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登步岛之战后，蒋介石认为解放军无海军、空军，一个时期内不可能对台湾和沿海国民党军构成威胁，于是开始转守为攻。在他的亲自督促下，国民党空军扩建舟山机场，调集大批飞机，对上海、杭州等城市进行空袭和轰炸。
上海解放后，为了尽快建立人民海军，解放军共接管、征用江南造船所等大小修造船厂8家，修理和改造国民党海军起义的舰艇和缴获的破旧舰艇。国民党溃退之前，海军司令桂永清下达手令给江南造船所马所长：“造船所一时不需要及贵重材料，应先疏散，以免招致意外损失。着派中字舰两艘担任本军运输用，永清当另派得力人员至基隆准备设立分厂。”[8]拉走主要设备和材料后，国民党炸毁江南造船所船坞闸门、厂房设备多处，破坏无法搬运的机器设备、工具、材料，留下一片萧条的景象。在解放军军代表的领导下，江南造船所职工积极恢复生产。1949年8月3日，国民党6架B-24型轰炸机轮番轰炸江南造船所，投下500磅以上炸弹34枚，给停泊在码头上被修理的海军舰船和厂房设备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为了避开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江南造船所将设备和职工分散到武昌路、汇山码头、杨树浦、复兴岛、浦东陆家嘴等地，职工全部改为夜班，坚持生产。自1949年9月至1950年5月，共抢修改装舰艇一百多艘。[9]
1949年9月19日凌晨，国民党海军海防第1舰队旗舰“长治”号驱逐舰在长江口外起义，于拂晓5时驶抵上海外滩武昌路码头，受到华东军区领导的慰问和热烈欢迎。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轰炸，当天下午“长治”舰就离开上海，溯江而上开往南京。到达南京后，华东军区派干部和起义海军人员上舰协助起义人员。舟山国民党军闻讯后，即出动飞机搜索，并于22日、23日连续轰炸停泊在燕子矶江面的“长治”舰。舰上发动机、锅炉遭轰炸损坏，舰上人员日夜防空，精神疲惫，情绪波动。在危急情况下，上级决定“弃舰保人”，命令将舰上器材和弹药卸下，人员离开，于24日晨将“长治”舰自沉于长江江底。[10]
上海解放后，市军管会空军部沪北办事处即派出人员接管大场机场，调查、清理厂房设备和器材物资。国民党空军在撤离时，对笨重不易搬走之物都进行了破坏，能拆卸的各种设备都已运走，只遗留下破旧的棚厂、房屋，以及几架残破的飞机和少数破旧的机器设备。当时江湾机场还遗留几架破旧的C-46运输机、蚊式机、教练机，军管会派出17名技术人员和工人到江湾机场，克服缺少零件等困难，修复1架C-46运输机，命名为“上海解放号”。1949年9月中旬，在大场机场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21厂，从事飞机、发动机修理。10月10日，国民党空军两架B-24轰炸机飞临机场上空，投下炸弹16枚，炸毁棚厂两座，炸塌办公楼，水电设备被毁，幸无人员伤亡。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将一些工种疏散至机场四周，办公也改在晚上进行，将发动机、螺旋桨、金工、电器等重要工种搬迁至上海市区霍山路300号仓库。[11]
1950年初，台湾国民党当局军事会议决定，要继续对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发电厂、码头、仓库、船只、车站、铁路、桥梁等进行广泛轰炸，意图在于全面破坏上海的重要设施，使上海经济和生活陷入瘫痪。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空袭更为频繁，轰炸规模不断升级。1月25日中午，国民党空军从舟山出动美制B-24轰炸机12架，以江南造船厂为主要目标，同时沿黄浦江对十六铺、高昌店、杨树浦、杨家渡等处投掷重磅炸弹52枚，江南造船厂中弹21枚，厂房和机器设备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华东海军停泊修理的“万寿花”“常州”等26艘舰船被炸毁，码头被毁1000米；市区小东门、陆家嘴、杨树浦等地四百余间民房被毁，炸死炸伤市民三百七十余人。江南造船厂一度被迫停产，为了避免再遭轰炸，2月初将能开动的13艘舰艇调离上海和南京，溯长江而上疏散到武汉。[12]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受了国民党飞机最猛烈的袭击，史书称为“二六大轰炸”。官方记载的情况是：“1950年2月6日从中午12时25分到下午1时53分，国民党出动飞机4批17架（机种：B-24型12架、B-25型2架、P-38型1架、P-51型2架）投弹约48枚，对上海市区进行了狂轰滥炸。