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采用了不可信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经过别有用心者的改造，套在了秦始皇的头上，这就是本书的第一案，生父之谜的谜底。这个谜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由于史书的误载而引发的编造。
那么，本书的第二案、第三案、第四案——秦始皇的弟弟为什么反叛？嫪毐之乱的真相是什么？昌平君又是什么人？秦始皇后宫的情况为什么没有记载？这些问题的谜底又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解明，秦始皇的弟弟成蟜是韩夫人的儿子，他得到夏太后的宠爱，在他的一举一动后面，处处都是韩系外戚势力的影子。秦始皇的假父嫪毐是帝太后的面首和宠臣，他的起伏成败，不过是赵系外戚势力兴衰的缩影。秦始皇的表叔昌平君熊启，是华阳太后的亲族和亲信，是代表楚系外戚执政的头面人物。至于秦始皇的子女们，他们都分属不同的外戚势力，扶苏应当是楚系的公子，胡亥可能是赵系的公子……如此综合下来，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就在本书第二、三、四案身后浮现出来，这就是秦国王室中不同的外戚集团势力的存在。
历史侦探以为，根据我们破解疑案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这个共同的历史背景，应当就是第二、三、四案共同的谜底。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这三件疑案，是由于史书对于秦国王室中存在不同的外戚集团这件重大的史事失载，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白，造成了历代的不解和误解。如果我们要追究责任的话，司马迁仍然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他没有为《史记》撰写《秦外戚列传》，问题就出在这里。
看来，又是司马迁的错？
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这句话是说，远古以来开创基业和继承祖业的帝王，并非仅仅依靠自己内在的德行，还得依靠外戚的帮助。司马迁所说的外戚，就是帝王的母族和妻族，他们是世袭王权体制下极为重要的政治势力，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非同寻常的作用。对于这一点，司马迁是有相当充分的认识的，所以，他在写《史记》的时候，特意编撰了《外戚世家》。
《史记》是通史，《外戚世家》本来应当从王权世袭的起头开始，从夏商周秦一直追溯下来；但是，翻开《外戚世家》，司马迁的具体叙事，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从刘邦的夫人吕后家族一直到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一族。对于西汉以前历代的外戚，司马迁都一笔带过，省略不记。司马迁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是想隐瞒历史，还是另有原因？历史侦探以为，对于这个问题，还得召唤司马迁出庭作证，请他为自己著作的漏洞作具体的说明。
对于这个问题，司马迁在《外戚世家》中有一句感慨深沉的话，他说：“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这是说，秦以前的历代外戚，由于史料缺乏，已经无法作详细而系统的记叙了。这句话虽然简短，却是直接的证词。看来，司马迁没有隐瞒历史的嫌疑，他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想写秦以前的外戚列传而没有材料，只能暂付阙如，望洋兴叹了。
事情追查到这里，历史法庭可以作出一个比较公正的结论了：一、本书第二、三、四案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史书的失载而引发的诸多盲点；二、这个引发诸多盲点的失载，起因于《史记》缺了《秦外戚列传》；三、《史记》之所以缺了《秦外戚列传》，是因为司马迁没有足够的材料；四、在失载的问题上，司马迁是没有道德和刑事责任的。
历史法庭在作出了上述结论以后，也借此机会表达一点审理之外的看法和希望。首先，历史法庭以为，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工作是有欠缺的，对于因为这种欠缺而引发出来的种种不解和误解，对于因此造成的当事人的名誉损失，我们深表遗憾。其次，作为一种希望，历史法庭建议历史侦探在已有的调查结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努力，考虑能否为《史记》补写一篇《秦外戚列传》，以求为疑案的破解，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对相关历史人物的事迹和名誉，作一个完整的恢复。
历史法庭的希望，对于历史侦探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破案的思路，重在调查和分析；补写的思路，在于综合和叙述。新的综合和叙述，从哪里入手呢？
历史侦探是司马迁的粉丝，《史记》是伴随他一生的读物。他再一次从书架上取出《史记》，尝试为新的挑战寻找灵感和突破口。他翻开《史记》卷七十二《穰侯列传》：“穰侯魏冄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穰侯列传》，历史侦探已经多次读过，这句开场白，已经熟读成诵。他一字一句抄写这句话，似乎有了新的体察。穰侯魏冄这个人，是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弟弟。他的祖先是楚国人，姓为芈氏。历史侦探由此联想开去：魏冄姓魏，魏是魏国王族的姓。秦昭王嬴则是秦始皇的曾祖父，秦国的王族嬴姓赵氏。宣太后是秦昭王的母亲，出身于楚国的王族，楚国的王族熊姓芈氏。……这一句短短的开场白，已经将秦国与楚国和魏国王室间的婚姻关系包含进去了。历史侦探猛然感悟到，补写《秦外戚列传》的突破口或许就在这里？
