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湉”的意思是“水流平静”。以“小心”、“恭谨”闻名的醇亲王奕譞给长子起名“载湉”，这表明他唯一的希望是这孩子一生安稳平顺而已。在不胜寒的政治高峰把栏杆拍遍的他，饱览风光壮美，更深知风涛险恶。对他来说，什么“雄心”、“功业”，都是些令人厌倦的词汇，政治首先意味着的是风险和毁灭。
然而世事就是这么不可捉摸，并且充满荒诞——偏偏就是这个孩子，被他的嫂子兼大姨子慈禧选中，要接替刚刚死去的同治，继承大清王朝的帝统。
发生在养心殿东暖阁的那一幕让所有的大臣记忆犹新：太后的话刚出口，中选者的父亲奕譞如同被雷击了一样，当时就瘫软在地，“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翁同龢日记》）
在后来的岁月中发生的那些故事，证明了这位亲王对儿子命运的判断是多么有先见之明。然而，与强大的命运比起来，任何先见之明都苍白而徒劳。
二
中国历史对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这片土地上不知曾生长过多少杰出的女子，她们冰雪聪明，且如鲜花一样美丽。可惜她们只能悄悄凋零，上天赐予她们才华，却没给她们施展的空间。
叶赫那拉是为数不多有机会出现在历史聚光灯下的女人之一。据说，旗人家的女人往往比丈夫能干。许多八旗子弟在外面摆够了谱，回到家里，却要乖乖受女人的辖制。这样的女人，侄儿要叫她“伯伯”，儿子不叫她“妈妈”，却叫她“爸爸”。叶赫那拉就是这样。在丈夫去世之初，她可能并不一定想成为“政治家”，她介入政治的动机不过是保住爱新觉罗家的产业，以免孤儿寡母受人欺负。但是，权力这个东西就像鸦片，一旦沾上手，就撒不开。对兰儿这样的女人来说，人生最大的乐趣无过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施展手腕、较量机锋、摆弄他人、把握局势，使自己永远站在胜利者的位置上。从这一点来说，比起小小后宫争风吃醋的斗争，规模庞大的政治游戏更适合她施展她的玲珑手段。
年届四十、正当盛年的太后，驾驭大清帝国这艘航船正是得心应手、逸兴遄飞之时，选择一个年长的王子为君，自己放手交权，当然非她所愿。
之所以选择四岁的载湉，除了他的年龄小之外，一个隐秘而关键的原因，恰恰在于他那个富于远见、闻命便痛哭流涕的父亲。这个以“谦谨老成”闻名的小叔子兼妹夫是一个异常顺手的工具。他十分乖巧，素无野心。他会圆满漂亮地完成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又会像她肚子里的蛔虫一样，知道怎样和权力保持最恰当的距离，以迎合这个权欲极重、猜忌心极强的嫂子。只可惜他大了一辈，要不然真是帝位继承者的最佳人选。但愿遗传的力量能起作用，使未来的皇帝能够继承他父亲的性格和识度，让他懂得怎样和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相处。
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个孩子的性格。在命这个孩子入宫之前，她曾经不动声色地向妹妹了解过。妹妹说，这个孩子最大的特点是“文静”，从不淘气。这极惬太后之心。众所周知，刚刚死去的同治皇帝，是清朝皇帝中最顽劣的一个，从小就顽皮异常、任性乖张，长大后热衷于微服出游，泡茶馆、逛妓院，最终染上恶疾，一病而亡。从妹妹的描述看来，小载湉起码不会蹈此覆辙。
然而，和这孩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慈禧就发现，她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孩子绝非大清皇帝的合适人选。
首先，这个孩子身体太差了。进宫之后，他三天两头闹病，不是感冒头疼，就是呕吐腹泻，几乎没有一个月消停过。（参见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另，《翁同龢日记》中亦常见光绪生病的记载。）她经常担心这孩子活不长。就是长成了，这么单薄的身子骨，怎么能担得起那么繁重的政务？
其次，这孩子太“文静”了，文静得像个女孩子一样。也许是因为妹妹爱惜过度，这个孩子胆子小得出奇。一听到雷声，他就吓得大哭大叫，冷汗不止，非得大人抱在怀里，百般抚慰，才能安静下来。除了雷声，鞭炮声、锣鼓声他也怕得要命。就连见到一只虫子，他也要哭上半天。
慈禧越来越发现，这孩子不是她喜欢的类型。她和孩子性格上的反差太大了。
叶赫那拉天生刚强，性格像一团火，永远精力十足，永远兴致勃勃。就像《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一样：“老太后就是讲究精气神儿，一天到晚那么多的大事，全得由老太后心里过，每天还是……总是精神饱满，不带一点疲倦的劲儿。”
而这个孩子天生禀赋不足，精神不健旺，只爱闷在屋里拆拆自鸣钟，摆弄摆弄西洋玩具。
太后如同男人一样干练，什么事都要处理得清清爽爽，一丝不苟。“老太后一生精明强干……吃东西也必定要端端正正精精致致地像个吃的样。穿双鞋，也必定要袜线对准了鞋口，丝毫也不能对付。精明认真是老太后的秉性。”
这孩子却做事拖泥带水，又没常性，经常玩着玩着就烦了，扔下一大堆钟表零件，又去摆弄另一样东西。太后最看不上的就是这点。
太后精明聪慧，善于察言观色。这个孩子却木头木脑，缺乏灵活机变劲儿……
用古话说，她和这孩子简直生来“相克”。相处时间越长，她感觉越别扭。她十分反感这孩子期期艾艾、怯懦退缩的神情。不论从哪方面看，这个孩子都不像能长成一个雄才大略之人。
没办法，这就是大清的命吧！
失望归失望，太后对这个亲外甥还是尽心尽力的。同治皇帝是在奶妈的怀中长大的，那个时候，她正忙着浓妆艳抹、争风吃醋，无暇顾及襁褓中的婴儿。现在，已经失去争宠任务的她，把对同治的一份歉疚都在光绪身上弥补了。后来她回忆说：“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从娘家算，又是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之理！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涂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看着天气寒暖，亲自为他加减衣襟，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醇王府时即胆怯，怕听到大声特别是雷声，每有打雷下雨，我都把他搂在怀里，寸步不离。皇帝三五岁后，我每日亲书方纸，教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唯恐不至……”（瞿鸿禨《圣德纪略》）
太后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选择既不能更改，她所能做的，只有给这个孩子以最好的教育。刚刚五岁，她就迫不及待地给小皇帝开了蒙，请了状元出身的翁同龢为师，并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学规。她经常召见师傅，详细询问学业进展情况。光绪十一年（1885年），她发现小皇帝的作文颇有可观之处，当即降旨，从此之后，把“（皇帝）每日所作诗、论及对子，均缮写清本，随功簿一并呈览”。在繁重的政务之余，她还把检查批阅皇帝学业作为自己每日必修的功课。
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证明慈禧太后对光绪的培养是尽心尽力的。每一个专制者对继承人的期望都是既听话又能干——在他活着的时候，可以绝对控制这个继承人；在他百年之后，继承人又可以挑起大梁。对于控制这个天性柔弱的孩子，慈禧很有信心他不会逆反，因此她着力更多的是发展他的才干。从很早开始，她就有计划、分步骤地培养光绪的政治兴趣和能力。小皇帝刚满十岁，她就经常在工作时让小皇帝陪伴在身边，给他讲解奏折，有时候还让他试着在折上批答。大臣们发现，在发回的奏折上，出现了一种类似儿童描红的特别幼稚的字体，虽然故作大人腔，但一望而知，是儿童所拟，这无疑是“今上”的手笔。小皇帝满十三岁那年，她又让小皇帝实习政务。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大臣们递上奏折，慈禧总是让皇帝先看一遍，然后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告诉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办。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太后在皇帝的功课中加上讲解奏折一项。
事实上，直到十多年后打算更换皇帝之前，她一直是以“恩主”的心态来对待皇帝的——是她亲手把他扶到了宝座上。这个座位，被帝国内所有的男人视为最大的幸运和幸福的象征，千百年来，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甚至家族的代价。而他，在懵懂中一夜之间就得到了。况且，又是她，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灌注了那么多心血，甚至比对亲生儿子还要尽心。要知道，她可从来没有亲手料理过小同治的吃喝拉撒。太后常常想，长大懂事后，这个孩子没有理由不对她感激涕零。
三
然而，当长大成人后的光绪回忆起来，也许并不认为被选入宫是他人生中的幸运。
那是1875年1月13日，载湉从熟悉的家里被抛到了这个巨大、荒凉、寒冷的坟墓一样的宫殿之城。在空旷的广场上，他面对的是一群陌生的人——一大群模样怪异的太监，和他们簇拥着的一个衣服华丽、高高在上、表情冷漠的女人。
这个孩子如同一块柔嫩的蚌肉，被粗暴地从亲情之蚌中剜了出来：刚刚还抱着他逗他玩的父亲，现在远远地跪在丹墀之下，成了他的臣子；与他朝夕不离的祖母和母亲泪眼婆娑地被厚厚的宫门阻挡在外，几乎永世不能再见；为了让他彻底与过去的生活告别，太后甚至不允许他的奶妈跟进宫来。
天底下可能没有比紫禁城更不适合一个孩子成长的地方了。这辉煌的宫殿其实不是一座建筑，而是权威意志和专制观念的体现。从根本上说，这座穷极了人间物力的建筑并不是为了让人舒适地居住其中，而是为了昭示皇帝与上天的关系，传达帝王不可动摇的威严这个信息。它的整体布局象征着天上的星座：宫中有三大殿，是因为天上有三垣；后三宫连同东西六宫共为十五座，正合紫微垣十五星之数。庞大的宫殿群红墙黄瓦，不仅因为美观，更因为只有红黄二色才能配得上皇帝的尊严——红属火，火主光大；黄属土，土居中央。
在这个权力的象征物里，有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阴谋、最严密的规矩，以及人间顶级的浮华和奢靡，却唯独缺乏一样东西——简单平凡的亲情。
我们无法想象进宫的当天晚上，躺在巨大空旷的殿宇之中的孩子，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心里是多么惊惶和迷惑。我们只知道，从第二天起，他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那个原本无拘无束的孩子现在变成了帝国机器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零件，他每天得按固定的程序运转。他每天四点钟就要起来，正襟危坐在乾清宫那张坚硬的宝座上，充当“垂帘听政”的道具。在禁宫林林总总的几百年一成不变的礼仪中，他都是必不可少的器皿，被群臣捧来捧去——到观德殿给先皇帝梓宫叩头，到奉先殿给列祖列宗牌位跪拜，去慈宁宫给太后太妃请安，往寿皇殿及太高殿祈雪、祈雨，春天到丰泽园去行耕藉礼……
他完全不知道他做这些事的意义，他只知道，在这广阔无垠的禁宫之中，每一寸空间都充满着看不见摸不着的“规矩”。在哪位太妃前应该说哪些话，在哪个仪式上应该穿哪套衣服，下跪时先跪哪条腿，跪下后龙袍的前摆放在哪里，磕头的次数、深度，跪或立的间隔，都有详尽的规定，稍有错误，就会遭到批评和训斥。
对于自己的亲姨、伯母和养母，小载湉怎么也亲近不起来。虽然这个“亲爸爸”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对他表示关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太后身边，却从来感觉不到一个儿子在母亲面前应该感觉到的安然自在。在小载湉的心里，母亲应该是温柔的、温暖的、包容一切的。可是在他的感觉里，这个“亲爸爸”更像一个男人。她从来都说一不二，在她面前，所有的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她像一个寒光四射的巨大光球，笼罩着宫中的一切，光芒如同麦芒一样砭人肌骨。他从心底里惧怕这个钢铁一样的女人，只要她看他一眼，载湉就感觉浑身冰凉。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他总是处于太后的纠正和训斥之中。精明强干的太后在教育上却是一个失败者。对亲生儿子同治，她任母爱泛滥，过分娇纵。而对继子光绪，她却矫枉过正。在为小皇帝挑选太监时，叶赫那拉特意指出：“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这个以权力为生命的女人首先要做到的，是对养子的绝对控制。《瀛台泣血记》记载，从进宫的那天起，那些面容呆板的老太监，“像灌输军事知识一样”，天天教育他，“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掉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除此之外，太后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培养小皇帝的绝对服从意识。古灵后人《清外史》载，按照太后的要求，小皇帝“每日必至太后请安，不命之起，不敢起，少不如意，罚令长跪”。徐珂《清稗类钞》则记载，在平时，“孝钦后乘舆出，德宗亦必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太后每顿赐给他的饭菜量都很大，即使他已经吃饱，也不得不一口口吃得干干净净。因为那不是普通的食物，那是太后的天恩和意志。
