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来，没有什么比人的外在行为更不重要的东西了，但人们却最为重视人的外在行为。他们重视外在仪表的各个方面，除非是生活在一个没有仪态举止的社会中。所以社会和政治状况对仪态举止的影响值得花费功夫仔细研究一番。[3]
仪态举止通常来源于民风民俗本身，有时也来自人与人之间的随性的习俗惯例。它们既有天生的，又有后天产生的。
当人们明白自己毫无疑问并不费力就能成为头等公民，当他们每天摆在眼前的都是需要处理的大事，而小事就留给别人，并且当他们生活在并不是自己创造的财富中，也不怕失去这些财富时，你就能想象到他们对于一些小的利益和生活的物质追求持有一种轻蔑的态度，而且他们举手投足和谈吐之间都流露出一种自然的傲气。
在民主制社会中，人们的仪态之间少有傲气，因为他们的私人生活是十分有限的。他们的举止通常都很普通，因为他们的精力通常都集中在家庭生活方面，很少有机会关心其他事情。[4]
真正的举止的尊严通常是由符合你地位的行为产生的，既不是妄自尊大，也不是妄自菲薄。[5]这一点，天子和庶民都能做到。在民主社会中，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不是永远不变的，因此，人们的行为举止通常都很傲慢，很少显示出高贵威严。此外，人们的仪态举止既没有被严格地规范，也没有经过仔细地学习。[6]
生活在民主制社会中的人流动性太大，以致一部分人不能成功地树立起随机应变的处世准则，也不确定能跟着这样的准则行事。所以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都会依照自己的喜好做事，并且他们的举止之间通常有着某种不连贯性，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是依照个人的情感和想法来进行的，而不是模仿已有的完美典范。
但是，这种情况多出现于贵族制度刚被推翻时，而不是已经被消灭很久了以后。
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道德准则将在教育和习惯上还有很大差异的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并强迫他们生活在一起，这使得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出现斑斓的人群混杂现象。你还依然记得曾经的礼节的准则的存在，但你却不知道它的内容和它的出处了。人们已经失去了仪态举止的基本守则，但却还没有决定完全丢弃它们。每个人都在努力营造一种新的行为准则，并从原有的习俗的残片上改良。因此人们的行为举止既没有什么规律性，没有贵族社会里的人常表现出来的冠冕堂皇，也没有民主社会中的人表现出来的质朴和随性，他们表现得拘束的同时又表现得不受拘束。
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当平等已经进入到完整成熟的阶段时，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相同的观点，行为也多少相同，也并不需要通过协商或者模仿才能用同样的方式说话做事。你经常可以看到人们的仪态举止之间有着数目众多的细小差异，但却没有大的不同。他们永远不会彼此完全相同，因为举止没有统一的典范，他们也不会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处在同一种社会条件下。最初看来，你也许会说美国人的行为举止都是一样的，但是只有经过严密的推敲你才能发现他们有着不同的特性。[7]
英国人经常拿美国人的仪态举止来开玩笑。奇怪的是，大多数给我们如此笑料的人通常是英国的中产阶级，往往他们的行为也如此可笑。因此这些铁石心肠的挖苦者往往在嘲笑着美国人的行为时，自己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不明白他们真正嘲笑的是他们自己，大大地娱乐了自己国家的贵族阶级。[8]
没有什么比道德外在的形式更能伤害民主了，许多人愿意去适应民主的缺陷，也不愿承载民主的行为准则。
但是我不能说民主社会的仪态举止就没有一点儿有益之处。
在贵族制国家中，所有接近第一阶层的人通常都会尽力去使自己与它相似，这使得荒谬而枯燥的模仿行为经常出现。如果说民主社会的人们并没有提供行为举止的出色典型，那至少他们不必每天履行低劣模仿的义务。
在民主社会中，仪态举止绝不会像贵族社会中的人一样严格要求，但也绝不会显得粗鲁无礼。你既不会看到百姓言语粗鄙，也不会看到大人物们出口成章。民风民俗通常平凡无奇，但绝不野蛮或者卑贱。