原来，由于史料的限制，司马迁未能撰写《秦外戚列传》，但是，他将有关秦国外戚的一些重大事情，写进《穰侯列传》中了。相关的线索，还得从秦惠王结婚的事情开始梳理。
秦惠王嬴驷是秦昭王的父亲，秦国的第二十九代王。他十九岁即位，二十二岁行冠礼亲政，二十三岁大婚，迎娶了魏国的王女作王后，生下儿子嬴荡，立为王太子。嬴荡后来继承了王位，成为秦国的第三十代王，是为秦武王。秦惠王娶了魏夫人后，又从楚国迎娶了楚国的王女作侧室，这位楚国出身的侧室夫人，就是后来的宣太后，她出嫁到秦国的当初号为芈八子。芈是她的姓氏，八子是侧室夫人的等级称号。芈八子与秦惠王生有三个儿子，嬴则、嬴悝和嬴市。嬴则后来继承了王位，成为秦国第三十一代王，就是秦昭王。嬴悝后来被封为高陵君，嬴市被封为泾阳君，都曾经是秦国政坛上显贵一时的人物。
宣太后的父亲是楚国的王族。楚国的王族熊姓芈氏，她的姓氏，就是从父亲的姓氏继承来的。宣太后有两位弟弟，她的异父长弟叫作魏冄，与宣太后同母，后来封为穰侯。同父幼弟叫作芈戎，与宣太后异母，后来封为华阳君，秦始皇的养祖母华阳夫人，就是他的孙女。
秦惠王死后，秦武王即位。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被尊为太后，魏系外戚兴起，魏冄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任职用事。秦武王即位的时候，只有十九岁，他强壮有力，喜好武力竞技，网罗了一大批力士在身边，委以重任，陪同进出，一起游戏。秦武王即位的第四年，秦军夺取了韩国的军事要地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武王兴冲冲经过宜阳来到洛阳，聚会喜庆，亲自与力士们比试举鼎，不慎折断髌骨，突然身亡。
秦武王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三岁，他在母亲的主持下，刚刚从魏国娶了夫人，还没有子女。围绕着王位的争夺，秦国宫廷暴发了一场为时长久、影响深远的政治动乱，史称“季君之乱”。以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为首的魏系外戚集团拥立公子壮（号为季君）为秦王，以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拥立嬴则为秦王，秦国政局陷入两君并立的大混乱。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魏冄站了出来，他统领军队，诛灭了公子壮及其支持者，秦武王的母亲惠文后忧虑而死，秦武王新婚的魏夫人被遣送回国。在魏冄的一手主持之下，秦昭王嬴则的王位确立，秦国的政局安定下来，秦国的历史，由此进入了长期稳定、繁荣强盛的扩张时代。
平定季君之乱，拥立秦昭王的关键人物是魏冄。在秦国政局的危难关头，为什么魏冄出面就能够安定秦国政局呢？对于这个涉及秦国政局核心背景的问题，司马迁只用了一句话带过，“唯魏冄力能立昭王”。这句话是说，在当时大混乱的形势下，只有魏冄有力量能够拥立秦昭王。那么，我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唯有魏冄才有安定秦国政局的力量呢？遗憾的是，司马迁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可以说又成了一桩不明不白的历史疑案。
历史侦探以为，在有了破解多个疑案的经验和结果以后，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对司马迁一笔带过的疑问作出合理的解答了。这个答案，就在魏冄的姓氏当中。魏冄与宣太后同母异父，他姓魏名冄，他的姓，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魏是魏国王室的姓氏，魏冄的父亲应当是出身于魏国王室的贵族，宣太后的母亲生下了宣太后以后，改嫁了魏氏，从而，在魏冄的身上，有楚国和魏国两国王室的血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魏冄在秦国王室中就成为一位非常特别的人物：因为父系的缘故，他与秦惠王的王后魏夫人（惠文后）是亲族；因为母系的缘故，他又是秦惠王的侧室楚夫人（宣太后）的亲族。他同时得到两国夫人的信任，成为秦国政坛上一位横跨魏系外戚和楚系外戚的双料人物。
正是因为魏冄的这种特殊身份，加上他本身贤明强干，还在惠文王的时代，他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秦武王即位以后，他更是身居高位，成为手握兵权的重臣。秦武王猝死，以惠文后为首的魏系外戚拥立公子壮，以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拥立公子则，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在这个时候，身居高位，手握重兵，与对立的双方都有深厚关系的魏冄的态度，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如果魏冄倒向魏系，公子壮将确立为秦王；如果魏冄支持楚系，公子则将确立为秦王。
在二者取一的关键时刻，魏冄决定支持楚系，与姐姐宣太后联手，拥立外甥嬴则。魏冄决定支持嬴则为秦王以后，亲自出任将军，统领军队控制了首都咸阳，用武力将公子壮及其支持者一一消灭。在这次巨大的政治变化中，惠文后忧虑而死，秦武王的新婚魏夫人，被魏冄礼貌地送回娘家，既不得罪魏国，也对过世的秦武王有一个妥善的交代。当时的人，都称赞魏冄富于智谋，长于办事，善于做人。
