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在谈论史实时，往往会把一些史实与某些人的独特意志和性格联系起来。当谈到一些重大的革命时，这些历史学家通常会认为它们是由一些并不重要的偶然事件引发的。他们具有的远见卓识只能帮他们找出一些细小的因素，却无法找到那些重大的因素。
而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与他们正好相反。
在民主时代，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个人几乎无法影响人类的命运，而少数公民也不能影响全民的命运。不过，他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用一些具有一般性的重大原因去解释所有具有特殊性的微小事实。这种与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相反的倾向，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贵族时代，当历史学家对世界舞台进行观察时，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少数的几个主要演员正在舞台上表演。而他们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落在这几个舞台上的主要人物身上，他们一直专注地盯着这几个人。对于这几个人的言行举止背后的隐秘动机，他们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但是却忽略了其余的东西。由于他们过于看重某些个人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往往会夸大个人的影响力，并且以偏概全地用个人的个别行动去阐释群众的普遍运动。
在这一点上，民主社会恰好相反。在民主社会里，公民们各自独立，可以说所有人都没什么影响力，没人能对群众产生持久和强力的影响。从表面来看，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对于社会的作用似乎完全可以忽略，可以是全体成员自由和自发的竞争在不断推动社会前进。[3]
这样一来，人们自然会对探索一般原理产生兴趣，因为这些原理不仅能启迪人的智慧，还能使人的智慧达成一致。[4]
我深信，在民主国家中，有些个人的天才、德行和劣行可能会对国家命运的自然进程起到推动或者延迟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都具有偶然性，并且经常发生变化的，同时也显得比较隐秘、复杂、影响力微弱，在贵族时代想要发现和研究这些原因并不容易，而对于民主时代来说，这就更加困难了。
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通常只会挑出某一单独的个人或几个人的个别活动进行研究，而不会对大多数的一般性事实进行考察。[5]
历史学家在进行这种研究后不久，就会产生厌烦的情绪。他们像陷入迷宫一样晕头转向，弄不清也无法令人满意地说明个人的影响力，所以他们只好把这种影响力否定掉。在我们看来，先研究种族特点、自然环境或文明的精神面貌，再对其他的事物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事半功倍，既高效又能满足读者的需求。[6]
拉法叶先生在其著作《回忆录》[7]中说过，当我们在研究是如果我过分强调一般原因，则会让二流政治家得到高的慰藉。我赞同这种说法，同时我再补充一句：这同样会使二流历史学家得到很好的慰藉。因为，对于著作中最难处理的问题，他们可以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大理由来巧妙地回避，从而不会让人们看出他们的无能和懒惰，仍然认为他们研究深刻。
在我看来，我们不能用一般事实来解释世界上的所有事务，有一些事情实际上是由特定的个别原因引发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原因其实是相互交织的，只是各自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相比贵族时代，在民主时代用一般原因可以说明的事实显然更多，而个别原因造成的事实则会少一些。在贵族时代，个别的原因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一般原因则不同。举个例子，在贵族时代，对于身份不平等这个事实，人们认为并非某些个人压制其他人的一般原因。
因此，如果历史学家试图把民主社会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进行描述，那么他在解释大部分事实时使用一般原因，并且在进行研究时把精力集中在探索一般原因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他们因为难于确定并且无法查明个人的个别影响时就对这种影响进行否定，那就是错误的。
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不仅喜欢为所有事实找出一般原因，而且还会尽力将各种事实联系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体系。
那些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通常很重视个别原因，因此，对于事件之间的联系，他们经常视而不见，或者说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些事物之间存在联系。在他们看来，历史的进程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危险，那就是由于一个人的逝去而中断。
