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不仅能对实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还会使实业家的人数无限增加。关于其背后的原因，我已经在前面指明了。因此，我现在要研究的是，实业是如何迂回地将人们重新引回到贵族社会。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一个工人每天只做同样的一种零件，那么在生产那些由零件组装而成的产品时，就会变得更加便捷，并且成本少，收益多。
如果一个企业的规模越是庞大，资本越多，信用越高，它就越能生产出廉价的产品。[3]
人们在很早以前就发现这两项真理，但是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才被人们明确地指出来。在一些最重要工业领域，人们很早就开始运用这两项真理了，而它们也开始对那些相对次要的工业领域产生影响了。
在政治方面，我认为工业科学方面的这两项新原理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立法者最应当关注的。
一个手艺人，如果让其一直只制作一种产品，他的手艺必然会变得无比熟练。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他不再会用自己的精神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他会逐渐丧失这种能力。因此，虽然在技艺上他越发纯熟，但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动脑。作为一个工人，在技术上他确实在不断取得进步；但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他在本质上却日益衰退。
如果一个人二十多年来都是在做别针帽，那你就不会对他在其他方面的才能抱有太大的期望。运用智力，人往往能获得惊人的成就，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都只是在研究做别针帽的最佳方法，那他就很难在其他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对于一个工人来说，如果他将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他每天所造的产品上，那他的思想就会一直聚焦在这些物品上，自己也会因此养成了一些难以摆脱的习惯。总而言之，他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自主权，成为了他所选择的职业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法制和民情想方设法帮他拆除樊笼，为他开辟无数不同的致富之道，这一切也会变成徒劳；相比法制的民情，实业的原理显然影响力更大，这种力量将他绑在一种行业之上，往往是他受缚于此，难以脱离。另外，实业的原理还将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固定下来。虽然整个世界在不断运转，但实业的原理却使让他变得无法动弹。
劳动分工原则的普及使得工人们的力量变得越发微弱，他们的思想也因此变得越发狭隘，地位也会逐渐降低。从工艺上来讲，他们是进步了，但是手艺人自身却退化了。此外，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资本的增加，产品的数量也会不断增加。这时，那些有钱有识之人也会开始涉足工业。在此之前，这些工业的经营者都是手艺人，他们要么就是缺乏知识，要么就是相对贫穷。那些有钱有识之人经营工业的原因，自然是因为看到其中巨大的需求和利益。
因此，在这一时期，受到制造业科学的影响，工人阶级的地位开始降低，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的地位却在日益提高。
工人们每天只是想自己的智力应用在一些小事情上，而工厂老板却需要关注全局。于是，老板的视野变得开阔，而工人的眼界却变得越发狭隘。这样一来，过不了多久，工人们就不必再动脑筋，只是从事体力劳动。而老板们却需要依靠科学和天赋来确保事业取得成功。因此，这样的人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国家中的行政长官，掌管一切，而工人则变得越来越像牲畜。
因此，工厂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像一条长链的两端一样。在美国，每个人都有其固定位置。一方越来越依赖于另一方，仿佛是生来为另一方服务一样，而另一方则享有指挥别人的地位。
这不就是贵族制度的社会状况吗？[4]
在一个国家中，如果人民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平等，人们对于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就会变得越广泛和普遍。使商品变得价格低廉就成了制胜关键。所以，有越来越多有钱有识之人将自己的财富和天赋投入到工业生产之中，他们开设工厂，并且设立严格的劳动分工，以此来满足人们各个方面的需求。因此，当人们逐渐趋向民主制度时，那些从事制造业的阶级就变得越来越像贵族。人们彼此变得越来越像，而与此同时，大部分民众与另外一帮人也却变得越来越不同。最后大多数人变得平等了，但是大多数人与占少数的另外一些人之间的不平等却在不断扩大。因此，当我们追根溯底时，就会发现民主社会中的贵族集团是从民主社会中自然产生的。
然而，相比之前的贵族阶级，这些贵族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很快会发现，这批贵族实际上只是专注于实业，他们在社会中显得与众不同，就像是怪物一般。
在现代的民主社会里，一些从事实业的人会建立一个小型的贵族社会。就像古代的那些大贵族社会一样，在这个小贵族社会中，既存在一些拥有大量财富的富人，也有大量非常贫苦的人。这些穷人很难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是对富人来说，他们有些人可能会突然变穷，而有些人会在得到财富之后不再从事商业活动。可以说，在穷人阶级中，成员基本保持不变，而在富人阶级中，成员可能随时都在变动。实际上，现在只有富人，并不存在富人阶级。究其原因，虽然这些富人拥有大量财富，但是他们并没有共同的观念、目标、传统和期望。因此，更准确地说，他们只是一伙人而不是一类人。
