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和历史学家曾说过，或者说曾表明过，女性的道德情操是根据她们居住的离赤道的距离决定的。这是逃避问题最廉价的办法，要真是这样的话，这个困扰着人类的难题之一只需要一个地球仪和一个指南针就可以解决了。
我可不认为这个唯物主义的教条是成立在事实依据上的。
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某些时代表现正派，某些时代表现放荡。所以民风的循规蹈矩或是混乱骚动是取决于一些可变的原因的，并不仅仅是因为不变的国家位置。
我不否认，在某些气候下，由两性之间的相互吸引萌发出的情绪特别强烈，但是我认为这种天生的热情总是可以被社会状况和政治制度激发或抑制的。
尽管游历过北美的人在一些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却一致认为，那里的民风要比其他所有地方都严苛。
很显然，美国人在这一点上要比他们的英国父辈做得更好，从对这两个国家的表面观察就足够看出来。[2]
在英国，同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公众总是带着恶意来对待女性的弱点。你会经常听到学者和政客抱怨人们的道德不够规范，文学家也每天在作品中做这样的虚构。
而在美国，除了小说以外的所有书籍都将女性定位为纯真的形象，没人散布低级的八卦。
美国人的这种循规蹈矩的品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由于受到国家、民族和宗教的影响。[3]但是这种影响在别的国家也有，所以这还不足以作为这种现象的解释，你还需要寻求另外的答案。
我认为这个原因应该是平等和平等所衍生出来的制度。
生活条件的平等并不能独自有效地规范人的道德品行，但毫无疑问地它能促进和增强人的端正品行。
在贵族制社会中，出身不同、财富不同的男女是不可能结合的。情感让二者相互吸引，但社会状况和社会的公众意见却不能让他们长久地公开地相守，因此社会上出现了很多露水夫妻和地下夫妻。天性在暗中弥补法律强加的束缚。
然而当平等将二者之间所有的虚实障碍都清楚掉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此，所有的女性都有机会嫁给自己心仪的男人，这样便很难出现婚姻的道德不规范了。因为，不管情感如何冲昏人的头脑，要是一个男人在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婚姻的情况下却不娶他的对象，那女人不可能会相信这个男人是爱她的。
这个原因同样也作用于婚姻，尽管方式更为隐秘。
在正在进行不法之恋的人和将要进行不法之恋的人眼中，没有什么能比强制婚姻和偶然婚姻更适合使这种不法行为合法化了。[4]
在一个女性总是有权自由做出选择的国度，在一个教育能使她们做出正确选择的国度，舆论对她们的过错也是无情的。
美国人的严肃，也一部分来自于此。他们觉得婚姻是一种复杂的契约，但你却必须严格地执行其中每一条，因为在签约之前你能知道每一条的内容，并且在对于是否签署上，你享有完全的自由。[5]
他们对于忠贞的必要要求使得他们自己也更容易忠贞。
在贵族制国家中，婚姻的目的在于财富的结合，而不是人的结合。因此有时候男方还在读书，女方还在嗷嗷待哺时，他们就定下婚约了。因此这种为了利益而结合的夫妻之间貌合神离是不足为奇的。这是婚约的本质自然地造成的结果。
但是相反的，当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的对象，没有外部的阻碍或者指使他时，男女的互相吸引往往只是靠两人相似的观点和相投的兴致。这种两人的相似和相投又能使两人关系更加稳固。
我们的父辈对于婚姻有一种奇怪的看法。
由于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所见到的少数因彼此相倾而成就的婚姻几乎都是以悲剧收场，所以他们固执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唯心是很危险的。有缘无分总比一条路走到黑要好。
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所见到的例子并不能说明什么。[6]
