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民主国家[2]变成专制君主国家时，人们以前在公私两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将会马上汇集到私的方面。这样一来，在初始阶段将会出现物质上的巨大繁荣，但是，在不久后，这种繁荣就会减速，最后停滞不前。[3]
我认为，凡是经营工业与商业的民族，都不存在自由。对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不知道能否从都灵人、佛罗伦萨人、英国人那里找到例证。也就是说，自由和实业这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着紧密与必然的联系。
一般来说，所有的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而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尤为如此。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对于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来说，他们只能够通过结社来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福利。而另一方面，我也曾指出，政治自由能让结社的技术日臻完善和普及。因此，在平等的时代，自由实际上非常有利于人们创造财富。相反，专制则会对人们致富造成极大的阻碍。
在民主时代，专制带来的东西并非暴虐和凶狠，而是烦扰。这类专制虽然没有损害人性，但却压制人们的经商活动和削弱人们创办实业的才干。
因此，在民主时代，人们只有得到自由才能获得他们长期追求的物质享乐。
然而，对于这种享乐的过度喜好，有时会让他们在遇到强权时就立即屈服。于是，人们追求福利的激情便会不断减退，被另外一种相反的激情所取代，使他们忘却原本的目标。
事实上，对于民主国家的公民来说，这种转变是十分危险的。
在民主国家，当人们对于物质享乐的爱好胜过文化和自由的发展时，他们一看到新的东西就会立刻变得无比激动，并费尽心思想得到这些东西。
由于他们一心想要发财，所以在他们眼中，那条把他们的个人幸福与全体繁荣联系起来的紧密纽带完全变得不值一提。他们会自动放弃他们已有的权力，根本无须你去动手剥夺。在他们看来，履行公民的政治义务是一种令人厌恶的事情，因为它妨碍了他们，使得他们无法专注于自己的实业活动。如果让他们去选举代表，或请他们为当局效劳，或共同担负一些公共工作，则他们会以没有时间作为托词，不愿将他们的宝贵时间用在一些对他们来说没有收益的工作上。在他们看来，任何认真追求生活中的重大利益的人，都不应该去做这些无聊的勾当。这些人虽然“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原则，但他们仍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原则。而且，对于所谓的个人利益他们过于看重，从而忽略了重点：那就是自己应当继续做自己的主人。
由于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工作，基本不会费心于公共事务，那些曾经为公共事务而操劳的阶级又不复存在，所以政府好像出现了空缺，没人进行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个精明强干的野心家执掌政权，那么，他肯定会发现，篡权的大道无比宽敞平坦。
在一段时期内，只要他能一心处理好各项物质利益，他在其他时间内就能随意地做各种事情而不会受到人们的反对。维持社会安定是他的首要任务。而对于那些热衷于追求物质享乐的人来说，在没有看到自由如何为他们的物质福利带来帮助之前，却早已目睹发现自由的滥用对物质福利的损害。当公众的激情对他们私人生活造成一定影响，使得他们失去一些小快乐时，他们会立刻提高警惕，寝食难安。而一直以来对于无政府状态的惧怕，又使得他们生活得忐忑不安，一看到出现骚乱就随时准备放弃自由。
我承认社会安宁是一件好事，但有一点我必须指出，所有的国家在出现暴政之前都会有一段安宁的时期。不过，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就推断，社会安宁不必重视，只不过，国家需要的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安宁。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其国家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其余都不在乎的话，那么这样的民族实际上已经受控于财富的奴役，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受制于人。
这样的民族不仅要提防个人的专制，对于党派的专制同样如此。
如果社会集体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私人利益，那么，无论多小的派别都有可能因此而控制公共事务。因此，就像我们在戏院看到的一样，在世界的大舞台上，经常存在这种现象：一小部分人代表了全体大众。他们代表了那些未出席或者对此毫不关心的人，独自在舞台上表演。他们恣意地规划着所有事务，修改法律，践踏民情。接着，我们就将目睹：一小撮软弱无能的人究竟是如何控制一个伟大的民族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上述的这些危险，美国人都能幸运地避开。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值得钦慕。
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游手好闲的人，但是在美国，这种人或许是最少的。在美国，每一个人都迫切想增加自己的财富。但是，并非说美国人在物质享乐上毫无限制。并且，虽然他们追求物质享乐的这种热情不会受到理性的压制，但是理性至少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当美国人考虑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他头脑里想的全是他自己。但是，一旦他完全投入到公益事业，个人的利益又立刻被他抛之脑后。有时，驱使他的仿佛是最自私的贪欲，但有时候，这种驱动力又似乎是崇高的爱国情怀。按理来说，人心无法被一分为二。但是美国人却能在追求财富和自由时，交替地运用这两种感情。看起来，这种感情似乎已经相互连接并成为他的性格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在美国人眼中，致富的最佳工具就是自由，而自由同时也是其最大的保障。
