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示威活动，从此，以“维护苏联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要求公开性、民主和自由”为宗旨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由地下浮出水面，成为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而且影响巨大的政治问题。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俄罗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却发现宪法赋予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可望而不可及。斯大林时期苏共关于民主的论述不比列宁时期少，但这并不能改变斯大林实行专制统治的现实，任何流露不同思想的人都可能被扣上“人民敌人”的帽子，流放逮捕直至肉体消灭。赫鲁晓夫尽管严厉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任意践踏人性的丑恶行径，但对宪法给予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也很少给予保证。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虽然自称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信访制度，公民监察制度一应俱全，人民依然感到很难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后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控制熄灭了赫鲁晓夫改革和柯西金“新经济体制”带来的最后一点活力，导致共产主义信仰悄然下降，党群关系严重疏远，社会矛盾日益严重。
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叶，结束于80年代中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由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潮构成。各派主张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但在反对复活“个人崇拜”，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方面，即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秩序是一致的”。[68]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这说明它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社会病态的自然产物，并不像苏联当局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结果。尽管西方的宣传和支持确实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起过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
1956年2月24日午夜，当赫鲁晓夫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中讲到：斯大林滥用权力，违背了列宁处理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把党内的正常争论看成是对敌斗争，走上了大规模镇压和清洗的道路。1936～1939年期间有许许多多的无辜者遭到残酷迫害和屠杀。以胜利者大会著称的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有超过半数多的代表在1937～1938年间因为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而十七大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竟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军队干部队伍也难逃厄运，近3.5万多人成了大清洗的牺牲品，其中包括3名元帅、集团军司令级干部13名、军级干部57名、师级干部110名、旅级干部220名，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80名成员中的75人。赫鲁晓夫指出：“事实很明显，很多在1937至1938年被诬蔑为‘敌人’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经济活动家，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而始终是忠实的共产党员。”[69]尤其恶劣的是，这些冤假错案大多是安全部门通过刑讯逼供搞出来的，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不仅不制止这种严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而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敬若神明的领导人竟然犯下如此暴行，在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正如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指出的那样：“如果对制度过分信任的话，革命会带来血腥、残酷的后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试图改造世界，但对于那些亲身经历革命、知道革命代价的人来说，很难接受这个目标。所以，持不同政见者认为，说话比做事本身更重要。他们又重操知识分子的旧业：思索、辩论、写作。”[70]
与此同时，1956年苏共中央开始全面清查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大规模释放政治犯。许多人从集中营重返社会，成千上万无辜者死后得以昭雪。这些人的悲惨遭遇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为了搞清楚所有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及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劫后余生的许多人坐下来撰写回忆录。于是“文学作品、回忆录、那一时代的历史等等，大量地涌现出来”。[71]这类作品很多都以手稿的形式在私下出版物上流传，像Е.金兹堡的《严峻的历程》，加扎里扬的《这事不应再重演》等等。1962年，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曾经引起一时的轰动，从此一种被称为集中营的文学体裁开始在苏联文坛流行。初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正是在这种揭露斯大林专制统治，深入思考斯大林悲剧发生的原因和要求创作自由的过程中出现的，也即脱胎于最早的文化反对派。因写《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阿马利里克为此写道：“文化反对派内部涌现出一股新的势力，这股势力已经不仅是反对官方文化，而且也反对当局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的许多方面。”[72]
早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间，莫斯科就出现了规模不大的大学生小组，他们在共青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散发传单，同情匈牙利民族民主运动。1958年夏天，一些大学生和青年诗人开始定期在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举行文学集会，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和一些不太出名的诗人经常在会上朗诵诗歌，发表演说。“朗诵会一般是在周六和周日晚上举行，每次参加者平均数百人。”[73]伴随着这种露天聚会的频繁举行，在一些年轻参加者的圈子里逐渐产生了一些类似于俱乐部的非正式文学组织。他们相互交流信息，收集和阅读自己打印的刊物——私下出版物（самиздат）。参加集会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但以大学生居多。共青团曾经尝试把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学生的革命浪漫主义活动纳入自己的轨道中，但没有成功。从此政府有关机构开始限制集会，安全部门对经常参加集会的积极分子定期搜查，没收他们保存的各种诗集和私下出版物。
