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国家不偏袒任何一种宗教，提倡信仰自由。针对俄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宗教不平等现象，法令规定：“凡因信奉或不信奉某一宗教而剥夺权利的规定，一律废除。”[50]这样，在俄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各宗教信仰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
在对待民间宗教的态度上，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之初，曾把教会的反对派——各民间宗教都当作同盟军来争取。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考虑到俄国民间宗教从许多方面的表现来说是反对现状的民主主义思潮之一，要求全体党员注意做这些信徒的工作，以便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51]临时政府的《信仰自由法》也是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强烈要求下制定和颁布的。出于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长期不满，俄国最大的民间东正教——旧礼仪派支持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迫于反对派的压力，沙皇政府做出暂时让步，颁布信仰宽容原则，宣布建立国家杜马，以强化国家的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旧礼仪派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参政权利得到保障。这样，20世纪初，与危机四起的俄国专制制度境况不同，旧礼仪派不仅没有随之而奄奄一息，反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旧礼仪派认为，俄国不需要进行任何变革。因此，对二月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采取不赞成甚至敌视态度。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决定把无神论宣布为武器，对以有神论为基础的各种宗教实行专政。新政权与包括旧礼仪派在内的各宗教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便具有一定的对立色彩。国内战争期间，苏俄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全国的大、中、小工厂一律收归国有。掌握大企业命脉的部分旧礼仪派作为大资产阶级阶层被铲除；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属于殷实农民阶层的旧礼仪派教徒被当作富农消灭，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一些人举家被强制迁移到边远贫困地区；在30年代的“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旧礼仪派被当作“宗教残余”甚至邪教而遭批判。
旧礼仪派对苏维埃政权也同样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日起，旧礼仪派上层就将革命的领导者列宁称为“敌基督者（антихрист）”，将共产党人和人民委员称作“敌基督者的仆人”，将红五星称作“敌基督的标志物”。[52]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旧礼仪派刊物《教会之声》和《西伯利亚的旧礼仪教徒》等，都是积极从事反苏维埃宣传的舆论阵地。莫斯科的旧礼仪派富有上层，尤其是卢布申斯基家族，为科尔尼洛夫和邓尼金白卫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许多旧礼仪派哥萨克还参加了邓尼金的“自愿军”。参加弗兰格尔军队的旧礼仪派教徒数量也相当可观。[53]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曾经被沙皇流放至此的旧礼仪派富有阶层积极资助和参加推翻现政权的活动。在高尔察克的军队里，旧礼仪派还组成了“圣十字”军队。
内战结束后，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在无可改变的现实面前，1922年，旧礼仪派领导人不得不做出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选择。那些不愿意与现政权妥协的旧礼仪派上层人士，如大企业家和银行家巴·彼·卢布申斯基等，便流亡国外。在社会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设时期，旧礼仪派一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苏联报刊及文献中不难找到关于旧礼仪派阻挠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和记载。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保卫祖国，斯大林对宗教的态度缓和起来。旧礼仪派也随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局面，教堂和教徒人数有所回升。[54]
不可否认，苏联领导人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长期存在着偏见。他们过于强调宗教是旧社会的残余和落后现象，突出无神论与宗教的对立性，对和平时期宗教在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社会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肯定不足。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教条化理解，苏联当权者认为，随着人剥削人现象的消失，宗教将逐渐衰亡。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的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赫鲁晓夫掀起了苏联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浪潮。农业改革的初见成效和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使赫氏的领导地位稳定下来。这时，苏联领导人又开始向“旧社会的残余”——宗教开战。1957年，国家加大无神论宣传力度。接着，国家下令大规模地关闭各派宗教的教堂。1958年，位于摩尔多瓦的苏联最后一所旧礼仪派修道院被关闭。[55]
