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1年2月8日，是中国旧历新年。这一天，中华民国航空署的数架飞机翱翔于北京的蓝天，在总统府、国务院和航空署上空作低式飞行及其他技术表演。这一仪式宣告了投机、冒险的猴年业已结束，自负、好斗的鸡年已展翅登台。数十年后，有位伟人写下“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豪迈诗句。其实从第一声鸡叫，到天下大白，还要经过漫漫黑夜。1921年的这个鸡年——辛酉年，也许正是这个夜晚最黑最冷的时刻。
“1921”这个数字，在汉语中的谐音是“依旧而已”。
然而1921年的中国，却再也无法“依旧”下去。这片古老苍凉的大地，再也掩盖不住它底层大大小小板块的剧烈碰撞。冲击、扭结、挤压、吞噬、融合、升降……从岩层到地心，各种力量争相发出它们的欢歌或呻吟，它们要颤抖、要燃烧、要爆炸、要喷发……这一年，中国仅史书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10次。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却仅有十年民国史的东方大国像触电的巨人一般震栗着。请看：
2月20日，农历新年后不久，甘肃灵州（今宁夏灵武）发生大震。城堞全部塌落，房屋大部倒塌，地流黑水，死伤惨重，波及甚广。
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五，甘肃平罗（今宁夏平罗）发生强震。地面坍陷，黑水涌流无数。该县及邻邑共压毙一万六千余人。
3月19日，午后4时21分，香港发生剧震。地震女神的魔杖从中国的大西北一下划到了东南。
4月12日，甘肃平凉，固原（今宁夏固原），隆德（今宁夏隆德）地区又发生大震，每小时一次，至13日仍未止息，波及到会宁一带，六盘山崩裂三十余处。附近田庐、人畜损失无数，较前几次地震大大严重。
7月13日，下午7时，内蒙古清水河地震。由正南向东北，全境皆动，震感强烈。
8月13日，绥远地震。全境皆动，由正西向东北。
8月30日，上午10时，青海西宁发生大震。房动屋摇，“门窗裂声如狂风作势”。次日及后日又震，损失严重。
9月，四川汉沆地震，马驿坊西四里朱家湾原有二百方丈之地陷落，此外场东亦有陷落。
10月7日，晚，陕西宜川发生强震。七郎山之石窑、宝塔均被震倒。洛川中部黄陵一带亦震，伴有地声，三日之内不止。
11月20日，下午2时35分25秒，福建同安地震，震向北偏东，历时20秒。
春夏秋冬，东西南北，1921年简直成了中国的“地震年”。然而，其他的灾神并不甘心让地震之神独享这份冠名的荣誉。
最为“当仁不让”的是水灾之神。
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五，即甘肃平罗地震的当日，直隶长垣县因黄河水涨，淹13村，深三四尺，受灾颇剧。
这不过仅是个序曲。
7月11日，长江大水涨至五十英尺六寸，流速每小时八海里，宜昌东门外崖堤被冲塌，沿岸之地被淹没一万多亩，损失甚巨。沙市下游发水，该市与上海之电报因之中断。
7月17日，从6月以来就险情不断的黄河在黄花寺选准了突破口，至18日决堰四十余丈，河水建瓴而下，堰内村舍田基悉没。19日下游家道、中游杨庄等处亦多处决堤。
7月19日，黄河利津溃决三百余丈，灾被五千四百平方公里，“淹死、饿死、病死者不可胜数”。
7月25日，黄河上游决口三处，“自寿张直至陶城埠四十里远近一片汪洋，尽成泽国，田舍庐墓悉被漂没”。
8月5日，上海出现“数年来所未见”之风雨大潮，潮水溢出马路，天津路、浙江路一带水深二尺，浦东一带水深三尺。四乡田禾，受损非浅。
同日，横贯曲阜、滋阳、泗水、邹县、滕县的泗河决堤，淹没六十余村，“为民国以来未有之泗水水灾”。
8月14日，湖北襄沙溃堤，被灾12县。“除田庐牲畜不计外，人民淹毙当不下数千，往往全家无一得免。”重灾区灾民只能以树皮草根为食。
同月，皖北18县因各河飞涨导致“数十年未有之奇灾”，“田稼淹尽，房屋冲倒，人畜漂流，灾民百万”。
同月，浙江近10县决堤，山洪暴发。梓村人口150人，死伤达117人，“其他各村，类此者尚多”。
同月，江苏暴雨大水，“滨江沿运各县平地水深数尺，庐舍倾颓，哀鸿遍野，被灾至五十余县之多”。
同月，陕西18县水灾，“人畜田庐漂没无数”。
高潮过去，还有尾声。
11月6日，安徽泗县官员报告：泗县全区皆成泽国，淹毙1019人，牲畜700605头，灾区面积10505平方公里，冲荡田地37199顷，房屋205799间，受灾者71000多户，人口366000多……
水神不让地神，旱灾、火灾、雪灾和鼠疫等众神也来凑热闹。