为了让小皇帝成为合格的统治者，她发誓绝不犯过去的错误，不容忍这孩子身上任何一点“毛病”，对他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精雕细刻。如果他在早晨四点钟时赖床，如果他在陪太后进早餐时碰响了餐具，如果他“上朝”时过多地扭动身子，下跪时忘了复杂的规矩，那么无一例外，都会受到太后亲口的或者通过太监传达的批评。太后清楚地记得同治是怎么被惯坏的。甚至小皇帝走路偶尔蹦蹦跳跳，如果让太后看到了，都会招来一顿训斥。太后告诉他，他是个皇帝，得有皇帝样，像普通孩子那样信马由缰，是没出息的表现。
教育学家说，刻板、教条、严厉的教养方式会对孩子的性格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这些孩子往往拘谨懦弱、胆小怕事，同时又固执倔强、不善变通。这些人通常都是完美主义者，因为他们会下意识地时时处处以父母的要求来评价自己，对自己过分苛求，事事追求完美，对自己和对他人都缺乏宽容。不幸的是，在阅读光绪的有关资料时，我们发现他性格中这些特点非常明显。
生活上的种种规矩，就像小树上的层层绳索，对孩子来说虽然难受，尚不致命。真正对光绪构成伤害的是太后那冷冷的神情。那神情如同严霜冷雨，打得这棵小树的幼枝嫩叶瑟瑟发抖。
孩子的直觉是惊人准确的。虽然这个女人曾经亲手带过自己，虽然她表面上对他非常关心，可是皇帝清楚地知道，这个女人不喜欢自己。
是的，她看他的目光是空洞无物的，如同穿透一片空气。她和他说话时，也从来不用心，总是敷衍的、淡淡的。她的心思不是集中在那些奏折上，就是集中在化妆上，或者放在与后宫某个太妃的勾心斗角上。只是偶尔在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比如玩什么东西拖拖拉拉，或者回答太后的问话过于迟钝时，太后才会注意到他，脸上勃然变色，嘴里蹦出几句诸如“你看你浑身上下，哪有点雄武之气”之类的训斥。
小光绪竭尽全力地去做每一件她要求做的事，却极少听到太后的一句夸奖。
囚禁在栅栏中的小动物神情天生紧张，生长在大树阴影下的小草注定长势孱弱。在太后身边，皇帝日益成长为一个缺乏自信的孩子。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口吃的毛病，一见到太后，说话就期期艾艾，越是害怕，越说不利索。他感觉自己动辄得咎。他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从亲人身边被送到这个奇怪的所在，做这些奇怪的事。他感觉到，在这个姨妈眼里，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工具，一个不顺手的工具。蜷缩在深宫中的大多数夜晚，他的感觉都非常绝望无助，在内心深处，他可能会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在这个举目无亲之地，他是多么希望讨得自己这个唯一的亲人的欢心！
四
第一次找到令太后高兴的办法，是在他开蒙读书之后。
传统的启蒙方式，很容易在第一时间就扼杀孩子的学习兴趣。同治帝就是这样。太后和师傅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也没能把同治的牛头按到书桌上来。
和同治比起来，光绪实在是太听话了。虽然刚开始也曾“嬉戏啼呼”过几次，可是不久，这个性格柔顺的孩子就安然接受了不可违抗的命运，每天乖乖地来到书房和文字做斗争。他的功课进展得很顺利，大字也写得越来越端正。虽然和历代的皇子比起来，他的成绩不过是中等水平，但是和他的前任同治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看到小皇帝亲近诗书，太后的一颗心放下了大半。最起码这个孩子不会像同治那样纨绔了。高兴之余，太后叫太监去传话，说皇上临的字不错，叫他以后再多多用心，并且把自己平日使用的四管湖笔赏给他。
太后不知道，她这随随便便的几句鼓励，在小皇帝心中引起了多么强烈的反应。
进宫之后，小皇帝第一次发现自己能够把一件事做得很好。就像黑夜中发现一点亮光，迷路者发现了一条小径，这一发现，对于处于惶恐不安之中的他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一次心理转折。
更重要的是，小皇帝发现，他能够做得很好的这件事，恰恰是太后最看重的一件事。文化水平不高的太后对书本有种异乎寻常的迷信。她相信经典的力量是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代替的，它可以清澈男人的大脑、强健男人的骨骼，只要真正掌握了圣人的教诲，再孱弱的男人，也有可能成为安邦定国之才。小皇帝发现，虽然他仍然举止笨拙、反应迟钝，虽然他仍然胆怯、口吃，但是只要书读得好，这些都可以被忽略。
小皇帝学习越来越用功了，他竭力向太后展示自己的好学。《翁同龢日记》记载，据向太后报告的太监说，小皇帝不论到哪里，手里都拿着一本书，经常在走路时还念念有词。每天睡觉前，他都会背一段《诗经》才睡。听到这些消息，太后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文字奋斗符合小皇帝的个性，随着对书中的内容越来越能够理解，他对书本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在宫中演戏之时，他常常携一卷书，找个没人的地方阅读。事实上，学习是他确立自我、证明自我和娱乐自我的唯一方式。
对于小皇帝来说，读书于他还有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使他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通过书籍，他头一次明白了自己被送入宫，并非是一个悲惨的事情，而是天下人都羡慕的幸运之事。原来他并非普通孩子，而是“上天之子”，将来要代替上天承担起抚驭万民的责任。师傅说，在他的肩上，肩负着上天的信任，肩负着大清列祖列宗的重托，肩负着天下百姓的全部希望。
翁师傅的教育看起来非常成功。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小皇帝小小年纪就立誓将来要做“圣帝贤王”。师傅说，上天在芸芸众生中独独选中了他，就证明他有圣人之质。师傅说，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说艰难当然艰难，说容易其实也容易。唯一需要的就是自制、勤奋和毅力。因为历代以来，圣人贤臣已经把治理国家的方法总结完备，从《资治通鉴》到历朝圣训，治国安邦的大经大法条条俱在。只要他一丝不差地按照圣人的教导去做，那么就会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就会像周文王、唐太宗那样名留千古。
小皇帝的表现令帝国政治高层的所有人惊喜。师傅翁同龢经常得意扬扬地对人说起，小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效法古代圣帝贤王。刚刚识字不久，小皇帝就指着书内的“财”字对师傅说：“我不爱此，我喜‘俭’字。”翁同龢喜不自胜，当即跪下叩头：“皇上圣德！皇上有此见识，真是天下之福！”
《翁同龢日记》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光绪三年（1877年）的冬天，很久没有下雪，小皇帝想起师傅教他的话，临睡前，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上天降下大雪，以利来年庄稼。没想到过了几天果然下雪了。年仅七岁的小皇帝高兴地跑到门外，立在雪中，默默地向上苍表示感谢。太监们怕他冻着，担不起皇帝感冒的责任，一个劲儿地劝他回屋，让小皇帝大为扫兴。小皇帝气愤地说：“你们真不懂我的心思！就像长沮、桀溺不理解孔子一样！”这个故事流传出去，被士人们传颂了许久。人人都说，皇帝将来必是一个古今少有的圣帝明王。连太后也屡屡对大臣夸奖皇帝“实在好学”、“典学有成”。
这些夸赞对小皇帝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这条深宫中的幼龙自卑而又敏感，太后的冰冷和轻视，在他幼小稚嫩的心灵上刻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痕。他比谁都需要来自外界的肯定和赞扬，来满足他干渴得龟裂的自尊心。不要以为这个看上去怯懦退缩的孩子没有自尊心。恰恰相反，他的自尊心因为挫折而比谁都强烈。作为一个长期得不到肯定的孩子，他心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向别人，特别是向这个女人证明“我能行”。他知道，从进宫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已不仅属于自己，更属于天下万民。系统的帝王教育，树立了他“拯民水火”“澄清天下”的雄心壮志，陶育了他“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博大情怀，他愿意为他的子民燃烧自己的一切。他期望着用自己将来的表现，让这个女人刮目相看。
五
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初三清晨，冬季的北京天空像一面镜子一样晴朗，没有一丝灰尘。光绪皇帝的亲政大典在紫禁城中隆重举行。十九岁的皇帝缓步登上太和殿宝座，御前太监在丹陛上鸣鞭三下，上千名官员在丹陛和广场上如同潮水一样起伏跪拜。
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一举一动都显得少有的简洁有力。《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仰瞻天颜，甚精采也！”
对于大清帝国的无数臣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和期待的时刻。自从咸丰皇帝死后，大清帝国一直没有男主人。人们一直坚信，“牝鸡司晨”只是万不得已的变通，男人永远比女人更适合当家主政。更何况这个男人十分符合一个伟大帝王的标准。那些跪在前排的大臣发现，年轻的皇帝长相清秀俊美、举止端庄凝重，颇具帝王之姿。虽然一直待在深宫，但是关于皇帝好学不倦、圣德纯粹的传闻，早已在朝野之间不胫而走。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会如同他那些伟大的祖先一样，有能力带领大清摆脱困境，重现康乾时天下太平、万国来朝的荣光。
太后松了一口气。说心里话，叶赫那拉当这个家当得确实有点累了。今年她已经五十五岁，白发已经悄然爬上鬓端。这二十八年里，她觉得她操够了心，受够了累。现在孩子终于长大，她也可以歇歇了。何况，通过她多年辛苦经营，大清帝国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她认为自己交到光绪手上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统治基础。
在她刚刚走入政治中心的时刻，大清帝国可谓千钧一发、险象环生：朝廷之上，八名顾命大臣公然向太后叫板，政治分裂势不可免；长江下游，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像一把失去控制的熊熊大火，把中国半壁江山烧得一片狼藉，大清帝国的统治眼看就要崩溃；同样要命的是，外国鬼子刚刚烧毁了圆明园，通过这场战争，他们已经看清了大清帝国没有抵抗能力，随时准备把大清分而食之。虽然对她的政绩评价不一，但平心而论，被剥夺了早期教育权利的叶赫那拉·兰儿，在她的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可以称得上出人意料的杰出。她的表现比大部分男人刚强果断，在某些历史时刻，甚至可以称得上有胆有识、机智精敏。她果断利落地发动政变，清除了顾命八大臣。她开明地重用汉人曾国藩，眼看就要吞没大清王朝的太平天国狂潮在她的脚下突然退却。人们把她执政的这些年称为“同光中兴”。人们说，是她再造了帝国，使一个奄奄一息的国家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这权力交接的重要时刻，她的心里并不失落。虽然形式上交出了权柄，但她仍然自信可以保持对皇帝的绝对控制。即使到现在，只要她一板起脸，这个孩子仍然会吓得说不出话。在老谋深算的她面前，这个心地单纯的孩子简直就是一个透明人，她可以一眼看到底。她不用凭思考，单纯用感觉就可以控制他。她的退休，实际上是一种“退居二线”，虽然摆脱了繁重的日常工作，但她仍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靠着自己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左右大清帝国的航向。
