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思想的主要表达手段，而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会对其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如果读者对我上面就整个文学所述的一切的话都已经完全了解，那就不难明白这个问题了。
实际上，可以说美国的作家主要是在英国的环境下生活的，而不是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因为他们从不间断对英国作家的作品的研究，并且一直以英国的作家为榜样。但是，对人民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对人民最有直接影响力的，是那些只会影响到美国的独特因素。因此，要想了解贵族的惯用语在变成大众的语言时可能出现的变化，就必须注意口说语言，而不必太在意书面语言。[3]
对于两者之间这种细微的语言差别，有些人能够立即辨识出来，这令我钦佩不已。[4]这些人和一些有教养的英国人让我相信：美国的有教养阶级，同大不列颠[5]的有教养阶级在语言方面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由于英美两国的差异和遥远距离，造成美国人大量使用新词，但是美国人的这一行为收受了有教养的英国人，以及那些能够快速辨别语言的细微差别的人的指责。他们说这些新词大部分都是从各政党和各行业的用语以及业务术语中借来的。他们还说，英语中的一些旧词，往往被美国人赋予新的含义而被加以使用。
最后，他们还说美国的居民老是会在说话时加进一些使你觉得莫名其妙的词语，有时把在他们的母国中不能混用的词都当作同义词来用。
一些我信赖的人曾经多次跟我说的这些话，促使我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探究。我根据理论得到的思考结论，和他们根据实际所得的观察结论是相同的。
在贵族制社会，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语言也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社会中，由于新鲜的事物比较少见，所以创造的新词并不算多。即使出现新的事物，人们也尽力用含义早已固定的通用词来表达。
就算贵族制社会的人最终自己振奋精神了，或者被外部射进的光芒所惊醒，它所创造的新词也和民主社会截然不同，而是具有一种学术气、辞藻色和哲学味。当君士坦丁的陷落使科学和文学西移之后，法语中很快就出现一些全都可以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找到根源的新词。于是，在法国出现了流行新词的风气，不过使用新词的都是有教养阶级，而且并不是非常流行，只是经过很长时期才普及大众。
同样的现象也先后出现在欧洲的所有国家中。仅仅弥尔顿一个人，就给英语增添600多个新词，这些新词几乎全部来自拉丁语、希腊语或希伯来语。[6]
但是在民主社会，由于社会内部经常发生连续的运动，所以语言和事物的面貌不断改变。在这种万事都在不停变化和人们的思想互相竞争的过程中，许多新的观念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而一些老旧的观念则会随时间的推移渐渐消逝，可能在某段时间会再次出现，但更多的情况是：只发生了微不足道的变化。
因此，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些词必然变成废词，而另一些词又要被拿来使用。
而且，民主国家原本就喜欢变化。这种情况既可以在语言上看出，又可以在政治上看出。因此，民主国家即使没有必要改用新词，有时也想要改用新词。
在民主国家中，人民的才能不仅表现在他们大量使用新词方面，而且表现在这些新词所代表的观念的性质上面。
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法律都是由多数人制定，而语言方面的规则也自然由多数人规定。无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其他事情上，多数的意志都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且，多数从事实业和政务的人多于从事学问研究的人，相比哲学或纯文学的思辨，多数更加重视政治和商业利益。多数所创造或采用的词，大部分都带有由此所产生的习惯的色彩。这些词的创用目的主要是为表达实业的需要、政党的激情和公共行政的细节而服务的。这方面的语言将来还会不断发展，而那些形而上学和神学方面的语言则将渐渐被抛弃。