7月27日，湖南岳阳、新宁、芷江、衡山电告旱灾。岳阳禾苗枯死，炊烟几断；衡山已四十余日不雨，高低俱涸，“人民喘息呼号”。据统计，全湘五十余县遭旱，收获多者三四成，少者只一二成。湘西每县灾民均有五六万至三四十万不等，死亡者甚众。
陕西扶风等县入夏后冰雹成灾；江西白鹿洞遭火灾，百万余卷珍贵藏书全部被焚；广州西关大火焚去铺屋二百余，损失在三百万元以上，“为民国四年以后之最大火灾”；东北发生大面积鼠疫，铁路停运，商贸娱乐中止，仅在防疫部门接收患者中就死亡1827人……
五灾俱全，生民涂炭。上海《民国日报》、《申报》、《时报》等大报曾在1月份连载华北灾区惨状。豫北灾民约一千余万，豫北、豫西平均每日死至五六千人。陕县、渑池人民食树皮、石粉，直隶灾民食蒺塞、草根。直隶顺德的草根、树皮已食尽，某妇烹食幼子……
巨大的灾情，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3月12日，美国总统哈定吁请美国人民竭力救济中国饥荒。
但是中国的饥荒，有谁能救得了呢？
仅湖南一省的饥民，据统计就有200万，“老弱蜂拥轨道，哀求附车运往他处觅食”。能运到“美丽的阿美利加”去吗？
华北的唐山、内丘、任县、巨鹿、平乡五县，灾童饿死12377人，被贩卖5057人，价格自1元至50元不等。美国能为他们发起一个“希望工程”吗？贵州先遭蝗、旱两灾，继以水灾，又间冰雹，灾区广袤三千余里，饥民三百余万。卖妻鬻子，不供一饱，流离载途，死亡相藉。
湖南饥民忍无可忍，常常聚众数千到城镇去吃“排饭”，即用贴告示的办法宣布某日至某富人家吃饭。“各地官绅无法制止。”
民以食为天。食没有了，这个天就该变一变了。
变以乱始。1921的中国，社会秩序大乱，匪盗蜂起。苏皖交界处土匪千百成群，肆意掳掠。湘西匪首张嘉乐纠集焊匪数午、快枪数百，纵横数十里，伏击官军，抢劫商船。山东巨野、定陶间千余土匪击溃了一营官军。黑龙江讷河遭八百马贼突袭，全歼守军一中队，县衙公署被焚，放出全部犯人编入马贼团，三十余名大户被绑票，全城一片焦土，商民死者惨不忍睹。12月14日，由上海开往香港的招商局广利轮，在汕头海面被劫，“财产损失不下十二万元”……匪患如此娼獗，国家机器束手无策。倒是河南各县的军队有办法，他们私通焊盗，供给土匪枪支（名为赁家伙），一支枪每昼夜赁洋五元，子弹每粒赁洋一角，盗匪作案时，附近军队不得干预。
从兵匪一家，到兵即是匪，正所谓“有枪就是草头王”。奇怪的是，这个灾祸不断、满身疮痍的国度不但能养活那么多带枪的人，而且还能支撑一场又一场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大战。
年初，因湖南宣布自治，赵恒惕与王育寅部兵戎相见。刘湘等军阀四路人川，赶跑督军刘存厚。陈树藩与渭北的郭坚民军苦战一个多月，大败退回西安。吴佩孚挑动赵倜部下兵变反赵，后又助赵平叛。这些混战一步步拉开了大规模内战的序幕。
7月28日，湘鄂战争爆发。两军连日大战于羊楼司、赵李桥等处，战况激烈，声势浩荡，举国震动。湘军名将夏斗寅时而佯败设伏，时而亲临火线，时而令所部白刃渡河拼杀，自率敢死队督战于后。至8月8日，湘军大胜。然而直系军阀又出兵五路，死力援鄂。8月10日，湘直大战开始。8月17日，双方齐下总攻击令。吴佩孚两次密令决堤，水淹湘军。湘军撤退，百姓两次溺毙各在3000人以上，灾区纵横数百里。两军数次集结数万人鏖战，吴佩孚用兵有勇有谋，迭获大胜。然而到9月1日，川军又加入战团，人鄂攻直。直、鄂军至9月下旬才击退川军，战事至年底未决。
正像老舍《茶馆》里的台词：“今天，王大帅打李大帅，明天赵大帅又打王大帅。”中国百姓再温良，再坚忍，再愚讷，再阿Q，也实在耐不下去了。豫东南白朗余部五六千人举事，号为“黑狼”。鄂西数千农民起义，头扎红巾，自称“神兵”，反对军阀残暴统治。他们向民众宣言，专为讨伐官军，保护良民。
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中国各地罢工达49次，人数达13万人。这对于年幼的中国工业文明来说，也称得上是重灾年了。