秦昭王即位的时候，年纪尚幼，秦国的政权，由母亲宣太后代理，魏冄成为辅政的第一权臣，直接出面主持国政。在秦昭王在位的五十六年间，魏冄一共五次出任秦国的丞相，在丞相任上当政二十五年之久，成为秦国历史上任职最久的丞相。魏冄文武双全，他不仅善于处理内政外交，还多次亲自出任将军，统领秦军征伐赵、魏、齐等国，为秦国的强大立下了赫赫功勋。在魏冄当政其间，秦国内政稳定，外交活跃，秦军顺利进军关东，逐一击败各国，在争取统一天下的主导权的过程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在魏冄的主导下，秦昭王第一次称帝，向天下显示了秦已经具备了统一天下的意志和实力。
在魏冄辉煌的一生当中，有两项功绩最值得提起：第一当然是他当机立断，平定季君之乱，拥立秦昭王安定秦国政权；第二是他善于用人。白起是秦军的名将，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立下了最大功劳。白起出任秦军大将，是由魏冄推荐的；白起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在魏冄坚定的支持下获得的成功。魏冄为相，白起为将，可以说是秦国历史上最佳的将相组合。正是在这一对最佳组合的合作下，秦军取得了伊阙之战的胜利，彻底打垮了韩国和魏国；也正是在这一对最佳组合的合作下，秦军取得了鄢郢之战的胜利，迫使楚国退出了统一天下的候选人行列。
长平之战，秦军在白起的领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决定了最终统一天下是秦国而不是赵国的大局。不过，此时的秦国，魏冄已经退出政治舞台，获得了胜利的白起，身后没有贤相的支持，受谗言而不得善终，被迫自杀，乘胜攻入赵国的秦军，也因此大败而归，秦国统一天下的时间，由此推迟了四十年，留待秦始皇来完成。
司马迁称赞魏冄说：“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这句话说，穰侯魏冄是秦昭王的亲舅舅，秦国之所以能够东进扩张领土，削弱诸侯，称帝于天下，迫使各国面向西方低头，向秦国称臣，都是穰侯的功劳啊。魏冄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政绩不凡的贤相，也是一位卓尔不凡的贤外戚。他的历史地位，不能局限于秦国的历史，更要在秦统一天下的大视野中予以高度的评价。
在秦昭王时代，魏冄是楚系外戚的头面人物，国内国外的大事，出头露面的多是他。他的姐姐宣太后呢，身居宫中，垂帘听政，是楚系外戚的核心人物。楚系外戚的其他成员，都在她的卵翼之下，分据要职，牢牢地将秦国政权掌握在手中。
芈戎是宣太后的同父幼弟。宣太后出嫁到秦国时，他还在楚国，后来在楚国犯了罪，被迫离开楚国到了东周。宣太后当政以后，芈戎被从东周召到秦国，大受重用，出任丞相，被封为华阳君，成为楚系外戚的另一位头面人物。芈戎、魏冄与宣太后三姐弟，成为长期主宰秦国政坛的三巨头，被称为“三贵”。
当时的秦国政坛，又有“四贵”当政之说。“四贵”的前两贵是穰侯魏冄和华阳君芈戎，另外两贵是高陵君嬴悝和泾阳君嬴市。嬴悝和嬴市是秦昭王嬴则的弟弟，宣太后的两位小儿子，他们也积极活跃于秦国政坛，参与国政，出使外国，领军征伐，成为位尊权重的封君政要。史书上说，魏冄专政擅权，泾阳君和华阳君无所顾忌，高陵君进退不请，秦王大权旁落，四贵私家富于王室。这种说法，出于游士的夸张、政敌的攻击，虽然是偏颇的一面之词，也确实反映了楚系外戚倾权秦国政坛的一面。
宣太后是秦昭王的母亲，三贵的首贵，四贵的后台，势力庞大的楚系外戚，宛若众星拱月一般，围绕着她此起彼落，升降沉浮。秦国的国运和势力，在宣太后与秦昭王当政期间，达到了秦国立国以来的最高峰；不可逆转的秦国统一天下的局势，也决定于这个时期。不仅在秦国的历史上，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宣太后也是一位了不得的女性，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她不仅擅长国事，政绩非凡，而且行事为人特立独行。如果用后来的历史人物来加以比况的话，宣太后可以说是一位“秦国的武则天”。
在《战国策·韩策》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秦昭王即位不久，楚国进攻韩国。韩国多次派遣使者向秦国求救，秦国都不理睬。原因嘛，在于宣太后。宣太后是楚国人，她不久前刚刚为儿子秦昭王从娘家娶了楚夫人，秦楚两国正在新婚的蜜月中，她不愿意与楚国交恶。韩国无奈，再次派遣使者尚靳到秦国面见秦昭王，陈述利害说：“韩国在地理上是秦国的屏障，在外交上是秦国的随从，两国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唇齿相依。如今韩国危急，秦国不予救助，唇亡齿寒是必然结果，望大王再三考虑计量。”
秦昭王将尚靳的话转达给了宣太后，宣太后说：“韩国来的使者不少，唯独尚靳的话还有些道理。”于是同意召见尚靳。宣太后对尚靳说：“贱妾从前服侍先王的时候，先王将他的大腿压在贱妾身上，贱妾感到困乏而难以支撑，先王将整个身子压在贱妾身上，贱妾却没有感到沉重，为什么呢？因为有承宠接欢之利。如今秦国救助韩国，如果不多发士卒，不配备充足的粮草，是难以完成的，仔细计算下来，可以说是日费千金。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将如何回报秦国，使秦国不要感到沉重的负担，而有得利的欢快呢？”
在战国的外交活动中，露骨的利益要求常常会用比较委婉的词句加以文饰，曲折地表达，宣太后直言不讳地要求韩国对秦军的救助行动做出实际利益的回报，可见她快人快语，毫不掩饰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更为奇特的是，对于这件事情，她竟然在外国的使者面前，用自己与秦惠王间的性爱动作为比喻来侃侃而谈。这种在外交场合对于两性关系的话题毫无忌讳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不忌讳两性关系的作风，宣太后不仅流露在口头上，也表现在行动中。义渠，是地处秦国西北边境的游牧民族国家，军力强盛，长期成为秦国边疆的心腹大患。面对国政的如此难题，宣太后挺身施行美人计。她利用义渠王来秦的机会，引诱义渠王私通，生下了两个儿子。就在义渠王戒备松懈的时候，她在咸阳的甘泉宫中设计杀死了义渠王，趁义渠国内无主混乱，迅速发兵攻击，一举将义渠消灭，就地设置郡县，从此以后，秦国的西北边境安定下来。