对于自己多年来苦心培养的成果，她是基本满意的。虽然她对这个孩子的个性和气质没有喜欢过一分钟，但是像所有唯成绩论的家长一样，她仍然认定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他学业良好，能写一笔非常漂亮的正楷和一手典雅的文章，能把许多典籍倒背如流。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是帝王教育的成功典型。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如此评价光绪皇帝：“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叶赫那拉相信，书本中记载的那些深奥的道理，会帮助任何一个男人取得统治的成功。
皇帝也深深松了口气。十五年来，他一举一动都屈服于太后的意志。他的饮食起居，他的成长教育，甚至他的婚姻和爱情，都在她的绝对控制之中。就在去年，她还把她那个丑陋而愚蠢的侄女强行塞给他，宣布她成为他的皇后。他对这种木偶式的生活早已忍无可忍。现在，他终于被宣布长大成人，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了。更重要的是，在十五年的漫长准备之后，他终于握住了帝国巨舰的舵柄。就像一个交规考试得了高分却一直没有机会练手的学车人一样，他早已跃跃欲试了。
青年人总是不满现状。胸怀“尧舜之治”的雄伟理想，皇帝对大清帝国的国势比谁都痛心疾首：列强环伺于外，大臣狃安于内，国家衰弱贫困，百姓民不聊生。虽然有人把太后执政以来的政绩吹捧成“同光中兴”，但是光绪不以为然。虽然精明，虽然能干，但是太后毕竟只是一个没怎么读过书的妇人而已。满腹诗书给了他轻视太后的理由。读过三遍《资治通鉴》，自信深谙历朝治道的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唤醒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中国。
六
然而，在亲政的头几年，年轻的皇帝并没有给大清帝国带来惊喜。在短暂的欢庆气氛过后，大清帝国又陷入了平沓缓慢的旧节奏。虽然已经胸有韬略，但坐到了驭手的位置上以后，皇帝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车在操纵他，而不是他在操纵车。亲政以后，天下一直风平浪静，帝国政治如同一只上好了发条的钟表，一切都按照太后执政时的成例一成不变地运行。在成例的笼罩下，他并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在亲政的前五年，皇帝不过像是太后的一个机要秘书一样，庸庸碌碌地忙于琐碎事务。
皇帝烦躁而又抑郁。慈禧政局的特点是小富即安，缺乏远见。在他看来，大清多在因循守旧的泥潭中陷溺一天，就多丧失了一分自强的机会。皇帝多么期望能有一个契机，比如一次地震式的突发事件，让他得以大展身手。
似乎是天遂人愿。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一封来自异国的电报，如同迸在皮肤上的一粒火星，烧灼得已经松懈多年的大清帝国政治神经猛地一下收缩起来。这一年年初，大清属国朝鲜发生了内乱，请求中国出兵帮助平乱，日本人也借机出兵朝鲜，挑衅中国的宗主权。
听到这个消息，温文尔雅的皇帝拍了桌子：一个小小的日本，怎敢如此猖狂！自从道光末期以来，大清国就没断过受人欺负。开始是英国，后来是法国，再后来什么美国、德国、意大利……现在，西洋的国家轮了一个遍，居然又轮到了东洋里的小日本！对于西洋诸国，皇帝不太了解，然而身边的日本是一向清楚的。二十四史”里，每部都有《日本传》。“考日本之为国，不过三岛，浮沉东海，犹一粟也，土地、军事俱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熟读经史的皇帝知道，这个小国几千年来一直亦步亦趋地学习中国，向中国俯首称臣。虽然这些年听说它开始效法西洋，搞什么维新，也弄了一支海军，但能有多大能为？
气愤的同时，皇帝又感到强烈的兴奋。
振兴大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没有比战争更能振作一个民族的精神，而如果要进行战争，也没有比日本更合适的对手。如果打败了日本，那就是道光末期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的第一场胜利。也许这场战争会成为大清国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因为它将大大增强大清子民的自信心，振作久已萎靡的民族精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有载：“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
另外，如果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在战争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干，自然会在朝野树立起巨大的威信，有力地向太后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促使太后进一步放权。那么，他就有机会刷新政治，带领大清走上自己设计的自强之路，次第收拾列祖列宗旧日的荣光。
对于皇帝的态度，包括师傅翁同龢在内的一大批朝臣，特别是绝大多数年轻的中下级官员，都坚决支持，一致欢呼。在他们当中，曾国藩的孙子翰林院编修曾广钧的言论最有代表性。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的记载，曾广钧建议，大清此战不但要击败日本，还要抓住机会，干脆把日本从地图上抹去，把它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只有这样，才能永绝后患！
皇帝把情况汇报给了太后，太后没有立刻表态。对于皇帝亲政五年以来的表现，太后是基本满意的。皇帝恪守成例，处理政事很有条理，越来越让人放心。退休以来，安逸的生活让太后的政治热情有所消退。特别是进入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来，她的全副心思都用在准备自己的六十大寿上了。执政这么多年，她居然从来没有好好给自己过一个整生日。如今她终于可以放手国事，一门心思给自己找找乐子了。她没时间来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她对皇帝说，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七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皇帝那么乐观，比如北洋海陆军最高统帅李鸿章和他的部下。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李鸿章就已经清醒意识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记载，早在1874年，就是光绪成为皇帝前一年年底，他就曾在一份奏折中提到：“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所组建的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对国际事务颇有了解的李鸿章十分清楚这个小国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日本国的海军这些年来扩张神速。而大清的海军自从建成后，就没有怎么更新。从军事实力上说，日本绝不落下风。特别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后，日本国的国家效率、战争动员能力等综合国力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提出了“避战求和”的建议，他建议皇帝主动从朝鲜撤军。如果避过此战，中国就可以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之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这一建议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高明的一个主张。如果这一建议得以采纳，那么日本挑战中国的时间表就会被大大延后。
然而，对于这个建议，皇帝认为简直荒唐可笑——堂堂大清，一遇小小外夷的挑战，就主动示弱，成何体统！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驳了李鸿章。皇帝说，主动撤军，有失大清的体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鸿章抓紧一切时间，整军备战。
八
战争是一个放大器，它可以清晰地全面展示一个人的素质。
在亲政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中，皇帝暴露了他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虽然已亲政五年，然而他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对近在咫尺的这个邻居，仍然是惊人的无知。对于一个近代国家的领袖，这无疑是致命的缺陷。
问题就出在他那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上。
1919年，当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走进这座宫殿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时光倒流：“1919年3月3日，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将我引进了一个空间与时间上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从20世纪的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国之前的古老中国。”在高大的门洞之外，是生机勃勃的喧闹的城市，而在门洞之内，却是沉寂、荒凉得像时间被锁住的另一个世界。在《紫禁城的黄昏》中，庄士敦这样回忆道：“位于紫禁城深处的这些宫殿，与中国的共和世界在空间上相距不啻万里之遥，断非数百步之隔，在时间上相距无异千年之久，绝非共处同一时代。”
厚厚的宫墙阻挡了时光的进入。虽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变化可谓一日千里，紫禁城里却还充斥着康熙、乾隆年间的空气。如果说光绪时代，中华帝国与西方世界存在着几百年的时差，那么紫禁城内外，同样存在几十年的时差。虽然出生在“鸦片战争”爆发三十一年之后，虽然在他出生前四年已经有中国政府考察团游历欧洲，虽然在他七岁的时候，中国已经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但是光绪皇帝接受的教育完全是传统的。他的教科书与历代皇帝毫无二致，不过是《帝鉴图说》、“十三经”、《圣祖圣训》之类的“帝王之学”。
按照时代的需要衡量，皇帝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失败的。他的头脑中除了四书五经、“圣贤心法”，空无一物。他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甚至连那些西方国家叫什么名字都不甚了了。因为在传统政治教科书中，那些都是无关紧要之事，唯一重要的是“圣人之道”。老师说，只要掌握了圣人之道，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宫廷教育对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他还是高分低能的典型。《瀛台泣血记》的作者德龄在叙述她经历的宫中生活时写道：“一个人只要在皇宫里住三五年就会变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外界绝少交流，见闻极为有限，生活极为刻板，极端迷信神权、迷信皇权，无形中造成一种凝固的空气。即使是一个天资高的人，也会被束缚得失去聪明。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描绘这种感受时说：“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这座宫殿之城令人森然的封闭、保守和死寂，对光绪的成长构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虽然学习成绩良好，然而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国政治的潜规则，这些在他的大脑中却完全是空白的。亲政之后，经常接触他的大臣发现，这个年轻皇帝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应变能力。在复杂的晚清世事面前，他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单纯、天真。
