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对人类的观察从不马虎。他一眼就能看出人的本性，并看出每个人之间的相似与差异。
所以，上帝并不需要一般性观念，也就是说，上帝从来都觉得没有必要把相似之物置于同一形式下，并对其进行仔细考究。
人与上帝不同。人类大脑如果想对脑海中的每个事物进行独立观察和独立判断，就会立即陷入迷惑，无法把握这些事物的所有细节。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人类便只能使用一种必要却不够完善的方法。这种方法具有两面性，既会暴露人类的缺陷，又会补救人类的不足。[2]
对一些事物进行表面的观察，并看出其中的相似之处后，人类便会给它们起个相同的名字，然后搁置一边，继而观察别的事物。
但是，一般性观念并没有证明人类的智力高超，反而证明了人类的无能，因为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物体与其他物体都是不尽相同的，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事实，任何规则的运用都应该加以区别，任何一个方法都不可能同时适用于很多问题。[3]
同时，一般性观念也有可取之处。人类可以通过一般性观念对大量事物进行快速判断；但另一方面，一般性观念所提供的概念一直都不完整，从而导致人类对事物的理解也不够全面准确。
社会一方面在不断老化；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推陈出新，人类几乎每一天都会在无意识中获取到一些个体真理。
对于这些真理的了解越多，人类所得到的一般性观念也会越多。如果无法找出个体真理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无法对它们进行独立的观察。一定数量的个体可以组成“种”，几种“种”放在一起便可形成“类”。所以，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悠久和博大精深，他们对一般性观念就会越习惯，越喜爱。
然而，决定人类能够把观念一般化的还有另外一些因素。
美国人对一般性观念的使用比英国人更加频繁，而且更加持久。众所周知，这两个民族有着相同的文化和起源，数世纪以来，他们的生活法则也大致相同，而他们的思想和民情也一直都存在着交流，所以，初次看到这样的差异，你会非常诧异。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将这两个最为开化的民族进行对比，你会惊讶于他们的鲜明对照。[4]
如我们所见，在思想上，英国人不得不放弃对个别事情的深思，虽然非常勉强而且遗憾，因为他们得从这些深思中找寻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同时，英国人也不会自愿接受一般性观念。
而我们法国人则与之恰好相反，我们对于一般性观念十分爱好，甚至凡事都得满足这种爱好。我每天清早起床之后，总是会听说某个人又发现了我闻所未闻的某种一般性且具永久性的规律。即便是平庸的小说家，也会试着提出一些治国理论；如果在一篇文章中无法囊括进全人类，他永远不会满足。[5]
面对这两个最开化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我着实感到吃惊。如若把关注的焦点转到英国，观察其在近50年里的发展，在我看来这可以证明英国人对于一般性观念的喜好程度，正随着整个国家古老制度的衰退而提高。
因此，我们无法只根据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来解释其为何喜欢或者回避一般性观念。
当社会成员的身份极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永久存在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便会越来越大，以致最终演变成有多少种差异，就有多少不同的阶级。但是，不同阶级的人都只会关注其中的某个阶级，而忽略了将其扩展到广大人群的一般联系之中，即，只看到了个体，而忽略了普遍大众。
所以，生活在贵族制社会的人，向来都无法产生出于自身有关的一般性观念，这样一来，他们便会习惯性地选择不相信一般性观念，甚至会从本能上对其产生厌恶之情。
而对于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来说，他们会发现彼此之间相似度越来越高，差异越来越小，所以，他们的视野会囊括到全人类，而不只是注意到人类整体中的某个部分。在他们看来，只要是适用于自身的真理，同样也可以适用于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同胞。[6]他们一旦在自己苦心从事或者最感兴趣的研究工作中养成了喜欢一般性观念的习惯，就会把同样的习惯迁移到其他的工作中去。这样一来，找出所有事物的共同准则，把大量事物置于同种形式之下，用一种解释来阐述无数事物，这样的行为就会变成人们在思想上的一种狂热却往往盲目的激情。[7]
最能证明我上述观点的准确性的，便是古代人对于奴隶的看法。