在民主时代，情况则完全不同，对于演员，历史学家并不重视，但是他们特别重视演出，所以他们往往会把各场演出联系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有序的体系。
古代文学给我们留下了美丽史诗，但是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伟大的历史体系；而简陋的现代文学，却能做到这一点。如此看来，古代的历史学家并不像今天的历史学家一样，几乎都在搬用一般理论。
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还存在另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
当个人无力影响国家时，往往会让人只看到世界运转的表象，而无法看见在背后推动其运转的源动力。有些事物对所有公民都会产生影响，并且最终导致全民运动。不过因为人们往往很难了解和分析这些事物，所以会倾向于认为它们并非由偶然因素引起，而是由最高力量在无形中决定。
甚至，就算人类最终发现世界上确存在一般原因在支配每一个人，人们也无法因此获得自由。一个广泛得足以同时用于千百万人，并且强大到足以控制同一阵营的全体的原因，大概是最无法抗拒的。一旦人们对这个原因表现出顺从的姿态，就会认为它是无法抗拒的。
由于这个原因，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不但不承认全民的命运是由某些公民所决定的，而且认为民众的处境几乎是不可能改善的。有时候，他们认为刚直无私的神在摆布着人民的命运，但有时他们又认为人民一直受到宿命的支配。在他们看来，所有民族都具有自己的地理位置、起源、历史和个性，并且它们又都跟无法改变的命运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按照一定的顺序，考察每一代人，再从一个年代到另一个年代进行考察，由一个必然事件考察到另一个必然事件，一直追溯到世界的起源，然后铸造出一条环环相扣的大链条，把整个人类的一切事件对号入座地放入到相应的位置。
不过，对他们来说，仅仅指明事件是如何发生无法令他们满足，他们告知人们事物的发展趋势。在对一个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民族进行研究后，他们就开会开始论证这个民族只能沿着这种轨道前进。这种研究方法容易为这个民族提出指导性意见，使得这个民族能在将来更好地发展。[8]
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特别是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经常会给读者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当时的人只要能较好地进行自我管理，就能掌控自己与同胞的命运。但是，现代历史著作给予读者的阅读印象则完全不同：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往往既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掌控周围其他人的命运。古代的历史学家一直教导人们要独立自主，而现代的历史学家只告诉人们要学会服从。在现代的著作中，作者总想拔高自己的形象，而把人类视如草芥。
现代的历史学家一直追捧的这个学说实际上非常有害的。如果任由这种学说从作者那里传递给读者，并植根于人心之中，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用不了多久时间，这个学说就会使新社会彻底瘫痪，让土耳其人取代基督教徒。[9]
对于如今这个时代来说，这样的学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是软弱无力的，所以意志自由的说法根本不被大家所认同。但是，他们仍然承认当人结成团体时是有力量的和自主的。因此这种思想应当加以提倡，因为现在需要的是振奋人心，而不是压抑人心。[10]
[1]1. 贵族社会的历史学家将所有的事件都归功于少数人。民主社会的历史学家却否认人们在人类物种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上的影响，并只会寻找普遍的因素。在两个方面都有些言过其实了。在所有的历史事件中，一部分是必须归结于普遍原因的，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因为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取决于时代的。在民主的时代中，普遍的事实可以解释更多的事情，而特殊因素的影响会更少。
2. 民主社会的历史学家不仅被引导倾向于将每一个事实归结于一个巨大的因素，还会将各种事实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历史体系。
3. 他们不仅倾向于为个人的力量而斗争，以领导各个国家，他们还很容易为了国家的能力进行斗争，从而以自己的能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他们还会服从于一种盲目的宿命论。（YTC，CVf，第21页）
草稿中这一章的其中一个题目是：身份条件的平等对想象的方式和写作历史的影响。
[2]在手稿的文件袋上，用铅笔写着：“古代的历史学家米格内特和与他为伍的人一样论述历史。”
[3]“在论述这个话题的时候一定要很谨慎地描述‘历史’，而不是‘历史学家’，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而不是‘历史学家解释这些事的方式’。”（草稿，卷1）