1964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后，在对待改革和批判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开始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书报检查制度，暗中推进重新斯大林化的进程。1965年秋苏联安全部门逮捕了安德烈·西尼雅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两名作家，他们分别以笔名“阿勃拉姆·特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在国外发表所谓破坏和削弱苏维埃政权的作品。“拘捕作家被理解领会为是不祥的重大转变的序幕。想必，新的苏联领导人会以两位作家被逮捕向私下出版物宣战——向它的作者、传播者和读者宣战。”[7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要求“遵守宪法”和“公开审判两位作家”的示威活动，觉醒了的知识界终于开始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抗争，从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浮出水面，成为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阶段划分和各阶段特征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在苏联出现，但这时的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些个别现象，而且大多是在暗中活动，还不能称为一种运动。1965年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要求“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从此，追求民主、自由、维护个人权利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开始形成，并一直持续到1984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夕才告结束。此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征。
1.萌芽时期（1956～1965年）
1956～1965年在苏联社会开始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现象，然而，这一阶段的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思潮和单个的人，还没有以“运动”形式呈现出来，因此，1956～1965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萌芽时期，或者酝酿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个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斯大林的与世长辞使其通过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专制集权体制出现松动，赫鲁晓夫推行的解冻方针，以及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社会开始了多元化的进程，领袖思想和行为一贯正确的观念有所淡化；另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使斯大林的形象由人民的慈父转变为滥杀无辜的暴君，急剧的变化导致社会出现普遍的混乱，人们一时无所适从。饱尝迫害之苦，其儿子1956年才从监狱获释的著名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指出：“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一种是坐过牢房的人，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75]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遭受集中营迫害的人和一部分不甘于像父辈那样生活的年轻人开始对历史进行思考，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逐渐萌发，解冻思潮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形式基本上都是在暗中进行，他们并不公开自己的活动。无论是莫斯科大学生小组，抑或是因为从事所谓“削弱苏维埃政权宣传”而被判刑的А.金兹伯格，当时都不大为人所知。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阿列克谢耶娃通过研究后发现：持不同政见者“最初的组织形式是地下组织，几乎都毫无例外地由青年人组成……正如后来查明的，他们多半是持马克思主义说教的地下小组，其目的是‘恢复社会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以及类似的东西。”[76]
2.缘起与发展时期（1965～1968年）
1965年12月5日是苏联的宪法日。为了抗议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和迫害，著名诗人亚·叶赛宁·沃尔平组织了示威游行，要求遵守宪法，公开审判两位作家，还布科夫斯基以自由。这是苏联国内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首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被认为是苏联维护权利运动的开端，因为它首次提出了维护人权的口号。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发起了为捍卫苏联公民权利而进行的“书信运动”、“请愿签名运动”。书信、请愿、签名成为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主要手段，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书信题材的革命”（Эпистоля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与此同时，持不同政见的活动形式也由地下发展为公开进行，而且，大家有统一的目标和追求，即批评政治压制和重新斯大林化的倾向，要求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60年代下半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由各种各样的思潮、派别组成，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复活‘个人崇拜’，反对完全或者部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反对破坏法制、滥用权力，主张言论自由，实行公开性，维护信息传播自由，抗议对持不同政见者强制施行精神治疗等等。”[77]知识界不断抗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反对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并且开始“直接诉求社会舆论的支持”。[78]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А.萨哈罗夫加入保护权利运动行列以后，以及他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士气。此外，这一时期政府不仅加强了国家安全部门的职能，组建第五局并使之成为一个专门监视知识分子的机构，而且强化了社会秩序控制，在俄罗斯联邦刑法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刑法中，加入190条有关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罪的条文，加大对印刷和传播私下出版物和所谓危害社会秩序活动的打击力度。
3.高涨时期（1969～1971年）
这一阶段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第一批维护权利的小组和团体开始出现，运动进入有组织时期。同时，以维护权利为核心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提出了自己完整明确的政治主张。1969年，第一个公开的协会“苏联维护人权发起小组”成立，“他们的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保护权利，在保护权利的旗帜下，每一个派别都提出自己奋斗的目标和任务。参加者也学会利用各种手段和工具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79]这一时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图拉、弗拉基米尔、鄂木斯克、喀山、秋明、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外高加索等地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小组。运动的参加者扩展到社会的所有阶层：工人、军人、作家、艺术家、科技工作者，甚至包括了通常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的农民——国营农场的工人。各地运动的联系明显增强，基本上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维护权利组织。此外，维护权利运动的目标进一步深化，既涉及全国的问题，也涉及地方的或者是非官方的问题，而且维护权利的层面也有所扩大。
