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甚至是危机，然而，苏联党和政府却把这些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当作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是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声，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方面不断加强正面思想灌输和青年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千方百计防止持不同政见者的产生，另一方面组建专门负责知识分子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增补俄罗斯刑法第190条，利用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和逮捕判刑等方法，甚至不惜采用特种精神病院和驱逐出境措施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不仅严重挫伤了一部分公民的社会积极性，导致苏联共产党威信和社会主义吸引力悄然下降，为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和苏联解体埋下祸根，同时损害了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声誉，为西方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侵犯人权提供了口实。
（一）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逐渐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方针，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加强控制的进程。在勃列日涅夫等人看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他所发动的政治、经济改革削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导致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萌生，因而，加强政治思想宣传工作和高度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成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在十月全会前的十年以来，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并不比其他领域少，甚至还多些……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应该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129]
为了落实政治局会议强化思想工作的精神，苏共中央和政府的宣传部、科学和学校部、文化部等职能机构拟定了新时期强化宣传鼓动工作的具体措施，除了要求全社会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之外，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后都要展开强大的宣传活动。一向受到特别重视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时期，宣传部门和一切有关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从各个角度不厌其烦地讨论如何在学生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甚至连怎样在大学生宿舍中开展政治教育都有人写书论证。五年大学生活每一周开展什么活动，由谁组织，由谁监督，活动的具体内容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向世人宣传和证明马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方针的正确性，力图在全国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气氛。政府不断新建各种纪念馆和纪念碑，勋章和奖状满天飞，庆祝会和纪念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更把这种粉饰太平的举动推向高潮。
在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政府加大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尤其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开始实行“拧紧螺帽”的方针，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期上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能够明显地感到这一点。
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就向政治局报告说：“尽管苏联国内还不存在对现制度不满和建立有组织的反政府地下组织的现象，但一些‘反苏分子’和社会大众及创作知识分子的联系大大加强了。反叛者在广大的知识分子当中获得了同情和道德上的支持，出现了有利于反叛者发展的环境，很难把他们完全隔绝或利用沉默的人墙包围起来。”[130]报告还进一步强调这些人不像以前的地下活动者，他们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呈报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通过监控发现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史课程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在他们眼中高校党的工作者就是一些不学无术，只会对学生进行监督的人。1976年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进一步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年来监控高校学生的情况。“在青年学生中三年之内发生了324次不良表现，参加的人有4406人……发表诽谤性的、蛊惑性的、修正主义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见，作为不良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数量上和参与的人数方面都是最普遍的。”[131]报告提出应该继续加强揭露并取缔对青年企图施加影响的各种组织，加大预防政治上有害的不良行为发生的力度。
与此同时，政府还利用自己领导的各种文化团体和协会以及出版检查机构来强化社会监控的职能。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团体行政化倾向非常严重，社团逐渐演化为党和政府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由于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与党的机构一起控制着大多数出版、评奖、出国以及晋升的途径，它的权力很大。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发表自己的作品，那他就无以为生。正因为这样，索尔仁尼琴才在《致全苏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强烈要求“在作协章程的22款中应该明确表述，作协将保证为自己的遭受诽谤和不公正迫害的会员提供所有的保护，保证杜绝违法现象的再度发生”。[132]
从上述来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中央相当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希望通过正面宣传和控制来削弱持不同政见者产生的土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强化思想宣传的措施和政策，但收效甚微。尽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次次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对社会形势和人们价值观念趋向的变化却视而不见，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举措，即使是通过的决议和措施大多也没有得到执行。“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决议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令人震惊，实际执行的决定不超过十分之一。”[133]
