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底，历史侦探结束了关于秦始皇亲族疑案的侦查，将全部结果整理成册，提交给了历史法庭，对于这桩两千年来的重大疑案，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交代。历史法庭审阅了报告以后，对于历史侦探的工作努力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特别是对于历史侦探接受法庭建议，另外补写《秦外戚世家》的工作态度，表示赞赏，认为这将大大地推动有关秦始皇其他疑案的侦破。经过讨论，历史法庭决定奖赏历史侦探一笔小额的奖金，并且建议侦探局给予历史侦探适当的假期，便于他解除身心的劳累，接受新的任务。
得到奖金和假期的历史侦探，喜出望外，他开始考虑如何使用这次难得的休假。
历史侦探是贪玩好耍、喜爱游历的人，他决定去旅游。历史侦探又是好探险、求发现的人，单纯的游山玩水，已经激发不起他的兴致，他的旅游要有一种探索的目标。已故的侦探局老局长胡适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侦探，更是一位难得的历史侦探理论家，他有一句名言，叫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名言，不仅对历史侦探界有深远的影响，多年来也被历史侦探奉为座右铭。近年来，历史侦探通过自己的实践，觉得当今世道变化大，各种案情日趋复杂，这句名言已经难以满足变化了的形势，于是自己做了一点补充，称作：“合理推想，临场体验。”
历史侦探景仰胡适老局长，他自己也爱好哲学，有理论的兴趣，喜欢随时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作功过成败、原因结果的总结，也喜欢不断地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作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诘问。他觉得这样既可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破案能力，也可以为后辈的侦探们提供经验教训，为学科的发展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合理推想，临场体验”的补充，首先来源于他野外工作的实践总结，也来源于他闭门沉思的终极诘问。他有这样一段自问自答式的记录。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基于史料对往事的推想。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往事已经在时间中消失，今天的我们不能再回去验证。史料是往事的遗留，是连接今天的我们与消失了的往事的唯一中介。但是，在现存的史料和消失了的往事之间，横亘着时间的间隔，在古代史的领域，这种间隔动辄数百上千年，如何穿越得过去？
同时，消失了的往事无穷无尽，现存的史料点滴有限，这种差异，到了古代史的领域，只能用大海与浪花来比喻，用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九九九的往事与万分之零点零零一的史料来形容，如何连接得起来？
历史侦探的回答是：连接史料和往事，通过解读史料来重现往事、构筑史实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人类的智力，去做超越时空、由小见大的推想。推想必须合理。合理的推想，一是要有史料的依据，否则就成了空想；二是要合于逻辑，否则就成了臆想。
两千年以前，司马迁依据他所能见到的史料，对秦王朝和秦始皇的历史作了相对合理的推想，为我们留下了《史记》中的相关叙述，成为后人了解秦始皇的最重要史书。但是，司马迁掌握的史料不多，他的识别能力有局限，特别是他所生存的时代，官方和舆论主流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对秦王朝和秦始皇执根本否定的偏见，所以，《史记》中关于秦王朝和秦始皇的历史，不但残缺空白，而且羼入了大量的谎话和流言。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史料已经超出司马迁，我们所取的立场已经远较自认为革了秦王朝命的汉王朝更为客观，至于我们今天所具有的认识能力、广阔视野和丰富知识，更不是司马迁的时代所能够比况的了。
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侦探感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但需要重新审视《史记》的相关记载，而且有必要重新构筑秦王朝和秦始皇的历史——一部新的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