这个文静瘦弱的皇帝胸中的民族情感异常炽烈。启蒙不久，师傅翁同龢就经常和他谈起鸦片战争，谈起圆明园如何被毁，谈起咸丰皇帝的北狩。每当此时，翁师傅都会激动得面色潮红，鼻孔翕动，热泪盈眶。翁师傅说，天朝上国受到如此奇耻大辱，这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事！翁师傅说，之所以屡战屡败，不在外国船坚炮利，而在中国人心不古，大义沦亡，没有人肯血战到底。其实那些西洋小国，全加起来，也不如半个中国大，中国人每个人吐口唾沫，也足以把他们淹死。
每听到这里，小光绪就忍不住和师傅一起愤怒叹息。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心中就埋下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等他亲政之后，一定要为列祖列宗报仇雪耻。在日本引诱中国走向战场的时候，皇帝所做的第一件事并非认真了解对手，而是听任年轻冲动的血液控制自己的大脑，仓促做出了冲上去的决定。
九
进入军事统帅状态的皇帝，心中的抑郁一扫而光。他命令太监把记载圣祖皇帝平定准噶尔经过的《圣武记》搬到乾清宫，彻夜不眠地研究列祖列宗用兵的方略，仿照他们的口气，雷厉风行地下达着一道又一道充斥着“决一死战”“迎头痛击”等雄性词汇的作战方略。亲政以来，他终于能够亲自指挥帝国航船的航向，真正担负起国家的重任，怎么能不殚精竭虑、全力以赴？
然而，精读过《孙子兵法》和《圣武记》并不证明皇帝就懂军事，特别是近代军事。战争过程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清军与日军第一次交锋于朝鲜成欢驿，即遭惨败，不得不退守平壤。对此小挫，皇帝不以为意，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据《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载，此战之后，他正式声明，对日宣战，命令对日本“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正式宣战之后，清军仍然一反他的指示，节节退缩，及至1894年9月平壤之战，朝廷寄予厚望的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全朝鲜。
皇帝大为震怒，他认为这无疑是李鸿章指挥不力的结果，这个老滑头显然缺乏战争的决心和勇气，所以他的部下才这样缺乏血性和忠勇。《清德宗实录》载，皇帝以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摘去三眼花翎，交刑部严加议处，希望他“激发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挥。
谕旨还没有发到李鸿章处，1894年10月，日本军队突破由三万中国重兵把守的鸭绿江，排闼直入，兵锋直指沈阳。把守鸭绿江的是以敢战闻名的悍将宋庆，他的部下也是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最精锐的，中国军人在鸭绿江防卫战中的表现也堪称勇敢顽强，然而在日军的强大火力面前仍然不堪一击。直到这时，皇帝才发现，问题不是清军不敢战斗，而是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慌了神的皇帝如同站在大堤决口旁的指挥者，第一反应就是全力以赴地试图堵住缺口。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皇帝要求将士们竭尽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
皇帝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已经明白这场局部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一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战略主张。他说，形势很明显，敌强我弱，日军利于速战速决，我军利于“持久拖延”。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它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如果中国能以空间换时间，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把日本人拖垮；相反，如果我们急于争锋，那么就会在阵地战中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
应该说，李鸿章提出的“持久战”主张是当时的唯一取胜之道。刘功成在《李鸿章与甲午战争》中提出，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持久战”概念的首创者，这堪称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然而皇帝根本听不进李鸿章的建议，甚至连那封奏折他都没有读完——他没有这个耐心。日军在中国境内越深入，皇帝就越惊惶。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让他和太后再上演一次仓皇北逃的惨剧。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都已不翼而飞，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上面。他不能静下心来分析整个局势，没有兴趣在大脑中预演几步之后的棋局，只是如同一个低劣的棋手一样，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盲目地把棋子一个个往前送。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他催战甚急，对所有的前方将帅都不满意。他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地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玩误”、“胆怯”、“无谋略”；另一种是恫吓，动不动就以“有畏葸玩延情弊，即按军律惩办”、“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的圣旨相威胁。在他的不断催促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不断被日军吞噬，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陆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皇帝的指挥思想有关。海军也同样如此。皇帝的逻辑是只要战败就是有罪。甲午战争的第一战“丰岛海战”之后，皇帝对海军提督丁汝昌即极为不满，认为他“畏葸无能，巧滑避敌”，要撤他的职。丁汝昌是在李鸿章力保之下才侥幸留任，不过皇帝对丁汝昌的恶感一直没有消除。
皇帝不懂海军作战规律，却屡屡瞎指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载，战争正式打响后，光绪皇帝听说日军军舰深入威海、旅顺海口活动，生怕日本海军进攻天津，并由天津威胁北京，遂下令命丁汝昌：“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这道圣旨，导致北洋舰队从此放弃远巡，主动放弃了制海权，极大地束缚了北洋水师，使海军处于单纯防御、被动挨打的境地。
日军围攻威海，制定好了引诱北洋舰队驶出威海卫港、在外海予以歼灭的战略方针后，光绪皇帝似乎是为了配合日军作战，屡次下旨，催逼剩下的几艘战舰出海作战。只是由于丁汝昌坚决不同意，才没中日本人的圈套。
北洋海军的最后覆没，与光绪皇帝赏罚失当有直接关系。几乎从战争开始，皇帝就不断下严旨，威胁要将那些不敢拼命的海军军官“从重治罪”。在皇帝的威胁下，著名勇将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先后自杀，最高统帅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载，丁汝昌“唯望死于战阵”，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无保护的地方，“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他希望用战死来解脱压力。据陈诗《丁汝昌传》，在自杀殉国后，丁汝昌仍然被光绪“朝旨褫职，籍没家产”，儿孙流离失所。直到光绪死后，丁汝昌才被恢复名誉。
中日战争中，光绪皇帝表现出了晚清统治者少有的血性，或者说，是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然而，对于一场战争来说，仅仅有热血是不够的。在战争中，年轻皇帝性情急躁、缺乏耐心的缺点暴露无遗。他的急脾气实在不适合指挥战争。
十
翻阅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的日记，我们很容易在字里行间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发现，在大部分读者头脑中，那个清秀、文弱的皇帝，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还是在少年时期，翁同龢就已经发现皇帝脾气之暴烈非同一般。仅仅从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到六月间，不到半年，《翁同龢日记》中就记载了十二岁的小皇帝六次大发脾气：二月十五，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手尽血也”。又过了一个月，三月十八，“与中官闹气”，“扑而破其面”，把太监的脸打破了。五月初二，上课时摔破一碗。六月十二，因发脾气踢破玻璃窗。六月二十，“颇有意气”，“余等再入诤之始平”。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有自残举动，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讲，绝非寻常。翁同龢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脾气十分暴躁，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惧”。
虽然处在太后的高压统治之下，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毕竟是一个皇上。“皇上”这个地位给人性造成了损害，他一样也不能避免。
在王府之中，他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亲王长子。他的任何一声啼哭都会引来数十名奶妈、仆妇的手忙脚乱。进了紫禁城，他所受到的“过度照顾”有加无减。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小皇帝就立刻感觉到了身份的变化。他发现，除了太后和几位太妃之外，所有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太监还是高官，见了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匍匐在他的脚下。从年轻侍卫到须发斑白的大臣，他们脸上的表情无一例外，是诚惶诚恐、激动万分，有的人甚至浑身战栗，说不出话来。在太后面前，他是一个平庸的孩子。；对太后之外的所有人来说，他却是真龙天子。今天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对帝王近乎神灵般的崇拜与畏惧。
从进宫的第一天起，太监们就对他说，他不是凡人，是天上的真龙降到了人间。有的太监悄悄对他说，他睡着后，常常会变成一条盘在榻上的小龙。
及至启蒙，老师又告诉他，他是“天子”，他的每一个念头都会上达天听。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写道：“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
