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是美苏冷战战略确立和冷战格局形成的一年。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后，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斯大林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随之破产。针对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斯大林在经过短暂的犹豫后，认清了美国借助马歇尔计划向东欧进行经济渗透的企图，不仅自己抵制，也禁止东欧各国参加马歇尔计划。这一事件的重要影响是斯大林决定把拟建中的共产党新国际机构的职能，从仅仅交换情报，沟通情况，转变为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方针，这表明苏联对外战略思想发生了改变。由此，苏联战后初期推行的大国合作战略就转变为集团对抗战略。在1947年9月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宣布了“阵营对抗理论”，并通过批判法共和意共，训导东欧各国共产党以议会外斗争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随后东欧各国共产党陆续完成了建立垄断政权的任务，而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显然落后了。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各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明显折射出国际舞台斗争的影子。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完成，联合政府的“协议机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围绕国家下一步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发生了分歧，双方都坚持以自己的民主观念来建立相应的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谁战胜谁”的问题变得迫切起来。为了取得夺权斗争的胜利，联合政府中的各政治力量进行了分化组合，并逐渐形成两大政治集团：一方是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为首的左翼集团，它们得到了莫斯科的外部支持；另一方是以国家社会党为代表的右翼集团，它们努力向西方寻求支持，但它们得到的只是一些空洞的口头承诺。
这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比较棘手的有两个：一是1947年夏末的旱灾造成的粮食歉收，由此引起的粮食供应问题；二是捷克中央集权主义与斯洛伐克分离主义的斗争。哥特瓦尔德政府经受住了考验，成功地解决了粮食问题和民族问题。
1947年夏末，捷克斯洛伐克遭遇了罕见的旱灾，各类农作物的收成与预计产量比较，粮食只达到63%，土豆48%，饲草1/3。[115]政府被迫降低了供应标准，这引起了黑市猖獗。资产阶级政党借经济困难之机向共产党发难，把困难归咎于哥特瓦尔德政府推行的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针，说这是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的结果；同时唆使农民拒不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建议他们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形势越坏，对我们就越好”。[116]
为了解决粮食危机，哥特瓦尔德政府向苏联和美国政府都提出了援助请求，对此，美苏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因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美国回绝了捷政府的请求。美国驻布拉格大使斯坦哈特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目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灾难“非常有好处”。“我认为今后约三四个月时间内就要摊牌了，那里真正紧要关头就要到来，形势将发展到使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条件”。“我们最好是听其自然”，“在我看来，目前阶段靠后站和对求援的呼吁充耳不闻，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马萨里克对美国的这种态度十分失望，他说：“华盛顿对我（没有参加巴黎会议）的处境一点也不理解，他们不答应我们所请求的贷款和援助是极严重的错误。”[117]
而苏联领导层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援助请求非常重视。在接到哥特瓦尔德的求援信后，11月29日，斯大林通知哥特瓦尔德：“我们可以向你们提供60万吨粮食，而不是我们先前答应的40万吨和你们要求的55万吨”，并保证“在年末就向你们供应10万吨粮食”。斯大林还同意可以捷克方面提出的价格购买苏联的重工业设备，并建议在最近四五天内就签订贸易条约。[118]斯大林不仅满足了哥特瓦尔德的援助请求，而且还主动增加了援助的数量。其实这一时期苏联的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也发生了因干旱而引起的饥荒。按照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说法，由于饥荒，在苏联国内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况。[119]苏联的援助改善了因莫斯科禁止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马歇尔计划导致的苏联在捷影响力下降的局面，而美国的做法则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政党阁员和普通居民非常失望。捷共对苏联的援助广为宣传，同时攻击美国对捷饥荒所采取的行为是“利用饥荒扼杀人民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豺狼的企图”。[120]