人与人之间是相同的，生来就具备平等的自由权利，这本该是一个非常一般性而且极其简单的道理。但是，即使是罗马和希腊的那些最聪慧博学的天才也从未达到过这样的思想境界。他们所一直尝试的，就是用种种证据来证明奴隶制度的合理性，证明这种制度应该永存不朽。然而历史资料告诉我们，古代的某些名人在解放之前都曾是奴隶，而且还留下了不朽的传世巨著。他们也曾目睹经历过今天这样的奴役现象，但那时的他们却认为奴隶制度是合理的。
古代的所有大作家们，要么属于奴隶主贵族阶层，要么认同当时的贵族制度。即使是在他们的思想传扬开来之后，他们仍未走出贵族制度的思想范围。直到耶稣基督降世之后，他们才开始教育人类：人人生而平等。[8]
在平等时代，所有人都相互独立，但同时也相互孤立，处于软弱状态。所有人都会认为，不应该存在上层意志来一直指导人类的行为。所以，在这样的时代，人类似乎都在自顾自地向前发展。这样一来，人类就必须得去探寻是哪种因素对每个成员都发生了相同的作用，并让我们自愿走上同一道路，以解释这世上的一切。自然而然地，这种探寻会促使人类的大脑总结出一般性观念，并使得其偏好使用一般性观念。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提到过，出身的平等会导致每个人都想要亲自探寻真理。以此可以看出，这样的因素也会是每个个体的思想都更倾向于一般性观念。
当我放下阶级身份，抛开我的职业和家族传统，规避前人的影响，凭借自己的理性去探寻自己的道路之时，我会自然地倾向于从人的本性中寻找会导致自己如此观点的原因。因此，我就自然而然地会在无意识中获得数量庞大的一般性观念。[9]
这便足以说明，英国人为何并不像他们的后裔美国人及他们的邻居法国人，不会那么喜欢把观念一般化，以及为何如今的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要比其祖先更为明显。[10]
英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兼具开明和固守品质的贵族制民族。他们文化传统的开明，使得他们不断地追求极具一般性的观念，但同时，他们的贵族制度，又使得他们受缚于个人观念。所以，英国人的哲学，胆大又怯懦，大度又狭隘。时至今日，这样的哲学依然影响和控制着英国人的方方面面，而他们的思想也一直受到限制，甚至停滞不前。[11]
一般性观念受到了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的偏爱，而且这些民主国家都在积极地追寻这种观念。除了上文所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在影响着这一现象的形成，虽不明显，却也不微弱。
首先，我们必须将一般性观念区分开来。有的一般性观念是经过长期、细致、精益求精的智力劳动获得，而只有依靠这样的观念，人类才能提升自身的认知能力。
而另一些一般性观念则是思想上灵光乍现的结果，产生过程较为简单。但它们会让人们形成的观念非常肤浅，而且不太准确。
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通常都是好奇心强，但休闲心弱。他们生活务实、复杂、紧张而且活跃，以至用于思维活动的时间大大减少，民主时代的人大部分都喜欢一般性，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个别性的事物他们不必费心去研究。甚至可以这么说：民主时代可以用小容器容纳大失误，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收获。所以，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在对某事物做一些简略的观察之后，就会自以为发现了事物之间的共同关系，由此便会停止对这些事物的深究，也不会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仔细的分辨，而是草草地归类之后，便搁置一旁不予深究。
民主时代的人都喜欢唾手可得的成功，贪图当下的享乐，这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这一点不仅在学术界大肆盛行，普通大众也是如此。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们，大多野心勃勃，一旦成功便雀跃不止，遭受失败挫折之后却容易立即萎靡不振。他们喜欢快餐式的成功，舍不得花费时间和精力。而导致他们更直接地追寻一般性观念的便是这种有害的本性，而且喜欢夸大其词，认为利用一般性观念便可以构建出大千世界的完美前景，并轻而易举地获得公众的关注。
但既便如此，我也不敢斩钉截铁地判定他们的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因为读者也和他们一样，不愿意进行其本可进行的深入研究，懒于进行正常的思维活动，而喜欢知识和享乐能够不劳而获。
如果说贵族制国家不仅没有充分运用一般性观念，而且常常看不起一般性观念，那民主国家的人民则是与之大相径庭，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准备着应用甚至是滥用这种观念。[12]
[1]1. 一般观念的力量和弱点是什么。更大的影响，更少的苛求。