构筑新的历史，不但需要新史料，也需要新视野和新方法。在新方法中，合理的推想自然是必不可少，不过，临场体验也是缺不得的功夫。临场体验，一种是用脑，用脑深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现场，穿越时空作历史学的联想，去设身处地地体验当时的事件情景和人物心情。另一种是用脚，用脚深入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现场，到古代的遗址去脚踏实地，去走去看去考察。
古代的遗址，是往事的废墟——废墟不是终结的空虚，而是与记忆同在的生存。当废墟被触发的时候，存留的记忆基因将会赋予往事以复活的生命。在这次秦始皇疑案的追查中，历史侦探用脑的临场体验多，用脚的临场体验少，走得少了，看得少了，实地的临场感也淡薄了，他自己不满意，朋友们也有意见。
有幸得到历史法庭格外恩准的休假后，历史侦探决定去作实地考察，再一次用脚去深入历史现场，去复活历史，去寻求秦始皇的历史真相。
心中的火焰燃起来，2009年3月，历史侦探查询地图，打点行装，行进在山海之间的风尘路上。
历史侦探到胶南，登琅琊台，感受秦始皇乐而忘返的欢愉，确认方士徐福与所谓的坑儒事件并无牵连，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放心之余，追寻秦始皇巡游的足迹，沿山东海岸北上，风雨中登成山头，体验当年旅行的艰辛，想见秦始皇祭祀日神的庄严。又西行去烟台，上芝罘岛，这里曾经是秦始皇祭祀阳主、刻石记功的圣地，如今历经沧桑，天变地动，小岛连通陆地，刻石已成纸上回忆。古今虚幻，往事如烟，最终去了蓬莱阁，因为海市蜃楼的幻影，八仙过海的传说，这里已成古往今来一大名胜地。
蓬莱阁（李开元 摄）
考察归来，历史侦探再次翻阅古典，研读新出土的文献，查询古今中外的意见，在确信“坑儒”是编造的伪史之余，情不自禁感慨：秦始皇一生的事迹，我们实在是了解得太少，也欠缺了尽心尽力去了解的努力；秦始皇一生的功过，特别是他的历史形象，不仅是被曲解误读，更是被人为地丑化了。两千年来，作为秦人的子孙，我们没有寻实据理，公正客观，努力地去认识一个真实的秦始皇，而是囿于党派学派的成见，出于眼前利益的需要，编造出种种曲意阿世的诠释，偏离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如此的结果，上愧对列祖列宗，下愧对子孙后代，徒引海外识者的嘲笑而已。
感慨之余，历史侦探痛定思痛，他深感秦始皇留下的历史遗产，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今的中国社会，有必要为秦始皇这样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人物作正本清源的澄清，对他在历史上的事迹，重新作细致的考察，对他在历史上的功过，重新作公正的评价。作为华人的职业历史侦探，他自感羞愧汗颜，觉得自己在这桩千年疑案中是有责任的，他考虑尽自己微薄的力量，来从事这项艰难的工作。
有一句话说得好，看法可以有很多，事实却只有一个。看法是对事实的解释，是建筑在事实基础上的高层楼阁。在事实和看法之间，事实优先。一旦事实动摇，看法必将摇摇欲坠。历史侦探以为，唯一的事实，是历史认识的基础；多样的看法，只是对唯一事实的不同解释。如果我们相信人类有遵从事实的共同理性，正确的逻辑关系是人类的共同意识的话，最接近事实的解释是可以逐步接近的，不同的看法是可以趋于一致的。
基于这种认识，历史侦探将千百年来关于秦始皇的各种不同看法作了清理，他注意到这些不同的看法，大都基于相同的史实。提出这些看法的评论家们，并没有致力于寻找和发现新的史实，也缺少对史实的认真清理，他们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史实，着力于在解释上花样翻新，甚至是强词夺理。这种本末倒置的结果，就是造成议论纷纷而无新意，史实依旧了无进展的现状。
基于这样的认识，历史侦探感到在重新认识秦始皇的问题上，需要推倒重来。他所说的“推倒”，讲的是首先要将史书解构成史料——具体而言，就是分析《史记》和其他文献中有关秦始皇的篇章，将可信度较高的史料、可信度较低的历史故事和不可信的添加伪造区分开来。他所说的“重来”，分为史实的重建和史论的重建两个阶段。史实的重建，讲的是从传世文献中筛选出可信的新史料以后，再从出土资料中寻找可信可用的相关史料补充进去，洗牌组合，重新构筑有关秦始皇的史实。史论的重建，讲的是在一部新的秦始皇纪事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联通古今，扬弃取舍。
这项工作，宛若在一座曾经改建过的老建筑的旧址上复原一座更老的建筑，这座更老的建筑，是改建前的原始建筑。为了复原，首先要细致地拆卸老建筑，将可用的原始建材挑选出来继续使用，在补充了新建材、重建了原始建筑以后，还要作最后的装修和装饰。毫无疑问，这项重建的工作，不但工序繁多，而且工作量庞大。曾经自以为对这项工作有了一定贡献，也有意接受这项工作的历史侦探自我衡量了一下，结果是倒抽了一口凉气。他终于明白，他从前所从事的工作，不过是拆卸旧建筑和寻找新建材，他所完成的拆卸，仅仅是旧建筑的前堂，他所收集的新建材，也还远远不够用。
自我衡量到这里，心里有些凉飕飕的历史侦探感到，在这个时候，要勉为其难地来对秦始皇的一生作重新评价，无异于在旧建筑只拆了一半的时候来作装修，结果怕是会落到商业宣传的浮饰中去。历史侦探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他尊重业界的职业规范，对自己的侦探事务所有严格的要求，看重创新和信用。他希望自己的侦探事务所能够成为一个有品牌的专业特色店。
