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2月举行的关于战后世界安排的雅尔塔会议上，巴勒斯坦问题并没有被列入会议议程。然而，苏联官方已经开始研究战后苏联的巴勒斯坦政策。1945年7月，“和平条约与战后秩序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报告。李维诺夫在报告中详细讲述了巴勒斯坦的地缘政治情况，并分析了当地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冲突的原因。报告的结论部分指出：由于苏联方面既不受阿拉伯人影响，也不受犹太人影响，因此，在有效的解决方案出笼之前，苏联政府应提出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来代替英国的委任统治政策。如果这个要求被英美拒绝，苏联政府可以要求苏美英三国对巴勒斯坦进行集体托管。[37]但是这个提议被伦敦和华盛顿拒绝了，英美两国是不可能把巴勒斯坦这么重要的战略地区交给苏联或让苏联参与托管的。在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向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提出建议：希望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作为交换条件，苏联从伊朗北部撤军。这个提议同样也遭到了贝文的拒绝。[38]
伦敦方面并不希望巴勒斯坦问题国际化，因为这将意味着英国在中东地区霸主地位的终结，同时也给莫斯科介入中东事务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鉴于英美特殊关系的存在，英国无法拒绝美国参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而在此问题上英美又存在严重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否允许欧洲犹太难民移居巴勒斯坦。
1945～1947年，设在德国和奥地利难民营里的犹太难民数量从7000多人增加到25万人，其中大多数来自波兰。[39]根据苏联和波兰1945年7月所签署的协定，所有在1939年9月19日进入苏联的波兰公民（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将被允许返回他们的祖国。在苏联与波兰签署协议之前，就有大约5万名波兰犹太人离开苏联回到波兰。[40]1945年7～12月，又有22058名波兰犹太人离开苏联返回波兰。1946年1～8月，离开苏联的波兰犹太人数目增加到了173420人。在德国统治期间，由于纳粹的宣传，波兰国内的反犹主义情绪激增，战后，波兰境内的反犹排犹事件时有发生。1946年6～9月，就有63000多名犹太人被迫离开波兰，进入盟军控制的德国和奥地利地区。[41]
面对日趋严重的欧洲犹太难民问题，政治家们必须想出解决的办法。杜鲁门总统支持这些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移民到巴勒斯坦去，这是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已经关闭了大量接纳犹太难民的难民营。而英国政府担心这样做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不满，故此坚决反对。
1945年8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致信英国首相艾德礼，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增发10万张移民许可证，允许10万名犹太难民移民巴勒斯坦。[42]作为对美国总统的回应，英国首相艾德礼提议组建“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对欧洲犹太难民问题展开调查。该委员会于1946年1月成立，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之后，向英美两国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该报告的主要内容是：由于阿犹双方的敌对状态，目前不可能成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应继续由英国保持委任统治；立即给欧洲10万名犹太难民发放移民许可证，取消对犹太人购买土地的限制等。[43]
这份报告显然是英美两国立场的折中产物。美国总统杜鲁门希望利用巴勒斯坦问题插手中东事务，排挤英国势力，所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了与英国显然不同的政策。英美在犹太难民问题上的矛盾对于苏联来说是进入中东地区角逐的大好机会。于是莫斯科开始在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
在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苏联在犹太难民问题上不再保持沉默。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司长捷卡诺佐夫给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苏联继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持沉默是危险的，这种沉默会被美国、英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看作是对英美调查委员会报告的一种妥协。对这个问题他提出了4点意见：①没有联合国参与而组建的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无权讨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②欧洲的犹太问题不能靠移民巴勒斯坦来解决，只有在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实现欧洲民主化的同时给犹太群众一个正常的生活条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犹太问题。③英国必须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从巴勒斯坦撤军。④在建立民主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条件成熟之前，巴勒斯坦应该由联合国托管。最后，捷卡诺佐夫建议：我们不应该在联合国讨论的时候提出该问题，这个问题应该由阿拉伯国家提出，然后我们表示赞成。[44]捷卡诺佐夫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到苏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
伦敦方面在1946年7月31日抛出了一项莫里森·格雷迪计划（Morrison-Grady Plan），建议把巴勒斯坦分成4个部分：一个阿拉伯自治省、一个犹太自治省和两个英国直辖省（耶路撒冷和内盖夫），这些地区均由英国高级专员管理。阿犹双方均拒绝了这个计划，美国杜鲁门政府也表示不能接受英国人的计划。[45]