关于民主国家的新词的来源及其创造方法，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完全不知道罗马人和雅典人所用的语言。他们不用到古代语言中去找他们所缺乏的词汇。虽然他们有时也求助高深的词源学，但是一般也是出于用以表示自己也能对已经死去的语言进行探微的虚荣心，而并非出于他们的头脑天生就能如此博学多才。因此，有时表现得最无知的反倒是那些最爱探求词源的人。总想拔高自己的民主愿望，经常使他们喜欢用一个希腊或拉丁的名称来显耀自己并不高贵的职业。他们觉得，职业越是低下，就意味着自己越没有学问，而名称越是好听，则意味着自己学识更渊博。比如，法国的走索演员，就用希腊语的“Acrobate”和拉丁文的“eunambale”来称谓自己。
对于已经消失的语言，民主国家的人民虽然一无所知，但他们仍然可以随时到现存的语言中去借用新词，因为各国人民交流频繁，并在这种日益频密的接触交流中彼此仿效。
但是，对于民主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主要还是从本国语言中寻求革新的手段。他们有时会把那些早被人们遗忘的用语再拿来使用，或对某个阶级专有的用语加以引申而使它成为更为普遍的词语。因此，很多原先只属于某一派别或职业的专门用语，就这样成为一般用语了。
在民主国家中，人们改革语言文字最常用的办法，就是赋予那些流行已久的用语新的含义。这种办法很简便易行，不需要什么学识就可以运用，甚至没有学识的人更便于应用。但是，这种情况却会对语言造成极大的危害。因为民主国家的人民在用这种方法增加一个词的新义时，有时会混淆原来的词义和新增的词义。
一个作家为了使那个词汇更符合自己的使用目的，有时会先把一个通用的词汇解释得和原意稍有差异，就这样把词义修改了。另外，也会出现另一个作家，由别的方面来理解这个词汇的词义。第三个作家可能对又这个词汇另作新解。结果，因为既无一个公断人，又没有一个常设的法庭能够最后确定这个词语的含义，这样就使得词义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因此，作家们所表达的思想看来并非只有一个解释，而是貌似有一大堆解释，所有读者必须去猜测作家的原意。
这种由民主造成的现象令人感到遗憾。我宁愿让我们的语言混杂了汉语、鞑靼语或休伦语的单词，也不希望法语的单词词义变得混淆不清。谐声和押韵，只是语言的次要美。在这类问题方面，一般都有很多可以不必严格遵守的规定。如果没有明确的词义，那就不会是好的语言。[7]
平等无疑也会使语言发生一些变化。
生活在贵族时代的所有民族都喜欢保持自己的特点，并且大家都闭关自守，互不往来，所以有几个民族本来是同源的，却往往把彼此当作外人，以至不能再团结在一起。最后，它们的语言也变得不一样了。
在这样的时代中，每个民族都被分为一定数目的阶级，这些阶级之间彼此很少往来，不相融合。每个阶级都固守着自己独有的思维习惯，采用一些经过选择而来的固定词组，同他们的遗产一样，世代相传。因此在同一种方言中，穷人有自己的惯用语言，有富人也有自己的惯用语言，有学识的人使用特定的语言，同时也存口语化的语言。社会之间的分化越深，彼此间的隔阂越难以跨越，这种现象就变得越严重。我敢打赌，在印度的世袭阶级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语言，如同他们所穿戴的服装一样，在最下层人民之间所用的语言必然与婆罗门的语言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相反，一旦阶级不再是限制人们的因素，所有人彼此之间可以进行频繁的交流，那么，当等级制度被破坏，社会阶层复原并重新融合的时候，所有的语言就会相互融合。那些对大多数不适用的语言将会被取消。而剩余的词汇将会形成公用的词汇总库，人们可以随意选取。将欧洲分化为几大语言区域的一切方言，都明显地衰退。方言将会在新大陆上消失，即使是在旧大陆上，情况也是如此。[8]
社会变革不但影响了语言，而且影响了文体。
每个人不仅使用相同的词汇，而且养成了一种习惯，对所有的词汇都有同样的理解。文体方面树立的规则几乎全部废除：例如，粗俗的语言和精致的语言表达之间不再有界限。人们的社会阶级或许不同，但是他们仍然能够使用自己熟悉惯用的短语和词汇，可以进入到任何他们想要进入的社会环境当中。因此，单词的原始含义如果同个体的出身一样消失不见，语言将同社会一样浑然一体。