富人之间关系并不紧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富人和穷人往往是由于利益而不断结合或分离，因此，两者之间自然无法维持紧密的联系。通常情况下，工人们必须依靠老板，但是他们依靠的老板往往不止一个。只有在工厂，工人和老板才会彼此相识。如果离开了工厂，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会如同陌生人一般。工人与老板之间只存在一个交汇点，一旦离开了这个交汇点，他们就不再有联系了。老板对工人的唯一要求就是工作，而工人对老板的唯一要求就是支付报酬。两者之间并不需要互相保护。通常来说，老板和工人不会建立长久的联系；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来看，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同样不会长久。
然而，由厂商所形成的贵族，几乎不会扎根于受他们指挥的实业大军中。他们的目的不是想统治这批人，而是想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牟利。
因此，这样组织起来的贵族的目的不在于大量控制一批雇佣者，即使他们有时雇佣了大量的工人，但是不久后也会解雇一批。他们既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无法这样做。
在旧时代，由于法律或习俗的影响，地方贵族往往认为自己有义务救济和扶持下属，减轻他们的困苦。但是，现代制造业的贵族则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只想利用受雇者为自己牟利，让他们变得又穷又苦，如果遭遇经济危机，则会把这些人推出工厂的大门，让社会去救济他们。这是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工人和老板之间虽然常常存在联系，但是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结合。
总之，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制造业的贵族，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严酷的贵族。但是，它同时也是受到最严格制约并且危险性最小的贵族。
然而，民主的朋友还会不安地关注这一方面。因为这是贵族制度和身份的永久不平等再次侵入这个世界的唯一途径。
[1]论当今的产业中所出现的贵族式的组成。
我曾指出过民主社会是如何促进产业的发展的；我将在这里向人们展示产业是如何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向贵族制度发展的。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中我们发现，所有的劳动者都忙碌于自己的工作，总的来说，工作制度要比以往更加完善。
我们还发现，为了花费更少的代价来生产同样的产品，那立即扩大生产规模是非常必要的。
前者让工人的数量变少，变得更直截了当。而后者使得管理者的数目在不断地增加。它们让产业阶级中产生了贵族制度的原则。
而现在，随着社会普遍变得民主，随着廉价手工业制造品的需求变得更大更普遍，以上的这两种情况也出现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
因此随着小的社会团体在大的社会中的建立，平等逐渐消失了。（YTC，CVf，第35—36页）
这一章节中的几个观点都是来自奥尔本·德·维伦纽夫-巴奇蒙子爵的《基督教政治经济学，或对法国和欧洲贫困化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的研究》（巴黎：波林出版社，1834年），卷2，托克维尔在他关于贫困化的回忆录中也用到了这本书的观点。维伦纽夫-巴奇蒙的这部作品卷1的第12章的标题就是“新封建主义”，这一章里包含了本章节的主要论据。
[2]我不知道应当将这一章放到哪个位置。有三种方式：
1. 可以将这一章放到第一卷之中，放到讨论“平等”这个普遍存在的事实的章节之后。它将指出例外的情况，也将会完善这个构想。这样的话，这一章必须进行进一步的论述。
2. 也可以将它放到关于薪水的章节之后。这样的话，这一章就可以进行一些缩减。
3. 而我现在觉得，将它放到描述民主是如何将人们推向产业事业的章节之后是最合适的。这样的话，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论述和指出它与之前一个章节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了。就像这样：
我之前指出民主将人们推向了产业的发展，而产业为了构成现在这样的格局，将人们重新带向了贵族制度。
所有的社会都开始于贵族制度；产业则取决于法律。（草稿，卷2）
[3]当代的评论家认为托克维尔对19世纪前半叶的产业领域发生的事物以及都市化进程的看法是非常无知的，对蒸汽船、运河、铁路以及其他技术上的进步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他的游记以及西摩·德雷舍的作品（《托克维尔和博蒙的社会改革》，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68年）的出版让人们看到，他对于曼彻斯特的描述大多受到了工业化的影响，他明白当下的趋势，也在专注于此，而不是对它一无所知。
如果说托克维尔对工业化这个问题的反应是如此之快，那只能说这是因为他写作的目的没有将他也推向工业化，他的反物质主义理论也是如此。让他感兴趣的是推动工业化以及让工业（对新式制造业的贵族制度）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的能量（对金钱的获取和对良好物质条件的喜好）。根据西摩·德雷舍的描述（《托克维尔与英国》，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60—61页），托克维尔与西尼尔的友谊对托克维尔关于经济的观念影响非常大。参阅《英国游记》，OC，V，2，特别是第67—68页和第78—85页。
[4]“以一种实际的方法来审查一下这个问题，你如何才能重新创造一个以财富为基础的贵族制度，使之与（无法辨认）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特权。”（YTC，CVc，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