1946年9月6日，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副司长马克西莫夫在给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捷卡诺佐夫的报告中表达了苏联对莫里森·格雷迪计划的态度。苏联重申了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即英国必须从巴勒斯坦撤军，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在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巴勒斯坦国之前应由联合国出面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46]
1947年1月27日，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也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代表）在伦敦与英国政府就巴勒斯坦的未来前途进行谈判。而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于29日开始分别同英国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进行非正式会谈。最后贝文提出了一项折衷建议：在5年内实现阿犹自治，5年之后巴勒斯坦过渡为一个独立国家，过渡期内继续由英国实行委任统治。[47]这个提议又被阿犹双方所拒绝。于是，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1947年2月18日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48]
对于英国人的这一举动，苏联外交人员很快就作出了分析。1947年3月6日，苏联外交顾问什泰恩在给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的报告中指出：伦敦决定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来解决是出于以下原因。①英国人和阿犹双方的谈判都陷入了死胡同，提出让两个民族都接受的计划已经是不太可能了。②维持巴勒斯坦的现状需要大量的军队和物资，这对于英国人来说目前是比较困难的。③1946年英国和外约旦签署了条约，使得英国有可能把其中东地区的主要战略基地由巴勒斯坦转移到外约旦。④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什泰恩认为：“英国人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绝对不意味着放弃巴勒斯坦，也不意味着它要将自己的军队从巴勒斯坦撤离。这只是一个十分灵活的外交手腕，因为贝文推断联合国的任何一个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都绝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英国人认为自己依然是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国，所以，任何一个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没有英国人的同意都是不可能通过的。殖民大臣柯里奇·琼斯更是直截了当地说：‘英国人并不打算放弃委任统治。’英国人保留了自己在巴勒斯坦的地位以及军队的同时，把责任抛给了联合国，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在报告中，什泰恩还分析了美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巴勒斯坦对于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它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还具有经济利益。英国人留在巴勒斯坦对华盛顿来说就意味着通向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管道终端控制在英国人手中；占有巴勒斯坦，就意味着美国在地中海地区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地。众所周知，美国在地中海地区还没有基地。”[49]
关于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什泰恩指出：“在未来联合国的讨论中，苏联应该坚决主张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50]
英国决定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为苏联介入巴勒斯坦事务提供了机会。1947年4月12日，马克西莫夫对于未来苏联在联合国就巴勒斯坦问题进行讨论时的立场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①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必须结束。②英国军队必须从巴勒斯坦撤离。③由联合国出面组织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民主的巴勒斯坦国，保证巴勒斯坦境内的各族人民享有平等权利。④欧洲的犹太问题不能靠移民巴勒斯坦来解决。只有在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实现欧洲民主化的同时给犹太群众一个正常的生活条件，才能解决犹太问题。[51]1947年4月15日，马克西莫夫在给近东司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又一次重申了这4点意见。[52]
直到1947年4月中旬，莫斯科依然没有对犹太人建国问题提出明确看法，官方的意见只是强调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民主的巴勒斯坦国；对于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一问题，苏联方面也并未表示赞成。真难想象1个月之后，苏联方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著名演说
1947年4月28日至5月15日，联合国在纽约召开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会议。会议结束的前一天，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做了发言，葛罗米柯在演说中提到了犹太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苦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民族遭受到非常的不幸和苦难。毫不夸张地说，这种不幸和苦难是不能用笔墨所能尽述的。……在希特勒分子统治领土内的犹太人几乎全部遭到肉体上的灭绝。死在纳粹手中的犹太人估计约有600万。西欧只有大约150万犹太人在战后幸存了下来。……在欧洲，大量犹太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的生活来源。几十万犹太人正在各国流浪求生和寻找安身之所。其中很多人目前依然滞留在难民营里。”