2. 一般观念主要是出现在知识教化中。
3. 这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还有特别是法国人，虽然没有如英国人那般教化，但是却比英国人显示出了更多的对于一般观念的资质和喜好。
由于知识教化是一个共同的因素，因此必须意识到其他的因素：
（1）当人们是（无法辨认）［编者注：相似？］的时候，他们的相似性会引导他们构思关于他们自己的，对于整个物种来说是可以实施的想法，这让他们在各个方面有了对一般观念的喜好和这样的习惯。
（2）人们变得平等和弱小，你不会看到强迫整体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个体。因此必须想象有一个巨大的因素以一个单独，但是与他们的道路相同的方式施加在了每一个人身上。这同样会将人们带向一般观念。
（3）当人们从阶级精神、职业精神中逃脱出来时，（无法辨认）为了能依靠自己寻找真理，他们被引导向研究人的本性。这是一般观念的一种新形式。
（4）所有生活在民主制度中的人实际上都是很忙的。这让他们拥有了对普遍意识的喜好，因为一般观念可以在很少的时间里产生巨大的结果。
（5）民主时代中的写作者像生活在同样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想要的是短时间内就能获得的成功和眼前的享乐。这也大力促进他们走向一般观念。
4. 贵族制的国家对一般观念并没有足够的尊重，也没有对其进行足够的运用；民主国家却总是能充分地运用它们，并且对它们变得过度充满热情了。（YTC，CVf，第3—5页）
[2]人类的思想天生就对于一般观念有着喜好，因为它的精神是由上帝，这个宇宙中最泛泛的存在所散发出来的。因此只有通过一种强制的约束才能让人类的思想对特殊的事物进行深思。并且如果它找到一条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摆脱这种约束的路，它会朝着那个方向冲过去；并且如果它在其他方面被束缚得越厉害，它就会冲得剧烈。
这就是为什么当贵族制的社会在没有终止贵族状态就接受知识教化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受到限制的思想以一种忘乎所以的方式在政治、道德和哲学中创建了最为普遍的原则。
在这短时间内，真是的社会遵循着它存在的方式继续着；而与此同时等级、职业、宗教、财富将人、利益、观念进行划分，一个完全虚构的社会以某种方式建立在了真实社会之外；人类思想在这个虚构的社会中不再受到运用欲望的限制，将所有的事物变得隶属于普遍的原则和共同的规则。
因此你不能通过出现在一个国家中的少数敢于创新的思想来判断国家的状态。因为他们可能会被给予更多变为普遍的机会，但是国家本身却不会，并且由于他们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起任何他们所喜好的事物，这就更加地让他们完全地陷入了虚构的领域中。我怀疑如果莫尔在英国政府的统治中实现了他的某些梦想的话，他可能就写不出来《乌托邦》了，并且我认为如果当代的德国人被允许在政治中普及一些他们的观念的话，那他们就不会如此热衷地沉溺于在哲学中寻找普遍真理了。
因此当一些人提出非常普遍的思想时，这并不表明社会状况已经是民主的了；这只是表明它正在开始变得民主。
但是如果你在整个国家中都能找到明显的将一般观念应用在所有事物的倾向，如果你看到这种倾向在保持实践性和现实性的同时，还在努力尝试将同样的道德、智力和政治条件扩大到所有人身上，那不用再犹豫，你可以大胆地说，在这个国家中，革命已经完成，并且从此以后，它不再是一种破坏民主的事物，而是一种控制管理民主的事物了。
生活在原始部落中的女性的被奴役的状态，她与男性的完全区分和在东方人中的被囚禁状态，她的低等地位和在欧洲文明国家中受到的或多或少被镇压的状态都可以作为我刚才所说的关于贵族制度中的智力影响的论据。
性别的贵族性质是已知的贵族性质当中最自然、最完整和最为普遍的。这种性别的差异越大，那它就会越倾向于让人类的思维圈子变得更为特殊和（无法辨认）。
在东方，存在着男性思想，也存在着女性思想。而在欧洲中，思想观念是同时运用在组成人类物种的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的智商。
通过在行为和享乐中将两性相容，这样你就可以赋予男性和女性的理智一些某些更大胆的和更普遍的东西。
这也足以很好地解释西方人和东方人的理智差异。（YTC，CVj，1，第27—29页）
详情参见：《1833年8月9号与克拉克的对话》（《英国游记》，OC，V，2，第25页）
[3]手稿中的早期版本是这样的：
……同时适用于很多问题。当一个人说某件事物如何的时候，它假设了一个他知道不存在，但是他却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下使用的事实；当他有了时间时，他为后者留下了一个更好的阐释，就像代数学家通过“a”或者“b”来代表某种他在之后的计算中会用到的未知数的值（三个无法辨认的字）。
因此一般观念只是之中帮助人们朝着真理进步，而永远不会被人们发觉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你甚至可以说人们正通过这条道路越来越远离它。
