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月4日，一个寒冷的冬日。
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却正在进行一场有21人参加的热烈讨论。一位年近四十的壮汉被推为主席，他乃是前清禁卫军管带、北洋政府总统府军事参议、中国现代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蒋百里庄严宣布：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会议首先由一位23岁的青年西谛君报告本会发起经过。西谛此时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一名学生，却在文学方面具有极强的活动组织能力，他日后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郑振铎。
郑振铎报告说：1920年11月间，有本会的几个发起人，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出版一个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征求了好些人的同意，但因经济关系，不能自己出版杂志，便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接洽。商务印书馆只答应改组《小说月报》，上海的同志沈雁冰君来信，亦说他编辑的《小说月报》“内容虽可彻底的改革，名称却不能改为《文学杂志》”。北京的同志遂于11月29日借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开一个会，议决积极筹备文学会的发起，并推郑振铎起草会章，决定暂以《小说月报》“为文学杂志的代用者”。12月4日，又在万宝盖的耿济之的住宅开会，讨论并通过会章，共推周作人君起草宣言书，决定以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12人的名义发起本会。遂在京内各日报、杂志发表本会之宣言与简章，并征求会员入会。两周后入会者很多。12月30日，又在耿宅开会通过加人本会之会员，议决于1921年正月4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成立会，并议定成立会秩序。至此，本会筹备发起之事遂完全告竣。
郑振铎报告后，21人对会章逐条讨论、修改、表决。然后，以无记名方式投票选举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选举毕，提前摄影。摄影后，又讨论了如下七个问题：
（甲）读书会议决分为若干组，以便进行，并推举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许地山四君为读书会简章起草员。
（乙）基金募集问题议决随时由会员募集之。并以《小说月报》稿费1／10，捐人本会，为基金。
（丙）图书馆问题议决以基金未募得，暂缓组织。第一步先由各会员把自己所藏之书，开一目录，交于书记干事，汇齐付印，交给各会员，以图相互借书之便利。
（丁）会报问题议决每年出版四册，材料取给于读书会及本会各种纪事。
（戊）丛书问题略加讨论，未议决。
（己）讲演会议决随时举行。
（庚）会址问题暂时不设会址，借书记干事寓所为接洽一切会务之处。
讨论竣，茶点，谈话，至晚6时始散会。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社团就这样成立了。
其实，文学研究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9年11月。当时，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人，在北京创办了旬刊《新社会》，他们均是社会实进社的成员，创办这个旬刊，旨在倡导社会改造和平民教育。然而半年后《新社会》被政府查禁，他们又办了一份月刊《人道》，才出一期又因政治压迫而停刊，于是，创办一份新的刊物，并进一步组织一个新的团体，借文学的力量来改造社会，成为这些人的迫切需要。
恰在同一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总校对，年仅25岁的沈雁冰，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也是1919年11月，身兼《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主编的王莼农（名蕴章，别号西神），决定《小说月报》从1920年起用1／3的篇幅提倡新文学，拟名为“小说新潮”栏，请沈雁冰主持该栏实际编务。于是，拥有10年历史的作为旧文学顽固堡垒的《小说月报》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决口之下，难有完堤。“小说新潮”以外的其他栏目也在渐渐“新文学化”。到了1920年的第10号，《小说月报》取消了新旧小说栏目之并置，“一律采用‘小说新潮’栏之最新译著小说，以应文学之潮流，谋说部之改进”。资方和读者两方面的压力使《小说月报》的完全新文学化成为大势所趋，终于到1920年底，王药农辞职，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从1921年第12卷第1号起全面革新。京沪双方一拍即合，《小说月报》从它的新生之日起，便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刊物。
