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战后苏联给予了犹太复国主义者道义上、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全方位的支持和援助。斯大林的这个决定几乎出乎所有西方观察家的预料。就是在苏联领导层内部，也有很多人不理解。那么，这其中的奥妙究竟何在？
1947年11月5日，也就是在联合国大会对巴以分治决议进行投票的前几天，苏联驻伊拉克临时代办А.Ф.苏尔塔诺夫给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苏尔塔诺夫分析了苏联支持犹太建国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有利因素是：会使全世界犹太人对苏联抱有好感，这其中也包括美国的犹太人。如果犹太国从英美银行和美元外交中脱离出来，可以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革命因素。对于不利因素，他谈了六点：①支持犹太人将会使整个阿拉伯世界疏远我们。②将会使英国人和反动的阿拉伯联盟高层联合起来，这对于阿拉伯国家中的人民民主力量的发展和苏联的外交利益是很不利的。③这将刺激阿拉伯联盟、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组成反苏的穆斯林同盟。④这将会对人民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带来不利影响。⑤犹太国将有可能成为美国人向中东地区扩展的基地。⑥在英国的挑唆之下，阿拉伯国家将不再相信苏联人是支持他们的。[110]总的来说，苏尔塔诺夫认为苏联支持犹太建国是弊大于利的。
然而，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的斯大林，还是采取了支持犹太建国的立场。这里尝试分析一下战后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原因。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其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苏联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经济恢复和发展是苏联所面临的极其严峻的任务。就苏联的实力而言，在当时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对抗；其次，在斯大林看来，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得战后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障。总的来说，莫斯科对雅尔塔体系基本上是满意的，斯大林原则上是遵守与西方划定的势力范围界限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对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111]
尽管奉行大国合作政策，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尚未确定或有待调整的地区，苏联还是不时地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扩张行迹。这突出体现在了伊朗、土耳其和巴勒斯坦问题上。伊朗、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均属于中东地区，历史上，这一地区一直是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进行角逐的场所。从19世纪以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以及南下波斯湾取得一个重要的不冻港，一直是沙俄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1917年十月革命后，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而自顾不暇，无力再争夺这块战略要地，于是苏俄的势力几乎完全退出了中东地区。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苏联重新开始关注中东地区。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目标中，土耳其、伊朗和巴勒斯坦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这些均是雅尔塔体系尚未确定或有待调整其势力范围的地区。在伊朗问题上，苏联采取的是一种咄咄逼人的与西方对抗的姿态。斯大林拒绝从伊朗撤军，支持伊朗国内反对党，甚至陈兵边界对伊朗政府加以武力威胁。在土耳其问题上，斯大林试图以实力为基础，通过恫吓和讹诈手段，要求对1925年缔结的《苏土友好中立条约》作出重大修改。但是在英美两国的强大压力之下，苏联方面不得不选择退却和妥协。由于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连连受挫，苏联要想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有所作为的话，巴勒斯坦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巴勒斯坦是大英帝国传统的势力范围。二战结束以后，这一地区却成了英国地区性防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之一。当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相互敌对，而且都希望摆脱英国委任统治的枷锁赢得独立。但是在巴勒斯坦，英国并不能像在其他地区那样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英美特殊关系也并不能给英国带来任何实际好处。尤其在犹太移民问题和巴勒斯坦的未来前途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矛盾。同时，没有美国人的支持，英国也很难在巴勒斯坦立足。
斯大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正是利用了英美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1946年9月，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在华盛顿给莫洛托夫发了一封长电报。诺维科夫指出：战后，大英帝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其统治基础已经动摇，特别是在印度、埃及和巴勒斯坦这些地区。美国和英国尽管在远东地区的政策保持一致，但是在近东地区，两国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地中海和近东地区是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这一地区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极大地吸引了美国人。因此华盛顿对于支持英国在近东地区的统治完全不感兴趣，美国更愿意由自己来直接控制地中海和近东地区这一战略要地。诺维科夫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将会成为英美矛盾在近东地区的焦点。美国要求英国允许10万名欧洲犹太难民移民巴勒斯坦，并非是出于对犹太难民的同情，而是美国垄断资本打算借此机会进入中东，把巴勒斯坦作为其石油管道的一个终端。虽然美国在中东地区势力的加强会直接威胁苏联的南部边界，但是英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矛盾同时也给了苏联人一个强势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机会。[112]
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关于斯大林如何看待这份电报的文献，不过，诺维科夫在电报中讲述的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估计和分析，是奉莫洛托夫之命而作，且在莫斯科受到极大重视。[113]由此可以判断，在审视了电报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之后，斯大林完全有理由认为苏联重返中东地区的机会来临了。
莫斯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策略显然吸取了在处理伊朗和土耳其危机时的教训，而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策略——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来处理。鉴于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地位，只要英国人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莫斯科就有了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机会。同时，斯大林也就有了介入中东地区其他问题的机会。斯大林当然不希望巴勒斯坦变成第二个约旦[114]，由于他无力直接阻止这类条约的签署，于是希望能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斯大林的策略无疑是高明的，他想使苏联在中东地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又不付出任何代价。