和溥仪一样，紫禁城中的小皇帝时时刻刻生活在“与众不同”的暗示之中。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说，与后世传说的连宫中太监都可以虐待小皇帝相反，“对于宫中许多忠诚的仆人来说……抬头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虽然在太后面前，光绪必须毕恭毕敬，但只要出了太后的宫门，他所遇到的就是绝对顺从，他的所有要求都会被全力满足，他的任何举动也不会受到指责。高处不胜寒，在这个过高的地位上，他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他也没有机会培养正常的耐挫能力。这种环境对这个孩子的性格不可能不发生致命的影响。
事实上，畸形的成长环境中，他的人格始终没有完全发育起来，许多心理特征仍然停留在儿童阶段。在成年之后，皇帝仍然表现得像幼儿一样，缺乏耐心、固执己见，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在太后面前，他大气都不敢出；而在自己的宫中，小皇帝却异常任性、骄纵。在他处受到压抑的情绪，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加倍发泄，使得小皇帝的脾气中掺入了一丝乖戾。小皇帝的急脾气是出了名的：他要做什么事，任何人也不敢拦；他要什么东西，太监们立时三刻就要弄到，否则屁股不保。《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描述道：“他性情急躁，喜怒无常，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他常常夜间不睡，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骂混账。”
这一点甚至在朝廷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在皇帝亲政之后，大臣们曾经向太后反映过，“皇上天性，无人敢拦”。虽然看上去文弱，但臣子稍有忤逆，他就激动暴怒。在太后面前，他百依百顺，然而离开了太后，任何人都必须对他百依百顺。甚至在被剥夺了权力之后，皇帝的脾气仍时有发作。光绪后期，曾经服务于宫中的陶湘在写给大臣盛宣怀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04年，光绪要太监给自己的卧室安上电话。太监说这种新鲜事物刚刚传到中国，北京城内尚没有货物供应，得联系进口才行。皇帝顿时大怒，限太监一日内找到，否则掌嘴。后来因为怕太后知道，这才作罢。据《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编之一》载，陶湘在信中说：“借此（事）可知老太太之严待非无因也，借此可知当今之难以有为。实可忧也。且闻当今性情急躁，雷霆雨露均无一定，总之，太君无论如何高寿，亦有年所，一旦不测，后事不堪设想。”
后来做过溥仪老师的庄士敦谈到对溥仪受到的教育时说：“我认为，如果必要的话，任何东西都可以牺牲，而不应让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假如继续把他作为一个在本质上与一般人根本不同的人来对待，那么，他作为一个人，几乎肯定将会是失败的，而且也很难相信，他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
他针对后来的皇帝溥仪说的话，在光绪身上都一一可见。这场战争与后来那场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与皇帝性格中的这种缺陷很难说毫无关系。
十一
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太后还不以为意。据徐彻《慈禧大传》记载，她每天游湖照相，养西洋狗，读《红楼梦》，甚至自制化妆品，把退休生活安排得十分充实。然而她做梦也没有料到，当她把眼光又一次投到政治上来的时候，战火已经燎掉了辽东半岛，接下来就要点燃整个大清地图：到1895年初，辽东全部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海陆两路，随时有能力直指北京。
太后再也坐不住了。她悄悄伸出手，暗地里调整了战船的航向。在光绪帝手忙脚乱地指挥战争之际，慈禧却开始秘密召见大臣，谋划讲和。她已经看出，和前两次鸦片战争一样，这场战争，清朝毫无取胜希望。
是战还是和，朝廷上下相持不下。那些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老臣认为，这次战争不过是前几次战争的重演，既然最后的结果都是屈服，那么当然越早议和越有利。然而那些年轻的主战派官员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血战到底，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提出，迁都西安，以举国之力和日本周旋。
在两难选择中，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有生以来，皇帝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大的压力，从意志、品质上来说，他难以适应这样一场意想不到的规模的战争。继续这样一场战争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结束这场战争更是需要超乎寻常的现实感和判断力。这些，皇帝都没有。
皇帝选择了逃避。他把所有的兵书战策都扔到一边，前线的战报也任由它堆积如山。他不再废寝忘食了，不再聚精会神了，不再连续不断地召见、会议、指示了。皇帝躲在后宫，长时间地翻阅诗词、戏本，或者躺在床上昏睡。他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愿想，他恨不得一觉不再醒来。
当皇帝再次被战报催迫着出现在大臣面前的时候，人们发现，皇帝已经由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变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还要急切。对日议和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同不同意割地。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声称，他坚决反对割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如果日本人必须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连积极策划议和的太后也反对割地。当听到皇帝说朝臣有割地之议时，太后大怒，愤然说：“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
然而，皇帝很快力排众议，下定了同意割地的决心。他面召李鸿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权。皇帝说，如果不割地，那么“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
然而，日本提出的条件之巨，还是大大出乎举朝上下的心理预期——割地不但要割辽南，还要割台湾全岛，并且军费达3亿元。李鸿章一阅之下，立刻愕然，他急电北京：“日本所要军费过高，并且辽南为满洲腹地，无论如何不能割让。这两条中国万不能从，和约不成，唯有苦战到底。”
几乎全体朝臣都同意李鸿章的意见。太后甚至说：“两地皆不可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据刘功成《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只有“光绪之意，颇在速成”。皇帝现在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快快结束战争。只要能结束战争，什么条件他都打算答应。他被战争弄得太苦恼了。不久之后，皇帝在和议上签了字，结束了这场大清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战争。
十二
通过这场战争，我们可以发现，以光绪的意志品质来论，他不适合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
那些经常接触皇帝的大臣发现，亲政以来，皇帝的表现一直是两极式的：一段时间内非常振作，诸事用心，精力十足；另一段时间又无精打采，意志消沉。现存故宫中国历史档案馆的光绪朝奏折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出现在奏折之上的皇帝朱批，一段时间内字体异常宏大、端正、有力、神采飞扬，比如皇帝亲政的头几个月、甲午战争开始阶段以及后来的“戊戌变法”之中；而另一段时间则细小、倾斜、无力，经常带着虚白，看上去软弱松懈，比如甲午战争后期。特别明显的是，后一种字体只有前一种字体的四分之一大。如果不事先说明，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两种字体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朝皇帝之中，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皇帝的情绪经常处于从天堂到地狱般的大起大落之中。
国势衰微的大清帝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者，就像一艘暴风雨中的大船迫切需要一个好船长。然而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大清帝国的上升期，上帝简直像挥霍一样，把顶级精英一个接一个地投入到爱新觉罗家族的谱系中。从努尔哈赤到乾隆，六位皇帝都保持了非常出色的意志水平。然而，从乾隆中期以后，天下承平已久，皇族的汉化程度加深，锦衣玉食终日，爱新觉罗家族成员骨骼中的钙质不可避免地开始流失。皇帝的身体素质不断降低，武功骑射水平一个比一个差，精神和意志一个比一个软弱，甚至连生育能力也急骤下降。到了晚清，皇族已经退化到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寄生物水平。
溥杰回忆自己的王府生活时说：“四岁断乳，一直到十七岁，每天早晨一醒来，老妈子给穿衣服，自己一动不动，连洗脚剪指甲自己也不干，倘若自己拿起剪刀，老妈子便大呼小叫，怕我剪了肉。平时老妈子带着，不许跑，不许爬高，不许出大门，不给吃鱼怕卡嗓子，不给……”（溥仪《我的前半生》）
到了光绪皇帝这一代，他身体里爱新觉罗氏的血液已经淡到似有若无了。深宫中长大的他对社会的复杂、人情的冷暖、生存的艰难一无所知。在锦衣玉食和万人呵护中长大的光绪，从小没有经历过任何艰苦，也没有经历过大事的磨炼，这使得他的意志素质不但远逊于他的列祖列宗，甚至不及中人。
然而，按照传统的政治设计，中国的帝王必须是由超人的意志力和道德感组合起来的完美的人。因为那架庞大无比的政治机器完全要靠他只手去操纵控制，全国人民的安危幸福系于他一身。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皇帝的要求至高至险。毕沅《续资治通鉴》中载，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十月的一天，赵构与大臣赵鼎聊天。皇帝介绍自己每天的生活安排时说：“我居住大内，每天都有日课。退了早朝后，就阅读奏章；午饭后，读《春秋》、《史记》；晚饭后，读内外奏章，夜读《尚书》，一直到二鼓。”皇帝主动伸过屁股，赵鼎当然赶紧拍马：“如今寒门素士都做不到整天读书。陛下圣学如此，诚非异代帝王所及！”
甚至这样刻苦自励的皇帝，最后也没能以“圣君明王”的形象进入历史。从本质上说，人们不是把皇帝当成一个凡夫俗子而是当成一个神来要求。因此，“圣王教育”就是要把一个平庸的人变成完美、坚强、无所不能的“圣人”。
过高的标准使小光绪成为天下最容易体会到挫败感的孩子。“圣王教育”在小皇帝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应该”：他应该具有常人不具备的毅力，能应付别人应付不了的课程；他应该比普通人聪明，读书过目不忘；他应该机灵敏捷，举动处处符合规矩。——因为这些是伟大的帝王应该具备的素质。可惜，他那孱弱的身体里其实没有这些东西。虽然听话、好学，然而过于繁重的学业也常常使他想打退堂鼓，过于苛刻精细的日常生活教条也使他不堪重负。他很难长时间地恪守老师给他定下的严格标准。
然而，“圣王教育”又使他相信，毅力决定一切，完美才有价值，稍一松懈就是退步，任何妥协都是失败。因此，一个举动没达到自己的要求，在他看来，也是“不应该”的。
巨大的压力和自己过于软弱的天赋，使小皇帝的日常表现越来越两极化发展。有的时候，他能把自己的精神状态调动到最佳状态，把意志水平调动到极高程度，一丝不苟地“学做圣人”，表现得非常振作进取。然而，由于身体素质以及先天缺乏刚毅气质，他难以长时间地克制自己，振作状态很难持久。一旦受挫，他又会对自己极度失望，心气因此一扫而光，陷入长期的萎靡不振状态。师傅翁同龢也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他在日记里记道，小皇帝有的时候精神振作，学习起来势如破竹，“读甚奋”，作文也“极敏捷”。让师傅欣慰不已。然而，过了一段时间，皇帝又会莫名其妙地陷入“不能用心”、“少精神”、“精神涣散”、“勉强敷衍”、“百方鼓动不得”、“倦怠迁延”的状态。翁同龢焦虑、忧愁、叹息，甚至无可奈何。
