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发动了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关于这一点，现在已经有了结论。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彭德怀在会议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根据中央成都会议的提议召开的，意图是用整风方式，讨论军队建设中的重要问题。5月23日，彭主持军委会议研究会议的开法，并未明确反教条主义的议题。但黄克诚总长表示：“训练问题已争了两年，这次会议非作结论不可。”罗荣桓元帅指出：“萧克、张宗逊两个人的争论，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调子，为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埋下了伏笔。
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后，第一阶段是和风细雨的。彭德怀在5月30日的会议上说：“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学习苏军经验不是对立的。”“我们在学习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了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干死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他虽然把批判教条主义上纲到很高的程度，但不想整具体人。31日，他特地将张宗逊、萧克、李达等同志找来座谈，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16]
如果按照彭德怀的意图开会，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的问题都会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得到解决。但是毛泽东的意图不是如此，会议前他并未给会议定调，也没有干预会议进程。5月29日海军副司令员方强给大会主席团写信，对会议的开法表示不满，要求会议“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6月5日，彭德怀将信转呈毛泽东，毛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并作了批示，信中说：“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毛泽东批道：“不存在问题吗？”对信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如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我军的传统；只讲学习苏联，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等，毛泽东批示：“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方强的信，表达了他的意图。他在信的开头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6月7日，他专门给邓小平写信，要他在两个月内“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大事抓起来干”。并要求邓“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17]
此时，毛泽东已经明确军委扩大会议要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要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解决问题。邓小平落实毛泽东的指示，7日召集几位元帅座谈，指出：会议的温度不够，暴露问题不够，决定改变会议方法，把大会发言和大字报、小字报结合起来，在一周内造成会议的紧张气氛。[18]这使彭、黄等人感到意外。黄克诚回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在这个背景下，彭、黄开始转弯，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指示：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会议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
彭德怀的思想如何呢？应该说，他的内心是反教条主义的，但他不愿意在军队内挑起斗争，并不想针对哪些个人。在南京军事学院视察讲话时，他有意避开刘伯承，在报告中写“当时刘伯承同志不在南京，没有交谈”。他在上海视察一星期，也没有去看望刘伯承，委托陈士榘把他的讲话稿转送刘帅。钟期光同志对此非常不满。[20]这说明彭德怀在反教条主义上是有顾虑的。林彪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因为林彪看了训总四级干部会议的材料，向毛泽东反映要反教条主义。“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大转弯来领导这次会议。”[21]
林彪的讲话有自我标榜的成分。彭德怀反教条主义的立场是一贯的。从他视察军事学院给毛泽东的报告、对训总四级干部会的态度以及转呈方强的信，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与林彪的差异是不想用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也不想打倒谁。但是毛泽东表态，他就不能不紧跟了。
6月20日举行全体大会，与会者增至1442人，规格也从三座门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主题是反教条主义。彭德怀在讲话中一开始就提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改变了原来反教条主义的提法和性质。他指责“军事教条主义者不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是搬运苏联的错误经验”，并指出他们犯错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他在讲话中发泄不满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毛泽东对彭的讲话颇为欣赏，在简报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22]
6月21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的讲话像是在漫谈我军的历史，但其中的一些话很有分量。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有许多同志批评我，管军事管得很坏。”“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接着他回顾了我军历史上几次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或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至于中间两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照实际情况来打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我看总是有一点吧，多少有一点吧！研究一下看。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地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军队有两种传统：有优良的传统，有错误的传统；有正确的传统，有不正确的传统；有马克思主义的，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如此，军事路线方面也是如此。和这些同志我们过去是有争论的，现在都能够团结一致了。个别同志硬是不通，得想办法帮助他们通一通，是说服，不是压服。”毛泽东的讲话不仅为反教条主义定了路线斗争的调子，而且列举了历史的例子，进一步扩大了斗争的范围。
6月23日、29日，毛泽东两次召集会议，与各小组长座谈，对军委扩大会议作进一步的、具体的指示。23日的谈话还没有涉及具体人，他指出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29日的讲话则是针对刘伯承、萧克讲的，并对二人作了不同的定性。29日的座谈中，毛泽东谈道：“学习苏联，过去学，今天学，将来也学习。但学习要和我们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要同他们讲：我们学你们的，你们又是学哪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林彪插话说：“我军在政治上，如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我们有一套。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讲了。”“关于军事科学、战略问题，我们有系统的一套。列宁死得早，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及搞，斯大林没有系统的一套。不必学苏联的，战术问题上半学半不学——半学就是学海、空军使用，诸兵种协同；半不学，如战术思想，我们有毛主席的，就不学他们的。”这些话很合毛的心意，他称赞说：“这样好！”
29日的座谈是军委扩大会议的核心内容。虽然彭德怀在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上是紧跟毛泽东的，由对事不对人到既对事也对人。但在树立毛泽东的权威方面，他远不如林彪会体察毛泽东的内心深处。
以后的大会变成了对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批判会，尤其是对萧克，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会议发言从批判“教条主义”到翻历史老账，把历史上个人的恩怨和宗派山头的矛盾都抖出来。斗争范围越来越大，叶剑英、粟裕、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等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打击。正如萧克回忆的：“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力。”[23]尽管刘伯承、叶剑英在检讨中一再承担责任，希望保护一批干部，在那种“左”的气氛下，已经没有几个人能保持客观、清醒的态度了。
7月19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这个总结不是彭个人创造的，而是主持会议的军委领导成员多次讨论、修改确定的。这个总结对“教条主义”的定性，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将反“教条主义”说成是“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指责“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至于军委应当承担的责任，是“军委对于几年来的错误路线，是有所察觉的，也进行了许多斗争。但是，因为对它的本质，对它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认识不够，没有及时地采取大张旗鼓、充分地发动群众的方法，把这个斗争坚决地在全军中展开和贯彻下去”。在列举了两条军事路线关于建军方针、原则、作战方针和训练方针的分歧后，他用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总结：“错误的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目前，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虽然基本上已被消灭；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次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也就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和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斗争。”彭德怀以前的讲话从未上纲到这种高度，阶级斗争理论是建国后毛泽东的基本思想之一。这种过火的批判，把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扩大化，由部分单位波及全军，对军队建设和正规化进程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后果。刘伯承同志被免去了领导职务，萧克、李达等一批将领受到了错误的处理。作为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持人，彭德怀是有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