私下出版物内容也出现了明显的嬗变，由以前主要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等题材转变为持不同政见者有关政治、经济和政论等纲领性内容。1970年12月2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安德罗波夫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通过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收集到的私下出版物分析研究后发现，“‘私下出版物’最近几年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流传的主要是思想上有害的艺术作品的话，那么现在政治纲领性质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1965年以来出现了400多种有关经济、政治和这些问题的各种研究报告和文章，它们从各个方面批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议论苏共的内外政策，提出各种反对派的活动纲领。”[80]
同时，伴随着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不断发展，持不同政见者表面上的统一性被打破，形成了以罗·麦德维杰夫、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为首的各个主要流派。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内部分歧逐渐加剧，争论日趋激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成熟，因为“不同政见的各个流派和各个集团终于认识到，单是抗议还不够，必须更深入地重新思考他们的‘积极的政纲’。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出现分歧，有时甚至导致彻底的决裂”。[81]
4.危机时期（1972～1974年）
1972年夏天到1974年，这一时期是持不同政见运动遭到极大困难甚至是某种危机的时期。随着政府放宽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制，国家安全部门也开始允许甚至是不断施加压力迫使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跟随这股浪潮移居西方。强迫持不同政见者移民西方不仅可以削弱反对者营垒的力量，同时也能败坏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声。因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国家对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抛弃祖国向往资本主义世界即意味着背叛。正像罗·麦德维杰夫指出的那样，“西方派和人权保卫者中的许多犹太族持不同政见者也加入到这个移民潮。同时，许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的作家、剧作家和画家在当局的默许下，或相反，是在当局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也凭以色列签证移居西方了。”[82]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力度，大量持不同政见者被捕，许多小组和团体被破获，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到西方，报纸掀起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运动几乎难以为继。特别是П.雅基尔和В.克拉辛被捕并供认出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叛变行为，导致大批维权运动参加者被捕，维权运动几乎崩溃。
5.赫尔辛基时期（1975～1979年）
1975年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苏联同西方国家签署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是文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仅为濒临崩溃的维权运动重新高涨注入活力，同时开始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赫尔辛基时期。赫尔辛基时期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又一个高峰阶段。这一时期在苏联国内建立了以奥尔罗夫为首的独立公开的“苏联协助完成赫尔辛基协议小组”。小组的主要活动是收集和分析他们所能得到的关于苏联违反赫尔辛基协议条款以及签约国有关其报道的资料，并通报给西方。在维护权利的共同基础上，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与起初互不相干的民族宗教运动建立了联系。1976年底到1977年初在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成立了赫尔辛基小组。1977年还在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的下面设立了“研究把精神病学用于政治目的的工人委员会”，甚至在苏联建立了第一个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小组。各小组参加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而且出现某种联合的趋势。这一阶段“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无论在目的，还是在国家社会生活，保护人权问题等方面都具有了明显的国际意义”。[83]
私下出版物这一阶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政论性的文章成了其主要内容。大量的私下出版物文集在西方由侨民团体印刷后，通过秘密渠道运回国内，在苏联各地流传。不仅莫斯科能看到这样的文集，而且在列宁格勒、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地也随处可见。
6.衰落时期（1980～1984年）
1979年苏军出兵阿富汗之后，苏联政府再一次加大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压制的力度。萨哈罗夫因发表公开信，反对苏联对阿富汗的战争而被流放到与外界隔绝的高尔基城，期待着获释的持不同政见者继续被关在监狱。同时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判决也更为严厉，一般刑期都在10～15年。此外，克格勃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视也更加严密起来，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通信、亲友会面，甚至日常生活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政府的严厉措施取得了效果，在短时期内，由于500多位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积极分子被逮捕，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时群龙无首。加之，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被迫移居国外，而为运动补充新鲜血液的知识界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激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趋势。
此外，国外舆论对苏联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反应也不像从前那样激烈，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特别是击落韩国民航客机后，被美国总统里根称为邪恶帝国的苏联有许多更值得世界舆论关注的事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重要性下降了，这一切使留在苏联和移居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普遍感到运动没有出路和前途无望，对苏联统治者最后一点希望也消失了，政权已完全蜕变为代表一小部分人利益的保守的官僚机构。