用今天的话说，皇帝患有双相抑郁症。“圣王教育”使他成了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件事情，只有做到完美，对他来讲才有意义。在消沉时期，他极度厌恶自己，对自己不抱任何希望；在振作时期，他又相信只要自己毅然“改恶从善”，并且坚持到底，那么一切都会瞬间改观，自己也会变得异常完美，世界依然灿烂美好。他缺乏那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主义态度。他的信条是：要么最好，要么干脆最坏；要么倾尽全力、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要么破罐子破摔、逃避现实。在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时刻，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模式给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带来的致命影响。
十三
不论如何，战争总算画上句号了，那些和战争相联系的焦灼、惊惶、彻夜不眠终于结束了。皇帝像是一个从火灾现场狼狈逃出来的难民，把一片狼藉的废墟抛在脑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可是，他心里却着起了悔愧的大火，一寸寸烧得这个善良单纯的人的心脏不停地痉挛。
只有在硝烟散尽后静心盘点，皇帝才看得清楚这场战争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本来，经过所谓的“同光中兴”之后，大清帝国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近代海军和一大批近代化工业，大清这辆残破的老车，已驶过了最危险的路段，开上了相对平稳开阔的坦途，虽然速度不快，但总可以说是处于上升状态。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确无必要与日本孤注一掷地作战。如果没有《马关条约》，中日两国的历史走势也许会与日后大相径庭。
没想到，这个好不容易赢得的“大好形势”，却在自己的手中戛然而止。清朝有史以来最大面积的割地和最大数额的赔款，使大清犹如一个刚刚病愈的人又一次被打倒在地。甲午战争给了日本一个全面超越中国的起点，3.4亿两白银加上台湾，成为日本腾飞的强大动力。而中国则自此跌下万劫不复的深渊。亚洲和世界的格局重新洗牌，那些逡巡在中国四周的欧美列强，又纷纷亮出了利爪，纷纷向中国提出了“租借”土地的要求。中国由一个“同光中兴”的“希望之星”变成了被瓜分的对象，一时之间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的结果却是使全国臣民见识了自己的无能；本来要为国家雪耻，没想到却给民族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召开大臣会议时，太后连正眼都不瞅他，那张越发吓人的脸毫不掩饰地向朝廷重臣流露着对他的轻视，让他无地自容。在战争过后，太后越来越多地走上前台，直接处理政务，说明她对自己已不再放心。
确实，通过这场战争，太后对皇帝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太后没想到，原本她认为已经培养陶铸得成了器的皇帝，一旦登台亮相，居然唱得这样荒腔走板。通过这场战争，她才发现，皇帝原来是如此幼稚、孟浪、轻率和脆弱。看来，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血是白费了，这个孩子实“不足以承大业”。太后后悔极了，她后悔自己太大意了，一眼没照顾到，竟然酿此大祸，自己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然而悔之晚矣。在中国式政治规律下，一个皇帝如果没有失德，不管他曾经多么失策，也缺少被更换的理由。何况从形式上讲，他君临天下，已经二十多年了。自己虽然精力尚存，但毕竟没有几年活头，这个家注定还是他当下去。自己所能做的，唯有在有生之年，再多操操心、把把脉，能尽一份心是一份心吧！
皇帝的情绪步入两极化状态中的低谷。像以往一样，心绪低落的皇帝又病了。躺在病床上的皇帝一遍遍地反思着：在战争之中，他一举一动都是效法列祖列宗，为什么到头来却左支右绌、一败涂地？
皇帝想起了李鸿章前几天给他上的一道奏折。李鸿章说，在中日谈判期间，伊藤博文曾对他讲：“贵国之弱，在于固守旧法。如欲自强，必须将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转机。”
这场战争让他见识了“西法”的强大。他没想到，日本在战争中竟然能迸发出这样巨大的能量。看来，“西法”的威力远远超过“祖宗旧制”。
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一场战争打开了他的眼界。在病榻之上，他命人进呈了驻日公使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以及英国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皇帝“如获至宝”，这些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与“祖宗旧制、圣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终于发现，战争的失败，并非因为他的“无能”，并非由于他不够“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恰恰是因为他太迷信圣人和祖先了。其实他们留下来的旧式武库中的武器完全不实用。梁启超先生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皇帝认识到，如今时代，“外洋各国是今非昔比的”，中国“一切落后，大量地做赶不上外国”，“西人皆曰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曰为无用之学”。一气之下，皇帝命人把他案头的那些性理之书搬出去，以“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只有“维新变法”，让大清脱胎换骨，才能扶大厦之将倾。
可是，法如何变，旧如何革，？从哪里入手？他也没有答案。
十四
1895年6月3日，皇帝在养心殿书案的众多文件中发现了广东籍新科进士康有为的一封奏折。进士直接上书皇帝，这种情况十分罕见，皇帝立刻打了开来：
近者万国交通，争雄竞长，不能强则弱，不能大则小，不存则亡，无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土耳其是也；自强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缅甸、安南是也……
一拿起来，皇帝就没再放下。他当天没有吃午饭，晚上又把这封奏折携带到寝宫，在灯下细细再读。
康有为用他那出色的文笔，清晰扼要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怎么回事，介绍了俄国的彼得大帝，介绍了日本的明治天皇，介绍了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他从世界大势的角度，提出了变法的总纲领；又分十个方面，系统讲解了中国应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领域“全面更新之”，论述条理分明，措施详细周到。这封奏折，让皇帝感觉新奇无比又茅塞顿开。
当时，皇帝的感觉用四个字可以形容——天助我也！在他急切盼望变法人才的时候，这个广东进士从天而降。皇帝感觉康有为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深刻而清晰，显示出这个人的渊博。皇帝一遍遍地揣摩着奏折中那些他不知道的新名词，就像一个夜航的水手，看到了前方一座遥遥的灯塔。现在，他要毅然掉转船头，驶上正轨，大清很快就会赶上列强，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们。他不但会重现大清旧日的荣光，成绩还会远远超过列祖列宗。如果那样，这场战争的失败，不过是他人生中一个小小的阴影或者说必不可少的前奏，今后的伟大事业，将使这小小的失误显得不值一提。想到这里，皇帝的情绪突然柳暗花明，阴郁和消沉一扫而空。皇帝感觉震撼，皇帝感觉兴奋，皇帝感觉狂喜，皇帝推枕揽衣、目光炯炯。第二天一早，皇帝发布命令，命军机处将此奏折抄为三份，一份存皇帝上朝时的乾清宫，一份存皇帝日常处理政务的中南海勤政殿，一份由军机处抄发各省大员。康有为的奏折原件，则立刻送往颐和园，交给太后“懿览”。
十五
太后十分认真地阅读了康有为的奏折。虽然对那些新名词不太懂，但老太太显然也为康有为的爱国之心所打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读了康有为的上书之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理衙门总署的诸王大臣接见康有为，向他详细询问补救之方、变法条理”。
关于“戊戌变法”，大多数读者头脑中都有许多“先入为主”的历史“定论”，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反对变法，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发誓要捍卫大清祖制的每一根毫毛。
其实并非如此。
确实，古老的中国在外界刺激面前，觉醒的速度实在太慢了。然而，经过甲午战争之后，被砍掉了肢体吸去了血的老狮子终于痛醒过来。绝大多数政治精英终于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在器物层面。如果照过去的老路走下去，中国除了灭亡之外，别无可能。可以说，战争修正了每个人的观念，“变法”已经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连师傅翁同龢的思想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康有为等人组织起来宣传变法的强学会，不但吸引了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新军将领，而且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龢、孙家鼐、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也都成了它的会员和赞助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连一些原来以“仇洋”著称的真正“顽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荫霖等人，也都开始同意中国必须进行起码的改革。据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载，军机大臣孙家鼐所说：“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
至于慈禧太后，更并非一个“顽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在“设立同文馆”等事件上，表现出了坚定的改革倾向。甲午战争之后，太后也和皇上一样，陷入了日夜的焦灼之中。《翁同龢日记》中曾记载，甲午战争结束不久，慈禧命上书房“宜专讲西学”，专门给皇帝讲解西方国家的知识。
因此，当皇帝来到颐和园向太后汇报他的变法构想时，太后立刻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但是，太后对“变法”完全没有皇帝那样信心十足。最关键的问题是，太后认为，皇帝难当此大任。
甲午战争已经证明他不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他的急躁、脆弱实在不适合承担这个前无古人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知道，这可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全面改造。说实在的，即使康熙或者乾隆那样的圣主再世，也不一定敢进行这样的尝试。
但太后又没法反对。第一，她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自从退居二线以后，她一直十分注意干预政治的分寸。第二，大清此时国力已经弱到极点，眼看着就要被列强瓜分，如果不实行变法，最后一搏，“死马当作活马医”，确实别无出路。第三，“变法”是怎么回事，她心中一片茫然，“并无成见”。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已经记不住那么多新名词了。她对于西方政治运作方式，对于世界政治发展趋势，都一无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识素养不足以出面亲自领导这样的变法。