历史侦探决定暂时搁置对秦始皇的一生作重新评价的重大工作，留待复原工程完成以后再进行。眼下，他决定低调务实，只是总结已经完成的工作，依据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果，以秦统一天下为界，对三十九岁以前的秦始皇作一个简略的评价。在作这个评价的时候，历史侦探决定选取秦始皇的亲族关系作为观察的视点，以新发现的相关史实作为线索和根据。他相信，由此得出的看法将会是新颖的，其可信度也是可以经受检验的。
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历史侦探写出了评价秦始皇的阶段报告书，准备提交给历史法庭。因为最近在国外了解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情况，感觉由大众直接参与历史审判将是未来的潮流，于是历史侦探将报告书作了摘要，提供给将来有兴趣有机会参与陪审的读者们，如下：
通过最近的工作，我对秦始皇的亲族们做了一次比较彻底的调查。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对从前知之甚少的秦始皇的亲族们，比如父亲嬴异、母亲赵姬、养祖母华阳太后、亲祖母夏太后和弟弟长安君成蟜等人的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且发现了从前不为人知的几位亲族，比如表叔昌平君、成蟜的母亲韩夫人、嬴政王后楚夫人等；在两位准亲族的著名人物——仲父吕不韦和假父嫪毐的事迹中，也发现了诸多从前没有被注意到的史实间的关联。
通过这项工作，我们首次将秦始皇的亲族网勾勒出了一个大体的轮廓；通过重建这些亲族们所组成的关系网，观察秦始皇在这个关系网中与亲族们的互动和映照，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复原了秦始皇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我们知道，个人的生命来源于父母，亲族关系无疑是个人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在世袭制社会当中，出身决定了地位，亲族关系更是个人发展的首要条件。把握住了秦始皇的亲族关系，一个逼近历史真实的、人性的秦始皇的形象，便有了复活的可能。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调查，我们还首次对数百年来秦国外戚的历史和秦国外戚干政的历史特点作了系统的整理，对于长达三百年、延续了二十一世代的秦楚两国的联姻关系，有了脉络清晰的认识，并且第一次将左右秦国政坛八十年之久的楚系外戚集团的历史真相揭示出来了。外戚干政是秦国政坛的深层背景。楚系外戚集团主政，从秦昭王时代一直持续到秦始皇时代，秦始皇父子的政治生命，长期都掌握在这个集团手里。可以说，外戚关系，特别是楚系外戚集团的存在，是秦始皇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中不可忽视的重大背景。
忽视以上这些基本的要素，无异于割断了历史，结果就是将秦始皇视为横空出世的奇特人物，赞美者称他为千古一帝，将秦统一天下的伟业通通归功于他的英明；攻击者称他是稀世暴君，将秦亡的责任逐一归结为他的罪行。现在看来，这些意见都是情绪化的偏激之论，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偏离了评价历史人物所必须具备的公正立场。
我的这次调查工作，从内容上看，主要集中于亲族关系，从时间上看，主要集中在秦始皇从出生到统一天下的三十九年间。三十九年的时间，在秦始皇五十年的生涯中将近占了五分之四，他那曲折而辉煌的人生，已经过去了大半。在这三十九年间，他从幼年到中年，他的为人行事，他的政风人格，已经基本定型。在这三十九年期间，他从秦国的王子到秦王，再从秦王到秦帝国的第一位皇帝，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大体确立。根据对他这三十九年历史的仔细考察，我们看不出暴君独裁的迹象；更重要的是，我们看不到出现暴君独裁的历史条件——不受限制的绝对王权。相反，我们看到秦国政治社会传统深厚，王室婚姻连接多国，亲族关系错综复杂，君王的政治权力受到多方的制衡和限制。在这种生存和发展条件之下，我们所看到的三十九岁之前的秦王嬴政，是一位经历了种种艰难磨炼，正在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贤明君王的形象。
另一方面，我们在调查秦始皇亲族关系的工作中，也对秦统一天下的过程做了一次清理。清理的结果表明，秦统一天下的过程，是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漫长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秦孝公时代（前361—前338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秦统一天下的出发点。在这段时期中，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富国强兵，奠定了秦统一天下的制度基础。