此后，文学研究会又相继创办《文学旬刊》（先后改名《文学》周刊、《文学周报》）、《诗》月刊，编印《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周报社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和《小说月报从刊》等六类丛书近300种。1932年《小说月报》因战事停刊后，文学研究会无形中解散，但其丛书仍继续出版到1941年。后来傅东华、王统照主编的《文学》，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则可看做是文学研究会的余波。
作为文学研究会核心人物之一的沈雁冰，在谈到文学研究会时，总是不遗余力地辩解文研会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强调它“是一个非常散漫的文学集团”，说“改组后的《小说月报》一开始就自己说明它并非同人杂志”，“事实上，它始终是商务印书馆的刊物”。他还说，“从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和简章中，可以看出，文学研究会并没打出什么旗号作为会员们思想上、行动上共同的目标。在当代文学流派中，它们没有说自己是倾向于那一派的”，“宣言及简章中并没半句话可以认为是提倡‘为人生的艺术’”。
沈雁冰之言确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的大肆辩解不能不令人对其良苦用心有所探究。沈雁冰在文学界可以说是“诸葛一生惟谨慎”，极为明智清醒。他对自己在文学上做出的巨大贡献深藏着无可置疑的自信，所以他宁愿将种种矛盾留到身后而不愿在现实生活中引来过多的麻烦。几十年动荡的政治风波，使他对“团体”、“派别”怀有敏感的警觉。仔细分析他那些辩解的语境和语义，可以断定，沈雁冰的用意在于，竭力淡化文研会与创造社的争论与对立，消除文研会留给人们的“党派”色彩，努力显示自己并未参加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党外小团体，特别是文研会后来走向不同道路的良莠不齐的那些成员，沈雁冰更不敢引为“同志”。
的确，与严格的政党相比较，文学研究会算是“非常散漫”的。但是，若以文学集团的角度来看，则不能不承认它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上，不乏形形色色的文学集团、流派，但是，有正式的宣言、正式的简章、明确的组织机构、固定的机关刊物、系统的组织活动，从酝酿成立到展开工作的有筹谋有步骤有分工，特别是鲜明地提出以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为己任并为之不懈地一致奋斗，由这些特点所凝成的一个“现代”式的文学团体，则无疑可以说，文学研究会是破天荒的。
文学研究会的宣言说他们发起这个会，有三种意思。一是“联络感情”，希望“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文研会的“中心”意识非常明确，他们是要借团体的力量，占据文学中心，夺取现代文学的话语权。二是“增进知识”，希望“渐渐改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文研会的“增进知识”实际上是“统一知识”，进而统一公共的话语空间，以实现文学的所谓“进步”。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从这一点更可以看出，文研会要彻底改变文学的无计划无政府状态，要造成一个文学的大托拉斯，把文学纳人整个“人生事业”的系统运作之中。
在《文学研究会简章》中，第一条是命名，第二条是“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这一宗旨包揽了当时中国文学事业的全部。另外八条，则分别规定了人会条件和程序、本会事业、会议召集办法、选举制度、费用来源、分会制度、修正办法等。如此严密有序的“简章”，在中国文学史上可称亘古未有，这本身即可充分说明文学研究会至少在它成立之初，已是一个颇具会党面目的“组织”。
文学，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本来是最无组织、最无计划的。《文心雕龙》云“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然而，由自然情意生发出来的文学进入社会人生的大系统后，与这个系统的其他要素彼此作用，便产生了相互制约的复杂关联。所以，文学一方面是混沌的，另一方面又是有序的。它的混沌或有序与整个社会的演进状态保持着密切而微妙的关系，故《文心雕龙》又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漫长的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的主要社会作用是“原道”、“征圣”、“宗经”，对维系社会统治发挥辅助教化的功能。然而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撞击以后，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残酷而悲壮的现实境况中，这个民族开始意识到，不富强就无以生存，而不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无以富强。这个民族不是没有资源，不是没有钱财，不是没有技术，不是没有骨气，更不是没有人力，没有精英，而是没有把这一切集中起来进行有效运作的一个体制。