想来想去，太后决定支持变法。但是同时，太后明确地重申她必须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力。另外，太后还要求皇帝发布上谕，调任她最信任的荣禄为直隶总督，并节制北洋水陆各军，以便牢牢地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法如何变”她不太了解，但是对于如何确保自己的权力，她比谁都清楚。与国家安危比起来，太后更看重自己的政治安全。她深知，变法必然带来震荡，她要预先做好安全防护，一旦“变法”过程中出现任何偏差和问题，她都能迅速掌控全局，保证自己的大权不会旁落。
十六
透过百年时光的薄薄帷幕，回顾当初那场著名改革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并非只有失败这一种可能。“变法”在那时其实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在“变法”开始的时候，形势相当乐观。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观这场新奇的手术。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持变法，起码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反对。
当然，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国文化的强大惰性举世罕有其匹，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之下，想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来主导这场改革，他应该会选择“小步走”的方式进行。他应该化整为零，分项进行，先易后难，“徐图而渐更之”，在每项改革措施推出时，使支持他的力量总是大于反对他的力量。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们的观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点点化解。
不幸的是，命运多舛的中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相反，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康有为，都严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这两个人都是典型的“愤怒青年”，血气方刚而又缺乏阅历，他们把改革看得极为简单。《杰士上书汇录》记载，康有为设计的改革方案，第一个步骤就是大誓群臣，“皇帝亲自在乾清门举行大誓群臣仪式”，让所有的大臣在决心变法的文书上签字，这样，“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后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无有阻碍者矣”。他们认为，通过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催眠术式的仪式，就可以摧毁数千年来积累的强大思想惰性。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们贪多求快，急于求成，想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经过甲午战争之后漫长的消沉期后，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处于一个井喷式的高涨期。性格急躁的他强烈希望“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举一切法而更张之”。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把中国从一个最弱的国家变成最强的国家，他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像过去他无数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来，“痛自洗涮”、“坚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从一个软弱的皇帝一举而变成最坚强的、无所不能的皇帝一样。越是软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康有为甚至比皇帝还要急切。萧功秦于《危机中的变革》谈到，康有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他们认为，既然中国不敌西方，那么就证明中国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必须全盘更新，彻底改变。改革必须“用一刀两断之法，否则新旧并存，骑墙不下，其终法必不变，国亦不能自强也”。而要一刀两断，就必须大张旗鼓，疾风骤雨，连出重手。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到八月初六，103中，皇帝共发出改革谕旨286件，平均每天近3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17天内，居然下达了132件谕旨。变法之势真如倾盆大雨，轰轰烈烈，滚滚而下。这些诏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体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员、新设机构、发展工商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更新国防等各方面的革新，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
为了避免守旧大臣的反对，这些上谕中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康有为的建议，直接下达到有关部门执行，而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因而大部分缺乏可操作性。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这是他倾尽全力的一次政治赌博。刚刚遭遇了巨大挫折的他，希望用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拼搏来证明自己能“行”。“戊戌变法”中的光绪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烈、坚强和勇敢。他几乎把前二十几年生命中积蓄的所有精力都释放出来。他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东西。他双眼布满血丝，然而精神高度亢奋。他和康有为都天真地相信，他们只要用圣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诸国药方抓来的灵丹妙药灌入大清帝国体内，不久之后，就会使大清帝国去腐生肌、起死回生。就像康有为屡次乐观地描述的那样，只需要三年，这场变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强”、“自立”起来。《康有为政论集》中记载了康有为当时的看法：“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十年之间，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富强而驾万国”。三十年之内，中国就会化蛹为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然而，在其他人看来，这种“改革”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个西方观察者说，皇帝主持的改革“不顾中国的吸收能力，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
更为要命的是，他们许多具体改革措施鲁莽灭裂，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严重冲击了社会精英的根本利益。他们在所有读书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从下科开始，废除八股。按照《梁启超文集》中梁任公的话说，这一举动，一下子让大清帝国所有准备应试的读书人手足无措，触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
改革开始之后不久，皇帝又下达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个闲散衙门，砸了近万人的饭碗，却没有给下岗官员安排新的出路。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响了一颗炸雷，引起了官场的极大震动。
因此，在“维新变法”刚刚开始之时，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败。维新派著名人物张元济在当年六月初九给好友的信中说变法“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随着改革措施越颁布越多，越来越多的人看出，这几个年轻人不可能成事。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开始变成了改革的反对派，原来改革的支持者也开始袖手旁观。一股反对改革的大潮，正在酝酿之中。甚至连变法的核心人物都预感到了变法必将失败。七月，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
我大哥康有为的计划过于广大，而支持他的同志又太少，举措太激烈，因此排挤他猜忌他的人处处都是，而皇上又无实权，变法怎么会成功？我深感忧虑。
《戊戌六君子遗集》记载，康广仁说，他曾力劝其兄，减缓改革步伐，以适应社会节奏，却被康有为慷慨激昂的表态反驳回去。康有为说，死生有命，一切都有天意。康广仁无可奈何地对朋友说：“我大哥思想太高迈，性格太固执，恪守书本知识，不能冲破僵化的思维，事已至此，实无他法。”
十七
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主持下的变法不可能不以这种“鲁莽灭裂”的方式进行。
虽然他们头脑中已经装了“西学”这种新酒，但是瓶子还是旧瓶。他们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旧式”的。
传统的教育方式，使他们形成了一元、单向、线性的思维方式。在他们心目中，世界是由先天的“道”决定的，这个“道”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他们都相信为人行政，最根本的就是高屋建瓴地掌握这个“道”，然后从头到尾地浇灌下去。
在西方列强闯入中国之前，他们头脑中的“道”当然就是“孔孟之道”。而甲午战争之后，“西法”就成了他们头脑中新的“道”。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他们都习惯于用宏大的纲领或思想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的问题，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既然有了新“道”，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个“道”去处理一切事物，那么就会“万事无不理，天下无不定”。
传统的教育没有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头脑中建立“世俗理性”，而是灌注了类似宗教性的热情。他们坚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则万惑可消，万难可解。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在他们眼里，世界就是如同圣人揭示的那样，小葱拌豆腐似的，一清二白。他们不理解事物的复杂性。他们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所有陈旧的、落后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留在时间门槛的那一边，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从头开始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行动时，他们不习惯于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深入的渐进方式，而是习惯于提出庞大的纲领或计划，企图利用他们设想的模式和定律“一揽子”改造社会。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改革方式是“大变”、“快变”、“全变”。
