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得不再稳固和长久的时候，如果你想让他们重新联合起来一起行动，仅仅说服他们相信这样的联合行动对他们是有利的是不够的。
一般来说，只有通过利用报纸才能实现这一目的。[3]如果你想在同一时间将同一种思想灌输到无数人的头脑中，你只能借助报纸。
实际上，报纸就像一个不请自来的顾问，它的职责就是每天向你概要地报道国家大事，同时又不对你的生活造成干扰。
因此，平等越来越普及，个人主义也随着加强时，报纸就越发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如果你认为维护自由就是报刊的作用，那你就低估了它的能耐了：可以说，报刊能对人类文明起到维护的作用。
必须承认，在民主国家，报刊有时会引导公民去做一些失妥的事情。但是，只有依靠报刊，人们才能共同行动。因此，可以说报刊的利大于弊。
报纸的功用不仅仅在于建议大多数人采取同样的计划，也在于建议使每个认同这种计划的人联合起来一起实现目标。
在贵族制国家中，大部分居民往往是彼此孤立的。如果他们想要联合起来实行某项事业，他们就会去吸引一些人追随他们的行动，与他们携手共行。
在民主国家中，情况正好相反，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一大帮想要联合的人无法联合起来，只因为每个人的力量本来就微弱，加上比较分散，这样一来，他们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寻找志同道合的人。这时，借助报纸，人们能够了解到其他个体的想法和观念。于是，所有的人都立刻趋向这一灯塔。这些有着共同思想的人，一直在黑暗中摸索，最终得以碰面了，于是，他们马上就联合在了一起。
报纸不仅将人们联合起来了，而且还保持人们之间的这种联系。
在民主国家，如果想要增加社团的影响力，它就必须使其成员人数变得庞大。但是，这样一来，因为成员人数过多，只能分散而居，他们仍旧居住在自己原来的地方，每天为生计而奔波劳苦，为无数的琐事烦心。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使得他们每天即使无法见面也能照常交流，无须见面就能统一行动。因此，对于民主国家的社团来说，报纸是必不可少的东西。[4]
这样一来，可以说报刊造就了结社，而反过来结社也制造了报刊。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人们身份越来越平等，结社的数量必然也会上升，如果这被证实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说随着报刊数量的增长结社的数量也会上升了。[5]
基于上述的原因，美国就成了报刊和结社数量最多的国家。
通过研究报刊的数量和结社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发行的期刊和国家行政管理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民主国家报刊数量的增减与其行政管理集权的多寡成正比。因为民主国家不像贵族制国家，地方权力的行使不能仅仅委托几个主要的公民。对于民主国家来说，这样的权力不仅要废除，而且要把这种权力交到大多数人手中，让大多数人去行使。而根据法律，为了管理一定区域的政务，这些人可以组成一个政治性社团。这样一来，他们就需要一份天天都有的杂志，让他们能及时地了解与他们有关的各种小事情，以及相关的国家大事。地方机构的数量越多，参与行使地方权力的人数就变得越多。因为这种需求是持续存在的，所以报纸的需求量也会随之增加。
如果行政权力太过分散，则会对美国的报纸造成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力甚至比国家的政治自由和出版自由所产生的影响还要大得多。如果所有的美国居民都拥有选举权，并且这种选举权只适用于选择国会的立法机构，他们就不需要报纸了，因为选民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机会共同行动。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美国不仅有全国性的大型结社，还有各种规模较小的结社。每个州、每个城市、每个村镇的行政官员都会为了地方行政管理的目的而依法结社。因此，国家的立法者就是要让所有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经常与同胞共同合作处理事务。而每个人都需要通过报纸了解其他人的所作所为。
在我看来，在一个民主国家[6]里，如果没有任何全国性议会但是地方权力机构却数量众多，那么这个国家与由全国性立法机构产生并实行行政集权制度的国家相比，人民会拥有更多的报纸。为何美国每天出版的报纸如此之多？我认为最好的解释就是：在美国，人们享有最广泛的自由，并且拥有各种形式的地方性自由。
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一旦出版业的课税取消，那么报纸的出版将会持续上升。这种说法明显夸大了这种改革所发生的作用。报刊数量的增长，不仅与价格有关，而且或多或少跟大多数人常常感到交际和联合的渴望有关。
相同的，对于持续增长的报纸所带来的影响，我会将其归因于一些最普遍的原因，而不是一些人们常常提到的原因。