因此这个国家才四分五裂，兵连祸结。而要建立起一个集中全民族精神能量与物质能量的体制，首要的一点和标志性的一点在于，这个民族的话语必须统一，思维模式和情感方式必须统一。无论对于民族的前途来说是悲剧、喜剧还是闹剧，这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严峻现实。表面看去专制无比的封建政府，实际上远不能控制和领导纵横万里的泱決大国。现代型的民主国家，权力虽非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却能集中在一个“民族意志”之下，为本民族的利益而运作。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理性”问题。只有在理性的筹划与监控之下，这样的现代权力才能诞生和成长。于是，“组织起来！”就成了国家富强的第一要著！
10个军人可以消灭100个武装平民，因为军人是有组织的；一个生命可以抵御亿万病毒的侵袭，可以愈合肌体创伤，可以大量占有和毁灭非生命物质，因为生命是有组织的；一个政党可以从无到有，从星星之火到療原烈焰，因为政党是有组织的。“组织”的威力随着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飞速进步愈来愈为人们所发现和重视。石墨和金刚石是由相同的元素所构成，区别只在于“组织”方式不同。20世纪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系统论、结构论思想的发展，“整体”的观念、“组织”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一个劣势系统如果要赶超优势系统，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最佳的选择便是调整自身的组织方式和组织状态，因此当一个落后民族发现自己的组织状态很糟糕甚至根本谈不上有组织时，它自然会从心底迸发出一声呐喊：“组织起来！”从清王朝的覆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38年间，正是中华民族重新建构自己的组织状态的大调整、大转型的历史时期，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意识形态，总体的趋势都是走向组织、走向计划。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则标志着民族文化中最自由的一部分也开始列队看齐——计划文学萌芽了。
计划意味着效益。文学研究会其实还谈不上具有详细的计划，只是有一份大体的粗线条的纲领而已，但他们凭此就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战果。
在创作上，文研会标举“为人生”的大旗，普遍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注重文学的真实性，注重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成就，写出了包括“问题小说”、“乡土小说”等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
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超人》、《悟》提倡：“世界是爱的，宇宙是大公的，因为无论何人，都有一个深悬极爱他的母亲。……有了母爱，世人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这是冰心问题小说最显著的特色。而庐隐的《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则与冰心相反，充满了苦闷、焦灼和冰冷、仇恨。许地山的《命命鸟》、《商人妇》、《换巢鸾凤》，是“穿了恋爱的夕卜衣而表示了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宣扬一种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同时又积极向上的处世哲学。王统照的《微笑》、《沉思》，叶绍钧的《隔膜》都是赞颂“美”和“爱”对于人生的力量。这些“问题小说”有的发表于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但文研会倡导“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使问题小说在1921年达到了创作的高潮。
问题小说过去之后的乡土小说取得了更加坚实的成果。1921年，周作人号召作家“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自己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认为“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应该是新文艺的特性。鲁迅的《风波》、《故乡》则成为乡土小说的典范。一时涌现出王任叔《疲惫者》、彭家煌《陈四爹的牛》、鲁彦《菊英的出嫁》、许杰《惨雾》、蹇先艾《水葬》、徐玉诺《一只破鞋》、许钦文《疯妇》、台静农《蚯蚓们》等名篇佳作，描写衰败农村的痛苦生活景象、美丽的田园风光、野蛮的乡风陋习、愚昧而纯朴的农民，从中传达出对故土的怀恋、忧虑。乡土小说的兴盛，使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在中国产生了大规模的影响。
