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思想舆论需要统一。宣传中共的历史和毛泽东的生平，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署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闻总署署长。这篇文章经过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修改，毛泽东定稿，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的简明党史。此后，全国党史界的口径，都遵循于此。毛泽东的传记除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李锐的《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等少数作品，多数都是回忆录和毛泽东活动的报道。这些作品充满了对领袖的爱戴和感激之情，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文章中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溢美之词也越来越多。
在海外，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敌对立场和封锁，很少有严肃的毛泽东传记问世。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进步作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作品的发行受到限制。但是1959年在美国出版的萧瑜著“Mao Tsedong and I were beggers”（《毛泽东和我曾经是乞丐》），引起了较大的轰动。
《毛泽东和我曾经是乞丐》
这是萧瑜撰写的有关毛泽东早期生活经历的回忆录。萧瑜，字子升，萧三的哥哥，毛泽东早年的同学和朋友。书中回忆了他和毛泽东自1916年至1921年期间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和组织“新民学会”的经历。萧瑜和毛泽东曾是关系密切的同学，他们都是杨昌济先生的得意门生，曾经一同怀有救国之志，纵论天下大事，寻求强国之路。他们一起创办“新民学会”，一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1917年暑假，萧瑜和毛泽东为了调查社会，一起化装成“乞丐”，身无分文，步行千里，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和沅江五县，深入社会底层，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谈起此事：“（1917）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5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13]这次社会调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是他后来重视社会调查和实事求是作风的一个起源。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也使萧瑜终生难忘，所以他用5万字的篇幅详细叙述了考察的全过程，并且起了这样一个书名。其实文人“行乞”是当时湖南的一种社会风气。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中这样说：“一个夏天，毛泽东同志利用暑假期间，游历湖南各县。身边一个钱也不带，走遍了许多地方。遇到政府机关、学校、商家，他们就作一副对联送去；然后人们给他吃饭，或打发几个钱，天黑了就留他住宿。这在旧社会叫作‘游学’——没有出路的‘读书人’，又不肯从事体力劳动生产，就靠写字作对联送人、‘打秋风’以糊口。毛泽东同志却用这个办法来游历乡土，考察农民生活，了解各处风俗习惯——这是他这个举动的现实主义的一面。”[14]以后，他与蔡和森又进行了类似的考察。
萧瑜手绘与毛泽东游学插图
在长沙的几年间，毛泽东与萧瑜交往密切，在现存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中，尚保存了1915年至1916年间毛泽东给萧的11封信。信中很少谈及私事，而是讨论学问、修身、道德、社会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因为这种求真知的共同理想，使他们共同创办了“新民学会”这个湖南早期革命组织。萧瑜在书中叙述了学会的一些活动情况，还是有历史研究价值的。而且书中反映出，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寻求救国的道路上，新民学会的会员中产生了两条道路：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为代表，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而以萧瑜等为代表，信奉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终于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尽管萧瑜以自我为中心，标榜自己与毛泽东的争论，但是历史早已作了结论。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伟大领袖，而萧瑜则在政治上连遭失败，最后流落海外。
因为萧瑜与毛泽东的关系，作为当事人写的回忆录，对研究早年的毛泽东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例如萧瑜留法回国后，与毛泽东作最后的长谈。毛泽东阐述了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而萧则主张走蒲鲁东主义的道路，导致他们最后的分手。这反映了毛泽东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书中写毛泽东对知识的渴求，对国家和社会前途的关注，对封建礼教的反抗，性格的豁达奔放，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书中也有明显的不实之词。例如在萧瑜笔下，毛泽东表现得像一个追随者。什么大事都是萧瑜做决断，当他们讨论问题时，萧瑜的滔滔不绝常使毛泽东没有话说。这显然不能让人相信，从毛泽东早期给萧的信来看，他们讨论问题都是平等的，各抒己见。毛泽东虽然尊重萧瑜，但绝不盲目服从他的意见。萧瑜还写到毛泽东邀请他一起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属杜撰。他们已经政见不合，毛泽东是不会把党的机密大事随便告诉他的。而且当时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一起，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证实毛泽东根本没有带任何朋友来上海开会。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情节属于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和丑化。例如写毛泽东对当皇帝的向往，感情的冷酷，等等，与书中的大部分内容自相矛盾。这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对萧瑜评价不好，毛泽东说：“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15]这是毛泽东看报得来的消息。事情的真相是1928年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萧瑜与易培基因为是老乡和学生的关系，被安排在故宫任委员。他与故宫和文物素无渊源，所以故宫的同事都很冷落他。为了解决故宫的维持和修缮经费，故宫管理者将宫中非文物的黄金、绸缎、器物等变卖。后来出了监守自盗的事情，将珍珠和钻石调包。于是易培基陷入“故宫盗宝案”的纠纷，萧瑜也连带作为被告之一，上了法庭。这个案子虽然不了了之，却断送了萧瑜的声誉，使他在国内无法立足，流亡海外。此事吴祖光先生的父亲吴景洲（瀛）在其回忆录《故宫盗宝案真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中有详细记载，此不赘述。《西行漫记》是一本广泛流传的著作，萧瑜想必也读过。出于个人的恩怨，他在回忆录中对毛的丑化也就不足为奇。
另外，萧瑜写回忆录的时代，正是全球处于“冷战”的时期，美国和西方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封锁的时代。在西方那种反共的氛围中，萧瑜如果写一本颂扬毛泽东的书，是不可能出版的。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其立场也必然迎合西方的需要。对书中那些属于人身攻击的内容，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处理。这部分文字并不多，不会损害全书的完整。
虽然有上述的问题，但这本回忆录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因为萧瑜作为当事人，与毛泽东的交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笔下的毛泽东，是个有理想、刻苦学习、勇于实践的青年。我们重新整理这本书，介绍给读者，相信读者会有所收获。
前几年，《毛泽东自传》等早期传记曾被多家出版社整理出版，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有的学者不以为然，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的早期传记不成熟，有很多错误。不如去读《红星照耀中国》，我认为，历史的形成有个过程，从早期的史料到经过史家的整理编撰，成为正史。但是不能因为有了正史，就把原始史料弃之不理。相反，原始史料中有很多真实朴素的成分，在修正史时为尊者讳，被删除了。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早期的素材还是很有价值的。恰如一块璞玉，虽有瑕疵，但却天然。这就是我们整理早期毛泽东传记的初衷。
[1] 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第77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2] 童小鹏：《童小鹏军中日记》，第230-2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3]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第118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4]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页注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 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第220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
[6]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前言”第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富田事变”作了新的历史结论，指出：“在中央指导下进行的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在其他根据地也进行了。各根据地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程度不等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在这场肃反斗争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尚革命精神，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的尊重和纪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页）
[8] 以上内容参考金城：《为党交游六十年——金城文集》，第156-182页，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9]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0]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第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11]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2]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9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1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2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14]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15]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