我之前说过，民主社会中不会产生随机应变的行为准则。这既有利也有弊。在贵族社会中，礼貌的原则被强加在每个人身上，要求人人举止一致，这使得处在同一阶层的所有成员都彼此相似，哪怕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和爱好，人们的天性也被粉饰隐藏了起来。而在民主社会中，人们并不精通仪态举止的准则，这种准则也没有被严格要求，但比起来，他们更显真诚。他们的关系就像没有经过精心编制的薄纱一样，每个人的真挚的情感和个人的看法都能透过它被清晰地看到。因此人们举止的形式和本质往往和谐一致，人的外在越不花哨，那就越真实。这就是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民主的影响并不是给人们特定的仪态准则，而是避免人们有相同的准则。
有时候你也许能在民主社会中找到属于贵族社会的情绪、感情、美德或者恶习，但你却找不到属于贵族制度的举止准则。当民主革命完成时，这些准则就已经被抛弃掉，永远地消失了。[9]
看起来没有什么比贵族的仪表准则更持久的东西了，因为在他们失去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以后，它都还能持续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比它更脆弱的东西了，因为一旦消失，就很难再找到它的蛛丝马迹，并且一旦它不存在了，就很难再描述它以前存在时是什么样子。社会的进步造就了这样的奇迹，只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就够了。
贵族社会的主要特征在它灭亡时被刻在了历史当中，但它轻柔纤弱的道德的举止方式却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几乎与它的垮塌是同时进行的。这些仪表的准则不会在人们眼前出现以后，人们也很难在想象它们曾经的存在。没人看到也没人感觉到，它们就这样消失了。因为要想体会到这种区别和仪表选择所带来的乐趣，必须要有习惯和教育作为它们的基础，并且仪表准则的滋味也随着制度的消亡而迅速地消失了。
因此，民主社会里的人不仅不会有贵族的仪表，也不会产生想要获得贵族仪表的愿望。他们甚至不能想象贵族的仪表是什么样的，就好像贵族社会从来没出现过一样。
对于这种缺失我们不必过于重视，但却可以表示遗憾。[10]
我知道不止一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形，一个拥有出众举止的人却有着粗俗的情感，我们在法庭上也经常看到，道貌岸然之下往往隐藏着一颗卑劣的心。贵族的仪态举止虽没有带来美德，但它却能美化美德。一个人数众多、力量强大的阶级的表现却不是这样的，它通常通过生活行为的外在表现来显示它的思想和情感天生就是高尚的，品位是一贯优雅的，举止是有礼貌的。
贵族的仪表带来一种人性是美丽的错觉，尽管他们的表象是虚伪的，但你在看它时还是会感受到一种高尚的感觉。[11]
[1]礼仪源自民风的核心，其有时也表现为某些人之间的任意协定。
民主制国家中的人并非自然拥有隆重的礼仪，因为他们的生命是有限的。
此外，他们从未对礼仪进行研究，因为他们并不认同制定规则的才能。因此，他们的礼仪中总是存在一种无条理性，尤其是在民主革命仍然存在的时候。
贵族礼仪随着贵族的消失而永远消失，甚至是关于贵族礼仪的喜好和观念也未能幸免。
你不可为它感到太过悲痛，但可以为它感到遗憾。
这个章节的手稿中包含了另一种版本的开头部分，手稿封面上的文字是这样解释的：“我之所以删除文章开头之处是因为对我来说重新开始往往意味着复制被删减的想法，但是我必须复制并阅读它们。”除了对贵族制社会进行的描述（复制于注解f之中）之外，这个片段与已经公布的版本没有太大的差异。
托克维尔在1837年9月初开始撰写这个章节。“现在我开始写礼仪，一个对所有人而言都相当困难的主题，但其对我来说显得尤其困难，因为我总是对私人生活中的小细节感到忐忑。因此，我将保持精简。我希望能够在大约一周之内完成它并且能够着手撰写本书最后的几大章。”（摘自《与康奈尔的通信》）
[2]在手稿的封面上：“礼节，礼貌。通过再次通读全文，使用被忽视的词语。”
在资料的封面上：“更加仔细地对这部分资料进行再次审视。我最初未能阐明的大量想法的根源和发展都能够在这部分资料中找到。”
“礼节、礼貌、有礼貌的：我曾经忽略的词语。”
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不认为审视民主对礼仪产生的影响对于我的主题的重要性而言是没有价值的。你更能够在这些影响中找到人类行为的本质。”
[3]在仔细思考了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存在的关系之后，我审视了他们之中的平等个体之间的关系，并发现了与我在上文中列出的事实相类似的事实。