文学研究会的诗歌创作也在20年代的诗坛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作人、刘半农、刘大白、叶绍钧、刘延陵、朱自清、冰心、俞平伯、王统照、徐玉诺等都出版过个人诗集。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新诗专刊《诗》月刊，发表诗作、译诗、诗评，促进了当时新诗的发展，特别在新诗的散文化和小诗的风行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代表性的诗作有朱自清《光明》、《毁灭》，周作人《小河》，徐玉诺《将来的花园》，冰心《繁星》、《春水》及八人合集《雪朝》等。
文研会在散文等方面也取得了很丰厚的收获。
创作之外，文研会将大量精力投入外国文学的评介工作。《小说月报》革新后的11年内，共译介各种作品804篇，涉及39个国家的304位作者。在文研会出版的240多种丛书中，外国文学译著达120多种，超过了50%。
文研会“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当时，由于俄国近代文学很多是描写下层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其中表现了“改良生活的愿望”、“社会思想和社会革命的观念”，于是，《小说月刊》非常重视，陆续翻译了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安德列夫等人的作品。《小说月报》曾出版《俄国文学研究》专号，《文学周报》曾出版《苏俄小说》专号。
对于捷克、小俄罗斯、芬兰、保加利亚、新犹太、波兰、亚美尼亚、塞尔维亚等北欧、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文研会也积极进行评介。《小说月报》出有《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裴多菲、显克微奇等著名文学家都得到过介绍。
《小说月报》还出过《法国文学研究号》、《拜伦纪念号》、《安徒生号》、《现代世界文学号》、《霍普德曼研究》、《芥川龙之介研究》等专号，广泛介绍了巴尔扎克、乔治桑、莫泊桑、菲利普、法朗士、缪塞、泰戈尔、本间久雄、厨川白村等世界文豪，同时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等思潮引人中国，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如果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很难想象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
文研会的简章中还包括“整理中国旧文学”一项，沈雁冰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说：“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1923年郑振铎接编《小说月报》后，从第14卷第1号起增加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栏目，提出“要以科学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下去”。1926年，《小说月报》编印了《中国文学的研究》特大增刊专号，刊载了39位研究者的67篇论文，内容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直到明清小说，还包括儿歌、民谣、谚语等民间文学，集中体现了文研会成员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劳动结晶，其中成绩卓著的有郑振铎、沈雁冰、顾颉刚、郭绍虞、赵景深、徐调孚等。此外，周作人《圣经与中国文学》、《文学上俄国与中国》，沈雁冰《中国神话的研究》，郑振铎《中山狼故事之变异》，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等文章，则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作。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文研会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组织”发生了碰撞和冲突。
第一个对手是长期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学阵营。文研会是在“破”中“立”起来的，《小说月报》原本是鸳鸯-礼拜六派的大本营，1910到1920年已经经营了十年。然而，沈雁冰对《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使得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文研会锋芒毕露地批判旧文学“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简直是中了‘拜金主义’的毒，是真艺术的仇敌”、“是摧残文艺萌芽的浓霜”。所谓鸳-礼派其实并非一个文学流派，他们是真正的无组织无纪律无宗旨无计划的一群“文学个体户”，当然抵挡不住新文学铁甲军团的冲杀，很快便败下阵去。