随后葛罗米柯在演说中讲述了为什么犹太民族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事实证明，西欧国家并不能保护犹太人的生存和权利，使他们免受希特勒分子及其盟国的暴力迫害。……这说明犹太人渴望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是合理的。不考虑这个事实而拒绝犹太人有建国的权利是不公正的。不把这个权利赋予犹太民族是没有理由的。”
葛罗米柯还谈到了巴勒斯坦的前途问题：“在关于巴勒斯坦将来的行政组织问题比较著名的几个计划中，我愿意提一提下列几个计划：
一、建立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享有平等权利的单一的阿拉伯—犹太联邦国家；
二、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
三、不顾及犹太居民的权利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
四、不顾及阿拉伯居民的权利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
葛罗米柯在演说中逐一分析了这几种方案。他指出：
无论是建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国也好，还是建立一个单一的犹太国也好，都不会使这个复杂的问题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也不会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
建立一个阿拉伯—犹太联邦国家被认为是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可行性方案之一。……但是由于阿犹关系恶化而导致这个方案难以实现，那么就必须考虑第二个方案。该方案就是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
在这里葛罗米柯强调：
只有证实了阿犹居民关系确已恶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并且不能保证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和平共处时，这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才是妥当的。”[53]
葛罗米柯在1947年5月14日的演说是苏联外交史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它标志着历史上曾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苏联开始站在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边。他在发言中不止一次提到了犹太民族（еврейский народ）这个概念。众所周知，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曾多次否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所以葛罗米柯的这次演说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意义无疑是巨大的。本-古里安对葛罗米柯的演说作出了如下评价：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大国的领导人（杜鲁门总统除外）谈论有关犹太民族悲惨命运的话题。这些话，葛罗米柯是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讲的，葛罗米柯讲话的重要性和意外性不在于叙述了犹太人的悲剧和苦难，而在于他对目前犹太人问题作出分析后而得出的结论。……全世界第一次听到了苏联代表对我们的认可：犹太人民对建立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信心。[54]
值得注意的是，葛罗米柯在演说中并没有对支持分割巴勒斯坦的计划作出任何承诺，这也让犹太人感到了一丝不安。对此，本-古里安说：“我们也不能过于看重那些国际领袖对我们表示友善的一些讲话。”[55]美国外交人员甚至认为，苏联在最后时刻依然会站在阿拉伯人一边。[56]
1947年5月15日，联大巴勒斯坦特别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一个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危地马拉、印度、伊朗、荷兰、秘鲁、瑞典、乌拉圭和南斯拉夫11个国家组成的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并授权这个委员会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
1947年9月初，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了调查报告。报告首先建议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在经过一段时间过渡后让巴勒斯坦实现独立。但在独立后建立什么国家这个问题上，特别委员会摆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由加拿大、乌拉圭等7个国家提出的多数派方案，一种是由印度、伊朗、南斯拉夫三国提出的少数派方案（澳大利亚对这两种方案都不赞成，故此没有投票）。多数派方案赞同巴勒斯坦实施分治，即委任统治期结束后经过两年过渡期，分别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人国家和一个独立的阿拉伯人国家，圣城耶路撒冷由联合国出面实行国际托管。在两年的过渡期内，仍由联合国委托英国代为管理。少数派方案则主张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包括一个阿拉伯实体和一个犹太实体的联邦国家。由于特别委员会内部无法取得一致，这两个方案同时提交联合国大会。[57]
1947年9月19日，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驻华盛顿代表伊利亚·爱波斯坦会见了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查拉普金和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一秘瓦维洛夫。爱波斯坦询问苏联方面是否会在联合国投票时支持由伊朗、印度和南斯拉夫等国提出的少数派方案。查拉普金说：“你们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58]查拉普金的回答打消了犹太人的疑虑。
1947年9月30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给纽约的副部长维辛斯基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应该反对大多数国家都赞成的多数派方案。同一天，莫洛托夫给维辛斯基发了第二封电报，强调：“支持‘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多数派方案”符合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葛罗米柯同志所提到的建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犹太联邦国家只是我们的一个策略，我们不能主动提出成立犹太国这样的建议。我们的态度是：第二种意见要更好一些，这是特别委员会经过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应该支持这个方案。我们应该遵循大多数意见，这是值得肯定的。”[59]