在寻找外部援助的同时，捷共集中力量做农村工作。根据哥特瓦尔德的提议，在政府中组建了粮食问题特别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克服粮食供应困难，说服农民履行交售义务，同时揭发地主、富农和其他不履行义务的人。粮食问题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工人、有觉悟的农民、各政党和全国性群众组织的代表构成。[121]为了扶助遭到歉收损害严重的小农和中农，捷共建议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同时对受灾农民提供物质援助。政府各党派一致同意采取这些措施，但在这笔款项筹集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捷共建议向地主、企业家、商贩和其他一些拥有资产达100万克朗的人征收特别税，非共产党部长则要求这些款项应由国库支出。在9月2日举行的政府会议上，12名非共产党部长否决了捷共提出的关于征收百万富翁税的建议。[122]
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捷共转而寻求群众支持，把非共产党部长的行为公诸于众，提出了“让富人出钱！”的口号。随后全国各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和各群众组织纷纷举行集会，向政府呈交要求通过征收百万富翁税的呼吁信。捷共的建议得到费林格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9月11日，捷共与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就征收百万富翁税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还规定两党就其他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共同承担巩固民族阵线的责任。最后，非共产党部长被迫做出让步，在10月21日召开的政府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征收百万富翁税的决议。[123]在这场围绕经济问题而展开的政治斗争中，苏联及其支持下的捷共取得了全面胜利，资产阶级政党集团及它们指望的西方则名誉扫地。这次胜利为捷共即将开始的夺权斗争增加了胜利的筹码。
1947年秋天，捷共还取得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胜利，即通过揭露“斯洛伐克密谋”成功地击溃了斯洛伐克民主党。事件的过程比较简单。1947年9月中旬，国家安全机关公布了“斯洛伐克密谋”的官方消息，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民主党知名活动家布加尔、肯内被指控与旨在从事谋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镇压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者的地下反动分子有联系。[124]目前还很难判定，这种指控是否属实。值得注意的是，同期东欧其他国家的反共分子均已被除掉，一些领导人，如米科拉伊奇克（波兰）、纳吉（匈牙利）逃亡西方，另一些人，如马尼乌（罗马尼亚）则被捕受审。“斯洛伐克密谋”事件被揭露出来后，斯洛伐克各工厂委员会展开宣传活动，要求改组民族执行委员会。10月31日，执委会主席胡萨克和15名执委会部长中的5名成员提出辞职，并向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提出执委会全体成员集体辞职的要求，遭到斯洛伐克民主党的拒绝。布拉格中央政府责成哥特瓦尔德同各党派就改组斯洛伐克执委会的问题进行谈判。在11月17～18日召开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民族阵线会议上，经过协调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民主党丢掉了执委会中的全部席位，而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新执委会中占有了主席和4个部长席位，被斯洛伐克民主党合并的劳动党和自由党各获得2个席位，无党派人士获得2个席位。[125]对捷共来说，通过揭露“斯洛伐克密谋”沉重打击了斯洛伐克民主党，巩固了斯共在斯洛伐克地区的实力。对布拉格中央政府来讲，这一事件暂时解决了捷克人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强化了中央集权。捷共似乎看到了通过这一手段打击对手的良好效果，捷共领导人、农业部长朱里什打电话给《红色权利报》主编诺维说，需要经常地揭露密谋，而且不只是几天一次。[126]
在1947年末各党派围绕经济问题进行的斗争中，捷共取得了全面胜利。从斗争的手段来看，既使用了议会斗争方式，也使用了议会外的斗争方式。但从斗争的目标来看，这还不是最后的夺权，捷共把建立对政权垄断的目标寄托在定于1948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上。在此之前，东欧各国共产党均完成了夺权任务，只有捷克斯洛伐克还没有左转，这种情况令莫斯科非常恼火。