杨树浦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今杨树浦发电厂）及其附近落弹12枚，炸伤该电力公司职工30人，死亡26人，炸伤解放军战士21人，死亡2人，炸毁房屋40余间，发电厂锅炉大部分被损坏。南市华商电力公司（今南市发电厂）及其附近落弹12枚，损坏电厂一部分变压器，炸伤该公司职工4人，死亡2人，损坏民房120间，炸伤警卫战士3人，伤连长1人，炸伤市民77人，死70人，失踪战士1人、市民4人。重庆南路法商电力公司（原是柴油机发电厂，后并入南市发电厂）及其附近落弹13枚，炸伤市民700人，死亡470人，毁坏房屋1000多间。闸北英商电力公司（今闸北发电厂）及其附近落弹8枚，1号锅炉全部炸毁。吴淞镇落弹3枚，炸伤市民24人，死亡13人，毁坏房屋20多间。以上总计：5处发电厂及其附近被轰炸，供电量从25万千瓦下降到4千千瓦；伤亡、失踪市民、职工、解放军干部、战士共1448人（其中伤860人，亡583人，失踪5人）；毁坏房屋共1180多间。财产损失未统计数字。”[13]
这次轰炸的重点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杨树浦发电厂当时属于美国商人经营的上海电力公司，早期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民国初年，工部局在杨树浦路黄浦江边建造新电厂，占地三百余亩，安装了汽轮发电机及锅炉设备。1925年，杨树浦发电厂装机容量达到12万千瓦，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1929年，工部局电气处将其全部资产及经营权以8100万银元的价格转让给美商，更名为上海电力公司。到20世纪30年代，杨树浦发电厂已拥有锅炉30台，汽轮发电机15部，发电量约19万千瓦，占上海总发电量的80%。上海解放后，由于经济封锁，燃油的进口断绝，造成发电困难。上海市人民政府命令当时仍属美商的上海电力公司将燃油锅炉进行改造，恢复烧煤发电，以维持上海工业和民用所需用电。[14]
2月6日的轰炸使杨树浦发电厂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3月，英国籍管理人员行政副总裁亨脱（Willam Hunter）、厂长顾问帕礼司（Clifford Please）和行政主管退脱（George Tate）向上海市政府提交《上海电力公司1950年2月国民党飞机轰炸杨树浦发电厂之报告书》，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轰炸造成的具体结果。
杨树浦发电厂
二六大轰炸后的杨树浦电厂
《报告书》称：“下列事项可说明，此次杨树浦发电厂之被炸确系蓄意及有预谋之行为：
①空袭时气候及视线极佳，来攻击之飞机由地上可用人目清楚见到。
②至少有飞机两架参与发电厂之轰炸。
③杨树浦发电厂有15架高烟囱，集中在一较小地区上，其中一具高达350英尺，此外电厂之西贴邻有5座能容11万桶燃油之油箱，可以作为无可错误之轰炸目标。
……
⑥在共约14枚炸弹中，有10枚系投掷在上海电力公司之资产上，其余投掷在发电厂南北之50码距离内。”
根据事后的调查和《报告书》中附录的英国籍技术人员培卡、李嘉杰、曼敦、麦克莱及中国管理人员冯国祥的证词，杨树浦发电厂的损失为：
杨树浦发电厂工人灭火救灾
被炸房屋建筑：1、2、3、5号锅炉间，涡轮机间及给水泵间，办公室，循环排水渠，铁匠间和围墙。
被炸机器设备：8、9、11、14、15号涡轮发电机，12、14、17、18、19、20号锅炉，6600伏辅助配电板，运煤及运灰驳船，燃油加热器，照明及示热线路，运煤皮带。
电厂开列的罹难职工名单：死亡24人，为首的是机械金工领班张来发，63岁，工龄32年，家属7人依靠其生活。失踪的有电器漆工舒富才、电器金工孙根堂等4人。受伤的有锅炉间服务员胡骏之等31人，其中10人伤重住院。
《报告书》说：“杨树浦发电厂被炸之损失，根据目前所能确知之情形，按恢复被炸前之原状及死伤职工赔偿费计算，估计约需450万美金。”[15]
国民党军的空袭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进行的。此前一天，国民党空军飞机在上海市区上空撒下了中英文对照的传单：“各同胞注意：凡居于上海、南京、杭州、青岛、天津、北平、汉口、福州、厦门、广州各地之造船厂、发电厂、码头、车站、工厂、仓库、兵营及其他一切军事目标附近之居民，请即刻离开，以免遭受轰炸之损害。”[16]国民党空军之所以敢这样做，就是欺负解放军没有空军和防空体系，他们可以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