1947年10月13日，苏联代表查拉普金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确认了苏联将投票赞成多数派的方案。10月15日，维辛斯基从纽约给莫洛托夫发来电报：“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声明使得犹太人非常赞赏，阿拉伯人则显得失望，尽管他们在葛罗米柯讲话之后对我们改变态度还抱有些许希望。叙利亚人在查拉普金发言之前对我说，他们更赞成少数派计划，那个多数派计划，阿拉伯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尽管阿拉伯人对我们的态度不满，但是他们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了美国人。”[60]
此时，联合国大会关于犹太难民问题的讨论也在紧张进行。
1947年10月16日，莫洛托夫给维辛斯基发电，指示苏联代表团应该支持乌拉圭和哥伦比亚代表提出的建议。[61]莫洛托夫在电报中还指示，苏联代表团也应该支持南斯拉夫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即允许设在塞浦路斯岛的犹太难民营中的所有犹太难民都移民巴勒斯坦。[62]苏联人这时已经完全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了。
1947年10月26日，莫洛托夫给斯大林提交了一份由维辛斯基起草的备忘录。其中谈到了英国在巴勒斯坦结束委任统治后的过渡时期以及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备忘录的大意是要求从1948年1月1日起取消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英国军队将在委任统治取消后的3～4个月内从巴勒斯坦撤出，委任统治取消后的1年为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由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托管。维辛斯基在备忘录中指出，所有这些意见都征得了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的同意。[63]由此不难看出，此时苏联已经和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就英国结束委任统治后的一些事宜取得了一致意见。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讨论之后，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11月29日就巴勒斯坦分治方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的结果是33票赞成、13票反对和10票弃权。大会最终以超过2/3多数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即联合国181号决议）。分治决议的主要内容是：①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应尽快结束，无论如何不得迟于1948年8月1日；委任统治国的武装部队应逐步撤离巴勒斯坦，并应尽快撤完，无论如何不得迟于1948年8月1日；阿拉伯独立国和犹太独立国以及耶路撒冷国际特别政权，应于委任统治国武装部队撤退完毕后两个月内在巴勒斯坦成立，无论如何不得迟于1948年10月1日；大会通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到阿拉伯和犹太两独立国成立的时期，应视为过渡时期。②在委任统治结束后两个月内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和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犹太国的总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6.4%），阿拉伯国面积为1.12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2.8%）。③圣地耶路撒冷及其附近郊区村镇（约158平方公里）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由联合国管理，指定托管委员会代表联合国担负管理当局的职责。[64]
在表决过程中，苏联的立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斯大林控制了联合国5个成员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的票。如果苏联集团投反对票或者是弃权票，那么建立以色列所必须的2/3的选票就不能得到。尽管得到了苏联集团的支持，但是分治决议能否通过表决依然充满变数。此时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对多数派能顺利通过表决起了关键作用。在联大表决前，“依照来自白宫的命令”，美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全面的幕后游说活动。白宫和国务院高级官员直接参加了对一些国家的游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向一些原先对分治态度未定或反对分治的国家施加了各种形式的压力。例如，原先在联合国公开表示反对分治的菲律宾和海地迫于压力投下赞成票，美国威胁法国说如果反对分治就会终止对其援助，于是法国代表在距投票前不到两小时收到巴黎的指示：投赞成票。[65]在冷战开始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反而在支持犹太人建国这一问题上形成了默契。
在分治问题上美国的反复和苏联的坚持
联合国巴以分治决议一通过，立刻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一致反对。阿拉伯联盟会员国（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总理和外交部长于1947年12月8～17日在开罗召开了一次会议，发布了一项声明，宣称：阿拉伯人“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而战，并且遵照真主的意志，决战至最后胜利”。声明说，阿拉伯联盟已经同意“采取决定性的手段”，以防止巴勒斯坦的分治。[66]
分治决议在联合国刚刚获得通过，巴勒斯坦的阿犹双方立即陷入暴力冲突，冲突很快演变成一场全面内战，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非正规武装也开始介入。阿拉伯国家反对分治的态度非常强硬。1948年2月，他们向杜鲁门建议，如果联合国无法实施分治决议，而又无法提出能为双方都接受的替代方案，就有必要在一段时间内实行某种形式的托管。[67]