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后，莫斯科最为担心的就是捷共的命运。捷克斯洛伐克有着比较浓厚的议会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势力又很强大，斯大林对捷共能否取得议会斗争的胜利忧心忡忡。1947年6月底，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古利亚耶夫来到布拉格。他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向哥特瓦尔德转交一份日丹诺夫致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关于法国共产党不参加政府的信的复印件。斯大林的意图是想让捷共知道联共（布）中央对法共的不满，同时了解一下捷共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回到莫斯科后，古利亚耶夫准备了一份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分析报告，分别呈送给国家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米高扬、马林科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文件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党派之间斗争尖锐，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支持的反动分子异常猖獗。他们的活动带有鲜明的反社会主义、反苏联的性质，还大肆宣扬美国人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过程中不存在的功绩，并吹嘘美国和英国的民主是多么美好”。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政策，古利亚耶夫指出，共产党人揭露反动派及其“外国朋友”的宣传具有局限性，因为共产党“并不总能对敌人的宣传和反动党派的群众性集会所造成的危害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报告认为，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善于掌握国家机器，对国家机关的渗入不够。例如，在由诺塞克领导的内务部里，在部属48个司、局长中仅有14名共产党人；财政部共有这一级别的干部75名，其中只有5名共产党人；在由其他政党的成员担任部长的部，情况比这还要糟。例如，在由社会民主党人劳什曼担任部长的工业部，在131名负责领导工作的人员中只有13名共产党人；在外交部的51名干部中仅有7名共产党人；在司法部仅有2名共产党人，而且这些人均身居次要职位。根据这些事实，古利亚耶夫得出结论：“共产党领导人将其主要的活动集中于争取议会多数，而与此同时却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去夺取反动势力在国家机关、军队、农村，在各中产阶级中占有重要阵地。结果是，一个组织严密和拥有上百万党员的党却没有以应有的方式被动员起来，去同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127]
在苏联抵制并禁止东欧各国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后，斯大林决定赋予拟建中的共产党新国际机构以协调职能。为了准备这次会议，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收集整理了大量东欧各国共产党所犯错误的材料。9月，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呈交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文件指出：“共产党领导人满足于议会活动，对巩固党组织的政治问题和党在广大群众中影响的问题关注不够。共产党在民族阵线活动期间对阵线中对手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错误地认为同民族阵线中的反动政党合作是可能的。”随后文件分别举例说明了捷共在民族阵线、国有化、群众组织、军队、少数民族等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最后得出结论说：“从对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政治经济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银行进行的改革，在农村经济采取的措施，两年计划的顺利进行，工人和农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以及共产党在大选中的获胜，都极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和民主力量的实力，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巩固。但随着国际斗争形势的紧张，国内形势也反映出这样的特点，国内反动派在国外反动派，首先是美国和英国的支持下，变得非常活跃。民族阵线中的形势也变得紧张和严重。斯洛伐克反动派积极活动的结果，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共和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最薄弱的环节，斯洛伐克的局势非常紧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能够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继续沿着民主道路前进，条件是如果它能够快速地消除错误，在利用议会斗争形式的同时，为了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而广泛地利用其他形式。”[128]