首先我要说，要是民主社会赋予女性自由选择丈夫的权利，他们应当先启迪女性的思想，增强她们的认知，这是想要做出选择所必要的东西。而在贵族制社会中，年轻的女性们偷偷地离家出走，投向她们既没时间了解，又没能力判断其好坏的男人怀抱中，就没有这样的保障。所以她们第一次做的自由选择通常是错误的，这不足为奇。她们还未接受民主的教育，就想在婚姻上效仿民主的做法，结果陷入痛苦的错误中，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更有甚者。
当一个男人和女人想要突破贵族社会的不平等桎梏结合时，他们将需要克服巨大的阻碍。他们一从作为子女的服从关系中突破出来，就必须尽自己所能来从习俗的规定和舆论的专制中逃离开去，而当他们终于走到了艰难险阻的尽头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在亲人和朋友中格格不入，他们所克服的偏见将他们与亲人朋友分成了两个世界的人。这种情况不久便会耗尽他们的勇气，让他们甚为痛苦。
这样结合的夫妻刚开始是感到痛苦，后来慢慢就会感到罪恶，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自由选择的后果，而是因为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不接受他们这种自由的选择。
同时你应当记住，粗暴的制止一个人犯错是不能让他了解到为什么不能犯错的。想要挑战你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公理，哪怕是合法地，都必须具备勇猛和果敢的性情，而且具备这样性情的人，不管选择的道路是什么，都很少获得快乐和受到别人的善待。顺便提一下，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必要和最神圣的革命中，很少会有性情温和坦诚的革命家的原因。
因此，在贵族制度的时代，一个男人仅仅因为自己的偏好和喜爱就和一见钟情的对象结为夫妻，道德的混乱和痛苦随后而至，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不奇怪了。但是，当同样的婚姻以一种自然的、合乎规律的方式结合，当社会状况鼓励它，家长支持它，舆论拥护它时，毫无疑问家庭的内里会更加和谐，夫妻将会更好地忠于对方。
在民主制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参与政治或者参与某一行业领域；另一方面，由于家庭财富的不裕，女性只能被迫待在家中，仔细打理各种家务内事。
所有的这种不同的并且必须承担的角色劳动就像许多天然的屏障一样，将夫妻生活分割开来，使得一方的需求变少减弱，也使得另一方更容易拒绝。
并不是说平等能使男人忠贞不二，只能说它能使男人的不忠行为变得不那么具有危险性。由于没人有空暇和机会去八卦别人是否有忠贞的美德，所以你可以同时看到大量娼妇，又能看到众多的贞洁妇女。[7]
这种状况造成了许多个人的可悲和痛苦，但它却没有阻碍社会主体向好的方向发展，并发展壮大。它并没有摧毁家庭的纽带，也没有使民风变得衰弱。真正让社会处于危险之境的不是少数几个人的极度腐败，而是大部分人的松弛散漫。在立法者眼中，通奸比卖淫更可怕。
平等赋予男人的纷乱和时常烦躁的生活不仅让他们从情爱上转移了注意力，让他们无暇顾及于此，还通过一个更为隐秘而有效的方式让男人远离情爱。
所有生活在民主时代的男人，或多或少都沾上了工商阶级的思维习惯，他们的头脑思维严肃，精于计算，积极活跃，他们不会寄情于远大的梦想，眼前的能随时实现的目标才是他们自然而必须的追求。如此，平等并没有毁掉想象力，但却限制了它，让它只在地球上盘桓。[8]
没人比民主国家的公民更不爱幻想了，你几乎见不到会独自无所事事整天空想的人，尽管这思考的行为通常在眼前就能发生或者能产生心潮的起落。
确实，他们看重的是自己能获得的可以使生活更有意义、更有规律性，也更和谐的事，他们不喜欢干扰和缩短平静生活的那种剧烈而多变的感情。
我知道之前所说的一切只能完全适用于美国，而不能，至少目前不能推广到欧洲。
半个世纪以来，法律和习惯已经本着空前的活力将几个欧洲国家推向了民主，但是在这些国家之中，男女关系并没有变得规律和忠贞。有些地方还造成了相反的效果。一些阶级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循规蹈矩，但总体的道德规范还是松垮垮的。我不怕指出这一点，因为我更愿意给我的同辈人说好话，而不是说他们的坏话。
这样的现象一定是令人痛心的，但也不出人意料。
