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8军在金门登陆战遭受失败。蒋介石激动地说：“这是我们革命转败为胜的开始。”[1]
几天后，三野攻击舟山的部队又在登步岛战斗中再次失利，蒋经国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登步岛登陆之共军已于上午9时全部肃清。此为我军继金门大捷后又一胜利，不仅有利定海防务，且对全军士气将更为振作矣。”[2]
金门、登步岛战斗虽然只是师级规模的作战，但对一再败退的国民党军却犹如注射了强心针，稳定了军心，振作了士气。登步岛战斗后解放军方面暂时停止了进攻，国民党军则转守为攻，依靠海军和空军优势向大陆发动了反扑。11月19日，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制订了以反攻大陆为目标的《台湾保卫实施方案》。主要内容是：
“基本精神与目标：巩固台湾为复兴基地，预期半年整训，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作战原则：①战略上采取持久消耗，广领沿海地区，如遭遇强有力匪军之进攻，不得已时，则确保各卫星岛屿，为尔后反攻之前进据点。②战术上以攻为守，积极开展敌后游击，并对匪沿海实施登陆奇袭，以争取主动。”
指导要领方面，“应确保舟山、马祖、金门各岛，使之成为坚强之卫星岛屿，以消耗并牵制匪军，不使台湾陷于孤立”，“充分运用谍报组织，严密注视匪军动态，并利用陆海空军之协同，先期摧毁匪之运输工具，以破坏匪军渡海攻击之准备”，“部队之训练，除一般战斗技能外，应熟练陆海空军协同海岸攻防作战，及陆军登陆作战”。为此，陆军应充实十二至十五个军之战力，海军应维持三个舰队之充分活动力，空军应维持八个大队之充分活动力。[3]
依据这个“反攻大陆”的计划，国民党军以舟山为基地，对大陆实施海上封锁和空袭。采取的措施是：①在渤海、长江口、华东及华南沿海布放水雷，以其封锁中共经由海上对外的联络；②查缉前往大陆的各国商轮，先后没收了三艘运送喷射机燃油的苏联及波兰籍商用油轮；③运输补给各外岛：大陈、南麂山、马祖、金门、澎湖及东南沙群岛，并巡逻台湾海峡。[4]
从1949年6月23日起，国民党当局宣布对长江口及其以北直至山东半岛的沿海实行封锁。执行封锁长江口任务的是国民党海军第1舰队。舰队司令刘广凯指挥“太和”“太康”“太昭”“太平”四艘驱逐舰及“永丰”“永泰”等炮舰，从舟山出动百余次，拦截过往的美、英籍货轮41艘，捕获汽船25艘、机帆船200余艘。11月27日，英国四艘驱逐舰掩护多艘英国商船进至长江口，遭到国民党海军四艘驱逐舰的拦截。英军指挥官与刘广凯谈判，表示他们所载物品全是商品和工业用品，并非军用品，可以上船检查。他们是按合同到上海经商，对国民党海军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表示抗议。双方在海上僵持了三天，这期间有一艘美籍商船“富兰克林”号强行闯关，国民党海军开炮射击。该轮中弹多处，仍勉力驶进上海港。英国船队见国民党海军如此野蛮，被迫驶向外海。为了彻底遏制外轮进入上海港，国民党海军奉蒋介石电令，于12月24日在长江口布雷。水雷深度为低潮水面下1米，雷区设计为两排，错综敷设，25日完成。[5]
旧中国形成的经济运行模式，使当时上海重要的工业生产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棉纺业所需原棉的60%，毛纺业所需毛条的全部，面粉业所需小麦的全部，造纸业所需纸浆的全部，卷烟业所需烟纸、烟丝的半数以上，上海人赖以为生的粮食的半数以上，动力生产所用的80%的油料和20%的煤，等等。依赖进口的还有其他生产和消费用品，而上海的产品也需要国外的市场。国民党海军封锁长江口，使上海经济陷入困境。[6]上海解放时，全市的存煤只有5000吨，粮食储备只有4000万斤，只够上海市民半个月用的。国民党搬走了工厂设备，拖走了轮船，并破坏了大批带不走的船只和机器。上海市军管会为了维持上海人民生活和恢复经济运转，组织工人开展反封锁斗争。
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原来使用燃油锅炉，每月消耗燃油3万吨，全部依靠进口。进口来源断绝后，燃油储备很快陷入恐慌。在北方煤炭源源不断运到上海后，上海的几家发电厂都改造锅炉，从烧油改为烧煤，使发电厂对进口燃油的依赖大大降低。公共汽车原来都是烧进口汽油的，由于汽油紧缺，公司号召职工想办法，使用代用品，将汽油、柴油和火油按比例混合使用，减少汽油的消耗。职工还制造出烧木炭的锅炉，拖在汽车后面。木炭能效不好，又改为烧煤。这样改装的四十多辆公共汽车开在路上，颇为别致，也反映了解放初期国民党封锁给上海造成的困难。军管会号召广大职工，积极恢复生产，减少依赖进口，能用代用品就用代用品，能用国货就不用洋货。经过半年的努力，上海的企业基本上恢复了生产，市民的生活供应也基本正常。[7]
改装锅炉的上海公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