1948年2月18日，当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转交给联合国大会之后，苏联就开始正式参与了有关未来巴勒斯坦问题命运的讨论。摆在斯大林面前的有两个选择：或者支持阿拉伯人，或者支持犹太人。
当时苏联在阿拉伯国家中显然没有太多的外交活动空间，因为阿拉伯国家基本上都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如埃及仍处于法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伊拉克和约旦由哈希姆王朝统治，这些政权都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后，英国为了保持自己在中东的传统地位，对付苏联的扩张和美国的排挤，比战前更需要加强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而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要求建国的热情很高，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冲突日趋激化。这在斯大林看来，支持与英国直接对抗的犹太人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于是，利用英美矛盾，通过支持犹太人建国，苏联人终于重新返回了中东地区。
把英国逐出巴勒斯坦，削弱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是斯大林的目的，同时也是美国人的目的，于是苏联和美国都采取了扶植和拉拢犹太人的政策。此后，莫斯科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以色列国能够在巴勒斯坦成立与美苏两个大国的支持密不可分，英国人撤出之后，巴勒斯坦这块战略要地自然成了美苏两国都觊觎的目标。而在这个时候，对于新生的以色列国来说，确定在两极格局之中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在斯大林看来，如果以色列选择倒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那么苏联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就有了立足之地和代言人。如果以色列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而在美苏之间选择中立，它也会因为苏联对它的支持而采取对苏联亲善的政策，这同样也符合苏联的外交利益。退一步说，如果以色列倒向西方，那么与以色列势不两立的阿拉伯国家就会因此倒向苏联，美国也会因扶植以色列而深陷在中东地区的泥潭里。这样苏联则可以置身事外，在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前提下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115]尔后发生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切。可以说，在支持犹太建国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实际上做了一笔不输的买卖。
总之，在战后斯大林的外交战略目标中，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在最高地位。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缔造的雅尔塔体系保证了苏联所获得的政治权益，苏联对此是十分满意的。不过，在雅尔塔体系所未明确其势力范围的地区（如伊朗、土耳其和巴勒斯坦），斯大林认为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仍然有机会获得更大利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斯大林支持犹太人建国并非是出于对犹太人的同情，支持犹太建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于新生的犹太国是否会倒向苏联，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在莫斯科的对外政策目标中并无过多的考虑。由此也不难解释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支持犹太建国的同时，又发动了以“犹委会”案件为代表的大规模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
英美矛盾给了莫斯科进入中东地区的机会，莫斯科抓住这个机会，在将英国人逐出巴勒斯坦的同时，把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扩展到了中东和地中海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苏联的支持实现了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夙愿。
[1] 这里所说的中东，是指亚、非、欧三大洲相连接的地区。这个名称是过去欧洲人的说法，他们按照距离欧洲的远近，把东方各国分别称为“近东”、“中东”和“远东”。中东地区的范围，没有明确的划分，特别是“中东”和“近东”没有严格界线。本文提到这一地区时一般统称为中东地区，但是对所转引档案文献中的称谓，则保留其原有的译法——近东。
[2]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刘竞、张士智、朱莉著《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26页；邵丽英：《俄国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发展趋势》，《西亚非洲》1999年第4期，第36页；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时事出版社，2006，第25页。
[3] 果尔达·梅厄：《梅厄夫人自传》，章仲远、李佩玉译，新华出版社，1986，第217页。
[4] 参见车效梅《苏联对以色列建国政策透析》，《西亚非洲》2003年第4期，第39页；姜天明：《美英苏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的政策及影响》，《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78页；徐娅囡、吴建章：《苏联支持犹太建国动机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第70～71页。
[5] Платонов. О.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Х век. Эпоха Сталина，Москва：Московитянин，1996，с.268.
[6]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б. док. 1941-1953гг.，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0；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London：Frank Cass，2000.
[7] 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之前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
[8] Медведев Ж.А. Сталин и“дело врачей”，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1，c.78-103；№2，c.99-119.
[9] Исаев Г. Г.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1948-1951 гг.// Журнал политэкс，2006，№3，http：//www.politex.info/content/view/274/30/，2008年9月8日。
[10] Laurent Rucker，“The unexpected Alliance USSR and Israeli During the 1940’s”，Russia and Jewish world，2004，№2，http：//www.russkiivopros.com/index.php？pag=one&id=77&kat=6&csl=19，2008年9月8日。
[11]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46，2005.