整个社会的大动荡、大混乱，意味着权力中心的瓦解和离散。1921年的中国，存在着南北两个民国政府。南方广东政府以孙中山为旗帜。在1月1日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上，身为军政府总裁的孙中山提出“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东设立一正式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总机关”。1月27日，孙中山提出“北方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4月7日，广州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以218票对2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后，通电希望各国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并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斥徐为“承平时一俗吏”，“名为受人拥戴，实则供人傀儡”，促其“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孙中山于7月平定广西后，积极准备北伐。然而孙中山的实际力量连两广都不能有效控制。身兼内务部长、陆军部长、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就反对北伐，终坏其事。孙中山曾在8月给俄苏外交委员会的复信中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12月23日，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经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此孙中山才发现了一条重整河山的新径。
北方的北京政府此时以徐世昌为大总统。北洋军阀集团先后共有五位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其中徐世昌最为软弱无能，他实际上只是直、皖、奉等各系军阀的一个“大管家”而已。他所领导的政府，既无权，又无钱，——不能自由任免官吏，不能指挥各路军队，不能决定对外方针，不能组织防险救灾，不能制订经济计划，不能支持文化教育，甚至连政府本身的开支都支付不起。北京政府驻外使馆五六个月经费未发，纷纷催索，外交部复电竟让他们自己解决。大概大使馆只好兼做中餐馆了。据上海《民国日报》该年12月22日报道政府各机关欠薪情况：参谋部22个月，蒙藏院7个月，教育部本部7个月，各校两个半月，海军部6个月，平政院6个月，经济调查局5个月，陆军部本部5个月，咨议差遣12个月，总统府4个月，国务院3个月，财政部3个月，内务部3个月，农商部3个月，审计院3个月，司法部3个月，大理院3个月，航空署3个月，警察厅官吏2个月，交通部1个月，京汉路局1个月。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成千上万的政府公务人员居然在“枵腹供职”。为了索薪，罢工、罢教、辞职、静坐，全年风潮不断。北京大学等北京八所大、中学校从年初就为索薪和争取教育经费罢工。4月8日，八校教职员通电全国，全体辞职。教育总长范源濂、次长王章祜亦先后辞职。在请愿中被警察刀枪击伤数十人，又经绝食斗争，风潮几起几落，直到年底，政府还在敷衍说：“正竭力设法。”平心而论，并非政府故意“摧残教育”，政府何尝不愿意用教育来装点门面？然而这个政府实在是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它是个窝囊废加穷光蛋，中国已经没人真的把它看作政府了。这一年，穷得几乎要砸锅卖铁的北京政府狂借内外债，到年底已欠债15亿8885万1972.96元，此时全国人口（不计蒙、藏、缓、台）为4亿6309万4953人，平均每人负债近四块大洋。全国各界联合会12月31日宣布徐世昌四大罪，宣布“徐世昌为民治之障碍，早已电请新政府申罪致讨，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而广州政府则在12月10日发布了对徐世昌的通缉令。北京政府名义上统治着大部分中国，实际上从1921至1923年，全国掀起了一个要求“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浪潮。从政治角度来讲，1921年的中国事实上是分崩离析的。《剑桥民国史》说：“1928年前宪法政府的失败，与其说是一个有效政府的衰落，不如说是根本无能建立起这样一个政府。段、吴及其他国家首脑曾多次建立起对全国大部地区的实质性军事控制，但这些成就基本上是军事的，而从未发展到建立有效政治制度的水平。”
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也疲软不堪。以山东为例，教育经费拖欠四五个月，无钱修堤坐视决口，司法欠款以致囚犯几乎饿死狱中，士兵每月欠饷十余万元。