我知道，区别单词的规则，并不是隶属于哪一种社会形式，而是来源于事物的本性。有些表达方式和句子显得粗俗，是因为它们所要表达的含义本身的低下的性质，而另一些显得高贵则是由于它们所指的对象本身的性质高贵。
任何一种等级之间的融合，都无法永远消除这些差异。但是平等的原则可以根除无论是思想中的传统因素或者武断因素产生的结果。也许，在民主社会中，阶级划分的必要性永远不会比在其他社会受到更多的重视，因为在民主国家中，没有人会因为教育、文化和消遣的原因而倾向于研究语言的自然规律，也没有人能自己考察这些规律并使它受到人们的重视。
我不能不讲民主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语言的最后一个差别。这一差别也许比其他特性更突出。
我已经在前面说过，在民主国家中，人们对于一般观念的感情并不仅仅是喜爱，甚至达到了热爱的程度。这源自他们固有的特性。人们通过长期选取并运用通用词汇或抽象概念表达了对于一般观念的喜好之情，并借助语言表现出了这种倾向。这就是这些语言最大的优缺点所在。[9]
民主国家对于通用术语和抽象表达有着极大的热情，因为这种语言表达方式扩展了他们的思想，通过把大量的对象囊括在一个小范围内帮助思想活动。[10]
一位民主国家的作者倾向于用“有才干”一词抽象地表示某人有能力，而不会去赞述具体在哪些方面具有能力。他会用一个词“现状”来表示此刻他眼前所发生的事物。在法语中，人们会用“偶然性”一词概括从他说话起的那个时刻在宇宙中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民主国家中，你会发现，作者不断地创造这类抽象的词汇，或者是语言中抽象的名词进一步抽象化。
除此之外，他们给这些抽象的短语赋予人性化的含义，使其具有像人一样的行为反应，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语言更简洁。举个例子，在法语中，他们就会说，物力喜欢人才支配它。[11]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证明这一说法。我以前常常会使用“平等”这个词去表达一种绝对的意义。不仅如此，我还在许多地方将这个词人格化。因此，我说过，平等使得怎样怎样或者平等禁止什么什么。可以确信的是，路易十四时期的作家们，不会用这样的语气写作。他们也许根本不会想到在使用“平等”一词时，不用它去明确地指出某一事物。他们也许宁愿完全不用这个词组也不会同意将之人格化。
这种抽象用法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中比比皆是，并且总是被用于不明确地与特定的事物联系起来，这也就在扩大人的思想的同时，模糊了人的概念。虽然它们使语言的表达方式更加简洁，但是其所包含的意思就变得不那么清晰了。但是，考虑到语言本身，民主国家宁愿使其意思含糊也不愿对其加以详细分析。
事实上，我不知道对于那些在这些国家中生活并在读写方面使用这些语言的人来说这种模糊的语言是不是有某种隐秘的魅力。
由于这些生活在那些国家中的人，经常需要依靠他们自己的脑力劳动做出判断，所以他们总是优柔寡断。而且，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总是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所以即使他们的财产固定不变，他们的思想观念也不会持久不变。
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们思想非常容易发生变化，因此，他们需要用一些笼统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思想。由于他们永远也无法确定自己今天的观点是否还会适用于明天新的立场，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会选择将之抽象化。一个抽象化的短语就像一个有两层底的箱子，你可以随意地把自己的想法放进去，而再次把它们取出来的时候又可以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可以说，所有国家的语言基础就是由笼统的和抽象的短语组成的。因此，我并不认为只有民主国家的语言才存在这种短语。我只说明，在民主国家生活的人们，对这类词汇有―种特殊的喜好，他们总是选取一些最抽象的意思，并将之运用到各个方面，即使有时候根本没有必要。
[1]1. 英语在美国受到的改良。
2. 造成种个现象的民主因素：
（1）民主制度的国家的语言的用法时常都在发生改变，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各种事物都是在不断改变的。因此，经常出现大量新词汇是民主国家语言的特点。
