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段时间才考察了在民主制国家中，特别是在美国，社会条件的平等是怎样改变公民之间的关系的。
我想做更深层次的理解，深入家庭内部。我的目标不是寻找新的事实，而是展现已知的现状是怎样与我的话题关联的。
每个人都发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家庭中的成员之间有了一种新的关系，父子之间的距离被缩小了，父辈的威严就算没有消失，也至少变少了。
一些相似的，但却更显著的情况也在美国发生。
在美国，像罗马和贵族社会里定义的“家庭”字眼那样的家庭是不存在的。[3]这种家庭只是在孩子出生的头几年才会出现。父亲在家里说一不二，不允许有反对意见，而子女的弱势和他们的利益需求，还有父亲的不可否认的权威性，又使得这种家庭专政是合理的[4]。
随着美国的孩子长大成熟，父亲对子女的约束和服从的要求一天天松懈。掌控自己的思想以后，美国的年轻人很快就能掌控自己的行为。严格来说，在美国没有青春期这一说法。一个人从小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便会显露出自己的个性，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
要是你觉得这个过程是会伴随家庭的争执，孩子需要对父亲限制自己的自由暴力抗争的话，那你就错了。同样的生活习惯，同样的生活原则使得子女更加独立自主，他们的父亲会认为这种独立是他们不可否认的权利。
因此你可以看到，当前者逃离这种专政以后，他们的忿恨之情不会持续太久。后者也不会因为失去了这种专政的权利而感到苦涩和恼怒。父亲对于他们权利的限期眼光看得很长远，当到了这一天时，他可以毫无压力地放下这种权利。子女对于什么时候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也能预见得很清楚，所以到了他们获得自由的那一刻，他们也不会猴急着冲向新生活，他们知道，这是属于他们的，没人能夺走。[5]
去论证这种家庭发生的变化是如何与我们眼下即将完成的社会和政治的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许是有用处的。[6]
有那么一些特定的社会原则，有的人人必须遵守，有的却没有它的立足之地。
在贵族制和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中，权利从来不会下放到被统治的人群中。由于人与人之间有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只要你做出限制，其他人就会跟随你的命令。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家庭，适用于其他的组织，只要那个组织存在首领的话。在贵族制社会中，严格来说，只有父亲才与社会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子女只能通过父亲来与社会联系。社会管理父亲，父亲管理子女。所以说父亲拥有的不仅是物质的权利，还有下达政治命令的权利。他是家庭的发起者，也是家庭的维持者，同时，他还是家庭的治安者。
在民主制国家中，由于政府的权利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需要遵循同样的律法，所以并不需要这样一类中间人。在法律眼中，父亲只不过是比子女年长一些并且富裕一些的公民。
当社会条件极不平等，并且社会将维持长久的不平等时，人们心中就会产生向上爬的心理，就算法律没有赋予一个人特权，他也会在民俗与舆论中得到这些特权。[7]而相反的，当人与人的差别不大，并且不存在永久的差异时，成为上层阶级的概念就会弱化并变得模糊。立法者就算想将服从命令的人的地位置于比发号施令的人的低，那也注定是徒劳的，民俗会将两人的关系拉近，并将两人的地位置于平等。
因此要是贵族社会的立法没有赋予家族家长特定的权利的话，那我可以保证这种权利会比民主制中的立法机构的权利更受人尊敬，也更被广泛需求，因为我知道，不管法律怎样制定，上层人士的权利和地位相对于民主制社会更高，而下层人士更低。
当人们沉溺于过去的记忆，而不是专注于现在的生活，当人们更关注祖先的思想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时，那父亲这个角色就是过去与现在的一种自然和必然的纽带，是这两条链条相接的链环。[8]因此在贵族阶层中，父亲不仅是家庭中政治的首领，也是传统的承载者、习俗的传承者、道德的仲裁者。他说话时你得洗耳恭听，你与他相处时得毕恭毕敬，对他的爱要带着敬畏之情。
当社会制度变得民主，当人评判事物的善恶只是将过去的信条作为参考，而不是将之作为规范时，父亲施加于子女的权利和法律赋予他的权利就会变得小一些了。
民主所带来的遗留观念的分家对父亲和子女关系的改变或许是最明显的吧。