他们既爱自由，也爱幸福。因此，他们从来都不会认为自己去参加社会事务是受到迫使的。相反，在他们看来，自己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政府，这个政府当然要允许他们去追求自己渴望的东西，所以对他们来说保护了政府实际上也就是保护了自己的权益。
[1]自由对于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所有国家都是如此，而在民主国家中则尤为明显。
但是在民主国家中，对于物质条件的过度喜好会导致人们失去自由。
在民主国家中，人们都只关心小我的个人利益，他们认为将精力放在公共事务上完全是在浪费时间。这使得他们很容易遭到某个人或者某个党派的暴政专制。美国人的例子则是相反的。他们对于公共事务十分重视，对公务也有着与对私人利益相同的热情，很明显在他们心中，这二者是同样重要的。（YTC，CVf，第32页）
[2]手稿上写的是“共和国”。
[3]我在这本书的另一个部分中曾提到过让我有这个观点的原因，如果专制在民主国家中长久地建立起来，那它将比其他国家中建立的专制更秩序井然，也更为“沉重”。随着我深入这个话题之中，我发现了更多的让我保留这个想法的理由。
［边上写着：所有的理由都是无力的，因为这是最适用于民主国家的普遍真理。我必须寻找一些“特殊”的理由。这个特殊的理由在这里可能会是民主国家中的专制所具有的让人感到窒息的本性。］
现在，这样的专制必然会阻碍人们的想象力，从各个方面限制人们的才能，最终让人们变得庸庸碌碌，就好像没什么用处一般。或许我夸大了这种危害。又有谁会在欧洲的启蒙运动时期相信这些暴行的出现呢？因此这只是一种推断。我也同意这一点，因此我不会谈论某种为了特殊的利益而发起的战争，公共财物被权力的代理人挪用和倾吞的行为，私人财物的普遍不确定性，以及危害人民繁荣昌盛的致命因素等，这些只是专制政府的建立可能会带来的普遍后果，它的影响很快就会体现在人们的优越的物质生活上。而这些所有后果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意外。我想能够找到造成我所假设的罪恶的某种固定的因素，并且为此我还假设了一种温和而理智的专制，它只会限制人们的自由，而不会掠夺人们的自由所带来的财富。
［边上空白处写着：商业贸易经受不住战争的摧残，但是民主专制的特性并不是暴政，而是一种事无巨细的令人感到厌烦的东西。］
一些人认为这样的政府能够挽救人类的道德准则，并且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能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而我不这么认为。人们可以抱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人们却不能说这样的政府不仅能让人得到幸福，还能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让人们获得更多的财富。
人们还认为在政治活动和商业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密切的联系。在一个人人都对各种事业抱着极大兴趣和极大魄力的国家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唤醒人们的想象力，最终，人们会变得只通过各自的知识观念来看待彼此和教导彼此，就像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之情一样。人们变得如此的激进，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并且随着各个领域的人的努力，人们的共同富裕便产生了。
但是事实上，人们从提尔人的时代到现在英国人的例子中都找不到一个既是制造业和商业发达，又是自由联邦的国家。人们可以看到，佛罗伦萨的商业天才们可以在经常发生革命，并且革命经常摧毁人们产物的时代中，构思出各种令人惊奇的想法和观念。佛罗伦萨在它的独立自主中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富有；然而一旦当它在安宁而普通的梅第奇政府［补充：专制的政府］之下放松下来，它便开始朝着贫穷发展。因此，在自由和产业这二者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但是却非常密切的联系。
［边上写着：或许不应该谈到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已经在其他相似的地方提到过了。］
起初，人们并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当统治者的绝对权力都开始跟随着政府的脚步前进时，组建政府这个人类的伟大行为便开始朝着公共事务发展了，而私人事务则被放到了第二位去考虑，这样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声势和一种盛况空前的繁荣之景。但是没过多久，这种发展势头就缓下了脚步。新的观念也以同样的速度停止了流传。人们彼此之间便只会偶尔产生联系，而不像以前一样彼此需要相互依靠，最后的结果就是人们丧失了彼此的信心。由于人们不再有这种习惯和权利参加公共的重要事务；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也失去了结社的实践。人们对事业的热情变得沉寂下来，对发展进步的渴求也不如以前。社会最初是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发展，而后便停止下来，最终归于完全的沉寂。
在笔记CVa的标注着日期为1836年8月3日的第四页中，有一段摘自马基雅弗利描述关于罗马的街道在夜晚时的危险的信件。1836年8月，托克维尔在瑞士度假时，曾读过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的历史》。见卢克·莫尼耶所著的《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百年书刊》（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出版社，1960年）中的《托克维尔与瑞士》第101—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