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些年来长征研究的深入，有关长征的回忆录、史料、研究著作相当广。我们为什么要重新整理出版这部《红军长征记》？它的价值何在？
第一，它是长征最原始的记录。研究历史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最原始的记录往往最接近历史事实，而以后的记载往往走向两个方向：一是随着档案的披露，历史事件从表象到内在都逐渐清晰；二是为尊者讳，只宣扬胜利而掩盖曲折困难，使历史偏离了本来面目。《红军长征记》是亲历者的回忆，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例如，长征的过程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与“左”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进行错综复杂斗争的过程，当初撤离江西苏区时是没有明确方向的。董必武在《出发前》中说：“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路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长征初期红军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遭到前后的围追堵截，形势十分危急。张爱萍的《从两河口到马蹄街》描述红三军团4师行军中边走边精简行李，夜晚休息时又遭到敌人的袭击，费了很大力气才夺回阵地，掩护大队突围的情景，读来如同身临其境。莫文骅的《在重围中》记述了渡湘江那段惊心动魄的战斗，头上有飞机轰炸，后面有追兵，红军队伍被打乱，自己的马也险些丢失。然而红军凭着顽强的精神，强渡湘江，摆脱了敌人。童小朋的《残酷的轰炸》记述了红军在四渡赤水行军中遭受敌机轰炸的悲惨场面：“走到被轰炸的地方，真是使人目不忍看，耳不忍闻，炸伤的同志是在辗转反侧地叫痛，是在可怜地哭啼，是在要求同志们对他的帮助。他们手足断裂了，头脸破烂了，身体炸伤了，他们的鲜血仍在不断地流，然而在同志们安慰时，仍表现他们为革命的决心，不因其负伤而稍减其坚决的志气，相反地更加痛恨我们的阶级敌人。”这些真实的记录说明，长征绝不是轻松的漫游，而是生与死的搏斗，是用鲜血和泪水、汗水交织的战斗历程。感受这些叙述，才会使后人对长征有一个真实的认识。
第二，历史是人创造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创造的英雄史诗。《红军长征记》的每一篇回忆都体现出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豪迈精神。在艰苦的岁月里，正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优良作风，使这支队伍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壮举。舒同的《芦花运粮》描述了红一军团2师直属队克服种种困难，运送粮食救济冻饿交加、危在旦夕的6团指战员。当他们及时地将粮食运到时，6团的同志们激动万分。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记述红军过草地时，大家相继绝粮。罗荣桓、贾拓夫把自己最后的麦粉贡献出来，煮面汤让大家分享。而莫休宁肯在泥泞的草地中步行，也要在马背上驮一捆柴，宿营时依靠点燃的小火堆，大家一起度过那潮湿寒冷的黑夜。这些回忆录中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平常，在苦难中显示出灵魂的纯洁和升华。将伟大融入平凡，无疑是红军精神最突出的体现。
第三，《红军长征记》的价值体现在各个方面。红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是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带。沿途的地理、气候、民俗、生活、交通、村镇等多种情况，是红军首次记录的。这使我们大开眼界，不仅了解到红军长征中的战斗行军，而且了解到许多过去没有文字记载、鲜为人知的情况。童小朋的《禁忌的一天》讲述了红军在广西边界地区翻越高山时体验“瘴气”的经历，破除了千年来的迷信。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生动记录了凉山彝族生活的情况，以及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小叶丹结拜兄弟的民族团结场面。谢觉哉的《卓克基土司宫》生动地描述了藏族官寨的建筑特色，以及藏族生活和接受汉族文化的情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红军长征的《里程表》，其中多数地名都是首次记录，当年的地图上并无记载。今天经过考证才知道，有些地名并不准确，是行军时向当地人询问，听口音记录的。如翻越六盘山时经过一个叫作“布置要岘”的地方，准确的地名是“堡子崾崄”。一些藏区地名如“打鼓”“芦花”等，都是藏语音转，与汉文的字意无关。如同地理发现一样，正是因为红军走过，这些偏远地区才被记载下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佐证。
