳指一算感叹起来。他上就要三十岁了。一想到年龄，脑中就会浮现亡妻的面容。妻子面孔修长，身材苗条，到死都没失掉孩子气。对，她长得很像正助。在前往唐人坊的路上，理文终于发现了自己对正助怀有好感的原因。在鹿儿岛，他和正助的朋友也有来往，他们类型各不相同，比如一个叫西乡吉之助（西乡隆盛）的青年，身材魁梧，性情稳重。理文虽觉得他是个有为青年，但总觉得不如正助亲切。跟正助分别时，理文曾把魏源的《海国图志》送给他。正助翻看了几页，低声道：“我想让吉之助也看看。”《海国图志》是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根据林则徐提供的资料所写成的。在书中，魏源叙述了世界形势，并主张中国必须推进近代化。确实应该让西乡吉之助这样的青年读读这本书，不过理文只想到了要送给大久保，而没想到西乡。
唐人坊亦称“唐人馆”，中国人也称其为“华馆”，境内称为“馆内”，直到现在日本还留着“馆内街”的地名。华馆四周围着七尺[4]多高的砖墙，墙外掘出六尺深、六尺宽的壕沟。华馆的大门被称为“一门”，里面有官吏值班室和交易所，跨进“二门”才是被称为“唐人本部屋”的居住区。
已有三艘唐船进入长崎，馆内居住着有四五百名中国人。二门旁站着二十来名同胞，大概是来接人的。理文以为哥哥会在里面，但看了一眼发现没有，正准备往前走，忽然听到有人叫他。
“喂！在这儿！在这儿……理文，你发什么呆呀！”
理文顺着声音再次看向二门旁。“啊，三哥！”他惊诧地睁大了眼睛。
从人群中走出来的正是哲文。理文刚才没有认出他是有原因的——哲文发型变了。清代的中国人都是剃去前半个脑袋上的头发，将后半个脑袋上的头发梳成辫子，像理文这样在日本待了近一年的人，大多会用头巾遮住脑袋。而哲文却蓄了满头黑发。理文不觉从侧面瞅了瞅，哥哥脑后已没了辫子。
“你脑袋怎么啦？”
梳辫子是满族风俗。满族统治中国后，将自己的风俗强加给汉族。这种强制非常彻底，即所谓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理文自然对哥哥感到讶异。
“当和尚不就没事了！”哲文笑了。
满族信佛，尊敬僧侣，准许和尚剃发。因此，清初不少大汉民族主义者为抵抗这种奇异的风俗，便出家当了和尚。不过哲文剪掉辫子后又开始蓄发，整个脑袋长着三厘米长短的头发。他似乎还有点担心，边走边不时摸摸脑袋。
“你真出家了？”理文追问道。
“当然。这不是真和尚头的声音吗！”哲文用拳头敲了敲脑袋，不辨真假地笑道。
“那……找人起法号了吗？”
“法号？嗯，有，九曲。”
“哈哈哈！”理文也笑了。
哪里会有这么奇怪的法号！哲文的雅号是九曲山人。福建武夷山中有处九曲名胜，大儒朱熹曾作《九曲歌》。连家兄弟幼时常跟随父亲去武夷山临溪寺玩，还背过《九曲歌》。
“不说这个了。”哲文把手放在理文肩上，“走吧，你也累了，屋里备了酒菜。”
理文感受到了从哥哥手心里透出的温暖。
屋子里，一张红漆圆桌，三把椅子，兄弟俩相对坐下。哲文背后有一张山水大屏风，理文一看就知道是哥哥画的。他虽不会画画，但有着表现美的愿望，纵使不知道如何表现，但一看哥哥的作品，就深深地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共鸣：“这正是我心中所想啊……”
三年没见，自然有满腹的话要说，但千头万绪，反而不知从何说起了。理文本想问问父母的情况，但一想哲文在来日本之前都没见过父母，而自己一年前见过父母，要问也应该是哥哥问自己。
“咱俩谁的日本话说得好？”理文还未开口，哲文先说道。
“哎呀，这怎么说呢？”
“要不，现在我们只说日语。我在日本待了半年，你待了一年。”
“长一倍。”
“不过，待得长不一定就说得好，总之比比吧。找个女子给我们当裁判。”
“女的？”
哲文并未回答，回头用日语道：“袖若，你过来。”
屏风后走出一个年轻女人。
“这是我弟弟理文。怎么样，很像我吧？”
这个叫袖若的女人坐下来，笑道：“到底是兄弟，一眼就能看出来。”