（2）新词汇的特点。大多数新词汇都是由商业的需要和管理科学的需要产生的。
3. 这些新词汇的来源。它们几乎没有深厚的词源。一些是从现存的其他语言中借来形成的。而更多的是由自己的词汇中来。
三种主要从自己的词汇中形成新词汇的方式：（1）将已经不再使用的词句再次使用。（2）将科学领域或者行业使用的语言放到普遍的语境中使用，并赋予它一种比喻和象征的意义。（3）给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一个不常见的含义。这一点是最广泛运用，也是最早使用的方法，但是这样做也最危险。通过这种方法赋予一个词双重含义，那使用这个单词的时候别人就不能确定你使用的是它的哪种含义。
4. 是什么让方言和土语消失在了民主的制度中。
5. 是什么让所有的对于词语的后天造词和传统词汇的这两种分类在同一时期消失了。
6. 为什么民主使抽象词汇的数量增加了，让它们的使用变得普遍，导致了它们的滥用。（YTC，CVf，第17页）
[2]在手稿的文件袋上这样写着：“对这一章的再次检查真是把我累坏了。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我最近总是觉得这一章太长了，太过于枯燥了，并且没有忠于原始的草稿，此外还有我在草稿集中找到的段落。
“让世界上的人们读读这一章，再对他们的看法进行研究吧。”
[3]边上是这样写的：“因此一个国家的语言可以作为一种判断其社会状况的指标，正如可以从社会的知识水平的状况可以充分地提前判断出语言的状况一样。”
[4]他们说美国人比英国人更喜爱创造新的词汇；当美国人创造出新的词汇时，他们从来不会在已存在的语言中去寻找它的根源；他们从其他国家的语言中借用词汇或者通过改变词汇的现有的含义，或者让一个词汇所含的实际意义变为象征意义这样的方法，从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借来新的词语。这些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补充说大部分的这些借来的词语成为了工匠、商人和政客常用的词汇，而不是被哲学家所使用，因此语言有了一种变得实质化的倾向。最后他们说，美国人通常会不加区别地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同样的词；因此美国人通常在庄严的场合所用的语言，是他们英国人只有在普通场合采用到的；反之亦然。
写给霍尔先生的信（信件页面，草稿，卷1）。这封托克维尔写给巴兹尔·霍尔的信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中找到的，上面这样写着：
博日堡，1836年6月19日。
太感谢您了，先生，感谢您在这月4日寄给我的信。对于信上的赞美之言和有用的东西，我怀着巨大的感谢之情收下了。您对于美国和英国的观点在我的看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十分荣幸能了解到这样的见解，即便它们并不完全符合我的观点。两个互相尊重的人之间的争论是非常有益的。我会向您证明您如此耐心地为我写的这么长的解答让我感到由衷的欢喜。我希望我的回复能让我们之间的通信继续下去，我可是非常看重这一点的。
您这样责备我说：“在英国，穷人的利益都被牺牲奉献给了富人。”我承认这个用寥寥数语来解释，而没有说明的思想，是天生就能表示绝对含义的方法，比我想要提出的观点更能代表，并且每当我开始检查我的作品的时候，我的目的总是去对它进行修改。我主要想说的是，在英国，财富是一系列事物的“基础需求”，而在其他国家中，就算你没有财富也能得到这些东西。因此在英国，许多事业要比在其他国家中离穷人更近。这需要更为大量的解释才能让人弄懂。而我现在不得不将它们放在一边，因为我将有幸再次见到您。而现在，我进行到了一个更让我感兴趣的主题上，那就是美国。