（二）“思想颠覆”罪名与建立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一个久拖不决的重要政治问题，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它费尽心机，在强化思想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的同时，积极开展所谓的“思想斗争”，即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
尽管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明确宣布，苏联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党和政府总是把为完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看作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绝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内容：“‘持不同政见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在行动上正在变为有组织的、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反苏活动。”[134]
6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和安全部门迫切需要利用法律措施来打击日益高涨的要求民主、言论自由与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联邦增补了刑法关于反社会秩序罪第190条。其中第1项规定：“经常口头散布虚假谣言，诽谤苏联国家和社会机构；制作和传播书面和其他形式具有那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自由三年或者强制劳动一年，或者罚金100卢布”；第3项规定：“组织并积极参加有组织活动，粗暴违反社会秩序或者有明显不服从政府代表人员的合理要求，或者引起干扰交通运输、国家、企业正常工作后果的，处以剥夺自由三年，或者强制劳动一年，或者罚金100卢布”。[135]
新增加的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内容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模糊性，而且，判罪的依据更侧重于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方面，这样一来为执法机构随意解释法律条文，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留下很大的空间。“思想颠覆”这一概念正是在说明上述法律条文的苏联法律文献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刑法典中出现的。“思想颠覆是指那些用于人们的思想感情的手段，其目的在于破坏、损害和削弱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在于削弱和分裂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利用诽谤性的、伪造的、或者是带有倾向性材料去实现，以造成意识形态方面的损失。”[136]
1967年安德罗波夫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为了加强同所谓的思想颠覆活动进行斗争，反对持续不断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经过苏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其任务是组织反间谍工作和去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137]第五局主要有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问题、大学生和无组织青年、侦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动策划者，以及专门负责同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等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打交道的处室构成。
克格勃第五局初期大约有200多人，但随着与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扩大，第五局不断招募新成员，组织机构不断膨胀。“1967年克格勃强化了自己侦察机构的工作，在一年当中招募了24952个新的情报员，占全部情报员的15%，并超过当年揭露出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二倍还多。”[138]为了监督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党的领导愈来愈经常求助于用特殊手段进行这种调查工作的专门机关，这一方面造成了国家安全机构不正常的膨胀，另一方面又使缺乏民主的现象持续存在下去。
思想颠覆罪名的设立和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的增补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的成立，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政府与持不同政见者作斗争的重要举措之一，它不仅为国家安全机构惩罚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为强力机关迫害不顺从的公民大开方便之门。
（三）政治施压、分化瓦解和逮捕关押
由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活动从法理上讲并不违背苏联宪法的要求，这给执法机构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增加了难度，特别是70年代中期赫尔辛基协议签署后，还面临着国际社会保护人权的压力，因此，国家安全机关在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问题时，力图通过行政手段和一些其他措施，尽量减少公开审判，避免激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
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是政府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经常使用的办法。持不同政见者首先面临的是开除党籍，开除各种专业协会，开除工作的危险。“凡是在要求审判加兰斯科夫和金兹伯格时遵守法律的各种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在一个月内就有15%的人被单位解雇，而且所有的苏共党员都被开除出党。”[139]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公开表示反对政府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并在要求为两位作家减刑的公开信上签名，从此，她的作品出版遭到限制，甚至她的名字都很难在刊物上出现，直到最后被作协开除。尤为严重的是，一些因为不同政见而被开除公职的人，很难再找到工作，他们只能靠家庭和朋友资助，以及干私活为生。因此，尽管许多人对政府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的政策不满，但真正敢于站出来公开自己主张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至于到莫斯科红场游行示威的人更是微乎其微。
除了开除党籍、公职之外，收回住房，取消莫斯科居住的权利，甚至可以用“寄生虫”生活方式（不劳而获）的名义把不同政见者遣送到边远地区管制劳动二到五年。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就曾以“寄生虫生活方式”的罪名，被列宁格勒法庭判处到边远地区强制改造劳动五年。寄生虫惩罚措施“既可以消灭失业，补充边远地区的劳动力，又可以清除城市中的‘反社会分子’。这个命令也是一种方便的手段，可以用来镇压不合心意的知识分子”。[140]