一种报纸是否能存活下来，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它是否反映了多数人的共同思想和情感。因此，一份报纸总是代表着其长期读者所属的社团。
这个社团的定位、范围、人数发生变化也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只要一种报纸能够存活下去，至少就说明了这个社团已经被某些人所接受了。
到这里本章也即将结束，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
人们的身份变得平等时，个体的力量就相应变得弱小，主流意识就越容易掌控所有人的思想，想要坚持与此相左的观点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一种报刊就是一个结社的代言人。可以说，报纸是以全体成员的名义，向它的每一位读者传达信息，而且读者的能力越弱，就越容易被其吸引。[7]
因此，随着人们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平等，报刊的影响力也会变得越来越显著。
[1]1. 当所有人都相互独立时，你只有在同一时间分别说服他们相信事业的有利性，才可能让大部分人做出相同的举动。
因此，只有报刊才能做到在同一时间给成千上万的人灌输进同样的思想。
所以随着身份条件变得越来越平等，报刊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强。
2. 报刊不仅能在同一时间让大多数人产生同样的观念，它还可以让多数人构想出实行这种观念的相同的行为。
（1）首先，报刊让人们彼此之间有了了解，产生了联系。
（2）其次，报刊将人们联系在了一起；它让人们在没有见面的情况下就产生了交流，在没有聚在一起的情况下就达成了一致。
3. 报刊的数目会随着社团数目的增加而增加，中央集权的程度越小，报刊的数量也会越多，这也是很好理解的。当每个地区都建立起各自的社团时，人们对报刊的需求要比只存在一个大的国家社团时要大得多。
4. 一份报刊总是代表了一个社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平等性越强，个人越弱小，新闻报道就越强。报刊以多数人之名压倒了它的每一个读者。（YTC，CVf，第26—27页）
[2]草稿集中有两份封皮上有着对这一章节的注释和草稿。其中一份上有着与这一章相同的标题；另一份上的标题是：
“民主国家从出版自由尤其是报刊中得到的特别效用”。
这一章绝不是草草书写和勉强构思出来的，需要进行回顾，或者需要被删掉。将这一章放到关于社团内容的中间。
爱德华多的公正的注解：1. 报刊这个话题在所有的民主话题中，对法国人来说是最为熟悉的，因此在是否论述这个话题上，我感到十分犹豫。2. 由于它与社团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不能只是偶然地对其进行论述。
他建议我只对报刊和社团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表述。报刊是社团的喉舌，你可以将之看作是社团的灵魂，也可以将它看作是社团建立的最充满活力的方式。另一方面，如果在社团的数量和身份条件的平等之间有着某种联系，那报刊的数目和社团的数目之间也是存在某种联系的。
如果一个社团只有一种报刊，那它仍处在社团的原始状态，但是它确实已经形成了。
在这一点上我建议加上我之前所说的观点，报刊的力量会随着身份条件的平等而成长。
民主社会中的社团是由大量弱小而谦卑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素未谋面，也没有去寻找彼此的空闲或者彼此商议和达成一致的能力（贵族社会中的情况刚好相反，一个强大的社团可以由几个权力极大的人组成；他们之间彼此了解，不需要通过报刊来商议和达成一致）。人们只能通过报刊或者笼统的说通过新闻出版的自由来做到这些事情。因此在民主社会中，报刊会随着社团必须要进行的发展而变得更为必需（这就是中心观点！）。（草稿，卷1）
[3]“在这里添加注释，指出这里说的不仅是政治报刊，还要涉及科学、产业、宗教、道德的报刊。”（草稿，卷1）
[4]“这也解释了民主社会中报刊的力量。它们的力量并不是天生就比贵族社会中的报刊力量更强，但是它们却能在普遍沉默的情况下表达出自己的声音；在普遍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却能做出自己的行为。它们在没人敢于取得主动权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民主国家从出版自由尤其是报刊中得到的特别效用》章节草稿，草稿，卷1）
[5]“因此报刊的数量不仅会随着自发结社的数目增加而增加，它还会随着政治权利的分散和随着地方政权从少数人的手中转移到所有人的手中而增加。”（草稿，卷1）
[6]作者注：我在这里说的是一个“民主国家”。在一个贵族制国家，可以使行政大大分权而没有必要去发行报刊，因为它的地方权力机关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这几个人虽然各自为政，但也彼此熟悉，而且能够容易见面和交换意见。
[7]“在民主国家中，结社的精神越是没有广泛传播开来，出版的力量就越强。这并不是因为它自己变得更强了，而是它想要控制的人相对更为弱小。（草稿，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