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族制国家，所有人都互相牵连和依靠，并且，由于等级制度的存在，所有人都各得其所，每个阶级也各安其分。在这种国家的政治团体内部，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在贵族制国家中，自然需要有一些首脑来对政党进行领导，而党员则也会出于本性习惯性地服从首脑。我们不仅能在大社会中看到这种现象，在小社会中也是如此。
在民主国家中，从表面看来，大多数公民的目标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每个公民实际上或自认为是在独自前进。因为他们习惯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不愿意接受外来的指导。而他们也经常把这种习惯和偏好带进全国的会议里。一个人即使同意与别人联合去推行某项行动，他也会要求得到主导地位，并且听从他的观点和方法。
由此可见，在民主国家，只有当国家遇到严重危机时，其政党才会容忍被人控制或服从他人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时，国家首脑虽然有权指挥政党的行动，也能对舆论进行控制，但仍然无法使政党闭口不言。
在贵族制国家，只要举办政治性会议，与会代表都来自贵族，每个代表原本就有着很高和固定的官职。在他们眼中，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比他们在议会中所占的地位来得更加重要。因此，他们在讨论议案时往往十分被动，对于议会中热烈争辩的一般问题也无动于衷。
在美国，一个议员是否做某项工作通常是由他在议会中的地位决定的。因此，他在议会中得到重要地位是他的首要目标，并且迫切希望自己的建议被采纳实施。[3]
他的目的不仅是在为自己也是在为自己的选民争取荣誉，而且，他要维持选民对他的支持。
严格来讲，在贵族制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并不依附于选民，反而被选民们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代表。在某些情况下，选民还要完全依附于立法机构的这些成员。假如没有得到本区的选民的推选，他们还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其他选区选举出来；即使不当议员，他们也照样可以享受清闲而舒适的生活。
在像美国这种民主国家中，议员想要长期控制选民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民主具有不稳定性，因此，不管一个选区有多小，它也会不断改变面貌。因此，为了讨好选民，议员时时刻刻都要竭尽所能。并且，即使如此努力，议员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一个议员不是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一旦选民不再选举他，他立刻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更何况，在公民拥有自主权的条件下，他也不用寄望朋友和政府会随意把他塞进他所不熟悉的选区去当选。因此，他必须在先其所代表的地区打好基础，以便日后更容易飞黄腾达。如果他想平步青云，领导民众，进而掌控世界的命运，他也必须先在他所代表的选区做出一番事业才行。
因此，在民主国家中，对于参与政治性会议的代表来说，选民对他们的重要性往往在于其所在党派之上，而贵族制国家的政治性会议的代表则会把他们的政党置于选民之上，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4]
然而，有些时候，议员会为了讨好选民而发表一些与自己信奉的政治观点不符的言论。
政党为了维护本党的最大利益，在面对一些它仍未清楚认识了解的重大问题时，往往会要求其成员不去讨论这些问题，而对于那些可能影响大问题的小问题，则尽量少谈。对于一个平庸的议员来说，他能对国家大事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缄默不语。
但是，选民当然不会认可这种看法。
一个地区的人民为何要会选出一名公民去参与国政呢？那是因为他们非常了解这位代表的优点。当周围的人都显得平庸的时候，那些稍有能力的人就会显得鹤立鸡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们对当选代表的能力提出越高的要求时，就越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人选。而如果当选的代表只是一个平庸之才，那人们则会要求他付出一定的努力，以便获得享受人们赋予他的荣誉与地位的资格。
议员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立法者。在他所代表的选民眼中，他还是本选区在立法方面的天然保护人。所有投票选举他的人，不仅把他视为是自己的代理人，而且真诚地相信他会像维护国家利益一样去维护本地区的利益。
因此，在选举时，选民们早已想好要选出一个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了。这样一来，当需要发言时，他们的代表才能够及时地抓住机会尽可能多地发言；如果他的发言时间受到限制，他也要力争简单扼要地就所有国家大事提出质询，并附带提出本区所抱怨的一些小小不满；如果没有机会进行长篇大论，他们的代表也能简要地把问题陈述清楚，提出他与其选民对问题的卓越而完整的见解。只有做到了这些，他下次才有机会继续当选。