这件事情，秦昭王不但知情，而且与母亲紧密合作，相互支持。据说，在事情最紧张的时候，秦昭王每日早晚进宫面见宣太后请示商量，完全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宣太后与义渠王的事情，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和《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详细的情况虽然不清楚，古代史上一位奇特强悍的女主形象，却是跃然纸上，令人不得不啧啧称奇。
宣太后养有一位面首，叫作魏丑夫，很得宠爱。秦昭王四十二年，宣太后病重，自感将不起，她下了一道命令，要魏丑夫为她殉葬。魏丑夫惶恐，请了一位叫作庸芮的人帮忙游说，请宣太后千万不要将自己殉葬。
庸芮见到宣太后，谈起了死生知觉的哲学话题。
庸芮对宣太后说：“对于人死后有没有知觉的事情，不知道太后怎样看？”
宣太后回答说：“恐怕是没有知觉的。”
庸芮接着话头说：“以太后的神明悟性，当然知道死者是没有知觉的，不过，既然如此，太后为什么还要将生前所爱的人，埋葬到死者身旁，这不是徒劳而不会有知觉的事情吗？退一步讲，如果死者真的有所知觉的话，先王对太后养面首的行为可以说是积怒已久，太后要去见先王，如今救过弥补尚且还来不及，难道还有余暇去顾及魏丑夫？”
于是宣太后醒悟了，收回了要魏丑夫殉葬的命令。
宣太后要魏丑夫殉葬，见于《战国策·秦策》，也是一件令人深思称奇的事情。
用所爱的人殉葬，在秦国的历史上还有一件更为有名的事情。秦国的第十代国君秦穆公死的时候，曾经用一百七十人殉葬，他生前喜爱的三位大臣，奄息、仲行和鍼虎三兄弟也在其中。这件事情，不仅使秦国人民感到莫大的悲哀，也遭到了各国舆论的谴责，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
不过，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在秦国的历史上，用活人殉葬是一种古来的习俗。这种习俗，在殷商时代已经可以看到，在秦国的历史上，可以明确地追溯到秦国的第六代国君秦武公时代，连绵不绝，一直延续到秦国第二十七代国君秦献公的时代方才废除。正式废除的时间是公元前384年，距离秦穆公用臣下殉葬的公元前621年，已经过了二百三十多年，距离秦武公用六十六人殉葬的公元前678年，已经过了将近三百年。
由这件事情联想到宣太后在两性关系上的种种奇特言行，我们应当认识到，这种比较开放的性观念，不只是宣太后的个人行为，应当也是当时秦国和楚国的古来习俗。秦国和楚国本是蛮夷的国家，与中原各国在文化和习俗上有较大的差异，不可以只是用后来的道德观念来一味地指责，而是应当在历史的演变中寻求理解。
在春秋时代，秦国和楚国被中原各国视为文化落后的夷狄，秦国被视为西戎，楚国被视为南蛮，他们都不是所谓的华夏正统。秦楚这两个特殊的国家，古来就有特殊的关系，两国王室代代通婚，建立起了久远而牢固的联盟关系。与此相应，在秦楚两国的内政上，楚秦两系的外戚也起着相当重大的作用，秦始皇一生中多种疑案的谜底，都纠结在秦国国内楚系外戚的根子上。
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的欠缺，秦楚两国的通婚和外戚的情况是不清楚的。不仅今天的我们不清楚，司马迁的时代就已经不清楚了，所以，一部《史记》对此多是语焉不详，可谓是两千年来的历史黑洞。
深不可测的历史黑洞，不时有惊动世人的火山喷发。公元十一世纪初，以中国的年历计，在北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出土了一件秦代的石刻，上面刻有古朴的文字，全文一共三百二十六字，内容是秦王遣使宗祝（巫师长）向大神巫咸诅咒楚王不道，祈求打败楚国的文章。这块刻石，被称为《告巫咸文》石刻。
《告巫咸文》石刻出土的时候，苏东坡正巧在凤翔府做签书判官，作为州府幕僚，负责文书工作。多才多艺的苏东坡爱好古物，他非常兴奋，将石刻移送到州府的便厅保管，并且作了一首《诅楚文》诗，感慨石刻文内容的古奇，也就出土的情况作了说明。经过苏东坡的介绍，这件事情轰动了当时的文化界。不久，大文学家兼历史学家欧阳修对刻石的文字作了考证，众多的文人学士也纷纷为之题咏、著录和考释，掀起了一阵好古的热潮。后来，爱好文化的风流天子宋徽宗得到这块刻石，将它纳入御府收藏。
北宋是中国金石学（文物收藏和鉴定）兴起的时代，不仅文人学士爱好古物，官府也重视收集。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蔡挺出任渭州知州来到平梁（今陕西平梁），收集到一件石刻，文字内容同《告巫咸文》几乎一样，只是祈祷的大神换成了大沈厥湫。由此，这块刻石被称为《告大沈厥湫文》石刻。蔡挺非常喜爱这块石刻，将它移送到官厅保管。后来，蔡挺调任到南京（今河南商丘）的御史台，这块刻石也就随之到了南京的蔡府。
据说，当时洛阳还出现了另一块文字内容几乎一样的刻石，祈祷的大神是亚驼，被称为《告亚驼文》石刻，也是蔡挺收集到的。不过，这件石刻是一件赝品，大概蔡挺已经看出来了，所以，他没有收藏，而是将它留给了别人。
历经宋金之间的战火，北宋灭亡以后，上述三件石刻都下落不明，原始的拓本也见不到了。到了南宋时代，方才有根据原始拓本拼凑而成的两种拓本出版，被称为《绛帖》和《汝帖》。到了元代至正十九年（1359年），又有一种摹刻的拓本刊行，被称为《元至正中吴刊本》。这三种石刻文的拓本，一直流传下来了。
1934年，著名金文专家容庚先生根据《绛帖》和《汝帖》内容作了历史学的考释。1947年，郭沫若先生又根据《元至正中吴刊本》再次作了考释。1995年，战国史大家杨宽先生又就石刻文的历史背景和诅咒的仪礼习俗作了精密的论证说明，这件一千多年前出土的石刻文的种种情况，大体是清楚了。
历史侦探家传有好古的情结，近年来，对于古代的遗址和出土的文物，更是情有独钟。对于《诅楚文》石刻，历史侦探字字句句推敲，反反复复摹写，不仅赞同三位专家的鉴定，而且深感《诅楚文》的史料价值，还远远没有发掘出来。为了继续发掘《诅楚文》所包含的历史信息，首先将三件石刻文的基本情况简要地归纳如下：