显然，对陆续收到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的报告引起了联共（布）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注意。为了筹备共产党新国际机构会议，8月27日，日丹诺夫在致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了对东欧各国共产党所犯错误进行批评的问题，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29]只是后来考虑到内部团结的问题，最后日丹诺夫从批判名单中删掉了捷共。
在9月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各国共产党代表都清楚，批判法共和意共走议会道路的错误旨在影射捷共。在会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阶段，波兰代表哥穆尔卡对捷共夺权太晚提出指责。南共代表卡德尔批评捷共对和平的、议会的、选举的道路存在幻想。[130]敏感的斯兰斯基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131]，他以“阵营对抗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当前形势。斯兰斯基在发言中坦承“我们法国同志的政策有严重错误。即使在我们这里，我们也感觉到了法国事件的后果，因为它鼓励了我国的反动派”。斯兰斯基论证说，“他们（英美帝国主义者）关注的中心之一是捷克斯洛伐克。这是因为：第一，捷克斯洛伐克对他们来说是一块肥肉，失去它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甘心的；第二，英美帝国主义者明白，法西斯德国战败后，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中欧和东南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商品投资者和工业制品供应者；第三，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仍未死心，仍打算借助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反动力量拼凑反动阵线和反共集团，目的是颠覆人民民主制度。毫无疑问，国内所有政治阴谋，所有把反动力量联合起来的企图的幕后操纵者都是美、英间谍，他们插手班杰拉分子的土匪行动和斯洛伐克地下法西斯组织的活动。”说到对策，斯兰斯基向与会者保证：“在日丹诺夫同志报告之后，我们进一步意识到，面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责任是：加强和进一步展开我们已开始的对反动派的反攻，把反动派从他们的阵地赶走，揭露他们充当旨在反对现今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势力的代理人，最后，粉碎反动派，在这一过程中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132]从斯兰斯基的发言中可以看到，捷共总书记已经接受了“阵营对抗理论”，决心通过议会外的斗争方式进行夺权斗争，斯兰斯基的发言成为近期捷共的战略和策略纲领。
斯兰斯基回国后，捷共领导人制定了向资产阶级政党势力展开进攻的一些措施：第一，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取得51%以上的选票，这样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可以拒绝同其他政党合作；第二，分裂资产阶级政党，把“右派”领导人清除出去，从而使其驯服于共产党；第三，改变民族阵线的结构（共产党占据主导地位）。[133]随后，在11月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详细讨论了这些措施的细节。[134]
尽管捷共根据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的指示，制定了向敌对力量展开进攻的方针，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把通过议会选举获胜列为首选政策。12月29日，苏联斯拉夫委员会工作人员斯梅罗尔在向苏联外交部提交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报告中介绍了这种情况：党的领导同志说：“过两年，那时反动派将被迫认输”，“现在我们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招募人员入党上，当我们获得了51%的选票后，那时再从事其他的事情”。斯梅罗尔谈到了捷共接收党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什威尔莫娃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纪检委员会会议上说：“现在很多党员是群众党员：我们党是群众性质的党，而在苏联则是由那些精选上来的人组成党。因此对所有的人来说，通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需要吸收50万名党员，接收所有的人，在选举结束后再进行清洗。”[135]捷共在招募党员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从1947年9月到12月，约有15万名新党员加入捷共和斯共，其中包括从其他党派转入的党员。到1948年初，捷共计有126.6万名党员，斯共计有15万名党员。[136]然而，何时开始向对手展开进攻的问题则被拖延下来。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政党集团也在为夺权做着积极准备。11月，社会民主党召开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以283：182压倒多数的选票解除了费林格的党主席职务，反共势力控制了中央委员会。[137]贝奈斯知道此事后说：“对他来讲，这是自从回到布拉格后最幸福的一天。”[138]12月末，5名国家社会党人和5名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德尔蒂纳家里秘密集会，商讨夺权计划。国家社会党人努力把社会民主党人拉到自己一方，使该党同共产党进行合作成为不可能。会议一致决定，双方共同保卫“议会民主和公民自由”。[139]