哲文告诉理文，袖若是引田屋的妓女。理文在日本待的时间长，对日本妓女的情况有所了解。在萨摩时他便听说了长崎妓女和清国商人殉情的故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人们依然津津乐道。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文人船主江艺阁和妓女袖扇生了一个孩子。理文一说这事，哲文佩服道：“了解的不少呀，这事也传到萨摩了？”
“江艺阁是名人，萨摩和长崎会所又有联系，自然知道一些。”理文道。
有些人在本国默默无闻，但在日本众所周知。画家伊孚九和文人江艺阁便如此。据说赖山阳[5]想见江艺阁，特意来到长崎来，结果唐船未到，二人没见上面，但也传为了佳话。当时，赖山阳叫来跟江艺阁相好过的妓女袖笑，还做了几首戏诗。不过，袖笑和袖扇并非同一人。引田屋的妓女大多以“袖”为名。引田屋又名花月楼，长崎的中国人称其为“养花山馆”。
袖若弹起了三味线。
在日本待了一年的理文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气氛。萨摩人的习惯是跪在榻榻米上的，这令他苦不堪言，而在唐馆坐的是椅子，他觉得舒服多了。他凝视着袖若的手，那拿着拨子的手白到令他头晕目眩。他只看手，因为看袖若的脸使他感到痛苦。
哲文曾爱过一个叫清琴的女人，但她同诗人龚自珍殉情了。那是八年前的事。袖若的脸乍看没什么，但越看越像清琴。“莫非……”一想到哥哥的情感遭遇，理文就难过起来。他的妻子也去世了，因而很理解哥哥的心情。
袖若弹着三味线，用清脆的嗓音唱着小曲，这期间，酒菜已经上齐。一个半老汉子跟在仆役后面走进来道：“今天的菜是特别做的，最近我也会做几样拿手菜啦！”他是唐馆的厨师。唐船上的厨子、杂役，一上岸就变成了唐馆里的厨子、杂役。
酒一上来，话匣子就打开了。袖若或许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工作，一直说个不停。她说到了比自己大二三十岁的袖扇和袖笑的传闻，也说了从前辈妓女和鸨母那儿听来的旧事。“从前和现在可不一样啊！”在长崎，不管谈什么，似乎都要以此为开场白。
长崎作为交易窗口，但如今，贸易已经衰落了。一百六十年前，唐人坊建成时，这里常住着五千唐人，最多时甚至过万，十分热闹。现在超过五百人的时候都很少，秋季唐船一走，就只剩几十人了。这主要是因为贸易发生了变化，这一点连妓女都知道。
在长崎黄金时代，日本主要出口铜。清国铸铜钱，但国产的铜不够用，所以从日本大量进口。铸币是政府的事，采购原料自然也是国家行为。进口商经政府特别许可，有了“办铜官商”这样威严的名字。他们一般都和本国官僚有着密切联系，是所谓的“御用商人”，与周围小商人之流大不相同。日本出口铜的代表是兼营铜山的泉屋，这是住友家的店号。元禄时代可说是出口铜的高峰时期，当时每年运走的铜有时超过七百万斤[6]，而现在呢？最多也就五六十万斤。当时清国的铜价猛降，由于购买鸦片，白银大量外流，因此银价上涨，铜价下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两银只能换八百文铜钱。
如今，一两银能换二千文铜钱，铜对商人的吸引力也就减弱了，于是以干鲍鱼、干海参和鱼翅为代表的海产品，即“俵物”代替铜成了对清出口的主要商品。但俵物毕竟不能完全替代铜。贸易减少是不可避免的，长崎经济也就衰退了。酒楼和妓院之类的地方对市面行情最是敏感，妓女懂点经济知识并不奇怪。
袖若按自己的理解，说了一通长崎的今昔盛衰。
“你知道的事情真不少。”哲文半开玩笑道。
“说得真好。”理文也夸道。
袖若的话单刀直入，简单明了。“这都是从大人物那儿听来的。”她说道，“不知好日子什么时候能再来呀。客人们都在发牢骚，说是萨摩搞的鬼，什么事都不好办了，真的……”
“萨摩？”理文不觉顺嘴说了句。
“咦？听起来令弟的日本话带点萨摩口音呢。”
“没有，我朋友中有萨摩人。”理文慌忙回应道。
俄而，袖若起身离开。她是当红妓女，还要去另一位客人那儿。
管弦旋律一消失，房间突然安静起来，不过这氛围倒是很亲切。房里只有兄弟二人。哲文大概是考虑到，兄弟俩毕竟阔别三年，重逢时有女人和歌声，气氛会更融洽，因而才这样安排的吧。桌上的菜没怎么动。