要是在一个家庭里，父亲拥有很少的财产，那通常他的子女和他的生活处境就会一样，并且从事同样的工作。生活的习惯和需求拉近他们的距离，使得他们不得不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联系。因此他们之间一定会产生一种家庭的亲密感，使得家长的权威性没那么强，这是他们之间在形式上毕恭毕敬的重要原因。[9]
如今，在民主制社会中，这种占有少数财富的阶级正是能够给思想以力量，塑造民族风气的阶级。它同时也是能制造舆论的阶级，比如他们的意愿盛行于世，即便是最初最抗拒他们的人，最后也将之作为榜样，受之引导。我就曾见过激烈抵制民主制的人最后允许他们的子女称呼他们为“你”，而不是“您”。
因此，在贵族阶层权势减小的同时，你也能看到在家庭里那种严肃、传统的，且法律赋予的父权也在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家庭的平等。
我不知道从各方面来考虑的话，社会是否因为这种变化受到损失，但我确信，个人一定因此得到了好处。我认为由于民风和法律变得民主化，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变得更为亲近和缓和，规则和权威也少有用武之地，信任与慈爱更占据主旋律，并且可以看出来这种天生的纽带更为紧密，而社会的纽带更为放松了。
在民主家庭中，父亲所行使的只是作为长者的关心和经验之谈，不会让你反感。他的命令也许会被拒绝执行，但他的建议通常却容易让人接受。就算他的子女对他并没有正式的尊敬的礼节，但他至少有子女的信任。虽然与他谈话没有了那种固定的规矩，但他的子女却经常与他联系，每天向他请教。家主与家庭治安官的角色不存在了，但父亲的角色仍然存在。
想要在这一点上比较这两种社会状况的不同之处，只要稍作浏览贵族社会家庭留下来的家书就够了。信件的格式总是遵循固定的格式、固定的礼节，古板生硬，措词冰冷，让人很难从中感受到彼此心灵的温度。
然而相反的，在民主制社会中子女写给父亲的信中，字里行间总是充满着自由、熟稔，同时还有温柔，让人第一眼就能看出这样的家庭中有着一种全新的家庭关系。
一种相似的社会变革还改变了子女们之间的关系。
在贵族家庭中，或者说在贵族制社会中也是一样，所有人的地位都被确定了。不仅父亲的地位超然，有着极大的特权，连子女们自身也是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年龄和性别注定了各个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各自享有的权利，而在民主制社会中，这种家庭的隔阂被推翻或者被极大地减小了。
在贵族家庭中，由于长子继承大部分的财产和权利，于是他便是他所有兄弟姐妹中的领头人，在某些方面扮演的甚至是主人角色。他独占权利和地位，而其他人只是他的附庸。虽然如此，也并不是说在贵族制社会中，长子只用特权来为自己谋取好处，他身边的兄弟也并不会只嫉妒他和厌恶他。
长子通常会竭尽所能地帮他的兄弟获得权益，因为家族的辉煌通常会反射出家主的能力。次子们也会尽力协助长子的事业，因为家族的首领兴旺发达了，他才会更可能提携家族里的其他分支。
所以贵族家庭中的各个成员都是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利益与共，意见统一，但他们却很少理解对方的想法。
民主也将兄弟们联结在一起，但联结的方式却稍有不同。
在民主制法律的规定下，所有孩子都是完全平等的，因此彼此独立，没有什么将他们必然的联系在一起，但也没什么将他们分隔开来。由于他们生于同一个地方，生长在同一屋檐下，有着相同的想法，并且彼此之间没有何种特权将他们区别对待，或者说使他们之间产生隔阂，所以你能看到他们彼此之间常常会有孩童之间的亲密无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他们之间几乎不会出现破坏这种关系的举动，因为兄弟间的友爱让他们日趋亲近，而没有束缚他们。
因此，在民主制社会中，他们并不是因利益而结合，而是因为有着同一种记忆，相投的意气和相同的品位才处在一起的。继承权虽然被分成了几份，但他们的心灵却融合在一起。
民主制社会中的这种幸福感是如此的强烈，就连贵族制度的党羽们自己都开始接受起这种观念来，在享受这种美好一段时间以后，他们都不愿意再回到贵族家庭的那种虽然大家都敬畏有加，但却冷冰冰的生活方式了。要是可以不用改变制度和法律的话，他们还乐得保持这种民主的生活方式呢。但是这三者是一体的，不可能只改变生活方式而保持另外二者不变。
我所讲的这种子女的爱和兄弟的情谊是一种自发之情，只有在生活中有相应的寄体时才会产生。
当某种思维方式或感受是由人的一种特定的生活状况产生时，要是这个状况发生了改变，那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例如，一条法律能将两个公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一旦这条法律被废除，那他们就会分离开来。在封建社会里，没有什么能比奴才与主子的联系更紧密了。而如今，这二者之间却不再有何种联系。早先的那种将这二者联系在一起的畏惧、奖赏和爱戴早就不复存在了，一点儿蛛丝马迹都找不到了。