然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它传播的民主、自由，维护人权的思想意识已经悄然深入苏联社会各个阶层，甚至已经深入到国家政权的支柱部门：军队、内务部、安全委员会。从1985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情况通报中可以看到如下的材料：“早在60年代时期一些警员就因涉嫌参加反苏鼓动和宣传活动而被判刑，而当时这种情况只是偶尔的事件……而80年代初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内务部就预先揭露出334个从事对国家有害的和不健康政治行为活动的工作人员。制止了内务部审判监督员创立反苏维埃青年组织，以及制定宪章和纲领违法行为的案件，以及滨海边疆区内务机关联络处的一位处长系统地把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违禁作品介绍给自己的同事的案件。国家安全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对西方生活方式非常感兴趣，有的人甚至公然发表支持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违法言论。”[84]
（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派别、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流派纷呈，比较重要的派别主要有罗·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西方派和索尔仁尼琴为首的新斯拉夫派。各个派别的政治主张既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民主社会主义派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认为苏联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在苏联建立一个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和多元的社会是他们的追求。以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又称法制派，他们以民主、自由、法制和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为自己的不同政见纲领，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通过改革，相互吸收各自的长处，最后走向趋同。新斯拉夫派又称基督教民族派，他们既否定社会主义，又否定资本主义，认为东正教、专制制度，村社和自治是俄罗斯文化的精华，只有发扬光大它才能拯救俄罗斯。
1.罗·麦德维杰夫与民主社会主义派
民主社会主义派西方一般认为其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左派，有时称他们为新马克思主义派，或者改良共产主义者，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称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派，有时也称党内民主派，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人是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和若·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此外，还有彼·格里戈连柯和П.叶戈洛夫等人。
麦德维杰夫兄弟并不是因为其积极参加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各种活动，而是因为他们撰写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分析苏联社会性质的著作、杂志和文章，并系统地提出自己改革的政治思想和主张而闻名于西方。
（1）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坚信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但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违背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精髓，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民主社会主义派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或称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的，只不过应该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叶戈洛夫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经过科学的论证确信，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是社会的更高形式，它符合人类的本质，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85]进而他又提出：时至今日，人类历史实际上还没有给世界提供一个社会主义具体范例，社会主义还处于探索阶段。
民主社会主义派经过认真分析苏联60多年（截止到70年代晚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得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最起码列宁以后苏联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今天的苏联是“官僚化的社会主义”，“专制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的变种”。
（2）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财产社会所有制（公有制）和民主完美的结合。苏联的国家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制，高级权贵们不仅掌握了全国财产的支配权，而且不对任何人负责。庞大的官僚主义阶层成为事实上的国家主人。在作为私下出版物广泛流传的《列宁格勒提纲》中，C.佐林和H.阿列克谢耶夫写道：“必须以全民所有制取代垄断的国家所有制”，只有财富的所有者能够支配这一财富时才是全民所有制。[86]同时，只有社会所有制与民主的有机结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所有制，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官僚主义和官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敌人，防止国家政权官僚主义化的重要保证在于政治民主化。
（3）多党制、党内反对派、社会多元化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的一个重要主张，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康发展。
罗·麦德维杰夫认为多党制与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有关系。每一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都会保留多种社会经济成分，而多种经济成分造成了多党制存在的基础。至于共产党同其他政党合作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革命变革的性质，取决于这一革命是和平的进行还是非和平的进行。至于党内是否允许反对派存在，在民主社会主义派看来，共产党内存在反对派是正常现象，如果没有真正的政治斗争，没有反对派，任何政治组织都会衰败。他们坚信“党的统一任何时候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排除各种争论和斗争，这对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乃是基本的原理”。[87]多元化是人们对社会认识差异的反映，即使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后，也仍然会有看法不同的情况存在。