“吃点吧，不吃厨子会不高兴的。”哲文拿起筷子。
“是呀，他还特意跑来打招呼。”理文将匙子插进鲍鱼汤里。
“萨摩的名声不佳呀。”
“在长崎似乎确实如此。”
“太霸道了。跟我们家的金顺记一样。”哲文虽不问家业，但对父亲的性格和那反映父亲性格的金顺记的本质一清二楚。
“不是霸不霸道的问题。”理文是金顺记里的人，他带着辩解的口吻道。
“那倒是。光是霸道怎么行！你说，萨摩这样下去能行吗？”
“哥哥是画家，对这种事也有兴趣？”
“当然。对女人、对世上的事，我都有兴趣。若对什么都没兴趣，就画不了画啦。如果不比一般人更有兴趣，就画不出真正的好画。至少我这么认为。”
“我觉得萨摩可以的，长崎也就发发牢骚，谁也不敢公开反对萨摩。”
萨摩进行走私贸易，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不仅在琉球和萨摩海面上收购唐物，还在日本各地采购俵物。幕府采取垄断政策控制对外贸易，拿俵物来说，日本百姓甚至禁止食用所谓的俵物“三品”——海参、干鲍鱼和鱼翅。讽刺的是，岛津藩却在北海道和北陆一带偷偷收购俵物，有时甚至装作外国船只。他们把这些俵物运到琉球，主要卖给金顺记的唐船。所以，落到长崎会所的俵物数量少，质量也差。而没有信牌的船经过琉球时，就先把运送的俵物廉价上市了，要是特意运到长崎就不划算，因而来长崎的唐船也减少了。
“这么说，日本要变了，可能还很重大，如果萨摩有能人的话。”哲文道。
“有！”理文立即道，“萨摩只缺财力，不过，现在似乎也有了。”
“那恐怕也是靠我们金顺记吧。”
“不，没有金顺记，也会有别人和岛津做生意的。”
“这就是时代的潮流吧。”
“对。”理文使劲儿点点头。他想起了大久保正助和西乡吉之助。
掌灯了，屋子里洋溢着更加亲切的气氛。哲文随手斟上绍兴酒，一口喝干，道：“不仅日本，我们国家也要变啊！”
“十年前的鸦片战争起不就变了吗？过去广州一口通商，现在五口了。”
“那只是表面，今后连内部……嗯，五脏六腑都要变。”
“是吗？”
“来日本前，我去了趟广西。”哲文换了话题。
理文第一次听说此事。算算时间，应该是半年前，当时他正奔走于琉球与萨摩之间。父亲虽常对其指示工作，但并未谈及家中情况，而哲文在外漂泊，四处游走是常态，自然也不会有人特意告诉理文他的行踪。
“桂林吗？”
桂林作为广西著名的风景胜地，有着“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和庐山、黄山一样，这也是画家有生之年必去之地。哲文去桂林，一点儿也不稀奇。
“桂林是顺便去的。”
“顺便？那你去什么地方了？”
“桂平。”
“桂平，好像听说过，在桂林附近吗？”
“离得很远呢！”
“风景好吗？”
“有个西山……其实是因为西玲在那儿，我是受父亲之托去请安的。”
“原来如此。”理文点了点头。
西玲这个名字，在连家是要避讳的，在母亲面前更是不能提，因为她和父亲有着特殊的关系。连维材能够创建金顺记这样的大店铺时，得益于白头夷富罗斯的资金援助。
所谓“白头夷”，是指巴斯人，他们很多至今仍住在孟买一带，在印度金融界拥有庞大的势力。他们本是住在波斯的拜火教徒，因拒绝改奉回教逃到国外。他们是天才的金融家，在十九世纪的世界经济舞台上曾非常活跃。广州也有不少巴斯人。富罗斯同中国女人生了个女儿，就是西玲。他死后，连维材抚养起了恩人的女儿，但不知何时起，他们有了非同寻常的关系。西玲个性强烈，不闹点事儿出来就不安心。然而鸦片战争期间，她失去了挚爱的异父弟弟，又遭到了英国兵的凌辱，就此变了个人似的。
连维材尽量让西玲和连家保持距离，因此连家兄弟很少见到西玲。尽管西玲和父亲有着微妙的关系，连家四兄弟私心里却都对她抱有好感。在四兄弟少年时期，西玲简直像夜空中一颗明亮的星星。她比长兄统文只大了四岁，美貌而豪爽，似乎永远在跃动。连家兄弟没有姐妹，这样的西玲正是他们的憧憬对象。
“西玲很精神，快四十了，还是那么漂亮。”不等弟弟发问，哲文就汇报道，他似乎很了解弟弟的心思。
“听说她当了尼姑，真的吗？”
“没有，只是住进了尼姑庵，是带发的尼姑，听说是靠庵主的关系去的。”