一、三件石刻文，除了祈祷的大神不同，分别为巫咸、大沈厥湫和亚驼外，文字相同，都是写秦王派遣宗祝（巫师长）诅咒楚王不道，祈祷打败楚国的内容，所以，一般通称这三件石刻文为《诅楚文》。
二、三件石刻中《告巫咸文》石刻与《告大沈厥湫文》石刻是真品，作成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年）。当时，楚国发兵进攻秦国，文中所诅咒的楚王就是在位的楚怀王。《告亚驼文》石刻为赝品。
三、《诅楚文》石刻的出土，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古代秦国诅咒巫术的实情实况，文中所揭示的大量史实，更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第一次为我们揭示了秦楚两国三百余年来结盟联姻的秘史。
秦国和楚国之间结盟联姻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秦穆公和楚成王的时代。《诅楚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僇力同心，两邦若壹，绊以婚姻，袗以斋盟。曰枼万子孙，毋相为不利。
首先对文中的字句作简要的解释。秦穆公，秦国第十代国君，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1年在位。楚成王，楚国第二十三代国君，公元前671年至公元前626年在位。僇，通“戮”，意思是并，合。绊，用绳索拴束。袗，读为昣，意思是重申。斋盟，斋戒盟誓。枼，世代。这句话说，从前，我秦国的先君穆公与楚国的成王，合力同心，两国关系紧密若一，又连成婚姻，结盟起誓，告诫子孙万代，不做不利于对方的事情。
秦穆公和楚成王“绊以婚姻，袗以斋盟”的事情，不见于史书记载，《诅楚文》的出土，为我们了解秦楚联姻结盟的秘史，打开了入口。
从《诅楚文》的这句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秦穆公和楚成王的时候，秦国和楚国通过王室间的婚姻结成了盟国，通过联姻结盟的仪式，对神明诅咒起誓，表示信守不渝。“曰枼万子孙，毋相为不利”，应当就是摘录自誓文的短句，申令子孙万代，不做不利于对方的事情。
《诅楚文》在回顾了秦穆公和楚成王开创了秦楚两国联姻结盟的关系以后，笔锋一转，严厉指责楚怀王在国内荒淫无道，在外对秦国背信弃义，“兼倍十八世之诅盟，（率）者（诸）侯之兵以临加我”。倍，通“背”，就是背叛。，通“率”，率领。者，通“诸”。诅盟，诅咒盟誓。这句话指责楚怀王亵渎神明，背叛了秦楚两国十八代的诅咒盟誓，率领诸侯各国的军队进攻秦国。
在这里，历史侦探请读者务必注意“十八世之诅盟”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可以说是破解秦穆公以来秦楚两国关系的密码，秦始皇一生中种种疑案的解答，都在这句话的延长线上。
春秋时代，国家间盛行结盟。结盟有种种方式，通过王室联姻结盟是最常见的形式之一。结盟有庄严的仪式，斋戒，歃血，在神明前起誓信守，诅咒背信，都是内容之一。这里所说的“十八世之诅盟”的“诅盟”，与前面所说的秦穆公和楚成王间的“斋盟”意义相同，都是指秦楚两国通过王室联姻结盟起誓。
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惊！这句话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秘密：自秦穆公和楚成王以来，到秦惠文王和楚怀王的三百余年间，秦楚两国间竟然有十八代的联姻结盟关系。如果这件事情确是历史事实的话，它必将深刻地影响秦楚两国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秦统一天下的历史，也必将深刻地影响秦始皇的一生，甚至影响到汉帝国的建立。
遗憾的是，对于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但司马迁不清楚，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们都不清楚，不但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迷茫的空白，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千古的谜。幸运的是，我们今天有了《诅楚文》所提示的线索以后，终于可以将散见于史书中的一些零碎的材料连缀起来，将这个千古的历史空白填补出来。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作新的历史连接。首先，我们列出秦穆公以来的秦王世系如下（括弧中的数字为世代数）：
秦穆公（10）—康公（11）—共公（12）—桓公（13）—景公（14）—哀公（15）—夷公（16，不享国）—惠公（17）—悼公（18）—厉公（19）—躁公（20）—怀公（21）—昭子（22，不享国）—灵公（23）—简公（24）—惠公（25）—出公（26）—献公（27）—孝公（28）—惠文王（29）
计数秦穆公以来的秦王世系一直到秦惠文王，一共二十代。其中，第十六代的夷公和第二十二代的昭子，都是在王太子时代已经过世，没有享国当政，只是名义上的追尊而已，可以排除出秦王世系表外。由实在的秦王世系算来，从秦穆公到秦惠文王，正是《诅楚文》所说的十八世。秦楚两国绊以婚姻、申以诅盟的联姻结盟关系，经历了十八世，延续了三百余年，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源远流长的秦楚联姻结盟，从秦穆公时代开始。秦穆公晚年，秦国与晋国关系恶化，由友好转为敌对，战争不断。公元前627年，秦晋有崤之战，晋军在崤（今河南洛宁北）大败秦军，以此为契机，秦国开始援引楚国以对抗晋国，秦楚两国间的盟国关系，因联姻而加强。
秦穆公死，儿子秦康公即位。康公时代，秦国与楚国的关系愈益亲密。康公六年，楚国遭遇饥荒，以庸国为首的周边属国叛乱，秦国派遣军队协助楚国平定叛乱，消灭了庸国，送还归楚。这个时候的秦楚关系，被历史学家比喻为同屈同伸的手肘和手臂，誉之为“秦之亲楚，何其至也”。