[12] Медведев Ж.А.Сталин и“дело врачей”，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1，c.97.
[13] 参见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p.39-42。
[14]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64页。
[15]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8、29、30页。
[16] Шварц С.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Нью-Йорк：Изд-во им. Чехова，1952，с.100.
[17] Shimon Redich，Propfganda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Russian，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1941-1948，Boulder：Colorado，1982，p.13.
[18]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2.
[19] 30 January 1941，DISR，Part I，p.12.
[20] Nora Levin，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p.401.
[21] 第一次世界犹太人大会是在犹委会成立之前（1941年8月）召开的。
[22] 9 October 1941，DISR，Part I，p.12.
[23] 9 October 1941，DISR，Part I，p.11.
[24] 9 October 1941，DISR，Part I，p.13.
[25] 9 Match 1941，DISR，Part I，p.28.
[26] 9 Match 1941，DISR，Part I，p.28.
[27] АВП РФ，ф.0118，оп.4，п.13，д.1，л.2-3，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6.
[28] 25 January 1942，DISR，Part I，p.21.
[29] 25 January 1942，DISR，Part I，p.21.
[30] 31 August 1942，DISR，Part I，pp.41-42.
[31] 27 May 1943，DISR，Part I，pp.61-62.
[32] 14 September 1943，DISR，Part I，p.41.
[33] 基布兹是犹太人建立的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农庄。
[34] 4 October 1943，DISR，Part I，p.71.
[35] АВП РФ，ф.07，оп.4，п.29，д.30，л.3-5，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75.
[36] АВП РФ，ф.0118，оп.7，п.4，д.5，л.26-28，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09.
[37] АВП РФ，ф.07，оп.12а，п.42，л.1，30-38，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21-122.
[38] 1 January 1946. DISR，Part I，p.118.
[39]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12.
[40] Yaacov Ro’i，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 The USSR and Israel，1947-1954，New Brunswick，London：Transaction Books，1980，p.28.
[41] Yosef Litvak，“Polish-Jewish Refugees Repatried from the Soviet Union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Norman Davies and Antony Polonsky（eds.），Jews in Eastern Poland and in the USSR，1939-1946，London：Macmillan，pp.232、235、230.
[42] 参见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24页。
[43]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26～33页；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4，第118页。
[44] АВП РФ，ф.018，оп. 8，п. 7，д. 92，л.7-10，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14。
[45]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2，д.6，л.167-172，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57-160.
[46]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2，д.7，л.9-1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64.
[47]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47～49页。
[48]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50～52页。
[49] АВП РФ，ф.018，оп.9，п.17，д.77，л.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88-189.
[50] АВП РФ，ф.07，оп.12а，п.42，д.6，л.134-14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90-191.
[51]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2，д.8，л.107-109，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93-195.
[52] АВП РФ，ф.018，оп.9，п.17，д.77，л.6-1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99-200.
[53]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Официалиные отчёт Первой специально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Том I.Пленарные заседания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й.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28 апреля-15 мая 1947 года.-Нью-Йорк，1947，с.83-87，转引自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15、216、217-218。
[54] 29 May 1947，DISR，Part I，pp.198-199.
[55] 29 May 1947，DISR，Part I，p.199.
[56] Yaacov Ro’i，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p.83.
[57]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71页注1。
[58] 19 September 1947，DISR，Part I，p.222.
[59] АВП РФ，ф.059，оп.18，п.17，д.116，л.10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51、252.
[60] АВП РФ，ф.059，оп.18，п.41，д.301，л.351-352，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52.
[61] 乌拉圭代表团在联大提出立刻允许3万名犹太儿童移民巴勒斯坦；哥伦比亚代表团提出立即允许15万名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
[62] АВП РФ，ф.059，оп.18，п.17，д.117，л.60，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53.
[63] АВП РФ，ф.06，оп.9，п.22，д.267，л.72-73，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60-261.
[64]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71～92页；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第126页。
[65] Michael Cohen，Truman and Israe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170.
[66]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93～94页。
[67] FRUS，1948，Vol. 5，Washington，D.C.：GPO，1975，pp.637-640.
[68] FRUS，1948，Vol. 5，pp.546-554.
[69] FRUS，1948，Vol. 5，p.743.
[70]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98页。
[71] АВП РФ，ф.06，оп.10，п.15，д.160，л.4-7，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90-291.
[72] 果尔达·梅尔松就是后来的首任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梅厄夫人。
[73]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3，д.11，л.123-130，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293-294.
[74] 参见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李石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204页。
[75] 15 May 1948，DISR，Part I，p.281.