第四，从文学角度看，《红军长征记》无疑是一部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集。读过《史记》的人都喜欢司马迁笔下的人物，《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鸿门宴”“霸王别姬”等生动情节，成为千古传诵的故事。《红军长征记》的作者以朴实的文笔，如实地反映了红军战斗、行军、生活的各个方面。刘亚楼的《渡乌江》叙述了红军三次强渡的战斗经过，既有战士们不畏艰险、冒着枪林弹雨飞渡的场面，又有机智的连长潜伏一夜、出奇制胜的情节。不是亲临前线的指挥员，不可能如此生动、细腻地刻画战斗的全过程。许多文章中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情绪。彭加伦的《飞夺泸定桥》描绘了红军攀着铁索向对岸攻击，高喊“要桥不要枪”的豪言壮语，敌军在震撼下心理崩溃，纵火逃命。如果作家要编写长征题材的文学或影视作品，这些回忆录无疑是最有价值、最真实的素材。周士第的《吃冰淇淋》讲述了红军干部们在海拔5000米的打鼓雪山顶上，用冰雪加糖精自制“冰淇淋”，谈笑作乐，表现了红军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在记录巧渡金沙江和会理战斗的同时，忙里偷闲，考察川西的县城、民风、文化，还根据清人笔记将石达开史事作了一番实地对照和考证。文笔流畅而富有学者风范，既有革命意义，也有学术研究价值。
《红军长征记》有上述的优点和价值，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1）作者们多数是基层指挥员和干部，他们的文章是记录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对高层的政治斗争很少涉及。现在的长征著作，无不围绕两大事件——遵义会议和与张国焘的斗争而展开，在书中占据大量篇幅。而《红军长征记》中基本没有反映这两件事。如陆定一的《榜罗镇》讲述毛泽东给整编后的红军陕甘支队干部做报告，讲述北上的意义，也没有提到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事情。这是不是一个缺陷呢？我们应当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待这些问题。首先，为了保证部队的正常行动，高层的意见分歧和路线斗争都是绝对保密的。例如遵义会议，毛泽东就提出先解决军事问题，以后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纲领性意见，目的是为了保持红军的团结和战斗力。俄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与张国焘路线作斗争的决议，但只传达到中央委员。这说明广大红军指战员当时是不了解中央路线斗争的，即使知道一点，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也不会写到对外宣传的《红军长征记》中。这正是红军中党性的表现，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1954年《党史资料》中加了很多补注，例如在谭政的《向赤水前进》中加了一大段遵义会议情况的补注；在谢觉哉的《抱桐岗的一夜》中加了一段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活动斗争的补注。并在《序言》中说：“加补注的原因是，长征中有不少重要事件，没有文章记述，成为空白，用补注来尽可能加以补足，以便读者知道这些重要事件。”今天这些重要事件已经众所周知，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2）《红军长征记》的征稿截止到1936年10月。当时二、四方面军正在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的途中。所以《红军长征记》反映的只是一方面军的内容，不足以涵盖长征的全过程。所以1954年《党史资料》再版时，将书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作了一个界定。但是，红一方面军走的路程最长，经过的地区最多，他们的行动成为长征的主体，也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长征，现在已经有大量史料和回忆录出版，足以弥补原来的缺憾。但是后来的回忆文章和综述文章，虽然在全局的宏观把握和论点上都有优长，但是从记载的原始性和细节的生动性来看，都没有超过《红军长征记》。这就是我们今天还如此重视《红军长征记》的原因。
（3）《红军长征记》既是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例如，封建的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是充满敌意和蔑视的。红军在通过凉山彝族区时，因为对其缺乏了解，也沿用了当地汉人对他们的称呼——“倮倮”。事实证明，红军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的队伍，在顺利通过彝族区时不仅与当地彝族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还招募了一批彝族青年当红军。这体现了长征是“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为了尊重历史，我们对文章没有删改，相信读者完全能够理解，不会产生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