秦楚两国的联姻结盟关系，到了秦景公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景公的妹妹嬴秦，出嫁到楚国，是楚共王的夫人。景公十三年，秦楚联军进攻晋国。十六年，楚秦联军进攻宋国。就在这一年，嬴秦回到秦国省亲，同时，楚国也下聘礼为公子求取秦妻，通过夫人外交，不断加强两国关系。著名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评论说，秦景公以来，继承父亲桓公的遗志，继续与楚国联姻结盟，共同对抗晋国，“秦、楚间之和好关系，前后几及百年，未或稍衰”。
到了秦景公的儿子秦哀公的时候，秦楚间亲密的联姻结盟关系，发展到了顶点。
秦哀公三十一年（前506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大败楚军，攻占了楚国的首都，楚国几乎亡国，逃亡在外的楚昭王派遣大夫申包胥赴秦告急求援。这件事情，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有名的故事，叫作申包胥哭秦廷，见于《左传》定公四年。
这个故事说，申包胥来到秦国以后，秦哀公未能马上答复，让他回到使馆休息等待。申包胥拒绝休息，在秦廷倚墙痛哭，日夜哭泣失声，七天七夜滴水未沾，终于打动了秦哀公，迅速派遣秦军入楚救援，击败吴国军队，楚国得以重建。
申包胥哭秦廷的故事，当然是带有夸张的传说。秦国之所以出兵救援楚国，并不是因为申包胥的哭声和泪水如何地哀伤动人，而是出于秦楚两国的婚姻联盟紧密无间。楚昭王的母亲是出自秦国的夫人，昭王本是秦国母系的王子，楚国是秦国最重要的盟国。吴国进攻楚国，后面有晋国的支持，秦国与晋国抗衡，离不开楚国的援助。对于当时秦楚两国间的亲密关系，我们可以用同穿战袍衬衣的“袍泽之亲”来加以形容。
秦哀公派遣秦军救楚时，曾经亲自赋诗《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首诗，被保留在《诗经·秦风》里，大意是：谁说没有衣裳？与你同穿一件战袍。君王要起兵，我修整戈矛，与你共同对敌。谁说没有衣裳？与你同穿一件内衣。君王要起兵，我修整矛戟，与你共同备战。谁说没有衣裳？与你同穿一件战裙。君王要起兵，我修整甲兵，与你共同赴阵。比喻同一战壕的战友之情的“袍泽之亲”的语源，就是出自这里。历史侦探奉命补写《秦外戚列传》到这里的时候，情不自禁，生发一句概括性的感慨：“秦楚袍泽之亲，于兹为盛矣。”
秦哀公以后，秦楚两国间的婚姻关系继续不断，到了秦孝公时代，残缺的史书记载中仍然留下了楚国来秦国娶夫人的记载。商鞅来到秦国主持变法，引荐他会见秦孝公的关键人物，叫作景监。景监是秦孝公的宠臣，楚国人，或许他正是与秦楚两国政治联姻有关的人物？
秦惠文王是秦孝公的儿子，他从楚国娶的妻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宣太后。当时号为芈八子，是秦惠文王的侧室夫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秦楚两国的联姻结盟关系，从秦穆公到秦惠文王，正是第十八代。到了秦惠文王在位的最后年间，两国关系破裂，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诅楚文》的产生，就是在这个时候。
秦惠文王死后，儿子秦武王即位。秦楚两国十八代的联姻结盟关系，到此一时中断了。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秦惠文王的正夫人是魏夫人，出身于魏国的王族。秦武王嬴荡是魏夫人的儿子，秦惠文王死后，嬴荡十九岁即位，在位四年。秦武王的婚事，按照母亲的意愿，从魏国王室娶来了魏夫人。秦武王刚刚结婚，就死于举重骨折的突然事故，在他在位的短暂期间，秦楚之间没有婚姻关系。
秦昭王接替秦武王，即位后第二年，从楚国迎娶了楚夫人。这件事，当然是宣太后为儿子做的主。宣太后出身于楚国的王族，亲近自己的娘家，她从楚国王室中为儿子选取了一位自己中意的儿媳妇，将一时中断的秦楚婚姻关系又连接了起来。当时的楚王是楚怀王，是宣太后的亲族，这次联姻，他大为欢悦，断绝了与齐国的友好关系。
秦昭王三年，秦昭王与楚怀王在黄棘（今河南南阳南）相会，秦国将秦惠文王时代从楚国手中夺取的上庸（今湖北竹溪东南）等地归还了楚国，楚国派遣王太子到秦国做质子，秦国派遣军队支援楚国反击齐国、魏国和韩国的联合进攻。秦国和楚国的关系，因为这次婚姻，一时又亲密起来，在秦国国内，楚系外戚势力，也完全控制了政权。
以宣太后为核心的楚系外戚控制秦国政权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将近四十年，将秦国发展成为天下唯一的超级大国，铸成了秦国统一天下的不可逆转的大势。秦昭王四十二年，年老的宣太后因病去世，楚系外戚失去主心骨。在游士范雎的帮助下，秦昭王解除了四贵的权力，两位舅父穰侯魏冄和华阳君芈戎，两位弟弟高陵君嬴悝和泾阳君嬴市都被打发出京，回到各自的封国去安度晚年，楚系外戚势力一时衰落。
不过，楚系外戚的衰落仅仅是一时的旁落，东山再起的新希望，已经开始聚集到华阳夫人身上。华阳夫人是华阳君芈戎的孙女，秦昭王的表侄女，她嫁给秦昭王的儿子安国君，是亲上加亲的政治婚姻。秦昭王四十年，秦国的王太子死去，四十二年，安国君被立为王太子。宣太后是四十二年死去的，看来，宣太后死以前，不但头脑清醒，而且依然管事，她提前安排了安国君与华阳夫人的婚事，力保秦国的王位继续出于楚系夫人所生的王子。
以后的事情，就是我们本书第一案的历史了，华阳夫人和安国君没有儿子，吕不韦说动华阳夫人收养子异为养子，立为安国君的继承人。安国君即位，是为孝文王，华阳夫人成为王后，子异成为王太子。孝文王去世，子异即位，是为庄襄王，华阳夫人被尊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弟弟阳泉君都因为拥立庄襄王有功而显贵。华阳夫人的两位亲族，出身于楚国王系的昌平君和昌文君开始用事，楚系外戚集团再一次回到秦国政权中枢，重新主导秦国政治。