[76] АВП РФ，ф.89，оп.1，п.1，д.4，л.5，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305.
[77] 22 May 1948，DISR，Part I，p.285.
[78] АВП РФ，ф.89，оп.10，п.46，д.622，л.17，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308.
[79] АВП РФ，ф.089，оп.1，п.1，д.3，л.14-15，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348-349.
[80] 26 August 1948，DISR，Part I，p.327.
[81]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3，д.11，л.60-6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80-281.
[82] 13 February 1948，DISR，Part I，p.264.
[83] АВП РФ，ф.098，оп.1，п.1，д.6，л.3，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314.
[84] Mezhdunarodnaya Zhizn’，No.10，1998，p.87，转引自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2。
[85]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2.
[86] 哈加纳，以色列建国前犹太军事组织的简称。
[87] 果尔达·梅厄：《梅厄夫人自传》，第217页。
[88] 6 October 1948，DISR，Part I，p.376.
[89] 7 November 1948. DISR，Part I，p.400.
[90] Yaacov Ro’i，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 The USSR and Israel，1947-1954，p.155.
[91] АВП РФ，ф.089，оп.1，п.1，д.5，л.17，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433-434.
[92] 1939年5月17日，英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其主要内容是：1.英国政府明确宣布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家并不是它政策的一部分，它认为这种政策是违反《委任统治书》所规定的对阿拉伯人的义务的，是违反它从前对阿拉伯人的保证的；2.英国的目的是在十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与英国有条约关系的巴勒斯坦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将按人口比例参加政府，以保护双方的利益；3.五年内允许犹太人移民75000人入境，五年后如果没有阿拉伯人同意，不再允许犹太人入境；4.过渡时期内，给予英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一切权力来限制和禁止土地的转让。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14～22页；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第102页。
[93] 30 May 1945，DISR，Part I，p.98.
[94] Uri Bialer，Between East and West：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1948-195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80.
[95] Idith Zertal，From Catastrophe to Power：Holocaust Survivors and the Emergence of Israe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chapter III，p.238.
[96]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5.
[97] Yaacov Ro’i，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 The USSR and Israel，1947-1954，p.238.
[98] 12 December 1948，DISR，Part I，p.414.
[99] 12 December 1948，DISR，Part I，p.419.
[100] Marie-Pierre Rey，Juifs et émigration juive dans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soviétique：handicap ou atout？，1917-1991，Historiens et Géographes，No.322，1991，p.254，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5。
[101] 15 сентября 1948，АВП РФ，ф. 089，оп. 1，п. 1，д. 2，л. 8，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8。
[102] 15 сентября 1948，АВП РФ，ф. 089，оп. 1，п. 1，д. 2，л. 8，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8。
[103] Источник，№1，1996，с.154-155.
[104] Uri Bialer，Between East and West：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1948-1956，p.146.
[105] АВП РФ，ф.022，оп.5а，п.66，д.9，л.131-133，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I，с.342-343.
[106] АВП РФ，ф.089，оп.1，п.1，д.2，л.17-19，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I，с.411-412.
[107] 参见乔治·柯克《1945～1950年的中东》，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第456～457页。
[108] 16 октября 1948，АВП РФ，ф. 07，оп. 21б，п. 49，д. 39，л. 86，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8。
[109] 该决议允许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返回家园，同时阿拉伯难民有权对自己的财产损失进行索赔。参见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4。
[110]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3，д.11，л.62-64，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65.
[111] 1944年10月斯大林与丘吉尔达成划分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把希腊让给了英国。有关“百分比协定”的俄国档案包括1944年10月9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和1953年6月3日马立克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Источник，2003，№2，с.45-56），1944年10月10日莫洛托夫与艾登的会谈记录和10月17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Встречи，Беседы，Дискуссии，Дакументы，комментарии（1941-1945），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429-438、476-480］。以上档案的中译文参见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261～278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十六卷，第721～726页。对于斯大林与战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最新研究，见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
[112] 诺维科夫关于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给莫斯科的电报，1946年9月27日，АВПРФ，ф.06，оп.8，п.45，д.759，л.21-39。这份解密文件最早发表在俄文杂志《国际生活》（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90，No.11，c.148-154），不久后，美国杂志《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Vol.15，No.4，1991，pp.527-537）翻译刊出了英文本。
[113] 详见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ИВИ РАН，1998，с.6-7。
[114] 1946年 3月22日，约旦同英国签订伦敦条约，废除了英国的委任统治，英国承认约旦的独立，但保留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特权。
[115] 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斯大林曾经说过：“以色列将会长久地成为美国身上的‘一根刺’。”参见Медведев Ж.А. Сталин и“дело врачей”，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2003，№1，c.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