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毛泽东早期传记，首推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这部传记的产生，充满了偶然和传奇的因素。斯诺不是共产党人，是一位自由撰稿的记者。他回顾当年前往陕北红区的情况：“1934年，我的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属于兰登书屋）提议同我签一项合同，预付稿费750美元，让我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在一时乐观主义情绪的支配下，我接受了这个提议。但是几个月之后，我开始认识到，连一名‘红色’士兵都没见过，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我想放弃整个计划，因为看不到有访问共区的可能性；虽然我已经收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我所代表的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对这个题材也极感兴趣，它在1935年建议资助我作一次旅行，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这个建议我也放弃了。然而到去年（1936年）5月底，我得到了关于张学良和红军之间达成停战的一些好消息，听说有可能进入陕北的红色地区了。那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1]
1936年7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由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带领秘密进入陕北红区，开始了几个月的采访。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带领红一方面军部队完成长征后，正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1935年9月在草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拥兵自重，命令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毛泽东等被迫脱离红四方面军，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这是被毛泽东自称为“一生最黑暗的时刻”。直到斯诺进入陕北前夕，在中共中央努力争取下，张国焘才放弃了自己的“第二中央”，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北上，当时正在途中。毛泽东与红军到达陕北后，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封锁，生活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由于和张学良部达成了和平协议，严峻的形势才稍有缓和。当斯诺进入红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们：“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童小鹏在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2]大家的创作积极性很高，短短两个月内，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约200篇作品。斯诺在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可见，毛泽东欢迎斯诺的到来，首先是为红军的出路和生存考虑。他希望斯诺客观公正地报道这些被国民党称为“共匪”的人，使外界同情红军，帮助红军。红军长征的故事就是这样流传出去的，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毛泽东并没有请斯诺为自己作传的想法，斯诺在红区采访后，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传奇故事使他处处感到新奇，兴奋不已。那么领导这些红军创造奇迹的领袖又是什么人呢？他自然对毛泽东本人产生了极大兴趣，因此，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了采访的要求，希望毛泽东讲述他本人的故事。毛泽东在与斯诺的长谈中讲述了中共的成长历史和红军的战略战术，但很少谈及自己和其他个人。而斯诺追求的恰恰是人的故事，在斯诺的一再要求下，毛泽东终于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红军长征记》书影
斯诺叫道：“我要的就是这个！”
斯诺回忆：“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吴亮（黎）平坐在身边，把毛泽东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3]
参加翻译工作的吴黎平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就此同斯诺谈了十几个晚上。谈话通常从晚上九点多钟开始，未谈正文之前，毛泽东同志常谈一两个短故事（斯诺后来在写书的时候说，他很遗憾没有把这些故事记下来）。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同志招待他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同志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因为毛泽东同志为了指挥战争和领导全国革命工作的需要，往往在夜间工作直到凌晨才休息。毛泽东同志同斯诺谈话时，要我去做翻译。谈话时有正文，也插些故事、闲话，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逸趣横生，久久不倦。斯诺常说这是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可宝贵的谈话。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两点来钟。谈话时斯诺作了详细笔记。”[4]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马海德医生，但他只是在一边旁听，也没有其他人做速记或做记录。毛泽东按照斯诺所提的问题，凭记忆而谈。斯诺按吴黎平的口译做了笔记。关于毛泽东个人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同志仔细审阅并做了少数修改后，退给斯诺。根据这些资料，斯诺写成了《毛泽东自传》，发表在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美亚》杂志上。因为它早于《西行漫记》发表，所以译本很多。1937年9月由延安文明书局出版、张宗汉的译本为国内现存最早的版本。1937年11月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汪衡译本，流传最广。
《毛泽东自传》延安版
斯诺在写作时曾要妻子把毛泽东的生平材料压缩一下，准备用第三人称重写其中某些部分。海伦·斯诺当即提出异议：“这可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她认为毛泽东的生平材料是斯诺著作的核心，不能改动原材料，应当用毛泽东的原话，直接用第一人称写作。斯诺采纳了妻子的建议。[5]因此，《毛泽东自传》以其原始性和真实性，一发表就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从内容看，《毛泽东自传》的记述比较简单。毛泽东自述他是一个农民的孩子，追求知识和真理，来到长沙求学。从一个爱国青年寻找新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从国共合作走向独立进行武装斗争。他的每一步成长，都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生的领袖，而是在曲折的经历中逐渐成熟起来。正如他自己在1962年说过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样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叙述自己的革命经历的。[6]
既然是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在自述中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当年一些不成熟的认识。比如谈到1930年12月发生在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他在自传中说：“在李立三主义确定地埋葬以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一部分军队倾向李的路线，并要求与其他军队脱离。不过，这一部分的指挥员——彭德怀猛烈地与这种倾向搏斗。并能维持他部下的统一和对高级指挥的忠诚。但有一些军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从政治上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7]富田较近吉安——当时苏维埃区的中心，这件事产生了一种‘激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这次斗争的结局如何了。但，因了党部的健全、红军部队的忠诚和农民的支助，这次叛变很快也就被镇压下去了。为首的被捕，其余叛徒都经缴械消灭。”历史证明，“富田事变”是红军中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一个历史悲剧，当年总前委的负责人毛泽东和特派员李韶九都负有责任。后来毛泽东也承认了苏区第一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并吸取教训，制定了不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斯诺忠实地记录了毛泽东的自述，展现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革命者形象。延安的翻译者张宗汉在“后记”中写道：“毛泽东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人们对他所惊奇和怀疑的，因为他能做一般人所不能做不愿做的事情，他肯下工夫做那艰苦而又平凡的事情，一经成功，事情便不平凡了，人也不平凡了。其实他和平常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真的，毛泽东先生，所言所行，都是很平凡的，例如：革命不爱钱，做大事不做大官，像这类的话，一般人喊得震天响亮，但革命牌子挂不上几天，竟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了，而没听说毛先生是怎样发财的。他是布衣一身，穷得膀硬，只有他与士卒共甘苦，他为人民谋幸福，所以才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这是读者的感受，也是《毛泽东自传》的成功之处。
《毛泽东自传》首次向“国统区”的读者展示了被国民党反动派丑化为“土匪”的共产党人的真实面目和思想，因而引起了莫大的关注。各种版本不断出现。1938年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西行漫记》）出版，《毛泽东自传》作为其中一章，改名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他对《自传》进行了修订，文字更为简略、扎实。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自传》在各解放区再版发行，版本多达十几个。
建国后，因为中共中央有不祝寿、不以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的政策，意在少宣扬个人。中共党史以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统一的口径，《毛泽东自传》这样的作品就不宜再公开出版发行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又把这本书找出来，以《毛主席的回忆》为书名翻印了《毛泽东自传》。它不是正式出版物，大多数为油印本，流传广泛。“自传”全文之外，还收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访问杨开慧烈士的哥哥嫂嫂的谈话。这种“抄本”不仅对研究毛泽东早年革命生活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而且为“红色经典”的出版发行留下了佳话。
“文革”结束后，考虑到早期的《毛泽东自传》版本多，翻译水平参差不齐。当年为毛泽东和斯诺作翻译的吴黎平将斯诺当年在《美亚》杂志上发表的英文文本找来，重新翻印并加以修订，以《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为名，由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这是《毛泽东自传》最准确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