民主制社会对习惯的规律性所带来的好处只有日子久了才能看出来。如果说身份的平等是对美德有利的话，那社会对实现平等所做的努力就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了。[9]
在法国不断进行转变的五十年里，我们没有得到什么自由，得到的只有混乱。在这种公众的普遍困惑和社会舆论的紊乱中，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公与不公、是与非、应当与实际相互交织的社会状况中，公共的美德观念变得不确定，个人的道德准则也开始动摇。
而所有的革命，不管它发起的目的是什么，发起人是谁，最初都造成了相似的影响。即便其中有些最终使道德纽带更紧密的革命最初都是放松了这条纽带的。
所以我们正经历的这种无序的状态并不会长时间地持续下去，一些奇怪的征兆已经预示了这一点。
没有什么比失去了权力，但保持了财富的贵族更腐化了，他们除开庸俗的享乐之外，都还有大把闲暇时间。他们以前那种使家族兴旺的活力热情和伟大思想已经消失了，你现在只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各种数目众多的卑劣恶习，就像跗骨之蛆一样附在贵族身上。[10]
要是说上世纪的法国贵族相当放荡的话，没人会有反对意见。但其他阶层的人在道德上仍保留着对古训和祖上信仰的尊敬。
所有人也会同意，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贵族制度的废墟残骸之中，还是存在严谨的原则的，反而在中等和下等阶层里，伤风败俗的事情屡见不鲜。就这样，五十年前纪律最为松弛的家族如今却堪称楷模。看起来，民主只让贵族阶层道德高尚了起来。[11]
法国大革命瓜分了贵族的财产，要求他们勤奋工作，专心持家，让他们和子女一同生活，最终使得他们的思想更为有条理，也更严肃，这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尊敬宗教信仰，热爱纪律，爱好和平，喜好家庭之乐，乐善好施。而法国其他阶层的人，原本天生就拥有这些美德的人，为了推翻法律和政治习惯，走上了通往制造混乱的路。
法国的旧贵族遭受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痛苦，并没感受到革命的激情，也没有产生革命带来的无政府主义的冲动。我们可以轻易地设想，这些贵族在革命中感受到了它带来的道德方面的有利影响，甚至比发起革命的人更先一步。
因此可以说，虽然一开始会觉得令人吃惊，但是当初国内最为抵制民主的阶级如今在民主带来的道德方面表现的是最好的。
我不得不相信，当我们坐拥民主带来的所有影响时，当从革命造成的骚乱中摆脱出来时，如今只有小部分人相信的真理将一点点被所有人信奉。
[1]气候、种族和宗教都不足以解释美国在道德规范上的一致性。
你应当诉诸社会状态和政治状态。
民主如何有利于道德规范的一致化。
1. 它防止结婚前的无序化，因此你们总是可以结婚。
2. 它防止婚后的无序化。
（1）因为你们彼此相爱并选择了对方，因为你们相信自己适合对方。
（2）因为如果你们错了，公众舆论不接受你们未能自觉履行公认的承诺。
3. 其他原因：
（1）男人和女人的持续占有。
（2）这种占有的本质在于在消除偏好的同时消除他们那毫无节制的激情。
4. 为什么在欧洲和法国发生的一切与此相反，为什么随着社会状态的民主化，我们的道德规范变得更加松懈。
[2]良好的道德规范。
且不说宗教信仰，民主有利于良好的道德规范。以下两个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
1. 在英国，具有相同信仰的人却不具备同样的道德。关于这个主题，我回想起我在写给巴兹尔·霍尔的一封信中所做的评论，我在信中提到即便我不考虑单独就美国女性和英国女性的品行做评价，我也倾向于认为前者高于后者。在美国，没有人会允许自己对女性的尊严发表只言片语。外国人也对其保持沉默。我曾经甚至看到某些堕落人士为失去道德的纯洁性懊悔。所有的书籍，甚至是小说，都是以贞洁女性为模板。在英国，花花公子们谈论着如何获得艳遇，哲学家们抱怨女性的道德水平正在下滑，外国人谈论着猥亵的出轨行为，而书籍（无法辨认的词语）利用这样的假设。
2. 一个没有信仰的贵族制社会（比如，就像法国社会，或者是查尔斯二世统治之下的英国社会）。没什么比其更极端。甚至是当法国贵族制度最文明开化的时候，它仍然远不如美国民主制度有秩序。
［在页边空白处］罗马贵族制社会的可怕暴行。参阅普罗佩提乌斯的作品。托克维尔写给巴兹尔·霍尔的信被引用在第819页的注解d中。