对萨哈罗夫的迫害就是政治上施加压力的最具代表的案例。1968年，当萨哈罗夫《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开始在私下出版物上刊发，并且在西方广为传播后，尤其是萨哈罗夫明确反对政府镇压支持“布拉格之春”的知识分子的游行后，他就被禁止参与原子能实验计划了。1970年萨哈罗夫等人创建苏联人权委员会后，政府加大了对萨哈罗夫的政治压力。
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反社会的活动”的长篇通报，并很快传达到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从此，苏联掀起大规模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在政府压力下，40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发表公开信批判萨哈罗夫，“萨哈罗夫近年来不再积极参与科学工作，并发表一系列关于苏联政府及内外政策的声明……萨哈罗夫的言论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141]
1975年10月初，当萨哈罗夫因为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苏联政府再一次掀起写信和发表文章批判萨哈罗夫的浪潮。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一份有关“揭露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政治背景的联合行动措施”的文件，要求克格勃在国外加紧散布西方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是干涉苏联内政的言论。
1980年初，由于萨哈罗夫公开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了萨哈罗夫的问题，决定将其流放到不向外国记者开放的高尔基市。直到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才允许他重回莫斯科。
逮捕审判和关押是政府惩罚持不同政见者最常用的另一种方法，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初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希望通过这一措施起到震慑作用。
1965年9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在国外发表文章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发生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请尊重苏联宪法”的示威游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12月11日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宣称：“12月5日的游行是政治上有害的反苏行为，事情有时发展到这样的关头。例如在莫斯科，一些青年人走上街头散发所谓的‘告公民宣言书’；一些小组在广场上喊出了煽动性的口号。形式上讲这些活动没有犯罪成分，但不果断制止这些过激行为，可能产生追究刑事责任的局势。”[142]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966年2月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进行审判，分别判处二人7年和5年徒刑。1967年又因为编辑并在西方出版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诉讼材料《白皮书》，逮捕审判了А.金兹伯格、加兰斯科夫、薇拉·拉什科娃和多勃罗沃里斯基。而后又逮捕并审判了发起声援支持А.金兹伯格等人的Л.鲍戈拉兹和П.李维诺夫，以及反对苏联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而游行示威的人。这样每一次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总会激起新的一轮抗议，引发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反响。
一批哲学家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作家因撰写和出版（在国内外）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判的情况……此外，就我们所知，在沙皇俄国的历史上和欧、美、亚、非各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因在本国或国外撰写和出版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国家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讯的情况。”[143]
即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最成功的一次审判，效果其实也并不像它所想象的那么好。1972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雅基尔和克拉辛，雅基尔曾经被苏联监狱长期关押，其父是著名的苏联基辅军区司令雅基尔，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当时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期望很大。然而，二人在克格勃种种压力下屈服了，他们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供出了近60名持不同政见者和《时事纪事》的一些秘密。
1973年夏天，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有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被告都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承认自己有罪，并呼吁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放弃行动。为了这场表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出马，威胁利诱雅基尔和克拉辛，让他们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配合克格勃工作。据后来移居西方的克拉辛在其自白书《法庭》中透露：安德罗波夫要求他们“是否考虑一下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外国记者面前讲讲话？他们写了多少关于你们案件的谎言。应该洗一洗他们的脑子。要让西方知道，你们在法庭上讲的话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只是不要以为，我是在收买你们”。[144]
然而，尽管这场戏一切进展都很顺利，克格勃的目的达到了，苏联的报刊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报道，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少有人相信雅基尔和克拉辛的悔过是真诚的，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二人和政府在道德与政治上的肮脏性，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二人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此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被削弱了，参加的人数明显减少。
（四）精神病院和驱逐出境
利用精神病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一幕，它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把一些对政府不满或者是一些对社会没有危害但是想法不切合实际的人，直接宣布为精神病患者，不顾本人和家属的反对强行关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从而迫使受害者放弃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不去进行所谓的反社会活动。