第二个对手是学衡派。学衡派以几个“学贯中西”的名教授为核心，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反对文学进化论，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文研会诸君也都是学贯中西的强将，他们从中、西两方面对学衡派展开了双线进攻，又加上一位伟大的外援——鲁迅，终于打得学衡派在中、西两方面都大失面子，最后只好噤若寒蝉，等待后人为他们找补几句公道话了。
第三个对手才是文学研究会的劲敌。正是这个对手使得沈雁冰在耄耋之年还小心翼翼地矢口否认文研会是一个“组织”。
此话还须从头说起。
在民国初年的留日中国学生中，颇有几个“不肖生”式的人物。根据陶晶孙后来的回忆，叫做“没出息”。“当时大部日本留学生，仍免不了有科举思想，以为得了文凭回国可猎官，他们以为你们不务正业，仅和下女调笑，谈恋爱，算什么东西。”然而“混世魔王”却往往能够真的成为风云人物。在东京帝国大学里，就骚动着几位这样的“天才”。他们是学医的郭开贞、学经济的郁文、学造兵的成灏和学地质的张资平。他们所学的专业并非是其志愿所在，张资平说：“在那时候，留学生只想获得官费，对于专门是否适合于自己的本性，却罕有人加以注意。”共同的志愿把这几个不同专业的青年拉到了一起，那共同的志愿是什么呢？用张资平的话说，叫做“发表欲都很强”。特别是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留日学生中办文艺刊物的思潮深深感染了这几个年轻人。郭开贞的一些作品，得到宗白华的赏识，发表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这使得郭开贞增加了要办一个“组织”的信心，郁、成、张三人，都很钦佩郭。他们相约，“把自己所写好了的文章都拿出来公评。汇集得相当量时，即设法刊行同人杂志”。张资平说他与郁、成“有一次在夜深风冷中站在日本皇城的外濠边为同人杂志的进行相对叹息，此情此景真是不堪回首”。
1918年的暑假，在福冈的箱崎湾海滩，郭开贞与张资平不期而遇，两人商定了出同人刊物之事。郑伯奇后来认为“这可说是创造社的受胎期”，成仿吾则强调得更早：“沫若与我，想约几个同志来出一种文艺上的东西，已经是三四年以前的事。那时候胡适之才着手提倡口语的文学，文学研究会这团体还没有出世。”然而这几个“不肖生”似乎个人能力极强，组织能力稍差，同人刊物迟迟不见问世。成仿吾认为“东京的留学生能把中文写通顺的都没有好几个人，更说不上什么文学”。他主张“慢慢地搜集同志，不必着急”。此后又屡经波折，反复谋划、筹备，一个精锐的文学“组织”终于在1921年6月下旬成立了。1921年9月29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了《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预告说：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预告中所列创造社同人为：田汉、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社址为上海马霍路德福里320号。
这则预告值得注意之处是，其矛头不是指向旧文学，而是断然指向“文化运动”，指向“新文艺”，带有浓烈的党争气息。围绕“计划文学”话语权的战斗，从此揭开了序幕。
在此前后，“创造社丛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陆续刊行。第一种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第二种是朱谦之的《革命哲学》，第三种是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第四种是张资平的小说《冲积期化石》……这些作品成为创造社进攻擂台的有力资本，而作为创造社主阵地的《创造》季刊，则到1922年5月才与世人见面（版权页署为3月15日）。
在创刊号上，郁达夫发表了《文艺私见》，认为“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要大批评家才能看出其好处，而中国“现在那些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都是“假批评家”，只有把他们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去”，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才能“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郭沫若则在《海外归鸿》一文中指责中国的批评家“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作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场，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团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先入之见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甚么自然主义啦，甚么人道主义啦，要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