（4）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民主社会主义派主张应该同一切民族主义派别进行公开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克服长期积累下来的民族矛盾，必须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责任，尊重所有大小民族的合法权利。为了履行民族自决的权利，他们甚至建议“在每个加盟共和国每十年必须举行一次关于该共和国是否保留在苏联的公民投票……每一个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有权宣布举行这种公民投票”，决定自己是否继续留在苏联境内。[88]
（5）民主社会主义派反对苏联推行的扩张主义政策，认为苏联直接出兵捷克和阿富汗，败坏了社会主义形象，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应有这种行为。格里戈连柯指出：“苏联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应该是营造一个能成为对所有兄弟党具有鼓舞榜样的社会秩序”[89]，而不是直接出兵强制别人接受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更何况捷克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不是苏联的某个地区。
总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并不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只不过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列宁既定方针，异化为官僚主义体制。因此，他们主张在维护苏联现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化改革，实行社会多元化，允许反对党和不同政见者存在，同时，在苏联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全面推进民主政治，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萨哈罗夫与西方派（法制派）
1921年萨哈罗夫出生在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军工企业工程师。1945年萨哈罗夫进入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由于在苏联研究氢弹工作中的卓越贡献，被西方称为苏联氢弹之父。1953年32岁时他就成为苏联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并很快出任国家原子能委员会首席顾问。萨哈罗夫曾三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获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从1957年起，他开始关心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尤其关心他所从事的核武器研究造成的社会后果，多次上书赫鲁晓夫，建议停止大气层核试验，但未获成功。1968年，萨哈罗夫完成了《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90]一文，呼吁苏美停止军备竞赛，实行真正的和平共处，从此，开始了他的持不同政见者生涯。1970年年末，他和查理泽等人成立“苏联人权委员会”，以后又多次上书勃列日涅夫，继续要求实行民主化。1975年萨哈罗夫因为“捍卫人权、裁军和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进行的斗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平”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苏联政府拒绝他出境领奖。1980年，由于强烈抗议苏联出兵阿富汗，萨哈罗夫被放逐到小城高尔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恢复了自由后的萨哈罗夫曾经当选为苏联首届人民选举的苏维埃代表。
以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西方派积极参加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他们的主要思想如下：
第一，萨哈罗夫认为苏联社会发展远不像宣传的那样美好，官僚主义成风，特权阶层贪污腐败，政治上缺乏民主，社会公正远未实现，当今苏联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萨哈罗夫在《论国家与世界》一书中写到：苏联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最简洁地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它和西方类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在经济以及文化，思想和其他主要生活领域内实行全盘国家化，党和政府的全部垄断。”[91]官僚政党特权阶层自成一体，他们掌握着国家财产分配权，成为事实上的国家主人。我们没有世界上最高的劳动生产率，甚至没有希望在可见的未来按这种指标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存在着不断军国主义化的倾向。人民生活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大部分居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仍然很差。
第二，苏联必须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自由化和公开性，加强法制，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推行社会改革，通过和平的手段最终使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互相接近、趋同，形成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多元社会，从而消除当今时代悲剧性的对抗和热核战争的危险。
西方派认为社会应该摒弃单一体制，实现多元化，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共存，并给个人选择的最大自由。“正是这种自由，而不是来自教条、权威、国家的传统或政权抑或舆论的压力，才能够保证那些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个人，社会，文化和其他许多社会现象中的无限复杂和矛盾的问题得到合理与公正的解决，只有这种自由会给人带来直接的个人幸福，这种幸福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意义。”[92]
第三，在经济方面继续深入进行1965年的经济改革政策，扩大所有生产单位的经营自主权，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实行有利于农民的税收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在服务行业、医疗、小宗商业、教育等方面扩大发挥私人主动精神的可能性和有利性。
第四，在法律方面要保证司法部门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加快立法步伐，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确立司法公开和透明的原则，停止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迫害。
西方派认为法制观念水平很低是苏联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因此，他们主张只要不违背公民的基本权利，诉讼程序都要公开。“采取一些改进法院和检察院工作的措施，应使这些机构不受行政当局和地方势力、偏见和人事关系的干预。大赦政治犯。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必须全文公布政治性案件审讯速记记录”[93]，停止对政治犯的司法迫害。
第五，切实履行宪法保证公民言论、信仰、集会、选择居住地自由的权利，保证少数民族应享有的权利和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权利。
萨哈罗夫指出：“党和国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垄断，其后果特别有害。思想统一化经常地——从学校课桌到教授讲坛——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奇怪，艺术和人文科学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完全消失”[94]，应该取消出版审查机构，言论自由，鼓励各种思潮自由竞争。同时，应当制定允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实施细则，以便使宪法自由脱离的条款能够真正实行。