“还好，只是寄身在尼姑庵。”理文松了口气。
“桂平这地方，实在偏僻得很。”
“是吗？”
“不过，这偏僻的地方说不定会成为改变世道的根据地。只要到那儿去看一看，你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什么根据地？”
“改变世道……也可以说是改变国家吧。说不定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个叫拜上帝会的组织。”
“拜上帝会？”理文觉得在什么地方听说过。
据说上帝是天上的神，既然称为“拜上帝会”，想必是个宗教团体。“上帝”这个词在中国古籍里也常出现。就当时人的感觉来说，这个词有些道教的味道。可是，据说拜上帝会和道教毫无关系。会里的人公开声称，庙宇里供奉的带胡子的神像不过是木偶，甚至到处都有他们捣毁神像的传言。有人简单地说拜上帝会就是天主教，但也有人说摆出一副了解内情的样子，说他们只是把天主教改头换面用以赚钱而已。这些是理文在上海听说的。
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明显活跃起来。他们传教热情很高，可惜信教的人并未快速增长。有些品行不端者为了与外国人做生意才当了基督教徒。当时中国人对洋人十分反感，那些接近传教士的人，大多都会遭到白眼。理文在上海时常与知识分子讨论基督教的问题，他认为基督教要想掌控中国人的心是很难的。不过他也深知基督教势力强大，金顺记同洋人接触多，关于基督教，他自然比寻常人知道得多些。英国、美国、法国以及荷兰，都信奉基督教。来日本之前，他稍稍调查了下日本的情况，知道日本也常发生“切支丹殉教”[7]的事。姑且不说这些，总之他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是持否定态度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从事不光彩的鸦片贸易的洋人都是基督徒。
“拜上帝会可不一样。”一个青年为了和连家做生意，从广州跑来上海时曾这样告诉理文。那是理文第一次听说“拜上帝会”。
理文问有何不同，对方回答：“他们都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没一点关系。”
“果真如此，或许会成为一股力量。”理文曾经这样认为。不过他虽关注过拜上帝会，但毕竟身在上海，离广东远，无法更深入地了解。去琉球前，他顺便去了香港和广州。当时他听说，有个奇怪的宗教团体头目被当局逮捕，关进了打牢，据说那个团体信奉的是基督教等外国宗教。“咦？会不会是上次广州来的那个青年说的那个什么会呀？”他以前不够上心，早把名称忘了。
从香港到广州，理文接触的人都不曾注意过这个宗教团体，自然也弄不清状况。有人只说：“反正是在乡下瞎搞乱搞，谁知道呢！”于是理文觉得这个拜上帝会恐怕成不了气候。然而此时他却从哥哥 口中听到了不一样的评价。哲文是艺术家，不是实业家，但他思维极其敏锐，瞬间判断事物的能力比谁都强。
“这个拜上帝会，去年不是被当局搜捕了吗？”
“嗯，有这事。一个叫冯云山的人被抓了，不过很快就被释放了。”
“哦，果然是同一件事。”
“你听说过？”
“嗯，在广州听说过。是我去琉球之前。五月左右吧。”
“冯云山被释放，其实还和西玲有关。”
“和西玲有关？”
“怪吧？一个尼姑竟然去帮助基督教的人。不过这才是真正的西玲啊。”
哲文说，创立拜上帝会的中心人物是洪秀全和冯云山，根据地是桂平县紫荆山一带，山脚有个村子叫金田村。在当地的保守士绅来看，他们的活动确实是胡作非为。他们否定偶像并付诸实践，在象州甘王庙当着官吏的面毁了神像，还在庙壁上写了痛骂庙中神灵的诗。
桂平县有个乡绅叫王作新。他在当地组织了团练——类似于日本的“自警团”。他们声称由自己来保卫家乡，但费用要当地的士绅来出，这个组织因此不知不觉具有了士绅私人军队的性质。王作新指使手下以“蛊惑乡民，结盟拜会，践踏社稷神明”为名逮捕了冯云山。但拜上帝会也是有组织的，成员曾亚孙、卢六很快把冯云山抢了回来。这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事。