这里的矛头所指，已经不言自明了。创造社一出场，就迎头给了文学研究会三板斧。来势之猛，用语之甚，令对手不得不拔剑相迎。其实，文研会发起之时，郑振铎就慕名写信给在东京的田汉，邀他和郭沫若一同加入发起人之列，但田汉没有答复，那时，创造社的发起，正紧锣密鼓地进行。1921年5月初的一天，郑振铎、沈雁冰邀请回到上海的郭沫若共游风景美丽的半淞园。饭后，郑邀郭加盟文研会，郭婉词拒绝，表示愿在会外帮忙。于是，“太会拉人”也成了以后创造社攻击文研会的一项罪状。
文研会与创造社的冲突，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相轻和门户之争，而是一场带有明显的“谁主沉浮”性质的主流话语大角斗。大战延续三年，相持不下，最后文研会挂出了免战牌：
本刊同人与笔墨周旋，素限于学理范围以内，凡涉于事实方面，同人皆不愿墨辩，待第三者自取证于事实。……如以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羌无佐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
所谓“限于学理范围之内”之笔墨周旋，实在只是文人的理想。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坛，“学理”远非第一要著。计划、如何计划，组织、如何组织，才是问题的焦点。文研会与创造社的争论一时止息了，但潜在的“两条路线”之争，事实上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左联”到延安，从反右到“文革”一架巨大的文学“组织”机器像一个旋转的椭圆，两个圆心互相绞杀又互相支撑着……
创造社当然并非仅仅作为文研会的劲敌而存在。它自有一系列成套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成绩。
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说：“如果我们把内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那么艺术与人生便两方都不能干涉我们，而我们的创作便可以不至为他们的奴隶。”
过去曾有一种十分简单化的认识，以为文研会是“为人生而艺术”，创造社是“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创造社最看重的乃是“内心的要求”。于是，自我表现便成了创造社从理论到创作的最大特征。即便在论争中，创造社也给人以“太能骂人”的感觉。如成仿吾的如下评论：
“哈哈！好了！不要再抄胡适之的名句了。”
“这还不能说是浅薄，只能说是无聊。”
“这是什么东西？滚，滚，滚你的！”
“朋友！说你的不是诗，可是吗？恭恭敬敬的回答，先生，正是呢！”
……
创造社表现自我的作品大体上有青春的悲哀、婚恋的痛苦和人生的苦闷几个方面，当然，这几方面有时是互通的。郁达夫的《沉沧》诸篇，郭沫若的《落叶》、《残春》、《喀尔美萝姑娘》，倪贻德的《玄武湖之秋》，都宣泄了青年对爱的渴求和得不到满足的悲哀，引起了广大青年的共鸣。成仿吾的诗歌《海上的悲歌》，周全平的小说《林中郑伯奇的一些爱情诗则表现了不幸的爱情婚姻所带来的深深的痛苦。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郁达夫的《还乡记》、《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则表现了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生苦闷。这些作品都不以写实见长，而是赤裸裸地直抒胸臆，任凭情感流露宣泄。这似乎更加符合“五四”时代的自由解放精神。不过，自由发展到极致，有时会转向自由的反面——专制。这在成仿吾对鲁迅小说集《呐喊》的胡批乱砍中已见端倪，成仿吾认为《呐喊》的大部分作品只是描写、再现和记述，不符合文学创作应源于“内心的要求”、“自我的表现”这一类原则。到了1925年以后，创造社发生了重大的转向，着重点越来越趋向“革命文学”。所以有人说：“1928年以后，后期创造社已经不适宜再被称为一个文学流派，而只是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在新文学运动中发挥着其更为重要的作用了。”的确，创造社对外猛烈的征伐、内部无情的争斗，使它将自己调整得更像一架时代的机器。到1929年2月7日，创造社及其出版部被政府查封，但创造社的精英和精神并没有星散，而是很快便汇入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左联之中去了。左联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计划文学的正式开端，而文研会和创造社的发起，则是这个开端的预演和萌芽。
1921年，除了文研会和创造社，还有其他一些文学社团和派别也“组织起来”了。
