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一次在全军范围内反“教条主义”的会议。在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党内“左”倾的错误思想影响下，这次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刘伯承、粟裕、萧克等一批同志，使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走了弯路，后果是严重的。彭德怀同志作为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的负责人，也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和总结报告发言人。由彭德怀传记组集体编写，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传》谈到这件事，评价说：“这次军委扩大会后，在全军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教条主义的运动。这致使绝大多数担任过训练工作和军事院校工作的领导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被迫进行检查，引起了许多干部不安心训练工作和院校工作，严重地伤害了这部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同时由于批判和否定某些旧的做法之后，一时又拿不出新的办法来代替，打乱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使军事建设工作和院校教学遭受了很大危害，给军事建设工作带来了不良后果。这次运动彭德怀虽然不是主要的发动者，但他的思想和发动者是完全一致的。加上他是这次会议的主要主持者，因而后人认为他对会议的错误应负更多的责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
我们认为：作为一位伟人，彭德怀同志的历史功绩是无可否认的。但是研究一位伟人，不仅要肯定他的历史功绩，也要研究他的历史教训，因为有时教训给后人的教益更为深刻，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由反“教条主义”转化成一场军队内部的政治斗争，这其中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和人为因素，不应由彭德怀个人承担责任，也不是彭的本意。要搞清这些问题，目前还有困难，也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拟从建国后我军的建设方针和教育路线入手，探讨反“教条主义”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演变，总结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一些教训，同时给彭德怀同志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由于掌握资料有限，这些意见是不成熟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