因为如果他们将自己限制在各自对这样某种原因的检验之中，那他们（两个无法识别的字）前者，然为通过将他们放在一起考虑，它无法得到任何结果，只会得到一个关于所有事物的混乱和不准确的观念。
一般观念作为思想最为强大的工具一点儿也不差，但是你必须知道如何去使用它们。
人们经常在懒惰中形成一般观念，与在弱点和需求中形成的一样多。（YTC，CVj，1，第15页）
[4]这是有可能的，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引领着他们走向观念的一般化。伟大的作家们在我还在怀疑于此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我在人类的生理结构方面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让人们走向某种观念的秩序而不是其他方向的事物，在人类的历史事实中也没有找到让我相信人类的特殊性情是继承于人类种族而不是其他因素的例证。对普遍意识最为渴求的国家并不总是显示出同样的对寻找普遍意识的兴趣。因此我摒弃了一个分析学无法抓住的原因，我本来设想这个原因可以应用到所有的时代中，但是事实上它只能解释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事。（草稿，卷1）
[5]人们有着几种理由来构建一般观念。
一个通过大量研究发现了在多种多样的事物、人、事实等中存在着无数联系并且有着新的联系出现的人，会从这些研究中得出一般观念。
而另一种在其他事物中发现了另外一些联系的人，他知道这些事物的联系（无法辨认）揭示的一般观念是不确切的，但是他想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把它当作一种虽不完整，但是可以帮助他获得真理的手段。
这些都是可以创造出一般观念的学术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哲学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一般观念展示出了人类思想的活力。
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不会这种方式的研究。他们经过漫不经心的短暂的测试之后，就认为他们找到了一种存在于某种事物之间的普遍关系。继续研究下去耗时耗力。要对两种比较之下非常相似的事物进行细节上的研究是一件很难的工作。因此人们便急着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了。如果你对当代人所提出的大部分一般观念进行考量，你就会发现这大多数一般观念体现的并不是人类思想的活力，而是惰性。
［边上写着］人们在管理方面的做法正是他们在语言表达方面的做法。他们一开始只会注意到特殊的情况，然后在开始对一般观念有了了解后，过多地想将观念普及了；随着他们在学术上的知识的积累，他们将科学技术变得完整并且创建了他们在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的分类和区别。在管理上也同样如此。中央集权的观念是属于人类智力的中级阶段的。（YTC，CVj，1，第16—17页）
草稿的第四卷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提出一般观念的人面临着来自批判观点的两种巨大危险。
他面临着的一种巨大危险，对于所有提出“我们是错的，而这种观念意识到了我们的错误”这样的观念的人都是普遍存在的。而他面临的另一种危险对于受众来说是特殊的。
观念越普遍，特殊情况就会被忽略。大量与一般观念对立的特殊情况就会证明这个观念是错误的，而如果特殊情况较少，那就不能这么说。因此，一个提出一些与一般观念的提出者相对立的特殊情况的人，并不能完全地证明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但是他促进了尴尬迹象开始（编者注：含义不明不白）。
现在，随着对一般观念正确与否的证明开始出现，它就像是处理人们的狭隘思想和病态思想的一种武器。一般观念只会被开明和公正的思想鉴赏为一种有能力的做法。但是邪恶是存在的。
“特殊”观念为偏袒所留的空间更少，并且也不需要对它评价的人有多么高的学识。（草稿，卷2，写在装着最后一部分的封皮上的，题目是“一些并不是谈论本章中的一部分而是另一部分的草稿”。）
[6]在民主制度中，由于人们或多或少地与其他每一个人平等和相似，对事物的感觉几乎没有差别，有着相似的观点，因此适用于一个人的事物几乎总是可以同时适用于其他所有人。
因此民主国家在不知不觉中就很自然地走向了对一般观念的构想，最让他们对此感兴趣的，正是他们自己。因此他们有了对观念一般化的普遍喜好，并且将之带进了对思想的所有调查当中。
如此，最为弱小的民主国家也要比最为强大的贵族制国家更加接近于寻找和找到属于人类物种的普遍权利。
在对于小型共和政体一定是自由的这样的信任，以及对人人都有平等的自由权利这样的考虑之间，只有一步之遥。（YTC，CVj，1，第22—23页）