第二，先把某些要迫害的人逮捕，宣布他们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反苏鼓动和宣传）或第190条的规定（诋毁苏维埃国家和制度；扰乱社会秩序；不服从国家管理人员），而后由法院起诉并立即进行精神病学鉴定。通过精神病鉴定宣布该人为无责任能力的人，这样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不公开审理，判决将其送入精神病医院强行治疗，从而，避免以前多次政治案件审判中所面临的被动局面。
苏军退役少将格里戈连柯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格里戈连柯曾在第18集团军服役，1964年因为组织“为恢复列宁主义而斗争联盟”被关入精神病医院。1965年出院后，格里戈连柯以搬运工为生，拒绝领取战士养老金，并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人物。他不仅积极支持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家园的斗争，而且，还筹划成立人权组织。1969年4月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的通报中说：“反社会行为的策划者格里戈连柯和克拉辛继续寻找可能的途径，激活持不同政见者的破坏活动并想扩大参加者的人数。在开始阶段他们想在知识分子中间散布必须建立维护权利协会的思想。该协会设想的任务是对苏联内务部监狱管理总局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保证法庭公开审判政治案件……格里戈连柯和克拉辛积极筹备协会成立事项并向有关部门递交了批准成立上述协会的申请书。他们还没有等到答复，就向社会各界宣布在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成立‘组委会’的消息。”[145]正是为此，1969年5月7日格里戈连柯在塔什干被捕，谢尔比茨基法医研究所对他进行了检查，并宣布其为精神错乱症，送往专门的神经病医院接受“治疗”。后经劝说到美国治病。
若·麦德维杰夫因为在国外出版了几本有关批判李森科的书，并对苏联生物学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970年5月29日就被从奥布宁斯克市家里强行抓到卡卢加精神病院，准备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主治医师利甫希茨认为若·麦德维杰夫有二重人格现象，“他是个生物学家，可同时他又总是做许多和他的直接责任完全无关的事情。再说，他总是对某些事情感到不满，总想对某些事情进行斗争。”[146]但由于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强烈抗议，20天后若·麦德维杰夫被释放。
驱逐出境乃是政府制裁持不同政见者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谈判期间，苏联开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伴随着犹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马克西莫夫、戈尔巴涅夫斯卡娅、阿马利里克、金兹伯格、西尼亚夫斯基、图尔钦、布科夫斯基、格里戈连柯、若·麦德维杰夫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移居西方，以至于在西方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远远多于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一些不愿离开祖国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甚至不惜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强行将其递解出国，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被赶出苏联的。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不久，就开始了对索尔仁尼琴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批评。1969年因为在国外出版长篇小说《癌病房》[147]和《第一圈》[148]，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开除了索尔仁尼琴的会员资格。
1970年10月初，当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积极介入对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处理，并准备在他出国领奖时将其驱逐出境。然而，索尔仁尼琴却决定不出国领奖，打乱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
此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索尔仁尼琴问题，但都没有作出明确结论。1973年秋天，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列宁格勒搜查到《古拉格群岛》[149]一书的大批手稿，当时国外报纸也不断报道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一书将要在国外出版的情况。同时，索尔仁尼琴则频繁会见西方记者，介绍《古拉格群岛》一书的内容。
1974年2月1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驱逐索尔仁尼琴的建议，12月14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刊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和驱逐出境的命令”，宣布“由于索尔仁尼琴系统地从事与苏联公民身份不相符合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已经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造成危害，根据1938年8月19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籍法》第7条规定，兹决定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150]随后，索尔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总的来说，苏联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和措施是一贯的，那就是一方面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千方百计削弱持不同政见者产生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就是进行思想斗争，即采取各种措施去压制和打击这些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的人，包括政治上施加各种压力、监督劳动、逮捕审判、关押判刑，甚至不惜采取精神病疗法和驱逐出境的方法来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前期政府更倾向于公开镇压，1956～1980年因为从事反苏宣传与散布“攻击苏联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故意造谣诽谤罪行”而被判刑的人数统计，可以看出这一趋势。“1956～1960年因政治原因而被判罪的苏联公民共有4676人。1961～1965年被判罪的为1072人。1966年为48人，1967年为103人，1968年为129人，1969年为195人，1970年为204人。1976～1980年总共为347人。”[151]当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所公布的数字可能与实际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有很大的出入，因为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按刑法一般条款审判的，而且，被判处送精神病院或驱逐出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远不都是经过法律手续的。此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通过行政、党或别的渠道施加压制的形式处理的。但是，通过这一材料最起码能够说明70年代以来，政府尽量减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审判，而采取其他各种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