你可以看到我表现得太过于赞同美国人的家庭的快乐了。由于对于我来说，将这些微妙的观点弄清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在最后两卷中的时候还会回到这些问题上来，我希望您能允许我向您递交一些我的观察所得。我并不是说在美国的家庭中盛行着一种温和之情；我想说的是在美国的家庭中，盛行着大量的秩序和纯洁，而它本身是具有秩序的本质条件和政治社会的平静性的。我认为在美国的女性带到婚姻生活中的原则和特质中的一部分，正是我说的，美国的女性对政治产生的直接影响。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出现在美国的比例要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国家中都要多，这是被大家公认的，女性一旦结了婚，就会全心全意地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她的丈夫和她的子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美国的家庭快乐的思想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的原因。婚姻中道德的极度纯净在我看来在所有的因素中，是这种家庭快乐的第一要素，尽管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并且美国人在这一点上在我看来是做得比英国人更好的。我通过我的行为证明了我对英国女性的高度看法；但是如果正如我相信的那样，美德是他们的普遍原则，这种原则在大西洋彼岸仍是会存在着少量的例外的。下面是我对这个话题的总结：我从来没有在美国听到人们对已婚女性做出欠考虑的评论；美国的书籍中，女性的形象总是纯洁的；在美国的外国人，尽管他们的嘴没有被习俗封上，他们也承认对于女性是没有什么微词的。我甚至遇见过他们中受到腐化毒害的人也受了这样的苦头，他们的懊悔在我看来是对这样的事实最为完好的证明。而同样的全民一致是没有出现在英国的。我在英国见过年轻的笨蛋们，他们一点儿也不尊重他们的女性同胞。我也见过道德学家们抱怨道，女性的道德水平，主要是下层阶级的女性，远不如以前那样了。最后一点，英国的作家们在创作中也时常假设婚姻信仰被破坏的情节。而以我的见闻来看，在美国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但是我看到我在证明自己的路上走得过远了。我希望您在我之前的话语中只看到我对这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知识的极度渴望。
对于您告诉我的英国国家的问题上，我几乎一点也没有回答。我不知道英国这个话题是否足够适合我和您在国家所具有的政治功能的层面上进行讨论。我想说的是，总的来说我认为宗教和国家的结合对于国家来说是没有坏处的，但是对于宗教来说确是有害的。因为在法国，我已经深刻地领教了这种结合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且在英国当中，相似的事情也正在发生。而现在，这种结果是你们英国人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的，因为在我看来，宗教首先是政治的保证，并且我找不到任何能弥补人们信仰缺失的东西。
我非常感谢您能不辞劳苦地告知我美国人的做事风格。这个话题最近让我非常感兴趣，并且由于您告诉我说这个问题并不会困扰到您，这让我感到非常安慰，所以想和您就这个话题进行长谈。
在美国，我遇见过非常有教养的英国人，他们是这样做出的评论。他们越是向我表达，我就越是感到震撼，因为我在法国的语言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改变中，有着极其相似的情形。他们说美国人比英国人更喜爱创造新的词汇；当美国人创造出新的词汇时，他们从来不会在已存在的语言中去寻找它的根源；他们从其他国家的语言中借用词汇或者通过改变词汇的现有的含义，或者让一个词汇所含的实际意义变为象征意义这样的方法，从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借来新的词语。这些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补充说大部分的这些借来的词语成为了工匠、商人和政客常用的词汇，而不是被哲学家所使用，因此语言有了一种变得实质化的倾向。最后他们说，美国人通常会不加区别地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同样的词；因此美国人通常在庄严的场合所用的语言，是他们英国人只有在普通场合采用到的；反之亦然。
您也发现了这些东西吗？如果这些潦草书写的内容会让您产生某种想法，并且您愿意与我分享这些想法的话，我将非常感谢您。现在，先生，我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请求您原谅我的潦草书写——也许您要费点儿劲才能辨认——并且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签名：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另：如果您的文章出现在回顾中，我是非常乐意见到的，但是相信我，先生，这种情况并不会改变我对您已经对我所写的东西的感激。