第六，在对外交往中应加强国际合作，“主动宣布或者重申不首先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在签订裁军或部分限制某种武器协定的情况下，允许调查团进入我国境内，以便有效监督裁减军备”。[95]国家主要精力应该用在内部和谐发展上，这是国家强大和繁荣的基础。国家和人民并不需要把对外政策作为取得国内政治稳定或者扩大势力范围，输出自己思想的手段。那种认为自己的道路是唯一正确，并有独特优点的看法是错误的，应该尊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总的来说，从上述可以看出西方派（法制派）要求民主和自由，加强法制，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他们认为维护权利的主张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各个派别和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潮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标，它不仅可以为那些被没有给人们带来起码幸福的僵化教条说教搞得筋疲力尽，并且对任何理论和信仰都不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一种现实的支撑，而且随着维护权利的思想深入人心，有助于民主与法制在苏联的不断推进，这也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互接近、趋同提供具体的促进作用。
3.索尔仁尼琴和新斯拉夫派（基督教民族主义派）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服役，在他出生前就已战死在德国，母亲是中学教员。童年的他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因在信中批评斯大林而在前线被捕，被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恢复名誉后的他定居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担任数学教员。同时，索尔仁尼琴积极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他的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小说一经问世，在文艺界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被西方称之为“集中营文学”的现象在苏联产生。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96]其后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由于在国外出版披露苏联监狱与集中营内幕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以及积极参与持不同政见者活动，1974年2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在美国组织了“全俄罗斯回忆录文库”，在苏联成立了“俄罗斯援助政治犯社会基金会”，继续从事持不同政见活动。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归离别十年后的祖国，他的作品也得以在俄罗斯正式出版。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很多，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一文集中反映了他的主要政治主张。
首先，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基督教民族主义派）脱胎于伦理社会主义派别，他们不仅反对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的理论，而且也反对西方文明，并认为二者有共同之处；同时，认为当今的俄罗斯主要有两大危险，即同中国发生战争和西方文明面临绝境的前景，俄罗斯只有发扬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才能摆脱两大威胁所带来的破坏。
索尔仁尼琴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公开宣称，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今天，这种意识形态只能使你们变得更软弱和捆住你们的手脚，这种意识形态充斥社会的全部生活中：在人们的头脑中、讲话中、广播和报刊上全都是谎话……这种强迫人人说谎话的情况在我国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令人最痛苦的事，比任何物资生活的凄苦和公民不自由都要痛苦得多”。[97]然而，索尔仁尼琴也并不主张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强制取消措施，只有国家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支持，让它自行存在好了。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明具有同源性，都以工业发展为基础，然而，经济无止境的发展，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再过20到30年西方文明必将衰落。属于西方文明的俄罗斯应早作打算，防止灾难突然降临到自己的面前。索尔仁尼琴还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如果20世纪的人类获取了什么教训，那是我们提供给西方的，而不是西方赐予我们的，由于事事如意的西方人意志和理智都减弱了。”[98]
其次，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只有开发东北部地区，并把民族活动中心和生活中心迁移到此地，在保持经常稳定的经济基础上，放弃不断发展经济的道路，恢复农业社会，同时，放弃对外扩张的政策，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开上述两种威胁的影响，使俄罗斯不至于在西方文明毁灭以及同中国人的战争中瓦解。“越是尽快转移我国注意中心和民族活动中心，从遥远的大陆、甚至从欧洲、从我国南部向东北部地区转移，越是能尽快得到挽救”。[99]
再次，索尔仁尼琴不赞成任何急剧的社会变革，认为民主制度并不适宜俄罗斯民族的现状，自由只能是精神上的。俄罗斯只能实行专制制度，即建立在古老东正教人类互爱道德基础上的专制制度，也只有这种制度才是拯救俄国最现实和最好的办法。
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索尔仁尼琴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大规模的流血革命只能是对人民的摧残，自由必须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而且更应该侧重于精神层面。至于民主并不适合俄国。知识分子100多年来同专制制度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决定还是不决定，反正俄罗斯要实行专制制度……一切在于，下一步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专制制度，难以忍受的不是专制主义本身，而是强制的经常散布的意识形态谎言。不可忍受的不是专制主义，而是专横和目无法纪……专制制度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法律，或者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或者不应反映人民的思想和意志。专制制度也并不意味着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没有独立性。”[100]
最后，索尔仁尼琴主张开展诚实的思想竞赛。这样一来，大量的哲学、道德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著作就会涌现，这不仅会促使科学研究深入发展，而且也能丰富伟大的俄罗斯文化。索尔仁尼琴最后特别强调指出：“今天，除了基督教可以医治俄罗斯的灵魂以外，我自己也看不到任何有生气的精神力量”，也只有大力发扬俄罗斯民族精神，包括村社、家庭、自治、东正教、专制传统才能使俄罗斯强大。[101]
总的来说，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人数并不是很多，他们虽然不承认自己同19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的斯拉夫派思想具有联系，但其政治主张却明显植根于“俄罗斯民族精神”之中。他们既反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认为二者的根基都是工业文明。俄罗斯民族并不适宜于民主，只有专制制度、东正教、村社、自治、农业社会才是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