社会民主党右转对捷共的影响非常大，这意味着捷共指望通过联合社会民主党获取议会选举51%以上的选票组建政府的计划无法实现。劳什曼回忆说：“1947年底1948年初，哥特瓦尔德曾对我说：‘假如大选在今天举行，那么他不排除失去选票的可能。但是，他坚信依靠底层的农业资产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和东正教徒，为争取有利于民族利益的、新的和激进的法律而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所争取的法律的确令人民感兴趣，这就可以防止选票下滑的局面。’他已经不提51%了。”[140]1948年1月，共产党控制的情报部所辖的舆论研究所举办了一次盖洛普型民意测验，测验结果表明，捷共只可能获得全部选票的28%左右，而1946年时则是38%。考虑到测验是由共产党人自己主持的，而且1946年选举前进行的一次类似测验的误差仅有0.5%，捷共有些领导人对1948年春天将要进行的选举也感到不安。[141]1948年1月，朱里什在致联共（布）中央的信函中，担心捷共有可能遭到与法国和意大利战友同样的下场。[142]
由朱里什、萨波托茨基、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以及一些区党组织的主管干部组成的激进派认为，关于政权的问题应该在选举之前解决。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上，也就是组织那些把改善自己物质处境的前景与深化社会经济改革——工业国有化和实行彻底的农业改革——联系起来的社会贫困阶层的大规模行动。[143]斯梅罗尔向莫斯科报告说：“党员的数量和同情我们的非党员人数在下降，党针对反动派的斗争还不够，对反苏的反动派的攻击还不够大胆。甚至一些领导同志——诺塞克、涅德雷和朱里什对我说：‘太多的让步’。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评论：‘党应该承认，反动派之所以那么强大是因为提供给反动派太多的自由权’，‘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言论‘春天时不得不拿起武器，否则将是他们逮捕我们’。”[144]在内外压力下，哥特瓦尔德逐渐成为这些激进党员的支持者。1948年2月，哥特瓦尔德在同苏联驻捷代办博德罗夫会谈时表示，在事态这样发展的情况下，共产党人“也将采取极端措施，也就是借助于共产党人现有的内务部和军队的绝大多数的支持，以武力彻底夺取国内的全部政权，并对反动派进行彻底的镇压”。[145]此后，内务部长诺塞克开始了清洗公安军的行动，这一事件成为二月事件的导火索。
诺塞克早就打算对本部门进行清洗，只是被斯兰斯基制止了。诺塞克向斯梅罗尔抱怨，他没有在自己机关进行清洗的可能，因为要受到法律制约，还不能触动任何人。当他向斯兰斯基说这种情况时，后者答复说“不可以破坏法律”。[146]当哥特瓦尔德同意以议会外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时，诺塞克终于得到了机会，成功地更换了8名公安部队军官。2月13日，捷政府召开例会，原拟讨论国民保险法案。但国家社会党人、司法部长德尔蒂纳突然发言，指责诺塞克擅自用共产党人来代替布拉格区的8名警官。哥特瓦尔德认为这是属于内务部长职权范围内的事（诺塞克因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予以反驳。国家社会党纠合各非共产党部长在会上以多数票通过如下决议：对内务部长和司法部长同时进行调查，撤销内务部长关于抽换警官的命令，政府应于17日再次开会，由内务部长汇报执行上述决议的情况。[147]
2月17日，国家社会党领导、天主教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领导人达成了三党联合行动的一致意见。在当天举行的政府会议上，他们坚持要求执行13日会议关于撤销抽换警官的决议。会议不欢而散。[148]当天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告人民广播演说：“在现形势下，所有的劳动人民、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所有的民主力量和进步分子（不分党派），所有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必须准备以一切力量摧毁反动派的阴谋，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149]
2月18日，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前往总统贝奈斯那里寻求支持。总统鼓励他们说：“你们可以指靠我。”[150]
2月19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和美国驻捷大使斯坦哈特先后抵达布拉格。斯坦哈特一下飞机，便表示美国政府愿意向捷提供2500万美元的信贷。他还向记者声称，他坚信共产党人统治政府的丧钟敲响了，捷克斯洛伐克很快会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并同美国建立紧密联系，布拉格政府“将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并直接参加欧洲复兴计划”。接着，他同一些右翼政客接触，向他们保证美国政府对他们同“共产主义毒蛇”进行斗争给予真挚的同情和广泛的支持。当晚，在一个中立国家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斯坦哈特公然声称，当前的政府危机“将提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美国的威信。遗憾的是，它没有在一年前发生”。[151]