王作新把此事上告到桂平县，诉状上说拜上帝会成员已达数千人之多。冯云山也向桂平县呈递了状子，反驳道：“教人敬天，反被人诬控。广东之礼拜堂悬挂两广大宪奏章，并有皇上之御批……”
鸦片战争后缔结的条约中都有允许基督教传教自由这一项，皇帝虽不满意，也不得不予以承认。广东的礼拜堂两侧都挂着公文，并由两广总督向百姓解释。皇帝批准的公文，谁也不得破坏。这对礼拜堂来说，真是最好的护身符。
桂平知县王烈感到不好办。王作新诉状中提到“拜上帝妖书”，但这是皇上批准的。在这和平宁静的乡村小题大作，王烈很不高兴，于是打回了王作新的诉状，批驳道：证据不足，不作切实调查，不得轻率从事。王作新不甘心，再次动员团练抓了冯云山和卢六，送到了巡检司。两人被关进大牢，但乡间衙门也不敢擅做主张。洪秀全为了营救冯云山去了广州。冯云山被扣上了“意图谋反”的罪名，事情弄大了，地方衙门是解决不了的，到两广总督所在的广州去，通过上层进行营救或许还有些用。
“是西玲让洪秀全这么做的，还有到广州后怎样接近上层，西玲也都详细地交待了。”哲文道。
“她这个人还是老样子，不做点什么总不安心。”
“有段时间好像老实了一点，但最近常传出她和拜上帝会有关的消息。”
“父亲不放心，所以才让哥哥去的吧？”
“不错。行了，这事不说了。理文，去外面走走吧？”哲文提议道。
“好。”理文也正想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兄弟俩这一点倒是相通的。
说是“外面”，当然还是在唐人坊之内。夜空中云层密布，街旁的窗子里漏出点点灯光，寂寞而荒凉。最初唐人本部屋有二十栋建筑，可容五千人。人数过万时，每间屋子都挤得满满的。后来，有些因陈旧损坏而不能使用的就拆除了，基本上没建过新的。现在只有七栋了，而实际使用着的不过五栋。坊内的空地很宽阔，使人不由得产生衰落和荒芜之感。
“有点寂寞吧？”理文道。
哲文笑道：“今天四号船来了还稍微热闹点了。”
微风轻拂。农历六月已经是盛夏了。云缝中微微透出一点月光。
哲文停下脚步环顾四周，突然道：“一个人也没有。”
“是呀，上了岸，都在屋子里舒舒服服地躺下了吧。”
“有些话想在没人的地方跟你说。”
“在哥哥的屋子里不能说吗？”
“那儿虽宽敞，可同一个屋顶下有几十个人。难保没有政府密探，或者为了买卖方便而去告密的家伙。”
“政府？”
“双方的政府。幕府和清政府都想了解各种情况。他们想了解什么，咱们管不着，但咱们有些事可不能让他们知道。”
“哥哥是觉得有人在监督你？”
“是啊。糟糕的是剪了辫子。”哲文又用手摸了摸脑袋。尽管对外说是出家，但剪辫子这件事本身就被当局视为危险的信号。哲文似乎有点后悔，但他这个人一旦打定主意就会一条道走到黑。他再次朝四周看了看，然后问道：“你乘四号船直接回上海吗？”
“我还没决定，也许直接回去，也许在萨摩下船，经琉球去福州。我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下。”
“怎么样都行，总之，你一回国就去广西。这不是我的意思，是父亲的意思。”
“去广西？是跟拜上帝会有关吗？”
“刚才在房里说了，拜上帝会或许会改变世道，父亲对此深信不疑。”
“你这么确信？”
“我确信。”
“这么一个基督教组织，能夺取天下……”理文说到这里，也朝四周看了看。
“能不能夺取天下还不敢说。不过，我确信一定会震撼天下，改变世道。”
“哥哥来日本前见过父亲吗？”
“没有，是温章跑来苏州告诉我父亲的意思的，他还叮嘱说他是原封不动地口授父亲的话。”
温章是协助连老爷子创建金顺记的大掌柜温翰的儿子，今年不到五十，但已继承其亡父的地位，担任金顺记的大掌柜。这人绝对可信，他说是口传父亲的话，就一定千真万确。
“广西是中国的边境之地，从这样的地方开始撼动天下？几千人在偏僻的乡村不算少，但从全国来看，就……”理文歪着脑袋，感到怀疑。
“萨摩也远离日本的中心，是最南端的边境……看来父亲是希望这些边境力量能改变这两个国家啊！”