二、秦惠文王时代（前337—前311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稳步东进的阶段。在这段时期中，秦惠文王派遣司马错攻占巴蜀，将关中蜀汉连成一片，建立了东进的稳固基地；任用张仪破解六国联盟，实现了东进的有利外交环境，北取上郡，南夺汉中，东进三川，开始稳步扩张。
三、秦昭王时代（前306—前251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决定性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秦国在宣太后和秦昭王的坚强领导下，任用魏冄，内政安稳，外交灵活；军事上任用大将白起，通过伊阙之战，歼灭了二十万韩魏联军，使韩国和魏国失去了抗衡秦国的力量；通过长平之战，歼灭了四十万赵国军队，使赵国失去了抗衡秦国的力量。这时候的秦国，三分天下有其二，领土和实力，已经远远凌驾于六国之上；这时候的秦国，统一天下的三大战役（伊阙之战、长平之战和灭楚之战）已经打赢了两场，统一天下的大局已经定型，攻灭六国的大势已经难以逆转。
四、秦始皇时代（前246—前221年），这是完成统一的最后阶段。在嬴政年幼不能亲政的十年间，政权由华阳太后、夏太后、帝太后代理，主持国政的吕不韦、昌平君，主持军事的蒙骜和王龁都是先王以来的老臣，维系着内政外交和东进政策的稳定。嬴政二十二岁亲政，在祖母华阳太后的督促之下，依靠表叔昌平君等人平定嫪毐之乱，放逐了母亲帝太后。事后，他接受齐国使者茅焦的建议，迎回母亲，明智地在祖母和母亲之间求得平衡，不仅妥善地处理了危机中的秦国政局，也妥善地处理了复杂的多国政治关系。
嫪毐之乱，是嬴政政治生涯中第一次重大磨炼，他顺利地经受了考验，一位有为君王的成长形象由此充分地展现出来。嬴政亲政以后，华阳太后威临王室，丞相昌平君辅佐国政，老将王翦领军出征，年轻的秦王继承传统，开始领导秦国沿着既定的路线继续东进。华阳太后去世以后，嬴政开始专权，罢斥老臣，放逐昌平君和王翦，强力推动统一的车轮急速猛进，结果遭受了第一次灭楚之战的重大失败。不过，嬴政跌倒后又爬起来，他承认过错，再次起用王翦，取得了灭楚之战的最后胜利，完成了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大业。
如果我们以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为背景，将秦始皇的前半生放在这个背景中作一鸟瞰式的概观的话，大致可以做出一个形象化的评语。秦统一天下的过程，宛若一场四乘一百的接力赛，秦始皇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比作四人接力赛中的最后一棒，在遥遥领先、胜局已定的跑道上，他接棒冲刺，曾经跌倒，又坚强地爬起来，一鼓作气跑到了终点，成了颁奖台上的领奖者，历史镜头的聚光点。在这个历史的聚光灯下，他展现出来的人格是隐忍顽强、坚决果断；他展现出来的政风是明察谨严、知过即改；他展现出来的历史形象，是一位历经了种种艰难磨炼，正在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强势明君。
一位年幼君王，经历了种种磨炼，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成为强势明君，尽管遭遇过失败和挫折，但他最终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成为历史聚光灯下的千古一帝，这就是秦始皇前半生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阳光向上，可以说是正面投影的光辉形象。
投影出这个正面形象的光源，是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运动。这个历史运动结束了西周以来的列国并立，代之以统一帝国；这个历史运动结束了远古以来的亲缘氏族社会，代之以新的编户齐民社会。这个历史运动，宛若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这种历史大趋势，经典作家称之为历史的必然，星相学家称之为宿命，我称之为天意。
中国有句古话说，时势造英雄。何谓时势？时，时局也；势，趋势也。时势就是历史大趋势，就是历史的必然，就是天意的体现。西周王室衰落以后，由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取代旧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历史运动开始启动，诸侯兼并，列国争霸；到了战国时代，各国称王，齐秦两国先后称帝，天下走向统一帝国的趋势逐步明显。正是在这种大趋势当中，秦国以它特有的条件顺应了天意，成为实现天意的工具，逐一消灭列国，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秦帝国。