而佐林的造访相对比较低调。他一下飞机就说自己此行是为了检查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供应小麦的情况，并参加捷苏友好会议。显然，以佐林的身份，如此任务显得微不足道。佐林在机场接见了捷副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随后就去探望有病在身的马萨里克。佐林同马萨里克交谈不多，只是告诉他斯大林对他完全信任。同时要求他理解苏联的立场，苏联政府不能不参与捷克斯洛伐克各政党之间的争斗。会谈结束时，他以生冷的语气说：“我们对你们国家发生的事件非常担心，我们不会袖手旁观的。”佐林在捷交通部长那里的讲话更为直接，他对交通部长秘书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危机非常严重，苏联政府不知道贝奈斯总统持何态度，要知道，事实上他处于同“人民的意志”相对抗的状态。佐林非常惊讶总统不明白最简单的道理——苏联是站在哥特瓦尔德一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方的。[152]当天，佐林就同哥特瓦尔德举行了会谈。佐林转达了苏联领导人的意见：“要坚定些，不能向右派让步，不能动摇。”[153]在佐林看来，哥特瓦尔德无疑是领会了他的意图的。[154]
哥特瓦尔德指定的2月20日政府会议没有召开，因为非共产党部长都拒绝参加会议。他们致信哥特瓦尔德说，在政府2月13日决定未得到执行的情况下，三个政党的部长就不能参加会议。当天，捷政府中的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12名部长向贝奈斯总统递交了辞呈，同时也向哥特瓦尔德总理通知了这一情况。[155]
在三个右翼政党的部长递交辞呈后，佐林同哥特瓦尔德和斯兰斯基再次举行了会谈。佐林在会谈后向莫斯科汇报说，当他提醒捷共领导人“必须准备采取坚决的行动和可能要违反现行宪法和法律中的一些空洞条文”时，“我感觉到他们非常害怕。哥特瓦尔德说，他们暂时不能去反对总统，但是，如果他们不得不反对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回答说，他夸大自己的困难是没有意义的，总统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他们的支持。哥特瓦尔德似乎表示要采取坚决的行动，但是，他想让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动荡地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想法仍然控制着他”。哥特瓦尔德还提出，如果驻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苏联军队开始朝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推进，就可以对贝奈斯和所有右派产生影响。他请求佐林把这一要求报告给莫斯科。我答应转达。[156]莫洛托夫答复佐林说，2月22日，《真理报》将发表对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的评论文章，这样做是可以的，至于苏联驻德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移动一事，这是不合适的。此外，佐林还得到指示，不要单独去拜访贝奈斯，代表团成员也不要拜访朋友。[157]
当天，捷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制定了如下行动方案：不能让全体内阁成员都辞职，同时，给反动派部长返回内阁设置障碍，维持民族阵线的存在，用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新人补充进入内阁，发动群众支持这一计划。主席团还讨论了关于筹备工厂委员会和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会议的问题。会议决定于2月21日在布拉格老城广场举行群众集会，哥特瓦尔德在集会上将发表关于政府情况的演说。在广播演说中，将把三个政党联合定性为反人民、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集团，其目的是颠覆人民民主制度，把政权转到反动派手中。[158]
2月21日，布拉格天气奇寒（零下25度），约有10万名布拉格市民聚集在老城广场。集会参加者声明：“我们要共和国总统坚决接受部长——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成员——辞职，他们试图以自己不负责任的行动改变民族阵线，已经走到了政府的对立面。”[159]集会一小时后，总理哥特瓦尔德和内务部长诺塞克拜会了总统，向他转达了大多数劳动人民关于接受三个部长的辞职要求。贝奈斯问哥特瓦尔德：“如果我不接受辞呈呢？”哥特瓦尔德随即以总罢工相威胁，还意味深长地说：“这里还有苏联呢。”贝奈斯表示要同这三个政党的部长谈一谈，同时他希望共产党能同这三个政党达成协议。[160]
贝奈斯采取了拖延策略，希望能出现转机。他连续同哥特瓦尔德和其他政党的代表进行谈判。捷共决定进一步向贝奈斯施加压力。2月22日，在布拉格召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工厂委员会和工联组织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决议，声明说：“为了尽快实现我们的要求，支持哥特瓦尔德新政府于星期二召开代表大会，2月24日在国内所有工厂举行1小时总罢工，交通中断5分钟。”[161]