如此一来，那些自知能力不足和不愿意自我表现的老实人对这些事就不会那么积极了。这样的人如果当上议员，他就只会与朋友高谈阔论，而到了充满演说家的议会中去发言，必肯定会把辩论活动搞砸，让与会者觉得扫兴乏味。
一些法律如果使当选的人越来越依附于选民，那么在当选者成为议员之后，他的言行举止都会受到这种法律的影响。这样的法律既会影响国务工作，又会影响讨论国务工作的方式。
美国国会议员如果准备辞去官职，那他一定会事先准备好一份讲稿，然后在国会上滔滔不绝地述说他为联邦，特别是为他所代表的地区所做出的贡献。这样一来，就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当他向听众发表长篇大论时，他不是在说一些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大道理，就是一些不足挂齿细枝末节的事情。
这样一来，在这个大机关里进行的辩论通常都是空洞和杂乱的，好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和脱离主题。
在我看来，民主国家的议会都普遍存在类似的现象。
如果政治环境良好，并且法制也相当健全，那么美国的现任国会议员中的很多优秀之才或许会被立法机构所吸收，但是，你还是无法完全阻止庸才在议会里高谈阔论和大摇大摆地四处炫耀。
在我看来，这个病在美国已经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境地了，造成这种现象有几个原因，不仅有国会组织上的原因，而且也有宪法的原因，甚至也和国家的制度有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人自己似乎也有相同的看法。对他们来说，国会的活动早已司空见惯，即使国会上某些议员的发言非常糟糕，他们也会忍耐。他们甘愿忍受这种病痛，因为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这种现象是无法根除的。
上述的还只是涉及民主国家议会的政治辩论的细节，现在我们来谈下它的主要问题。
英国下院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在国外，它的议事过程却从来没有造成轰动效应。发言人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甚至都没有使最靠近英国这个自由国度的一些邻国产生共鸣。然而，美洲殖民地在革命时只是召开了几次小会议，就轰动了整个欧洲。[5]
我认为，这种现象背后不仅有其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而且还有其一般的和必然的原因。
在民主国家议会里，能进入议会辩论国家大事的大演说家是最有能力和最值得敬佩的人。因为议员们并不属于某个阶级，而是属于国家，所以议员们总是为全国人民和以全国人民的名义而发言。[6]因此，他们的思想的作用和发言的分量就随之增强了。[7]
在这里，我们几乎可以忽略先例的作用，有财富并不意味着同时拥有特权，世袭权力也不再与一定的集团或个人有联系，所以人们必须依靠合乎人性的一般原理去处理他所办理的个别问题。因此，在民主国家中，哪怕规模再小的政治辩论都都具有一种事关人类命运的普遍意义。这与所有的人都是相关的，因为辩论涉及人，而人在世界各地并无二致。
在有些大贵族制国家，情况却与此相反，无论处理什么重大的问题，都是根据时代的习惯和阶级的权力所规定的某些特殊理由。实际上，只有相关的阶级，至多就是这个阶级所在的民族才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有时候，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辩论才会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当然，造成这种反响的原因不仅在于法兰西民族本身的伟大，还在于其他国家愿意倾听。
在我国，演说家的发言并不仅仅是针对本国的公民，同时也是说给世界人民听。[8]
[1]1. 对于英国议会的讨论只是被一小部分人引导的，他们让讨论变得简单明白，简明扼要。而国会为什么不相同呢？
（1）在贵族制国家中，立法机构的所有成员早就在长期地对议会的艺术进行研究了。这个理由是很正确的，但是不够充分。
（2）贵族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和主从关系也在议会中产生了作用。而在民主国家中则是不同的。
（3）贵族社会中的代理人本身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的，而他们则很容易因为没有在议会中扮演角色而感到慰藉，也不想成为庸庸碌碌的一员；这必然让他们在自己的位置坚持下去。
（4）而在民主社会中，他们是由选民们决定的；由于他们更多地依赖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就会进行让步。
2.上面只是民主论述的一小部分。下面才是重要的部分。
（1）由于社会中不存在阶级差别，演说者们演说的对象和内容则总是关于整个国家的。
（2）由于他们不能依靠（无法辨认）财富、出身，或者说个人拥有的特权，因此他们必须回到由人类本性的检验所提供的普遍真理上来。这样他们的能言善辩的能力添上了一种冠冕堂皇的色彩，并极大地增强了它的影响力。（YTC，CVf，第21—23页）
[2]你可能还要在这里对两个话题进行论述：
1. 弄清楚能言善辩严格来说是否对于民主议会来说是一种本性，就像对其他事物来说一样。我是不这么认为的。
2.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总统对国会的报告总是如此的简单、明了和庄重。这个话题会更适合一些。（草稿，卷1）