随着巴勒斯坦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也开始表现得犹豫不决。从本意上讲，美国也并不愿意看到巴以分治计划顺利实施，因为美国人担心这样会给苏联开启进入中东地区的大门。苏联势力扩展到中东地区将直接威胁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地位。
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1948年1月给国内发了一封长电报。凯南提出，美国应该改变其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政策，因为分治政策将为苏联向中东地区派驻军队提供方便。苏联军队将会被用来在巴勒斯坦地区维持秩序。苏军进入巴勒斯坦将有利于苏联政府在当地派遣间谍、开展宣传、颠覆当地的阿拉伯政权，并用所谓的人民民主政体取而代之。莫斯科在巴勒斯坦驻军则意味着苏联将从侧翼包抄希腊、伊朗和土耳其，并对美国在地中海东部的势力范围构成潜在的威胁。根据凯南的判断，苏联暗地里将会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提供武器，使得当地的混乱局势进一步加强。最后，凯南得出结论，巴勒斯坦分治计划有利于苏联实现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该计划将动摇当地的非共产主义政权的统治基础。[68]
乔治·凯南这位美国遏制政策理论之父的电报，显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加之巴勒斯坦的局势不断恶化，杜鲁门总统感到有必要对巴勒斯坦政策进行调整。1948年3月19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向安理会建议：“鉴于巴勒斯坦的局势日益恶化，我国政府认为应由联合国托管委员会在巴勒斯坦建立临时托管以维持和平。”[69]
美国代表的这项建议意味着美国在分治政策上的倒退。1948年3月30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安理会第275次会议上发言，谴责了美国阻挠联大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实施。葛罗米柯指出：“美国并不关心巴勒斯坦前途问题以及阿拉伯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公正解决，而只是关心它自己在近东的石油利益和军事战略地位。”[70]
尽管苏联方面反对，但是联合国安理会依然决定在1948年4月1日召开特别会议，对巴勒斯坦的未来前途进行讨论。4月9日，莫洛托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汇报了他给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下达的最后指示：苏联代表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是捍卫巴以分治计划，反对美国提出的托管方案。[71]
当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出现反复的时候，只有苏联依然坚持支持巴以分治决议。从1947年5月14日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起，苏联已经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了。
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美国巴勒斯坦政策的转变也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在苏联的支持下，犹太代办处拒绝了美国所提出的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的建议，犹太代办处耶路撒冷政治部领导人果尔达·梅尔松[72]宣称：“我永远也不会同意托管，除了建立独立的犹太国之外，我也不会同意其他任何决定。”犹太恐怖主义组织伊尔贡（Irgun）对“背叛了犹太人事业的美国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宣称：“如果美国军队被派往巴勒斯坦来实现托管的话，我们将与之决一死战，我们对待美国人就像对待英国占领者那样。”[73]
1948年5月14日，在巴勒斯坦飘扬了30年的英国国旗被降了下来，委任统治正式宣告结束。当天下午4点，犹太民族委员会在特拉维夫博物馆举行了简短的立国仪式。执委会主席本-古里安宣读《独立宣言》，犹太国以色列正式成立。11分钟以后，美国政府即宣布“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临时政府”。[74]
5月15日，以色列临时政府外交部长谢尔托克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了电报：“我满怀敬意地通知您，请求您向您的政府汇报，昨晚，由各个犹太组织选出的犹太国家民族委员会举行会议，在英国的委任统治结束后，以联大1947年11月29日决议为基础，独立的犹太国在巴勒斯坦宣告成立，这个国家被称为以色列。……我以以色列临时政府的名义请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以色列国给予官方承认。我希望你们应该尽快地承认以色列国。我相信，它一方面将巩固苏联和苏联人民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犹太人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在整体上看将有助于在国际关系中实现和平与公正。我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对苏联人民的感谢。”[75]
5月18日，莫洛托夫给谢尔托克回电：“我在5月16日收到了你们的电报……我宣布，苏联政府决定正式承认以色列及其临时政府。苏联政府希望，犹太人民主权国家的建立将有助于巩固巴勒斯坦和近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苏联政府确信苏联和以色列的友好关系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76]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国家。
5月24日，谢尔托克给莫洛托夫发电：“我们收到了你们在5月18日的电报，我们非常感谢苏联政府承认以色列。……希望以色列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建立更加深厚的友谊。我请求你们答复，你们是否同意以色列国立即向莫斯科派遣代表团建立公使馆或者临时代办处，同时请求苏联方面派遣同级别的代表团前往特拉维夫。”[77]
5月25日，莫洛托夫的回电：我在5月24日收到了你们的电报，苏联政府同意以色列向苏联派遣公使或者临时代办。同时，苏联也准备向特拉维夫派遣代表团。[78]
1948年8月17日，苏联驻以色列公使叶尔绍夫向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理本-古里安递交了国书。[79]8月26日，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果尔达·梅厄也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国书。[80]苏以两国正式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