当然，一旦你充分理解了社会状态和政治法律自然引发的各种后果，你就可以凭借上千种方法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状态和政治法律做出评价。在这一点上，一个旅行者所发表的最微不足道的言论如同哲学家们发表的透彻评价，能够带领你走向真相。一切事物既在道德人的性情上相互协调，又在其物理性质上相互协调，我认为只要了解一个人的一个观点或一种习惯，就能够设想出这个人的全貌，就像居维叶通过观察一个器官就能够重现整个动物的完整身体那样。
如果安蒂波德斯的一名无知的（无法辨认的词语）告诉我，他在他刚刚路过的国家中观察到某些礼仪规则被视为不可更改的法律，并且那里的人的基本行动必须符合一种没有任何人可以违背的礼仪，我会毫无畏惧地说我所了解的信息足以让我断言，在他与我谈论的这个国家中，居民被一种深刻而久远的方式划分为不同且不平等的阶层。
当人类思维被强加于它的不平等地位戴上枷锁，它至少能够在它的主要观点的个体创造性上赢得一定声望。
我会毫无困难的承认，与礼仪习俗相比，人类更容易改变他们的法律［v：宪法］，与语言的外在形式相比，人类更容易改变他们的道德观念的总体原则。我知道创新往往产生于事物最重要的层面，随后逐渐扩展至最不重要的层面。但是，当创新最终到达那里的时候，政治、科学、哲学领域中的主导规则已经彻底颠覆，而人类思维却在日常的小细节上逃避它。
只要在美国居住一段时间，就不可能不发现一种偶然性在社会关系中起主导作用。与欧洲相比，礼仪与法律的关系不那么确定、不那么详细、不那么复杂，但更加随心所欲。它每天（无法辨认的词语）以某种方式即兴发挥，人人都遵循这种即时效用。在那里，与实际上采取的方法相比，令人满意的意图具有更多价值。习俗、氛围、范例影响着人们的行动，但它们不像旧世界的文明遗产那样以一种绝对的方式将它们与人们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最好在这里引用《波斯人信札》或者拉布吕耶尔的《品格论》中关于礼仪的内容。但我没有这两本书。［它们（编者注）］必须取自法国。
你会注意到某些东西类似于我们法国。
［在页边空白处：也许博蒙的注解将提供（某些内容——编者注）。］
在仍然存在极不平等的身份地位的欧洲国家之中，尽管社会正在发生改变，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大多数微小的日常关系继续遵循固定的、传统的规则。反之，在社会状态已经非常民主的国家之中，这种规则的例外日益增多，以至很难评价规则是否存在或者规则是否成立。
因此，如果你发现每个人或多或少按照他的喜好打扮自己，按照他的意志发表见解或者保持沉默，接受或者拒绝被普遍认可的规划，使自己服从于通行规则或者毫无顾忌地逃避它，如果每个人以某种方式脱离常规，并且能够轻易使自己得到豁免，不要笑；思考和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些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使它们产生的原因是严肃的。你所看到的是一场大病的最细微的症状。可以确定的是，当每个人认为自己有权利独自决定一件衣服的款式或者语言礼仪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依靠自身对所有事情做出评价，而当小小的社会公约都难以被遵守时，根据这个事实可以知道巨大的社会公约之中正在发生重要的变革。
因此对你来说，仅凭这些迹象足以使你认识到人类社会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现在起开始考虑绷紧社会纽带是件好事，社会纽带正试图在各个方面变得更宽松，其将不再能够迫使所有人做相同的事情，必须采取手段引导他们使他们想这样做。
你可以在资料中找到这个注解：
在标题为“关于美国人的哲学方法的独立文章”的一捆资料中……当我再次检查关于儿子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原文如此］、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时，我应当利用这些观点和句子……
当我论及社会习俗的时候，同上。在优良的文章中。
当我写到关于变革的章节时，同上。标题为信仰的新来源的文章顶部的注解。
1838年11月26日。
[4]将其与礼仪联系在一起。
1837年8月。
在民主体制下的公民们，虽然在民事与政治上完全平等，拥有日常关系且没有超越彼此的想法，如何为了追寻生活的魅力和效益，而根据他们的教育和他们的财产将其自身划分为不同的小团体。
不相似的人为了相同的乐趣而不断混杂和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是平等的一种粗略定义。
[5]“我认为好品位就像是美好的事物那样拥有本质基础。无论是与否，它都与人类的意志无关；但是与好品位相关的自然规则仅为一个特定的团体所掌握和适用，这个团体足够开明且人数足够少，其总是能够遵守这些规则，并最好地理解这些规则。因此，在民主制度下，在关于品位的问题上存在某种传统的东西，然而几乎不可能存在任何习俗。”