但人类天生的感情却不一样。要是法律强行曲解人类的感情的话，那通常都会让这样的感情减弱，而法律想要增强这类感情，通常都是想从中获得什么好处。感情不需要外物就能永远强大。
民主摧毁了，或者说掩埋了几乎所有的旧社会的惯例和规矩，让人们避免了停留在过去的思想里，使得人们的那种因过去的规则而产生的情感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其他的情感，却只是发生了改变，让人们感受到新制度的活力和亲切感，而这些是原来所没有的。
我觉得这一章的内容和前几章的内容都能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民主使得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宽松，而让人与人之间的天生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了。它缩短家庭成员之间的距离，同时拉远了社会公民之间的距离。
[1]在阐明了平等如何改变公民之间的关系之后，我想进一步深入并阐述平等如何作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贵族家庭中，父亲不仅是家庭的创始人，而且是它的政治领袖、主教……
民主摧毁了它的权威中涉及政治和传统的方方面面，但没有摧毁它的权威；它给它的权威赋予了另一种特性。
治安官已经消失，但父亲仍然存在。
兄长的权威以及贵族家庭中团结兄弟的人为纽带也被摧毁。他们之间的自然纽带变得更强大。
这一结论适用于所有以自然情感为基础的关系。民主使社会纽带松弛，但其使自然纽带绷紧。
[2]装有本章手稿的文件夹上写道：
“在我看来，这个章节似乎包含了一些好内容，但描写手法显得断断续续、懒散无力。为了使思想能够得到更好地传播，它亟须被再次检查。仔细审视资料。
“行文发展有点说教化和沉重化。如果我能够尽可能多地删除关于贵族制的内容，并使读者的头脑重新思考我所删除的内容。那样会更好。”
资料中的注解：“困难之处在于我对美国的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亲密关系不甚了解，大概除了法国之外，我都无法谈论太多。我认为在美国这些关系不是敌对的，但显得非常冷淡。”关于家庭作为“民主病”的解药的内容，可参阅F. L. 莫顿所著的《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的性别平等和家庭》，摘自《加拿大政治学杂志》；以及劳拉·嘉娜拉所著的《民主的成长：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的权威、自治与激情》（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2年）。
[3]在资料中，本章原来的开端部分是这样的：
民风对思想以及思想对民风存在不断的相互作用。
如果你仔细地研究美国人的［内部和外部］私人生活，你将轻易在众多细节中发现他们所适用的哲学方法或多或少产生了悠远影响。
但是这样的研究对我来说太过冗杂。我只想提供几个例子。我将阐明几种联系，而读者的超脱思维将领会主旨。
当人们将下述原则视为一般原则——依靠自身对一切事务做出判断是好事、将他人的观点视为信息而不是视为规则，父亲和他的子女之间的关系、主人和他的仆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改变。
［在页边空白处：宗教是人类心灵的庇护所。
政治形成了一个竞技场，而在美国的竞技场中，尽管它的欲望存在，但是多数约束着它，并使其因无为而失去活力。］
美国在这方面显得尤为明显。
在美国，家庭……
这个片段被写在单独的一页纸上，而这页纸被放置在一个文件夹中，你可以在文件夹封面处读到。
“为了指明哲学方法所带来的结果，将这个小章节放在哲学方法之后是很好的选择。最后，我要说的是我曾经谈论过的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延伸到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且通常可以延伸到所有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在别处看到的那样。这个章节很好。”
[4]手稿中写的是“合法的”。
[5]然而，美国人从未想过，像我们在法国所做的那样，通过在父亲死后剥夺其处理财产的自由，而使其丧失权力的主要元素之一。在美国，遗嘱的设立权限是没有限制的。
就像其他方面那样，不难发现的是，如果美国的政治立法比法国的更民主，那么法国的民事立法则比美国的无限民主。这是极容易理解的。