秦帝国建立以后，秦始皇五次巡游天下，刻石记功，宣扬统一天下的大义。峄山刻石文曰：“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碑文大意是说：“回首乱世之初，纷争由分封列国开始。从此以后，战争无日不有，鲜血遍地长流。古往今来的混战局面，历代不能改正，五帝不能禁止。当今时代，皇帝统一天下，战争不再出现，灾害得以消灭，百姓康泰安定，永久享受和平的恩惠。”我读峄山刻石碑文，不仅感到字句铿锵，意义深远，更进而感受到此时此地的秦始皇，登高远望，志得意满，俨然是天意的代言人。
另一方面，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又是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残酷的战争过程。面对着虎狼之国秦国无止无休的蚕食侵攻，执着于传统、恋乡眷土的各国人民恐惧悲愤；面对着宛若杀人机器的冷酷秦军，热爱祖国的各国人民同仇敌忾，拼死抵抗，上演了无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从这个角度来看，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行动，残酷地强暴了各国的人心，是违逆大众民意的。
如果我们以民意为另一束光源来照射秦始皇，投影出来的形象怕是相当地阴暗冷酷，一种为列国人民所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无道暴君的形象，鲜明地映现出来。相反，民心民意的所向，大众的热烈视线，都投向了抗秦的英雄。荆轲别燕国，刺秦王功败垂成，列国人民为之扼腕叹息。高渐离继承荆轲遗志，举筑击嬴政未中，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千古回响。张良变卖家产，求得壮士博浪沙狙击始皇，他那怀念祖国痛恨暴秦的深情，凝结了韩国的民心民意。
屈原赋《哀郢》，诉说国都为秦军攻占的悲伤，哭泣百姓流离失所的苦难：“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意思是说：“反复无常的天意啊，为何使百姓遭殃？妻离子散啊家破人亡，仲春二月啊迁徙东方。”他忧国怀乡，亲土爱民。他怨天悯人，哀怨天意之不公，悲泣民生之苦痛。
伟大的屈原，是忧国爱民的诗人。屈原所忧的祖国，是激烈抗击秦国侵攻的楚国。屈原所爱的人民，是在秦军的残酷攻击下流离失所、痛楚绝望的楚国人民。屈原的著作和人格，不仅体现了楚国的民意，也体现了列国的民意。古往今来，屈原已经成为热爱祖国乡土和讴歌民情民意的象征。
天意无情，民意人性，天意和民意的离合，左右了历史的动向。我调查秦始皇疑案，整理秦统一天下的往事，深深感到秦灭六国的历史是一部顺天逆民的历史——天意和民意的背离，制造了无数惨痛的历史。
秦违逆民意统一天下，暴力强行的结果：古来列国消灭，万千生灵涂炭；十五年后，有六百年历史的秦国也不得不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国家崩溃，王族灭绝。两千年来，中国人民也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呻吟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压迫之下，乡土难以自治，个性难以发扬，改革的动向难以成器，创新的萌芽难以生长，庞大帝国体制的厚重停滞，让近代中国沉沦到落后的谷底。追根问底，都要溯源到早产的统一帝国，钳制民意，轻视地方，以暴力维持统一，扼杀任何可能出现的新生机。
一统天下的秦帝国，虽然是早产，毕竟顺应了天意。秦帝国的建立，取得了远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成功，可谓是前无古人。一统天下的秦帝国，也为以后两千年中华帝国的历史，奠定了制度的基础，规范了延续的蓝图，可谓是后无来者。秦的体制，历代继承，统一帝国的形态，延续至今。中国指向统一的天意，可谓是由秦帝国和秦始皇宣告的。
天意和民意的聚散离合，贯穿着中国历史。屈原伤怀自沉，逆天顺民。秦始皇统一天下，顺天逆民。秦末大乱，刘邦顺天顺民，建立郡国并行制的西汉联合帝国。历经王朝更替，演化到了近代，袁世凯复辟称帝，是一场逆天逆民的短命闹剧。两千年中国历史的基本特点，由统一帝国和民众暴乱交替而来的王朝循环，也是源出于天意和民意的聚散离合。
书同文，车同轨
天意和民意，是我们洞察历史的两束光源，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两个视点。从这个角度观察开去，我们不但可以将秦帝国和秦始皇看得更清，也可以看清历代的王朝和帝王，看清他们的明处和暗处，他们的光辉和黑暗，看清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们的伟大和渺小。
体察天意和民意，方能通古今之变。古代社会，天意重而民意轻；现代社会，民意重而天意薄。天意超前，民意滞后；天意难测而识者少，民意可察而变数多。不从天意，难以成功；不顺民意，必将遭到功成后的报复。
盖棺论定，秦始皇千秋功罪的评说，还得留待整理秦始皇晚年史实之后。
以史为鉴，当权者顺天重民，调和天意和民意，可谓是须臾而不可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