[6]因此，一个贵族阶级不仅拥有隆重的礼仪，而且拥有秩序井然且慎重的礼仪。虽然那里的人类行为的外在形式最初产生于感情和思想的实质，但是其最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立于感情和思想；而那里的风俗最终会成为一种无形的、盲目的力量，其迫使不同的生物以相似的方式行动，并使他们拥有同样的外观。
在由大型民主机体划分而成的众多特殊的小团体中，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呈现出相似的外观。
民主制社会中有富人，但没有富人阶级。你可以在那里找到有权势的人，但找不到有权势的家族，或者是那些几代人都拥有显赫地位的世袭制家族；即便偶然存在几个这种类型的家族，他们也不会自然地或紧密地相互附着，不会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个单独的机体。因此，他们不能以详细而不变的方式控制其成员的外在行为。即使他们有意这样做，他们也缺乏充足的时间。因为尽管他们付出努力，但是他们每天都被可以席卷一切的民主运动的洪流所卷走。
[7]“然而，你可以说美国的风俗、民风比法国的更井然有序。这源于引导人生的清教徒观念和商业习惯。”
[8]也许托克维尔暗指的是巴兹尔·霍尔。
[9]“在民主制社会中，可以找到拥有卓越的品位和仪态举止的个人，但永远找不到这样的团体［v：阶级］。”
[10]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民主社会中的富人［v：上层阶级］通常会尽可能地模仿人民的行为方式。在美国，最富裕的公民只会在他们的家中显示出傲慢的举止［v：总是小心翼翼地不去标榜自己的伟大］……他们乐意聆听人民的见解，并不断与他们交谈。
民主社会中的富人使自己朝着穷人靠近，并通过行为举止而非通过利益使穷人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导致地位差异的巨大利益使那些从中获利的人产生了一股隐秘的兴奋。但是，行为举止的简单化几乎拥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其不拘礼仪，甚至是粗陋的举止也不会总是令人感到不快。这个事实仅仅非常缓慢地渗透到富人心中。
［在页边空白处：他们不断外出并与人民打成一片。在欧洲的民主制国家中，他们乐意聆听人民的见解并与人民交谈。］
通常情况下，当他们理解并想要利用它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他们同意为人民群众做好事，但是他们仍想小心翼翼地与他们保持距离。他们认为这样就足够了，但他们是错误的。按照这种方式，他们不能温暖他们周围的人的心，他们只会摧毁自己。因为这要他们牺牲的不是他们的财富，而是他们的骄傲。
［在页边空白处：只要革命继续，他们就抗拒它，只有在革命结束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才会接受它。］
1839年［1837年？（编者注）］9月26日。
[11]民主。礼仪。
在法国，除了旧家族的成员之外，很难在其他人身上找到简约优雅的行为举止；其他人在他们的行事方式上显得非常做作或非常粗俗。我认为这种现象源于我们仍旧身处的改革状态。这是一个必须承担的危机时刻。在支配着所有事物的混乱之中，新人们不知道为了使自己区分于他人应当具体做些什么。有人认为显示自己的优越性的最佳方法是表现得粗鲁而前卫；反之，由于其他人害怕在某些方面背叛共同的起源，他们认为应当特别注意细枝末节，甚至是最小的细节。两者都担心他们努力的结果，担心他们的焦虑背叛了他们许下的承诺。反之，那些长期以来习惯于不置可否的人以及继承了前者的特征的人不会为这些事情而担心。他们拥有一种天生的闲适，他们不假思索地实现目标，而那些踌躇不前的人大都不能实现目标。当我们之间存在一种固定的、既定的模式，其规定了什么是适合的、什么是得体的，那么当时机来临，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毫无困难地遵守它。当每个人都不假思索地遵守一系列特定的礼仪，那么曾经在贵族制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就会在这些有教养的人身上重现。
你发现我总是倾向于民主。我是民主主义的支持者，但我没有对它的错误抱有任何幻想，我也认识到它的危险。当我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两点，我甚至更加支持它，因为我深信没有任何方法能够阻止它的胜利，只有与它共同前行并且尽最大可能指导其发展，你才能够减少它所带来的坏处，孕育它所承诺的好处。这个片段被写在托克维尔的信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