国内四分五裂，天灾人祸接踵不断，国际关系也一片艰难，外患频仍。
1921年的国际大趋势是，美、英、法、意、日等列强重新切割地球这块大蛋糕。昔日的欧洲已不复存在，赫赫不可一世的德、奥、俄三大帝国俱已从政治地图上消失，流落异域的王公贵族们热烈地讨论着列宁及苏维埃统治下的“谜一般的俄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崩溃了，新兴的巴尔干小国雨后春笋般纷纷独立。被《凡尔赛条约》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德国，经济萧条，满目疮痍，一种“受难德国”的神话正迅速蔓延。中国虽然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在11月12日至次年2月6日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北洋政府代表提出的收回关税自主权、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军队和收回租界等要求，均被拒绝。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中国在会上不过是听凭列强如何重新协调其侵华特权而已。此时各国在华驻军约近万人，其中日军最多，约4500人，仅山东就驻2700人。美军1504人，法军1214人，英军1044人，荷军78人，意军31人。此外南满一带，驻日警约1800人，均无条约根据。这样的国家，哪里像个战胜国？各列强贪心无厌，不断制造事端，竭力企图扩大在华利益。其中气焰最为嚣张的便是日本。
1月15日，吉林代表上书政府，痛陈人民受日军奸淫、枪杀、活埋、火烧、腰斩等惨状，财产损失2000万元，人民伤亡近万，“请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全吉七百万人誓为政府后盾”。北京政府要求日本撤兵，日军不但不撤，反而继续捕杀中国百姓，并诬称其为“股匪”。
3月21日，驻哈尔滨之日军第五十三联队借日本春季“皇灵祭”之名演习，以炫耀武力。
5月13日，日本内阁决定必须确保并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既得权益。
9月14日，奉天日侨在有伤中国风俗习惯的祭祀活动中与中国居民发生纠纷，数百名日警及宪兵队打伤百余中国人，并向奉省当局提出抗议。
此外，日本加紧对华的经济侵略和控制。据上海《民国日报》10月29日报道，日本利用山东问题悬而未决之机，尽力扩充在鲁实业。青岛一隅，商店栉比，工厂林立，各种会社已增至数十处，投资已超过八亿元。在上海等地，日本亦开办纱厂等企业，操纵中国棉纱等行业的产销。
12月3日，日本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公然声明，旅顺、大连皆由日本牺牲许多生命财产，取自其他强国；又因领土接近，故日本在该地有关经济命脉及国家安全之生死利益，实无意放弃。
按照这种逻辑，只要“牺牲”了生命财产，抢来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据为己有。中国若不尽快富强起来，终有一日要被“领土接近”的强国整个“无意放弃”。
另一个领土接近的大国也颇令中国头疼。
1月6日，白俄阿年阔夫匪部七百余人在新疆古城暴乱。
1月9日，白俄恩琴率白俄及蒙匪三千余，在日本参谋长山田策划下，使用日本供给的枪炮，大举进犯中国外蒙地区。多次战斗，中国守军伤亡惨重，库伦失陷。苏俄政府却指责中国侵害其经贸利益和扶助白俄。
2月1日，俄蒙匪千余人围歼中国驻军两个连，将蒙古活佛博克多哲布尊丹巴裹胁而去，于21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博克多为大汗，恩琴为亲王。恩琴成为蒙古的实际统治者。
3月，大股白俄蒙匪又攻陷叨林、乌得、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
3月18日，蒙古国民军及苏俄红军三千余击败中国守军，攻陷恰克图。
5月，白俄匪部万余人在新疆塔城地区残酷杀掠，中国当局一时无策。
7月6日，苏俄红军和蒙古军进军库伦，于8日推举活佛博克多为立宪君主，11日改为“蒙古国民政府”元首。
7月8日，苏俄炮舰在松花江口炮击中国汽船“杭州号”，死3人伤8人。
8月17日，苏俄红军从恩琴手中夺占外蒙古科布多，于25日捕获恩琴。
9月5日枪毙。