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不再运用强制手段，而是通过冷落宗教的软措施，使宗教在苏联走向灭亡。自1917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旧礼仪派像苏联其他许多宗教派别一样，饱尝了受排挤的苦痛。旧礼仪派作为工商阶层、哥萨克阶层和殷实农民阶层全部被消灭，旧礼仪派的基础教育设施被毁掉，教会期刊停办，圣像作坊和慈善机构也被关闭，教堂圣物被没收及改作他用。[56]
1986年，在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Белокриницкая иерарзия）的20个主教区中，仅有5个还勉强维持宗教活动，管理这些主教区的是一名都主教和两名主教。在全国126个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教区中，仅有神甫54人，况且绝大多数已年高体弱。[57]单凭这些神职人员显然无法满足全国一百多万旧礼仪派教徒的宗教需求，各教区的教徒代表长老（старцы）和执事主动与神甫配合，共同承担着宗教礼仪事务。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戈尔巴乔夫政治民主化改革程序的启动，苏联思想界异常活跃，东正教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复兴。1988年，苏联宗教界隆重举行罗斯受洗一千年庆典活动。旧礼仪派教徒也积极为弘扬俄国传统文化而做出自己的努力。在列宁格勒的普希金故居，旧礼仪派文化人士举办俄国文学名著《大司祭阿瓦库姆行传》研讨会；在莫斯科罗果日墓地（Рогожское кладбище）的圣母大教堂，人们举办了旧礼仪派宗教音乐演奏会；1989年，在波罗夫斯克，旧礼仪派人士举办了旧礼仪派文化和历史回顾展。同年，苏联时期从旧礼仪派罗果日墓地圣母升天钟楼上被强行摘除的大钟历经50年的沧桑又物归原主。1988年，在罗斯受洗一千年庆典之际，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都主教区（Белокриницкая Митрополия）从罗马尼亚的布拉伊尔城（Браила）迁往莫斯科。至此，苏联境内的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恢复了统一，它的正式称谓为俄国东正教旧礼仪派教会（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церковь）。[58]
俄国古代东正教会（Русская древле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是俄国旧礼仪派的另一个较大分支。它成立于1923年，即由主张革新旧礼仪派的萨拉托夫主教尼科尔·波兹德涅夫领导，由不承认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教规的部分教堂派教徒组成。伟大的卫国战争后，该教会的神学和行政中心转移到新泽布科夫城。1990年，位于莫斯科扎采里（距巴维列茨火车站不远）的旧礼仪派圣尼古拉教堂归还给俄国古代东正教会。随后，该教会的行政和神学中心也迁移到此。到苏联解体前夕，该教会包括9个主教区，共管辖分布在俄国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60多个教区及位于罗马尼亚的5个教区，教区数量共约70个，是仅次于俄国东正教旧礼仪教会的第二大民间东正教派。[59]
在俄国的旧礼仪派中，唯一承认俄国东正教会并服从莫斯科及全俄牧首领导的宗教分支是教堂派中的皈一教会（единоверчество）。1971年，莫斯科牧首区召开东正教地方会议，取消300多年前尼康将旧礼仪派教徒全部革除东正教教籍的规定，宣布承认旧礼仪派教徒为东正教徒，允许旧礼仪派在东正教会的教堂里进行祈祷并保持尼康改革前的宗教习俗。然而，旧礼仪派各分支对这一规定反应不一。绝大多数旧礼仪派教徒对此不予理睬，他们认为自己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东正教信仰，教会管辖下的东正教已经背离了东正教的原始教义。只有较少部分旧礼仪派教徒对东正教会的规定持赞成态度，进而接受了俄国东正教会的管辖。不过，他们仍保持着旧礼仪派的组织形式与宗教习俗，这个旧礼仪派分支就是现在的俄国皈一教会。[60]
古代东正教北方沿海教会（поморщина）是旧礼仪派中规模较大的反教堂派（беспоповщина）组织，它包括许多独立的中央管理机构。古代东正教北方沿海教会俄国委员会包括分散在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摩尔多瓦的100多个教区。此外，立陶宛有一个该派管理机构叫做立陶宛旧礼仪派最高委员会，它负责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两国的北方沿海派事务。拉脱维亚也有一个同样的管理机构叫做古代东正教北方沿海教会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老北方沿海派费多谢耶夫分支（Федосеевский толк）是反教堂派的另一个主要分支，它的中心是莫斯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区（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приход）。该宗教分支没有联系各教区的统一组织。1990年，随着苏联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的颁布，旧礼仪派的各个分支均获得了合法活动的机会。到苏联解体前夕，全国共有旧礼仪派教徒300万人，其中有200多万人生活在俄罗斯联邦。[61]从拥有教徒的数量上看，旧礼仪派是苏联最大的民间东正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