在《1836年的法国出版运动》（《两个世界》第四系列，X，1837年，第453—498页）这篇托克维尔在第二章的草稿中所使用的文章中，你可以找到相似的肯定。你可以在第464页上看到“它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是存在于杰出人物的首要形象中的事物和居于幕后被人民大众看作是模糊和不被欣赏的事物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渴望知道一切，对一切事物都持怀疑态度的时代，似乎更倾向于事实和这类令人震惊的景象的证明，在这个景象中，创作的艺术和判断的智慧证明了作家的力量是强过杂乱的旁征博引的”。
[4]“这必定会将他们的思想带回到普遍因素的寻求当中，并且他们总是会满足于他们找到的第一个因素。”（草稿，卷1）
[5]“在这一章有两个观点必须不能被弄混淆了。
“一个国家的命运是可以偶然地被一个权力极大的人改变的，我想就像拿破仑一样。
“或者也可以被偶然的机会改变，比如说瘟疫、一场战役的失败……
“你可以不相信个人的影响，而相信偶然的因素。
“在民主时代中，个人的影响力相对于贵族时代来说是极为弱小的，但是偶然因素的影响却不会少。
“现在，现代的历史体系的构成可以说不仅个人是无法改变的……国家，并且偶然的因素也无法改变。因此，战争的本质不能也无法起到决定性的因素，比如说无法阻止一个国家投降，因为一系列已经存在的因素决定了它最终灭亡的命运。
“很明显，我在之前章节中所说的一些都是可以应用到个人身上的，而无法应用到偶然因素上。这是言过其实的，因为当你对偶然因素的起源进行回顾时，你几乎总是会追溯到个人的行为上去。”（草稿，卷1）
[6]边上写着：“这与之前的内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并将思想带向了另一个方向。我在之前所说过，历史学家更喜欢找普遍的因素而不是特殊的事实。而我在这里所说的是他们都满足于了错误的普遍因素，这种普遍因素是另一种思想。我的比较只适用于这最后一种，因为‘空气的沉重’只是一个普遍因素，就像‘对真空的厌恶’一样。还是删了吧。”
[7]马奎斯·德·拉法叶：《回忆录》（《与拉法叶将军的信件和手稿》，巴黎：老H. 福尼尔，1837—1838年），6卷。1837年5月，托克维尔收到了编辑科塞勒寄来的这部作品的头三卷。也许这位作者与这位将军并没有共同的看法，因此没有读他的回忆录（我们都知道他认为这位将军是一个好心的人，但是思想却很“平庸”），并且他在圣伯夫所作的评论的第二部分中找到了这条引用（《两个世界》，第四系列，15期，1838年，第355—381页，同样的引用还出现在第359页）。
[8]“我认为在人们生存的国家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有自由去改变他们的命运。”（草稿，卷1）
[9]“向人们展现出相对于大众来说，个人是弱小的这样一个观念是怎样将他们带向新的观念——相对于自己，人民大众是弱小的，并且是如何将他们带向穆斯林的灭亡的。”（草稿，卷1）
[10]在草稿中还有这样一个简短的关于宗教雄辩术的章节，但是在最终的版本中被删掉了：
宗教雄辩术或者说宗教讲道术。
……民主对人类思想的著作的影响，这对我来说足够让我揭露出它是怎样改变布道的语言的。
［边上写着：或者还是把这一章删了吧。这不适用于美国。在美国，宗教信仰是非常坚定的，神职人员所用的语言并不是为支持基督教所进行的雄辩。］
没有什么能像宗教一样本质上来讲就是很少发生变化的，否则它就不是宗教了。真正的宗教存在于绝对的真理之上；其他的宗教也是需要它的支持的；因此所有宗教都是固定不变的，想要改变它们比摧毁它们更困难。
这种固定性延伸到了与宗教相关的每件事物上，不管关系有多远。每一种宗教习惯都很重要，要改变宗教的习惯比改变一个国家的宪法还要难。
因此不管是什么因素让人们在宗教事物上改变风格和方法，它肯定只是一种更为普遍的革命产生的最后一种影响，并且这个因素必定在很早以前就改变了其他所有事物的面貌了。
……天主教，我走进了一个教堂。我看到牧师一步步走上讲坛。他是一名年轻的牧师。他穿着牧师的祭服，但是除此之外在他的穿着打扮，他的仪态举止，或者在他的语态之中，再也没有其他传统或者习俗惯用的东西了。他并没有说“我的同胞们”，而是说“先生们”。他没有吟诵，只是即兴发挥。他并没有提到我们的罪恶让他与日俱增的痛苦；我们的善举也并没有让他感到内心的慰藉。他让所有的听众将手放在手中，像他一样举起手来，跟着他一起做动作。他感觉这不再是一种让我们触动的行为，而是一种让我们忏悔的方式。他所做的事不再是与信仰有关，而是与理智有关；他不再将信仰强加到人们身上，而是与人们讨论信仰，希望人们能自主地接受它。他并没有在学术神学的领域上和博学者的写作上和人们进行辩论，而只是诵读教皇的法令和议会的决策。他从世俗的科学中借来他的证明；从生活的日常事务中进行他的比较；以最普遍的事物，最清晰和最为基本的真理来作为自己的论证基础。
他谈到当今的诗人和演说家的次数几乎与谈到教堂的神父一样多。他很少会使用到拉丁文，我甚至怀疑弥撒中的《慈悲经》可能就是他所知道的所有希腊语了。
他几乎总是表现得独创、睿智、出乎意料，总的来说效果很好，但是有时候他的语言组织却是杂乱无章，错误频出，不够完整。还是放弃理解他的话吧，听听就好。
如果当你独自回到你的居所中，机缘巧合之下将你刚才聆听的这个人与上个时代的基督教演说家相比较，你会不无担忧地发现，在这个世界中流淌的奇怪力量将会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啊；然后你会明白民主在顺带地重建了人类的短暂制度之后，最终在它们的本性下变成了最为不可变动的事物，并且虽然基督教的本质永远无法被改变，它至少还是改变了其用语的形式。（草稿，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