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强大的正规化军队，担负起保卫国防、反击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这就要求我军从战争年代的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和规章制度不统一和游击习气中改变过来，转化成多兵种合成军队、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特别是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后，这种愿望越来越迫切。1952年毛泽东以军委主席的名义给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指出：“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二十五年的长期路程，在国际上除苏联以外，‘无与伦比’。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装备简单低劣，编制、制度非正规，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入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2]这是我军建设的基本方针。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时最现实的选择是向苏军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关系密切，根据双方协议，苏方向我军提供武器装备，派出专家顾问，帮助我军正规化建设。从1952年起，在全国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军队也是如此，首先从军事训练和院校建设入手，抓共同条令的编修和军事干部的培养。当年在训练总监部工作的彭施鲁同志回忆：“在1952年前后，我们在建军工作的一系列问题上，开始了一个向苏军学习的阶段。编制体制、兵役制度、条令规程、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奖惩制度，等等，几乎全部是仿效苏军的做法。当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领导还提出过一些不恰当的口号，如‘不走样地学’、‘高学低用、死学活用、先学后用’等。这些提法都是针对当时所存在的在学习苏军经验方面持怀疑态度者的。这几句话有的是当时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同志提出的，有的是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同志提出的。这样的口号对于推动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是起了作用的，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但是对于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的形成，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产生了消极的后果。”[3]
所谓“消极后果”，就是在“全盘苏化”的背景下，在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中产生了一些教条主义倾向。有的过分依靠苏方顾问，有的过于推崇苏军制度，把苏军制度生搬硬套到我军的日常工作和学习中。例如，军事学院学习曾实行“六小时一贯制”，每天上午连续学习6个小时，晚上加班学。有些学员感到吃不消。考试实行口试，由一名主考和两名陪考向学员发问，根据学员的回答情况打分。有些学员感到太严格，吃不消，称为“三堂会审”，要求取消。下级见上级要有报告词，哨兵换岗时要击鼓吹号。在一些生活待遇上过分强调等级，使干部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和距离。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我军高级将领，对这些教条主义的做法很有意见，认为这是违背我军的传统和作风的，应予纠正。
1956年8月25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员李夫克给刘伯承院长和院党委写了一封长信，反映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信中除了对“六小时一贯制”和考试制度提出意见外，也谈到教材中重复太多、空话太多、内容陈旧等问题。他特别强调的是，学习现代战争理论应该和我军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信中说：“在学习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在现代战争中我们自己的经验仍然是可贵的，特别是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的经验，系统科学地总结和利用这些经验来教育干部是十分重要的。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从战争的规模和兵种的数量、质量来说比我们的经验要全面一些。但它是在西方战场，作战对象是德国这个具体的条件取得的。我们的经验不仅是在我们的自然地理、社会环境及美蒋这个作战对象的具体条件下取得的，而且又都是在敌我军力对比比较苛刻的条件下取得的，这就是我们的经验之所以可贵的地方。”
刘伯承院长当时在上海养病，看到李夫克来信后，予以高度重视。9月4日他写信给院党委，指出：“夫克同志从学习角度、亲身的体验，客观地作出检讨、提意见，很好。特建议：院委将该信印发各级党委和支部，使他们领导党内干部和党外相关干部讨论，着重提出今后如何改进训练工作的具体意见。”[4]刘伯承同志对信中反映的问题是重视的，态度是积极的。在刘帅倡导下，军事学院内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共同思考我国军事学术和军事教育的发展方向。
在我军组织的军事演习活动中，苏军顾问与我方也产生了分歧。1958年7月10日刘伯承元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迫作检查时说：“济南战役演习，顾问坚持主力由黄河正面反攻济南，学院和总参则主张由徐州外线迂回敌后，争持不下。感觉到他们训练规程自成系统，我们的传统战法颇难插进，即请准军委留给学院老干部毕业生二百名，以加强传统教育力量，将以前一切教材斟酌何舍何取、何损何全。同时，建议德怀、剑英两同志将苏军‘1948年野战条令’加以取舍损益，附以训令修改或索性自编。”刘伯承元帅在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期间，花费大量心血翻译苏军的条令和教材，将其引进到教学和训练中。刘伯承同志既尊重苏军的经验，也研究中国古代的兵书，从传统军事理论中汲取营养。他使用一批原国民党军教员，让他们讲授军事基本理论，并组织我军将领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根据解放战争的实践编写出一批战例。1956年5月9日他在军事学院第二次党代会上作总结时指出：“我们是由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我们不单是以劣势装备对付装备优良的战斗，在今后战争中，又必须进到高级阶段。”为此，我们就要学习敌、我、友三方面。“我们还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对我们有敌性的国家，即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学习他们的技术和军事学术。”刘伯承元帅博采众家之长，力求知己知彼，为我军的训练和教学服务。
也有一些同志认为，苏军的经验是先进的，应该认真学习。即使“批判地吸收”也要先学会了再说。没有学，怎么知道哪些应该批判？这种意见集中体现在军事学院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1956年10月20日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一封信中。他说，向苏军学习已经五六年了，“在程度上说，我们还只‘升堂’，尚未‘入室’。在数量上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要批判地接受’，‘要学习先进的经验’，这是科学的。可是当还没有学，还没有学会、学通，甚至还没有沾过边的时候，就要来批判，他会批判出个什么结果来呢？他又怎样个批判法呢？”他说：“我们有不少这样的人，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非要自己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才叫作经验，总是轻视别人的经验。这种思想不是出于盲目的骄傲，便是出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这种思想不克服，我们将非走弯路不可。”
蔡铁根建议：“中央应重视这些情况，并澄清现存的思想混乱，统一全军的认识，进一步肯定向苏联学习的方针。”他认为：“苏联军事科学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它虽不是天衣无缝，确实是漏洞很少。”“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所以我认为应该首先把它学会、学通，然后再来分析、研究、批判。”“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标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
蔡铁根的这封信，反映了在学习苏军问题上的另一派意见。他的信带有一种情绪，言辞相当偏激。在当时国内的政治气候下，持这样的意见者明显是处于少数。邓小平将信转给军委，彭德怀于11月30日批示转发军委、各总部和国防部首长传阅，自己没有表态。这说明他不同意信中的观点，是把它作为反面典型对待的。[5]
对于苏军的条令和经验，彭德怀本人经历了一个由学习到怀疑的过程。起初他提倡学习苏军是不遗余力的，他一度设想在部队中实行“一长制”，遭到了军内政治部门的强烈反对。经过调查研究后，他主动放弃了这个设想。后来在主持国防工作的过程中，他的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他在1952年12月24日的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经验，又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尤其是与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相结合。不这样，就不足以改变我军的某种落后状态，就不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就没有把握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的话他从1952年到1956年期间讲过多次。在检查海防工作时，他对炮兵按照苏军顾问的意图部署海岸炮兵配置极为不满，认为我军的空军力量与苏军不同，完全照搬苏军的防御体系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实战中是要吃亏的。1955年我军在辽东半岛组织大规模的抗登陆演习，他认为演习的过程和文件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不符合实战要求，表示“这作为示范性教学是可以的，但不宜再搞。只有临时出情况，才能考验指挥员的处置才能，同时检验官兵素质和装备是否适合实战”[6]。当中央号召反对教条主义时，他在行动上紧跟，是发自内心的，也是符合他的真实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