新疆地区的白俄后经中国军队会剿而逃散，但蒙古地区却令中国政府进退两难。尽管外蒙的活佛、王公不愿归附苏俄，多次向中国政府表示：“蒙民等对于俄国新旧党之举动，概不赞成，仍愿归附中央，永受保护。”然而这个泥菩萨“中央”却保护不了他们。外蒙问题终于朝着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了。
此外，中国在这一年还与英国、葡萄牙、菲律宾等发生了外交冲突。
1921年的中国，真是值得大书特书。《小说月报》当年的主编沈雁冰说：“中国现在社会的背景是什么？从表面上看，经济困难，内政窳败，兵祸，天灾……表面的现象，大可以用‘痛苦’两个字来包括。再揭开表面去看，觉得‘混乱’与‘烦闷’也大概可以包括了现社会之内的生活。”如果以这一年的中国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或电视连续剧的话，大可以题名为《中国：痛苦的1921》。
然而，事物都是辩证的。整体的痛苦并不意味着处处痛苦，正像一般被看做“十年浩劫”的“文革”，在有些人的记忆中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1921的中国，也造就了几个“赢家”。
第一个赢家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
进入民国时代不久，中国就遇到了1914一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恢复了19世纪以来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对市场的保护。交战列强全神贯注于战争和战后的讨价还价，而中央政府又无力垄断和领导全国的经济，于是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迎来了它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
自1912至1920年，中国工业增长率达到13.8%，如此快速的发展节奏，在1953至1957年第一个共和国五年计划之前，再也没有出现过。中国外贸入超由战前的二亿多海关两，减少到1919年的一千六百多万两。民族资本1912-1919年八年的投资，相当于过去半个世纪投资的总和。现代中国银行也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蓬勃发展起来的。仅仅1918-1919年，就建立了96家新银行。1913年，上海有钱庄31家，至1920年，达到71家，控制银元770万，是战前的五倍多。至1921年底，上海已建立起140家交易所，其中“金业交易所之标金行市，具有影响世界银市及外汇之势力”。纺纱业发展迅猛，仅1921年创办的就有王克敏的天津裕大纱厂，姚锡丹等的崇明大通纺织公司，史量才等的上海民生纱厂，许松春的上海永予纱厂，唐深谦等的无锡庆丰纱厂，方寿颐等的无锡予康纱厂，陈玉亭等的上海伟通纺织公司，穆抒斋等的上海恒大纱厂等。著名的荣氏家族的两兄弟——荣宗敬（1873-1938）和荣德生（1875-1952）1901年创办茂新面粉厂，1913年又建福新厂，在1914至1920年间又办了八个新厂，至1921年，荣氏兄弟在无锡集股创办申新纺织公司第三厂，发展成无锡规模最大的纺织厂。此外，1921年还涌现出一系列面粉公司、精盐公司、造纸公司、粮油交易所、煤矿公司、土产进出口公司、信托公司等，中国由面粉输人国变成了输出国。铁路、通讯和其他重工业也有明显发展。工商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膨胀和其地位的上升。
可以看出，越是现代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城市的膨胀速度就越快。民族工商业的长足进步，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拥有自己“话语权”的欲望。1920年，在一个晚餐会的基础上，北京的现代银行家联合会成立了。至年底，全国银行总会创立。1921年，创刊了《银行月刊》和上海总商会月报。在1921年总商会一年一度的联席会议上，汤富福为参政问题发出呼吁：“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人……没有救世主……”