十八
光绪皇帝极端化的行为特征其实正和中国历史节律息息相通。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一治一乱的两极中循环：王朝初兴，开国皇帝极端振作，废寝忘食，天下大治；不过数十年，统治者的意志又会极端懈怠，一切陷入因循废弛；不久天下大乱，从头再来。
在一元化的“道”文化观控制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总是在两极间震荡。我们永远在追求一种“一揽子”的解决方式，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康有为的全盘西化的“道”的失败。因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又拾起了“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试图在诸神的保佑下驱除洋鬼子，关门大吉，永远清清静静地过日子。在孙大圣和二郎神失效后，被压抑的革命力量瞬间反弹，造就了全盘西化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国家，造就了华而不实、急于求成的议会制民主。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暴露出急于求成、经不住挫折的弱点。我们总是希望一夜之间就能赶超他人，一夜之间就能证明自己的落后只是暂时的，是一不小心，如果我们一努力，就仍然会天下第一、天朝上国。
就像光绪一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其行为方式的大起大落、忽左忽右，其速度之快令人愕然。一种尝试失败，我们就会立刻跳到它的反面。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是整体性格似乎仍然不够成熟，缺乏稳健、开阔、理性的内核，缺乏一份耐心、平和、踏实。
虽然说只有越过界限才能意识到界限的存在，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不仅越过了界限，而且要走到碰得头破血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能艰难转身。就像一个刻薄的学者所说，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律：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律；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律；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律。
历史充满宿命。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我们发现，打摆子式发展的起点的形成，与光绪皇帝个人性格不无关系。如果当初领导变法的人能够像年轻时代的奕譞一样，现实、灵活、理智，也许能够取得变法的局部成功，也许那次改革就会推开中国现代化的大门，也许中国就会从那个起点开始，更顺畅地、更平稳地进行现代化转型，会更快些地通过这条“多灾多难”的狭长峡谷。可惜，充分继承了传统文化刻板、极端、一元化思维基因的光绪皇帝一出手就把改良之路堵死了。“愤怒青年”主导的“鲁莽灭裂”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更多的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在强大的旧势力控制下，任何局部变革都是不可能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彻底决裂，只有一次性解决才有希望。由此，中国开启了近代革命的序幕。从那之后，中国的历史开始上演一部又一部由“愤怒青年”主导的悲剧，其中充满了绝望、亢奋的情绪，不断试图彻底否定自己，希望借此达到“凤凰涅槃”式的重生。
直到多年之后，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几十年来的竭尽全力、声嘶力竭、自我折磨，不过是“鬼打墙”般的原地打转而已。
十九
阅读戊戌变法中光绪和康有为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炽烈的爱国之心、焦灼的忧国之情所打动。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们置个人的生死荣辱于不顾，宁愿用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国家的进步。光绪皇帝在要求改革时曾说，如果太后不同意进行变法，他宁可不当这个皇帝。康有为在回答他弟弟的质疑时，也说：“孔子之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和权欲过强的慈禧太后比起来，光绪皇帝的爱国之心无疑更炽烈、更单纯，改革派的一举一动中，个人算计更少。然而，政治往往会惩罚那些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而鼓励那些自私、丑陋的现实主义者。
百日维新虽然进行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正如时人所评：“所谓新者，亦不过一纸诏书而已。”各地大臣多认为这些改革措施过急过快，对其中“十居七八”进行驳议。有的大臣反驳的语调，一副老成持重教训不懂事的年轻人的口吻，比如说什么“为政之道，不在多言”，什么“轻改旧章，亦易以滋纷扰”。
改革的阻力远远超过了皇帝的预期。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诏书也发布了数百条，可是居然没有取得任何实效。皇帝的自尊心大受打击，皇帝深感愤懑。他对这些大臣太失望了。果然像康有为所说，大臣们尽皆守旧，非用霹雳手段，不足以撼此冰层。
盛怒之下的皇帝失掉了分寸，他开始像孩子一样，不顾后果地蛮干起来。他因为一件小事，一下子把礼部的六名正副部长全部罢免。九天后，他又决定开懋勤殿，企图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再设一个“政治局”，由此把原有的官员全部架空。
盛怒之下的皇帝甚至没有想到太后的反应。
太后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皇帝的表演。改革进行不久，她就已经知道这样的改革一定会失败。不过，她不急于出面反对。通过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这两件大事，她已经对皇帝彻底失去了信心。但是她要等一个适当的时机，才会出手剥夺皇帝的权力。虽然不断有大臣来向她告状，说“皇上任性乱为”，太后却仍然默不作声。只有太后的心腹荣禄明白太后的心思，据老吏《奴才小史》记，荣禄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
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真正地激怒了太后。因为这公然违反了皇帝对她的承诺，剥夺了她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不管如何变法，太后有一个最后的防线，即不能动摇自己的权力。在太后看来，皇帝此举，无疑是一场局部政变。而皇帝要开懋勤殿，就相当于一次直接的政变了。这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对她本人的挑战。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太后可以放弃亲情，放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但绝不能放弃权力。她深知，在权力的顶峰上，一旦失手，必然就是粉身碎骨。
二十
传统的历史观点认为，慈禧太后打算借天津阅兵之机，废掉光绪帝。
这种说法，实在夸大了光绪的权力和能力。事实上，在慈禧太后看来，单纯的光绪皇帝不过是她手心的一个玩物，她只消动一动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拿下。事实也是如此，八月初六，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只是把光绪叫过来，当着众大臣的面训斥一顿，就完成了“政变”过程。因为，那时的皇帝，已经是“天怒人怨”，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完全处于孤立地位。太后对大臣们说：“我早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宜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查管束。”如今皇帝终于用行动证明自己确实“不行”，因此，她不得不再次负担起政治的重任。
太后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大部分重臣的支持。
这次失败，彻底打垮了意志本不够坚强的皇帝。事实上，在百日维新后期，他也意识到改革出了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面对铁板一块、惰性强大的官僚体系，他再次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也再次预感到自己主导的这场政治大戏将会以惨败收场，就像上次甲午战争一样。失败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宿命。检点自己的一生，他发现，除了学业之外，他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取得过成功。他从来没有真正赢得太后的欣赏，也没有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甚至于，他没有能力给大清帝国生出一个皇子。
当太后宣布将他软禁起来之时，皇帝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事实上，在内心深处，他崩溃了。他也认定了自己“不行”。在此之前，他的情绪状态一直是循环式的，在大起大落的两极间跳动。而从他被软禁到他去世的整整十年间，也就是说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的黄金年华，他全部是在颓唐麻木中度过的。在这十年间，他未始没有机会重返政坛，比如义和团战争之中；他也未始没有弥合与太后关系的可能，毕竟他与太后朝夕相处。可惜这个单纯的人没有这个心机与能力。慈禧太后乐于把他像一副用过的旧行头一样摆在皇位上，就像一个脱了壳的蝉乐于把失去生命的旧壳背在背上，也不嫌累赘。因为有这样一个皇帝在身边，太后更可以证明自己亲自秉政是无可奈何的、别无选择的。在光绪生命的后四分之一时间里，他虽然还在呼吸，但已经没有了灵魂。光绪朝的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介绍变法后皇帝的精神状态说，他“见臣下尤不能发语”，每次朝见，“先相对数分钟，均不发一言，太后徐徐开口曰：‘皇帝，你可问话。’乃始问：‘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凡历数百次，只此两语，即一日数见亦如之。于语以外，更不加一字。其声极轻细，几如蝇蚊，非久习殆不可闻”。
有人说，光绪皇帝这种表现，是“韬光养晦”。然而我看不到证据。“韬光养晦”是一种貌似被动的主动，一种建设性的退却。而光绪皇帝的表现，只能让人看到自我放弃、自我逃避和自我折磨。
《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尤其令人心痛：“光绪整天呆呆地坐着，对任何人都是淡淡的，对饮食更是不挑不拣、漠不关心……最愉快的时候，是光绪和太监下象棋，很平易近人，下完棋后，仍然像一块木头，两眼痴呆呆地一动也不动，急躁发脾气的性格根本不见了。好像他下定狠心，不管外界如何，他只是装痴作哑。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收敛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痛苦了。”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光绪皇帝终于在压抑中痛苦地死去，结束了自己没有一天欢乐的人生。似乎是因为这个消息松了口气，发现自己终于完成了扭曲、压制、败坏一个人的任务，不到二十四小时，慈禧太后也撒手而去，了解了这对母子三十四年的恩恩怨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