制定法国民事立法的那个人认为在不直接和间接反对他的权力的所有方面的前提下满足同时代的人的民主激情并不违背他的利益。他愿意允许人们使用一些通行原则来管理财产和治理家庭，只要人们不企图利用这些原则来控制国家。当民主的洪流冲击民事法律时，他希望自己能够轻易在政治法律之后得到庇护。这种观点既巧妙又自私；但是这样的妥协方法不可能持久。因为，从长远来看，政治社会终将成为公民社会的表达和形象；而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在一个国家之中没有什么比民事立法更具政治色彩。
在手稿中，这个注解位于前文中的“道路”一词处。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另一个注解：
这部分内容或许应当被放置在本章内容底部的注解之中。
注解（B）。
我知道某些与我刚刚探讨的内容相似的东西存在于英国之中。时至今日，英国在世界上是贵族仍然保留了最大的统治权而父权权力最小的国家之一。根据这个并列关系，你能得出结论：子女的独立情绪显得更英国化而非民主化，而这种现象较少取决于存在于美国的平等习惯，更多取决于扎根于英国的政治自由。
我并不这样想。
在我看来，美国人之间存在的将各种家庭元素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似乎远不如英国人之间的纽带那样紧密，而这些纽带显然会随着英国人的法律和民风变得更加民主而更加松弛。我认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这样的独立情绪的确存在于家庭之中，而平等却不存在于国家之中，那么至少应当确定的是民主有利于这种独立情绪的发展。
此外，你不可以忘记的是英国是一个真正的贵族制国家，大量贵族主义思想自古以来就在这个国家之中传播，而它的法律中掺杂了某些仅适用于民主制度的法规。
你必须承认所有英国人在上个［世纪（编者注）］不断宣称的［国家］公众舆论的主权控制不正是作为民主教条的人民主权原则的晦涩定义吗？
这个普遍原则意味着税款只能从那些亲自参与纳税投票或者通过代表参与纳税投票的人那里征收，这难道不是对所有人享有参与政府管理的民主权利的明确认可吗？
如果我从大体上审视英国社会，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贵族制度领导着这个国家并管理着各个省份，但是如果我深入观察教区的管理，我发现至少在那里整个社会控制其自身；我发现一切出自它［人民］且归还于它。我注意到由普通公民选举产生的官员忙碌于与贫民相关的事务，检查道路、指导教堂事务，以一种几近独立的方式管理公共财产。我承认以这种方式产生的权威是非常有限的，但它在本质上是民主的。如果扩大这种权力的范围，你会以为自己突然到达了（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城镇上。
这些在细节之处相互关联的想法有助于解释此时此刻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场景的许多重要之处。
因此，在英国如今所发生的一切之中，没有什么是全新的发展。英国人没有创造民主，但他们以民族精神和民主习惯在英国发展。
（1）此处有一个注解。咨询里夫。
参阅亨利·里夫写给托克维尔的信（于1836年3月29日写于伦敦）；詹姆斯·T. 施莱佛发布于“托克维尔与中央集权：四份从未发表过的手稿”，摘自《耶鲁大学图书馆公报58》；以及托克维尔的回信（摘自《英文信件》）。
[6]下面这个段落取代了手稿中的这部分内容：“因此，在当今社会发生巨变的同时，家庭却没有发生这么大的改变。
“这或许有助于证明这两件事情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并指出民主革命的起源和局限终于呈现在我们眼前。”
[7]在页边空白处：“是否应当将这个句子包含在内？
在贵族制国家中，父亲所享有的巨大权力不仅源于法律而且源于风俗。所有风俗和所有法律的（全部）精神都给他提供援助。”
[8]“我在法国发现了一种公社，这个公社的居民不会在礼拜天前往教堂。但他们会在万灵节前往墓地；当他们想到他们失去的家庭成员时，他们的信仰突然复苏；甚至在他们忘记为自己祷告之时，他们也感到有必要为失去的家人祷告。
“将这部分内容引入我论及民主使家庭情感更温和之处。如果非要我说的话，仅需只言片语，就可以在那里描绘出一幅感人的画面。”
[9]在译文中：“一个富人和他的家庭之间的关系是淡薄而严肃的。他仅在仆人的簇拥下出现；他的儿子们只能在远处仰望他。生意、享乐、家庭教师和男仆将他与他们分隔开来。如今，在贵族制社会中，富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团队和固定的联盟，他们既制定风俗也制定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