[7]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它从成立开始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现在我知道了，没有什么能比促使人们自然地发现新观念的社会状况和禁止人们通过实践校正这些观念和通过经验检测这些观念的政治结构更能引导人们充满活力地走向普遍理论。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民主所慎重引入的制度在所有事物中，是人们能建立起来对抗民主意识错误的最好的补救措施。（YTC，CVj，1，第71页）
[8]这是阶级区分这样的限制施加在思想的自由发展之上的证据。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出生于民主共和国之中。西塞罗看见人类物种的最大一部分聚集在同样的法律之下。这些都是让普遍思想出现在这几个伟人的思想之中的充分理由。但是这些人和其他古代的学者都没能发现每个人出生（编者补充：就具有）的自由的平等权利这个如此简单的观念。
已经几个世纪没有出现的奴隶制度作为事物的本性出现在了他们身上，并且他们似乎将它认为是人类的必需和永久的条件。
此外，这些生活在那个时代中，在获得自由之前曾当过奴隶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非常出名的作家），都没有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过这个让他们遭受了这么多苦难的奴役。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
所有为我们留下笔墨的前人都是贵族主人阶级的一部分，或者至少他们见证了贵族制度当时在人民中毫无异议地建立。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很广袤的思想都在这个方面受到了限制，并且J. C. （编者注：耶稣基督）为了考量人类的价值和让人们明白相似的人可以并必然是平等的，必须来到这个世界。
当我看到亚里士多德让亚历山大的力量为自然科学服务，为了寻找未知的动物和植物带着武器寻遍亚洲的时候，以及当我注意到他在耗费如此巨大的研究以后，以发现奴隶制度来结束研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人待在家里会做的更好，并不是研究书籍，而是通过自己的内心来发现真理。（YTC，CVj，1，第30—31页）
[9]边上写着：“所有的这部分对我来说似乎都是有争议的事实，可以删除。
[10]“造成区别的（无法识别）原因。
1. 在实际的生活中。
2. 第二……在物质本性中；尽管大体上来说，我很少支持基于国家的物质本性的争论，但是我认为在这里可以对它们加以利用。”（TYC，CVj，1，第69—70页）
[11]第一版手稿是这样的：
英国人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上最为开化的民族之一，同时也是最具贵族特质的民族之一。我认为人们在他们观点中注意到的那些奇怪的特点必然是由于这两个原因共同造成的。他们的知识让他们倾向于一般观念，然而，他们的贵族习惯将他们束缚在了特殊观念的圈子之中。由于这种情况，他们的哲学既胆大又懦弱，既大度又狭隘，既是解放思想，又沉迷于塑造了英国人思想前进方向的例行公事。当然，这个诞生了两个培根、伟大的牛顿（亚当·史密斯和杰瑞米·本瑟姆）的国家，并不是天生就是一个不毛之地，不能产生能够构建一般观念及将它们放置于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地方的人，但是这些超凡之人缺少的是公众的支持。他们打开了一条宽广的道路，但走在上面的只有他们自己；民风和法律似乎构成了将他们的思想和群众的思想分离开的智力障碍，如果说他们有能力让他们的国家在他们所探讨的特殊事物上对新的一般观念敞开大门，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地将这种对新的一般观念的喜好应用在所有事物之上。我刚所列举的各种原因在社会状况和制度都还没变得民主之前就可以存在了，而且我并不是说缺少了辅助的因素它们就不能或多或少地发展自己的力量。我只是说，民主制度让人们处于一个最有利于新的普遍思想构思的位置，并且与其他因素共同充满活力地将人们推向它们。如果美国人既没有知识，也没有自由，那我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有着非常普遍和非常大胆的观念，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即将将知识教化与自由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状况将会显著地帮助他们构思这类思想。
［边上写着］美国只有表面上有着贵族制度。见推论：“更加‘狭隘’的观念……”（YTC，CVj，1，第80—81页）
你可以在YTC，CVj，1，第31—32页中找到这一段的变体，托克维尔在第32页中补充道：“在美国，思想的自由比在奴隶国家中还要少。在平等的人之中，不会存在长久的分级。”
[12]边上空白写着：“我认为在这件事上，总的来说最正确的就是这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