“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与灾祸频仍、兵荒马乱的黑暗现实发生矛盾。事实上，中国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英明的中央政府，这样一个政府才能保证这个五灾俱全的国家迅速进入“现代”，才能统一市场，统一贸易税收制度，统一民族的经济实力，使得民族富强，国家昌盛。这个国家的最大问题并不是没有钱，而是钱的分配、流通和使用极不“合理”。六七年以后，蒋介石依靠江浙财团建立了一个极权政府，他的主要盟友并不是人们一般认为的资产阶级“右翼”，而恰恰是那些最富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并在某种程度上是“民主”的人士。后来，又是这些人士离开了蒋介石，投向了共产党，因为他们发现蒋介石的政府还远不够“英明而强有力”，远远不能把中国带入现代化的快车道。所以，1921年，作为一个赢家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其实也在企盼和呼唤着另一个赢家的出现。只是它还不懂，那另一个赢家，正是它的“掘墓人”。
作为“掘墓人”的中国无产阶级，在1921年的滚滚工潮中大显身手，正如前表所述。认识到无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并非仅是无产阶级自身。据统计，在五四运动后的五年间归依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仅有12人出身于无产阶级：陈郁、苏兆征、向忠发、项英、邓发、柳宁、邓培、朱宝庭、许白昊、刘文松、刘华和马超凡。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巨人在中国大地上的崛起，已经成为指日可待的必然。
中国的无产阶级，包括民族资本企业工人、外资企业工人以及手工业者和店员，到1921年已经约有近两千万人，成为中国社会一支举足轻重的阶级力量。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敏锐地发现了这支钢铁大军，于是从他们中涌现出一批这支钢铁大军的代言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之前还基本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到“五四”之后，则演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越来越趋向“第四阶级”的运动。经过与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三次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野火春风般在中国蔓延开来。1920年春，共产国际远东部负责人吴廷康到北京会晤了李大钊，又到上海会晤了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都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到1921年，这些小组攥成了一只高高举起的拳头——中国共产党。这第一声雄鸡的鸣唱给这个国度带来的震动似乎还比不上一次地震。然而，这个星云一般纷乱扰攘的民族的一个核心诞生了，它将一步步把这团星云凝聚成一个巨大而有序的天体，运转在自由选定的轨道上。
如果说1921年的中国还有第三个赢家的话，那就是本书所要描述的对象：文学。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1921年的中国，其混乱、其荒芜、其痛苦、其不幸，丝毫不亚于建安时代或安史之乱时期。对应着现实图景，文学家们的心也在地震、在燃烧、在冲突、在流血。这一年，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各个领域，都有杰作问世，而且还成立了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两个文学社团。新旧文学同时火爆而又彼此争斗不休，新文学内部也众声喧哗，尚未能确定一个“主旋律”。先觉的人们已经察知脚下的地火在奔突运行，但这地火将如何喷发，将烧毁什么，将催生什么，却不是几年之内能见分晓的。
数年后，一个寒冷的清秋，一位预感到自己会成为这个民族舵手的青年，独立在一片沙洲上，仰观天，俯视地，发出一声情感极其复杂的浩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声浩叹，正可用来一叹，1921年的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