庄襄王嬴异的正夫人被称为赵姬，她来自赵国的民间，绝色善舞而出身平民，最初依附华阳夫人。子异的母亲夏太后是韩夫人，她为儿子物色了一位韩系的侧室夫人，来自她的娘家韩国王室。秦楚两国的婚姻，在庄襄王的时代又一时中断了。不过，与秦武王时代类似，庄襄王在位很短，只有三年。嬴政十三岁即位，二十三岁结婚，他的婚姻，由养祖母华阳太后操办，华阳太后为孙子选定的媳妇，来自她的娘家楚国王室，她同历代的太后一样，处处不忘记援引母国娘家，为楚系外戚的现在和未来做最妥善的安排。
简略清理下来，秦楚两国王室之间十八代的联姻结盟关系，因为石刻《诅楚文》而得到复原，如果加上秦昭王迎娶楚夫人，孝文王的正妻是华阳夫人，秦始皇迎娶楚夫人的婚事，一共整整二十一代，延续了四百多年，不但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也成为解读秦楚关系，解读秦国王政，解读秦始皇疑案的重大历史背景。
历史侦探的追踪调查进行到这里，《秦外戚世家》的大要算是补写出来了，秦国的外戚，主要是楚系外戚当政的历史也由此清理出了一个清楚的轮廓。可以说，外戚当政，是同一政治制度下秦汉历史的基本特点。楚系外戚当政，是直接关系到秦始皇生存环境的基本条件，正是因为这个基本条件含糊不清，所以才引出了历史上诸多不明不白的事情，造成了秦始皇一生中诸多的难解疑案。
这个谜底清楚以后，历史侦探有所感慨，觉得不但澄清了千百年来不明不白的诸多历史事实，为列祖列宗正名辨误，也得到了现代人好奇心的满足，似乎可以班师回朝，就历史法庭的希望作一完整的交代，开庆功宴了。不过，历史侦探多疑而好钻牛角尖，在鸣金收兵之前，他心里还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不搞清楚的话，他心里不踏实，喝酒不痛快。这件令历史侦探放心不下的事情，就是史书中为什么没有留下秦始皇时代有关外戚势力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楚系外戚的详细信息，害得他最敬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先生写不出《秦外戚世家》来？
历史侦探在重读《史记·穰侯列传》时有一种感受，《史记·穰侯列传》不仅写了穰侯魏冄，而且将宣太后、华阳君芈戎、高陵君嬴悝和泾阳君嬴市等属于芈氏外戚集团的成员都写了进来，明确将秦昭王时代楚系外戚当政的历史作了叙述，可以说是一部局限于秦昭王时代的秦外戚列传。秦昭王时代以前的外戚，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他无法撰写，对于这一点，历史侦探完全能够理解，也用《诅楚文》的石刻史料做了一点世系连续的补充，算是聊可告慰先师史圣于天国了。不过，历史侦探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对于秦昭王以后的秦国外戚的情况，司马迁为什么也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加以撰写呢？
从历史时代的连接和顺序来看，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孝文王在位三天，庄襄王在位三年，接下来就是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由于孝文王和庄襄王在位时间太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此我们可以说，秦国的历史，在秦昭王时代之后，紧接着就是秦始皇时代了。秦昭王以后有关秦国外戚的材料欠缺的事情，基本上缺的就是秦始皇时代的史料。
我们已经讲过，秦国的历史，司马迁主要是根据秦国的历史记载《秦纪》等官方史料撰写的。秦始皇的时代，距离司马迁的时代较近；秦昭王的时代，距离司马迁的时代较远。依据常理，到了司马迁的时代，有关秦始皇的史料远比秦昭王多。事实也确是如此，一部《秦始皇本纪》，不但远比《秦本纪》中有关秦昭王的部分多得多，甚至比整个《秦本纪》的量还多。但是，如果就《史记》中有关秦国外戚的纪事来看，秦昭王时代相当多，秦始皇时代几乎没有，这就不能不说是非常奇怪了。
奇怪的事情，一定有之所以奇怪的理由。正如司马迁自己所抱怨的，对于秦始皇时代的外戚，他不是不想写，而是苦于秦国政府的记载中没有留下有关的材料而写不了。那么，为什么在秦国的官方记载中独独缺少了秦始皇时代相关外戚的记载呢？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侦探经过调查以后，终于在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贾谊的《过秦论》中找到了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就是：“秦俗多忌讳之禁。”
贾谊的这段文字是这样的：“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贾谊在这里说，从秦始皇、秦二世到秦王婴亡国期间，秦国并非缺少有思想、有见解、明了时势的人，而是这些人不敢站出来讲话。这些人之所以不敢站出来讲话，是因为秦国各种忌讳多，是一个言论自由受到钳制的国家。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民间人士，都不能据实而言，都不敢尽忠拂过，否则的话，将会被治以重罪，忠言还没讲完，就已身死人亡了。
秦始皇以来，“秦俗多忌讳之禁”的国情，是贾谊在总结秦王朝之所以迅速灭亡的原因时指出来的。在秦始皇时代的多种忌讳当中，有关楚国外戚的事情就是政治上的一大禁忌。史书中不时散见的一些有关秦楚关系的暧昧话语，如“秦灭六国，楚最无辜”“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等，都应当是与这种禁忌有关。考究起来，这种禁忌，产生于秦始皇对于长期控制秦国政权的楚系外戚势力的反感和反抗；这种禁忌，形成于他独特的出生和成长环境，在华阳太后死后开始显现，在昌平君反秦后定形。
我们已经讲过，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嬴异之所以能够成为王太子继承人，是因为他投靠了楚系外戚，被华阳夫人收为养子的缘故。嬴异从邯郸回到咸阳，娶了韩夫人生下成蟜以后，尚在邯郸围城中的嬴政之所以没有被取而代之，也是靠的华阳夫人和楚系外戚的庇护。庄襄王即位，华阳夫人被尊为太后，威临国政，以昌平君为代表的楚系外戚再次进入政权的中枢。