“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不管怎样变化，父亲认为总归要比现在好。”
“是呀！”在理文看来，父亲在本质上是个旧事物的破坏者。
“刚才我在屋子里说去桂平西玲那儿是请安问好的，其实不是，我是按照父亲的意思，向西玲传达今后的方针的。”
“今后的方针？”
“对。冯云山已经被释放，应该暂时冷静一下。今后情况会更复杂，西玲一个人应付不了。把你派去和拜上帝会保持密切联系，让她暂时别和他们接触。”
“要我和拜上帝会保持密切联系？”
“没错，所以你必须去广西。虽然不急于一时，但也不能太慢了。”
“萨摩的工作怎么办？”
“萨摩和琉球的工作我来接管。我剪掉辫子，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再休息几天，就得交接工作了。”
“父亲还是和过去一样！”
不满和满足两种情绪在理文心中交替着。他不满的是自己就像棋子，被父亲随意驱使，明明自己已经是二十九岁的成人了。但他这次能够承担重大任务，他对此倒是很满意。拜上帝会能不能夺取天下姑且不论，起码父亲预计它会震撼整个中国。父亲要他和这样一个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恐怕既指经济上的资助，也指为这个组织出谋划策。理文暗想，父亲最初可能是想把这工作交给哥哥的，但一想到任务太重就改变了主意担。虽然萨摩和琉球的工作也很艰巨，但已经由他踏出了一条路，和岛津的负责人谈判，应该还不至于难住画家哥哥。
远处传来女人娇滴滴的说话声，夹着三味线的琴声。风不知何时停了。理文浑感到浑身都在冒汗，不只是因为风停了，还因为接到新任务情绪激动。
“哥哥也要把广西的工作交接给我啊。”
“父亲如今应该在厦门，你可以到那儿去问他。至于广西当地的情况，西玲很清楚。对了，来日本前在宁波听温章说父亲似乎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首先是父亲的莫逆之交、人称‘天下大侠’的王举志先生已经不在了，因此父亲和各地帮会组织的联系比以前弱了。”
“是吗？父亲是要把各个帮会组织和拜上帝会拉到一起吧。”
“其次，洪秀全为营救冯云山去了广州后，一直没回紫荆山。冯云山也跟着去了广州。尽管这两件事并不相干，但父亲担心两巨头都不在会出问题。”
“想来当地的大地主和当权派早就盯上他们了，说不定会趁着两巨头不在把他们搞垮。”
“有这方面的担心，不过留在紫荆山的头目中也有能干之人。有个叫杨秀清的干得很出色。父亲担心的或许是这些留下的人太出色，以至于一个系统变成两个系统……总之，广西那边的工作是非常艰巨的。”
哲文正低声说着话，突然被一个尖细的女人的声音压住了：“谁？是哲文先生吗？刚才我回到您那儿去了。”袖若在打着灯笼的侍女陪伴下朝他们走来，灯光照在她脚下，她的脚步有些摇晃。
哲文匆忙在理文耳边道：“我再跟你说几句。拜上帝会一开始就不是一般的宗教团体，他们早就决心要造反，起码上面的头头是这样打算的。换言之，你也要去造反。你要有思想准备。”
“明白了。没有什么可怕的。”
“好！好！”哲文边说边从弟弟身边走开，迎着袖若道，“你真快呀！”
“到各个屋子里去只是尽尽人情。却被他们灌了不少酒。”
“再上我屋里坐坐吧，再喝点儿，反正时间还早。”哲文回头对弟弟说道，“回屋去，咱们痛痛快快地喝几杯。”
那一点微亮的月光，又被云层遮盖了。
[1] 当时日本称中国开往日本的船为唐船。
[2] 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
[3] 1坪约合3.3平方米（用于台湾地区）。
[4] 中国1尺约为33厘米。日本江户时代1尺等于18.89厘米，7尺等于1.3223米。日本明治维新时代1尺等于30.3厘米，7尺等于2.121米。
[5] 日本江户后期的历史学家、儒学家、诗人，著有《日本政记》《日本外史》等。
[6] 中国（除台湾）1斤等于500克，日本1斤等于600克。
[7] 切支丹是基督教的日本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