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准许发表。附言中提到的巴兹尔·霍尔的文章是《托克维尔在美国》（《回顾季刊》，第57期，1836年，第132—162页）。
[5]边上写着“加拿大”。
[6]M. 德·夏多布里昂在他对米尔顿作品的评论上说，米尔顿创造了500到600个新的词汇，几乎都是来源于希腊语、希伯来语和拉丁语。这是一个很好的新词创造的例子。
“同体”，这个词是由尼西亚议会在4世纪与阿利乌斯进行争论时创造的词语，或者至少说是它使用出来，受到广泛认可的词语。
“变质”，这个词是由16世纪的卢瑟的对手们创造出来的，他们想用这个词来表示主人的面包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本质，变成了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见《变化的历史》，第1卷，第113页。
“合宪性”，这个词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同样地表达了一种新的观念。这些就是在各个时代因不同的原因产生的新词汇的例子。（草稿，卷1）
在手稿的边上空白部分，托克维尔还标注出了另外一个新词创造的例子：“舒适的——英语。”
参看夏多布里昂的《论英国文学》（巴黎：查尔斯·戈斯林和弗内斯，1836年），I，第8—9页。托克维尔授权亨利·里夫，他的作品的英文译者将这些提到米尔顿的内容删掉，因为米尔顿觉得这些内容是不严谨的。里夫最终将这部分留了下来，也许是因为托克维尔告诉他想要在法文版本中删掉这部分已经太晚了（《英文通信》，OC，VI，1，第54—57页）。
托克维尔在瑞士度过了1836年的夏天，他读了《君主论》《佛罗伦萨的历史》，还有一些马基雅弗利的信件、柏拉图的《作品全集》和博须埃的《变化的历史》（托克维尔庄园的图书馆里藏有这部作品在1730年出版的版本）。
[7]边上的空白上，作者写着：“这一段我认为应该删掉。”
[8]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阶级会以一种优雅和非常有教养的方式来使用自己的语言，但是你却看不到任何“土话”。加拿大也是如此。这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在所有的其他因素中，身份条件的平等这样一个通过给予所有的人相似的教育，通过将他们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平等，不可避免地让他们有了相似的语言形式。
我们在欧洲也能见到相同的进化过程，特别是在法国。各种方言“土话”正在随着人们的身份变得平等而逐渐消失。（草稿，卷1）
[9]边上写着：或者将这部分放到一个小章节里面吧，题目就用：为什么平等会增加抽象词语的数目，规范它们的用法，并且造成它们的滥用。
我也许会这么做吧。
[10]总体和抽象的用语。
这是因为你在对自己说话或者对别人说话时，需要为自己设定一个范围；因为你对责任的恐惧；因为一方面你要设定范围，另一方面你要在你所处的范围设定好你自己的出发点。这是生活处在一个变化中的、不确定的、不稳定的时代中的结果，就像民主时代一样，当然造成这个结果的还有在这样的时代中的精神的柔弱。
当你面对道德的问题时，你的所有感觉都会变得模糊；它们会在褒或贬之间来回浮动。而来自精神的柔软的部分，既不会朝其他感觉要求太多，也不会对你自己要求太多。（YTC，CVk，1，第23页）
斯达尔夫人早就在她的《论文学》的第二部分的第7章（第501页）中抱怨过毫无节制的抽象词汇的创造了。拉哈普也是。
[11]“在希腊人对土耳其人发动起义时，一位演说家在说到希腊时，他不知道应该把它称作是一个造反的行政区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于是他在他的脑海中想了一下，便将之称为一个地区。而贵族社会的语言绝对不会在政治上提供这样一个权宜之计。”（草稿，卷1）见雷内·乔治的《托克维尔和民主的文学》（《生活和语言》17，第201期，1968年，第740—744页）；还有劳伦斯·戈雷克的《托克维尔和民主文学》（巴黎：诺雷·钱皮恩，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