在这一章的草稿的第一页中这样写着：“这一章是一种尝试。或许应该删掉。”（草稿，卷1）托克维尔在另一处补充道：“我认为对于这个话题不应该说什么。随着讲坛的布道术这样一个最为传统的事物都被民主改变了，那思想的各种辩论之术也必定早就被民主的力量改变了。”（草稿，卷1）
[3]此外我不认为关于这一点上，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所表明的原则是普遍适用于所有民主国家的。我认为像每个国家的灵魂深处都会有着一种隐秘的倾向，这种倾向会让它在完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让最有能力的人远离权力。另外，当这个国家领导着各种事物时，就像孟德斯鸠所形容的那样，像一个总是想象着他的国家是他最好的臣民的国王一般。各个国家就是这样被统治的。但是我认为这种致命的倾向可能会自然地或者由法律操控着与客观环境造成冲突，并且在美国，两方面都有可能。（草稿，卷1）
[4]在这里添上民主社会立法机构的成员，他对于服从于议会的纪律没有特殊的兴趣，他天生就好像如此。在贵族社会中，党派的首领通常本身就是具有巨大权力的人物，或者说是可以轻易处理党派力量势力的人物。在他们的手中既掌握着掌控局面的能力，也掌握着进攻他人的能力。比如，他们经常都能将他们的选择强加在选民的上。这个在社会中如在议会中一样按照等级制度建立的党派本身就能强迫所有的成员朝着它所设立的总体结果上进行。
在民主社会中则正好相反，在议会之外建立的党派不会比在之内的建立得更好。在党派内部，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进行行动，但不受政府引导的意愿。因此实际上来说，代理人对选民的行为既不会有什么希望，也不会有什么担忧。（草稿，卷1）
[5]“上个世纪的英国演说家在演讲台上时经常引用拉丁语，甚至是希腊语。
“而他们的美国子孙只会引用莎士比亚，这个最为杰出的民主作家。”（草稿，卷1）
[6]一个小的民主国家的政治讨论也会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引起哄动。不仅是因为其他国家也在朝着民主发展，有着相似的利害关系，也因为不管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讨论规模多么小，都总是会有一种普遍的性质，这种性质会让他们引起整个人类群体的兴趣。他们会从总体上来讨论一个人，并对他与生俱来的权利进行讨论，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在贵族制国家中，总是存在一个关于特定阶级的特殊权利的问题，这个问题只会让这个阶级中的人感兴趣，或者最多让这个阶级所处的国家中的人感兴趣。
这就解释了同样是欧洲国家，法国的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英国议会的讨论只产生了很小的骚动。（草稿，卷1）
[7]边上写着：“同样地，我会说说我们的时代，还有我们自己。在我们议事厅中展开的辩论将会很快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引发震动，搅动每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个阶级。”
[8]在这几章的初稿后面，你可以看到封皮上这样写着：
［最顶上写着：平等对教育的影响。
关于这个话题有许多事情可以进行谈论，但是我已经在这部作品里面说到了太多的事情了，因此我认为这个话题应当被暂且搁在一旁。］
民主对人们的教育的影响或者说对他们所获得的知识的影响是一个必要的章节。民主所带来的有用的、实际的引导，以及它所造成的方法路线的改变都是应当被谈到的。还有存在于其他研究之下的，对古代语言、理论科学、推理的研究也是必须说到的。
将这个章节放到关于“观念”的章节中。
［边上写着：一个简短的第六章放到关于科学、文学和艺术的大章之前，这个大章必须被放到第七章的位置。］（草稿，卷1）
在关于教育的章节中还包含了如下的计划：
［文件袋上的标题］民主对观念的影响。
论民主制度下的学术机构。
一个目的是将思想保持在固定的路线上，并将一种方法强加在思想之上的学术团体是与民主才能相对立的学院；这是一种贵族式的机构。
而目标是赋予将自己投身于艺术或者科学中的人极大的名誉，并赋予他们民主的社会状况通常不给予他们的舒适和安逸的生活的学术团体，虽然可能被民主国家所喜好，但是却绝对不会与民主相对立，甚至有时候对于民主制度的存在是必要的。这样的学术团体是一种典型的民主机构。
［里面的一页上写着］论民主社会中对付费教育体制的需要。随着各个国家开始变得民主，这个需要应当增加。
这很难被民主社会所理解。人们必定会用相反的本性的倾向来进行争论。美国人对此做出了让步。
这个问题产生的影响：可以留给科学的是民主制度可能提供的普通的支持，也就是说人们在工作中只会产生出应用的技术，而不会产生理论的科学。
［边上写着：询问毕奥先生的观点。］
英国人在很大程度上鼓励科学。他们在工作的希望中加入了轻松和可敬的间隙。这些东西都是应当被建议使用的，工作的甜头。
在另一个地方写着：“论美国的教育和民主国家中的普遍教育。
“也许我应该在开始的地方描述人在婴儿时期的景象以及将他抚养成人的家庭环境。
“这个计划的麻烦之处就是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甚至在人类最初的关系中都是十分盛行的。”（YTC，CVa，第2—3页）让-巴普蒂斯特·毕奥，科学家和正统主义的政治作家，是法国大学的一名教授。关于托克维尔和民主之后的教育的问题，见爱德华·加根《托克维尔在教育上的沉默》（《历史反思》，7，1980年，第565—5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