[3]“一个有信仰的民主制社会在它的道德规范方面往往比一个有信仰的贵族制社会更有秩序。”
[4]通过研究欧洲的不同文学作品就不难确认这个真理。
当一个欧洲作家想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一些我们通常在婚姻中见到的悲惨结局的时候，他为了引起读者的同情，通常会预先向读者交代这对夫妻并不般配或者这对夫妻是被迫结合的。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道德规范已经被过分宽容的态度所软化，但是如果作者不在开始之处为他们的失败辩解，他就很难使我们对这些角色的不幸遭遇产生同情。这种写作技巧必会成功。我们每天目睹的场景也使我们准备逐步采取宽容态度。
美国的作家不会使他们的读者在作品中看到如此明显的托词，他们的习俗、法律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不希望读者对混乱状态感到亲切，因此他们不打算描写它。美国小说出版量少必定部分归因于这个因素。
[5]本章结尾处的片段：
将其放置在我在总体上审视民主是否导致无序之处。第3页附近的某个地方。
民主制社会中的人有时似乎比贵族制社会中的人更堕落，但在这里，你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表象所蒙蔽。
平等的身份没有使人们变得不道德，但是不道德的人是彼此平等的，不道德所造成的影响更容易呈现出来。
因为在民主国家之中，由于公民之间几乎不存在相互作用，故没有人负责维持社会秩序或者使人类激情服从于某种特定的客观秩序。
因此，平等的身份并没有导致道德的堕落，但是有时它使堕落暴露出来。
[6]“没有人强大到能够成功与同时代的人的全部习俗和观念做长期斗争，理性决不允许他与所有人为敌。
[7]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沉溺于前者的女性不为自己辩解，那么随之产生的是一种可怕的堕落，但是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某些未受抨击且拥有一定抵抗意识的女性身上。
因此，那里既有大量的娼妓［情妇］也有大量贞洁妇女。
［在页边空白处：男性总是有时间交欢，而非有时间求爱。
男性总是会抨击你所做的一切。关键在于女性自身能够很好地抵抗这种抨击。］（关于女性的章节中的资料）
[8]民主制社会中的爱情。
这种感情更罕见，但是比贵族制社会中的爱情更无序、更远离于规则。
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时代中因某些事实、某些语言规则、某些观念而戛然而止的伟大爱情在今天不会被画上休止符。
［在页边空白处：参考罗马人以及其在那个时代的对话。
语言的某种缓和化存在于理智的混乱之中。］
我在这里探讨的仅仅是风俗在它之前竖起的障碍，而不是道德在它之前竖起的障碍。后者存在于所有社会形式之中。它仅在道德观念的核心被修改时才会弱化或强化（关于女性的章节的资料）。
[9]“我几乎从未怀疑当今的民主运动促使我们所目睹的道德规范松弛化，但是在我看来，这种现象主要归因于我们的民主，而不是完全归因于民主。”
[10]“在拿走他们的权力之后，他们会自行摧毁剩下的一切。在他们那淫秽的生活中，他们甚至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培养能够装点门面的知识品位。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沉湎于康乐，并在马和狗身上寻求不能控制国家的慰藉。”
“他们就像是中世纪［v：在圣殿被摧毁之后］基督教国家中的犹太人那样，但他们有一点不同于犹太人；他们不能使自己永存［v：他们不能使自己像他们那样永存，他们将会等待永远不会出现的弥赛亚］。”这个注解出现在关于美国人的社交性的资料的文件夹背后。
[11]“康奈尔建议我（1837年8月12日）在提及当今的道德规范松弛化大于五十年之前时对我的想法做出解释，并列出它们的区别。这样的评价似乎不是正确的。
“我似乎很难在文中遵循他的建议，正文的快速发展不允许我止步，但我可以在页面底部的注解中对其进行阐述。”
从1837年7月底到8月中旬，康奈尔都住在托克维尔的城堡中。（参阅《与康奈尔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