1921年9月，在美国波士顿美东中国同学会年会上，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Babbite）作了题为《中国与西方的人文教育》的演说，认为中国“万不能忽视其伦理的一面，也万不能成为假伦理，而假如贵国对今日西方流行的若干观念不加批评地予以接受的话，就很可能产生这种成为假伦理的结果。明白说来，贵国很可能失去贵国的伟大而文明的过去中的精粹，却并未能得到西方的真正文明”。白璧德呼吁建立“人文国际”，发扬中西方各自的文化传统，他的几个来自北京清华学堂的学生梅光迪、吴宓、胡先骑深受影响。吴宓发表了《论新文化运动》。三人回国后，聚集到南京东南大学，坚定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共同志向，遂于1922年1月创立《学衡》杂志社。《学衡》从1922年1月一创刊，就攻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创刊号上的宗旨曰：“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90年代以来，颇有一些为学衡派鸣不平的言论，似乎学衡派真的很有学问，真的很平和公正，把握了中华民族应该前进的正确方向。其实，世上焉有先在的“中正”？任何言论必须置于当时当地的语境中去考察。按学衡派当年的宗旨所倡，结果无非是要中国“不动”而已。反对改革的人们总是诡辩说：“你先不要急于改革，你先应该研究清楚你要改革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有哪些该保留，哪些该扬弃？再研究一下改革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再研究一下你的立场和出发点是什么？还有你的改革方案是否可行，副作用如何……”听起来很有“学理”，实际上是一派狗屁！在需要改革的时代站出来显示“公正”，实际正是偏颇和伪善。从个人心理上分析，不是迂腐、糊涂，就是故作冷静以掩饰自己在选择判断上的无能。学衡派的人说起来也还都是有些学问的，只是自视太高了点（故作冷静者都深藏着极大的自傲），其实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虽然《学衡》由上海中华书局发行了8年共79期，但未经几个回合就被文研会为主力的新文化阵营所击溃。与《学衡》相呼应的还有1922年3月创刊的《文哲学报》季刊，1922年6月创刊的《湘君》文学季刊，1923年9月创刊的《华国》月刊以及《智识》旬报、《国学季刊》等。这些守旧复古的思想不能成为强有力的“固体粘合剂”，“组织”是与“现代”表里为一的。因此，标榜“学者与君子合一”，标榜“国粹”，可是连托尔斯泰和鸳鸯蝴蝶派都分不清的学衡派，实在只是个失败的“组织”而已。
1921年9月，杭州第一师范学校19岁的学生注静之在《新潮》上发表了两首新诗，周围一些同学纷纷找上门来，在其中一位叫潘谟华的提议下，10月10日，二十多个文学青年在西子湖畔成立了晨光文学社，汪、潘之外，还有冯雪峰、陈昌标、赵平复、魏金枝等。他们请文研会的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作顾问，作品风格也受到文研会的很大影响。该社至1923年随学生毕业而无形解体，但直接促进了另一文学组织的诞生。
1922年3月，因读了汪静之诗作而与之通信的上海银行职员应修人，到杭州与汪、潘、冯会晤。四人游山赏湖，谈文品诗，为了纪念这次聚会，他们合出了一本诗集，题名《湖畔》，并由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诗组织——湖畔诗社。除《湖畔》外，他们还出版了汪静之《蕙的风》及应、潘、冯的《春的歌集》等。湖畔诗人的诗，主要是吟唱纯洁的爱情和清新的自然，在当时却引来了封建卫道士的诋毁攻击，由此引发了一场“文艺与道德”的论争。周氏兄弟仗义执言，鲁迅写有《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周作人写有《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保护了这一幼小稚嫩的“组织”，而湖畔诗社的文学活动也因此而被纳入一个宏大的话语再造计划中去了。
据统计，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文学社团四十多个，文艺刊物五十多种。而到1925年，社团和刊物都突破了一百。比较著名的还有：在上海有欧阳予倩、沈雁冰、郑振铎发起的民众戏剧社，胡山源等组成的弥洒社，田汉所办的南国社，高长虹等先后活动于京沪两地的狂飚社；在长沙有李青崖等组织的湖光文学社；在武昌有刘大杰等组成、受到郁达夫支持的艺林社；在天津有赵景深、焦菊隐等组织的绿波社；在北京，则有鲁迅、孙伏园、钱玄同、川岛、周作人等组成的语丝社，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组织的以浅草社为其前身的沉钟社，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在鲁迅主持下组织的未名社。沈雁冰评论道：“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迅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炼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这是几千年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如果把这仅仅看成是一种“自由”、“百花齐放”，那是不够全面和准确的。深思一下可以发现，这正表现出一种对集团力量的向往，这是文学上的“七十二路反王十八路烟尘”。1923年3月成立于北京的新月社，其核心人物徐志摩说：“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群星的光辉当然不敌新月，而新月将来还会发现比不上红太阳。组织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中国文学的马车在1921年这一年终于由荒原旷野被赶上划好了跑道的运动场。
“演出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