嬴政十三岁即位以后，政权由华阳太后、夏太后和帝太后三位太后代理，楚、韩、赵三种外戚势力并立。三位太后三种外戚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仍然是华阳太后和她身后的楚系外戚。夏太后死去，经过成蟜之乱，韩系外戚衰落。嫪毐之乱后，帝太后被放逐，赵系外戚没落。这个时候，以华阳太后和昌平君为代表的楚系外戚达于顶峰。
由此可见，从嬴政的出生一直到他成人，他一直生活在华阳太后的庇护和掌控之下。不仅他，连他父亲的政治生命，都掌握在以华阳太后为核心的楚系外戚手中，华阳太后和楚系外戚始终威临他的身后，成为他生存的基本环境。他在这种生存环境中的感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作如芒在背。这种如芒在背的滋味，是又爱又恨又怕，宛若儿童长期在长者的威压管教之下不得不自我压抑，强忍心中愤懑，一旦时机来临，将会一一发泄出来，反抗报复。
嬴政与华阳太后之间的这种关系，在秦汉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以大家比较熟悉的事例来比况的话，就是汉武帝与祖母窦太后的关系。汉武帝十六岁即位，急于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大胆任用新人，积极提倡儒学，变更制度，推陈出新，惹得保守而喜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不高兴，一巴掌打下去，结果是新人解职下狱，儒学废除不行，年轻的汉武帝不得不老老实实蛰居沉默，韬光养晦，一直等到窦太后过世以后，方才卷土重来，清除窦氏外戚的影响，重新构筑政权，再一次推行新政。
在秦国的历史上，直接可以比况的相似类型，就是秦昭王与以宣太后为中心的楚系外戚间的关系。可以说，秦始皇时代的华阳太后相当于秦昭王时代的宣太后，秦始皇时代的昌平君熊启相当于秦昭王时代的穰侯魏冄。宣太后在世的时候，秦昭王多年处在母亲的威压下，受到以舅舅魏冄为头面人物的楚系外戚的掣肘，并没有完全掌握政权。华阳太后在世的时候，秦始皇也始终处在养祖母的威压下，受到以表叔昌平君为头面人物的楚系外戚的掣肘，也没有完全掌握政权。宣太后去世以后，秦昭王放逐了以穰侯魏冄为首的楚系四贵，大权独揽。华阳太后去世以后，秦始皇放逐了昌平君熊启，大权独揽。秦昭王与秦始皇，在类似的历史条件下，经历了类似的成长历程。
华阳太后去世，在秦王政十七年，这一年，嬴政三十岁。昌平君熊启被放逐，在秦王政二十一年，嬴政三十四岁。所以说，秦始皇直到三十岁以前，并没有真正掌权，也没有独裁专权的条件；他开始独断乾坤，是在三十四岁以后，这个时候，距离秦统一天下，只有短短的五年，他在统一天下过程中最实实在在的功绩，都集中在这一段时间。
以穰侯魏冄为首的楚系外戚，被解除权力以后，回到自己的封地安度晚年，不但都是善终，而且由于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的婚姻关系而埋下了东山再起的伏笔。以昌平君熊启为首的楚系外戚，却因为昌平君反秦复楚，成为被牵连的乱党，秦国的罪人。在这桩牵连广泛的重大事件中，秦始皇的王后楚夫人和长子扶苏也难免受到影响。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秦始皇二十二岁行成人礼，开始亲政，二十三岁迎娶楚夫人。他的婚姻，由华阳太后一手包办，新夫人来自楚国，是华阳太后的亲属，昌平君的近亲，是楚系外戚挑选出来的一位新的“华阳夫人”。长子扶苏出生以后，上面有老太后的庇护，后面有楚夫人的爱护，左右有昌平君等楚系权势人物的支持，继承人的地位是早早就稳固成形了。
然而，华阳太后过世，特别是昌平君反秦复楚以后，形势急转直下，楚系外戚土崩瓦解，王后失势，扶苏失去了支持的基础，作为继承人的根基发生动摇。可以想见，在秦国王室和政府内部，围绕着王位继承人的问题，当是又有一番激烈的争夺。也许，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秦始皇不得不将正式册立太子的事情搁置，留待将来再作定夺。从以后的事情发展来看，他看重扶苏的心情大概是没有改变，一直给予扶苏特别的机会和待遇，但是，他对扶苏的楚系背景始终心存忌讳：他与楚系外戚有说不清道不尽的恩怨，他对楚系外戚怀有强烈的戒备心，他担心扶苏即位后政权再一次落到楚系外戚的手中，又会引发政治上的震动。也许，这就是他迟迟不立太子，直到临终还在扶苏和胡亥间摇摆的重要原因？
秦国政治中的这些忌讳，是秦始皇一生中难言的隐痛。秦国的史官，面对这一段曲折的历史，大概只能隐瞒删除，语焉不详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史书中关于秦始皇的纪事，相当于在秦昭王的纪事中有意删掉了宣太后和魏冄等人，这就必然地留下了诸多的空白。秦始皇一生中诸多不可解的疑团，最古老的谜底之一应当就在这里。
至于史书中为什么也没有留下有关秦始皇其他后宫的消息，历史侦探以为，这件事情，在楚系外戚的忌讳之外，应当还与焚书有关。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为了消灭六国人民对于故国的记忆，下令将各国的史书通通焚烧。在焚书的行动中，秦国的史书不在焚烧之列。我们已经讲道，秦王的夫人们来自各国的王室，有关她们的记载，都涉及六国的娘家，等于是一种别样形式的六国历史。也许，为了彻底消除六国的历史记忆，秦政府不但将楚系外戚和后宫的记录，也将其他后宫们的记录做了删除，由此不再见于秦国史官的记载？
往事遥远迷茫，对于秦代的事情，百余年以后，司马迁已经是不清楚，两千年后，我们再来追究这一段历史时，借助于新史料的发现和认识方法的改进，通过增补订正，可以更加逼近真实，但仍然不能知道得明明白白。点滴史料和无穷史实之间的落差，是古代史的宿命，也是古代史的魅力，我们必须不断地通过联想作连锁式的考证，再用合理的推测去填补历史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