2月23日晨，美、法驻捷使馆人员同贝奈斯进行了非正式接触，他们转达了上司的指示，要贝奈斯“不退让，要顶住”，并答应西方马上给予支持。[162]西方的支持没有到来，而捷共却继续加强攻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各级别的行动委员会和人民武装警察队伍。在民族行动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将军发表了演说，公开表明了军方支持共产党的态度。[163]哥特瓦尔德和诺塞克面见总统，要求他接受12名部长的辞职要求。贝奈斯坚持政府应该与辞职的部长重新进行谈判。哥特瓦尔德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已经准备好了新政府候选人名单，政府将在肃清民族阵线中的反动派后重新组建。总统拒不接受这个建议。稍晚些时候，贝奈斯接见了国家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领导人，总统让他们相信，他不允许组建没有全部政党参加的政府。贝奈斯鼓励他们说：“我再一次重复我告诉过你们的话。我将要像1938年9月一样行动。我决不投降，请你们相信这一点。”[164]
2月24日12点，捷共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大罢工，大约有250万工人和职员参加。群众高呼“哥特瓦尔德新政府万岁！”“要求反动部长辞职和批准新的民主政府！”一小撮追随国家社会党的大学生进行示威，但被布拉格工人纠察队驱散。这时，国防部和内务部揭露出国家社会党正在筹备反政府的武装叛乱，目的是让辞职部长恢复权力，随后在布拉格12区进行逮捕。面对危机，资产阶级政党内部发生了分化。人民党召开会议，党内反对制造“政府危机”的人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夺取了党的领导权。国家社会党人、议员什列赫塔和奈曼宣布脱离国家社会党，并向全体党员发表呼吁书。当天晚上，捷共中央决定，如果2月25日总统不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2月26日将组织全国范围的总罢工。[165]
2月25日，布拉格举行了20多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人民武装警察也列队游行。上午11点，捷共代表向贝奈斯递交了新政府成员名单，并要求他当天作出决定。下午4点，贝奈斯签署了接受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部长辞职的命令和任命哥特瓦尔德建议的新政府的命令。此时，贝奈斯已是重病缠身。二月事件后，贝奈斯在给西方的朋友的信中写道：“在关键时刻，我孤立无助，当需要采取积极行动的时候，他们缺乏足够的组织性和坚定性。”[166]
2月27日，新布拉格政府宣誓就职。与第一届内阁相比，无论从组成上看，还是从性质上看，共产党都拥有了绝对控制权。24名部长中有11名共产党人，3名社会民主党人，2名革命工运代表。清洗了反动派后的国家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各获得2个部长职位，非党人士获得2个部长职位。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执委会也进行了重组，15名成员中有11名是共产党人。[167]
3月10日，哥特瓦尔德向司法委员会提交了政府纲领。纲领致力于完成建设纲领中未完成的任务，以及实现由捷共提出的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的主张。5月9日，制宪议会通过了新宪法，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一个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均享有平等权利的统一国家。6月7日，贝奈斯辞职。6月14日，国民议会一致通过哥特瓦尔德为共和国总统。[168]
美国和英国事先都预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政变的可能性，但在外交方面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这表明西方尽管希望捷克斯洛伐克右转，但恪守同苏联达成的势力范围原则，他们不想因此同苏联发生冲突。2月26日，美、英、法政府对布拉格二月事件发表了一项奇特的声明：“美国、法国和英国政府注意到了刚刚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威胁到所有民主国家都信奉的自由生存原则的事件。他们注意到，以人为的和蓄意制造的挑衅性危机为手段，使用一些在其他地方实行过的某些方法阻止了代议制的自由，实现和建立了打着民族统一招牌的经过伪装的一党独裁。他们谴责其结果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来说只能是一种灾难的事件的发生，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时期曾经再次表明它忠于自由事业。”[169]这一宣言不仅遭到莫斯科的否定，就连西方国家的报刊对西方三国在布拉格事件中的立场也提出了指责。2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回的电报中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危机被一些报刊和政治家看作是新的慕尼黑、苏联扩张的威胁，前途一片黑暗正等待着美国。”[170]4月30日，美国驻布拉格大使斯坦哈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对美国的立场进行了辩解，他说：“1943年的苏捷条约就意味着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如果美国对捷事务进行积极的干涉，美苏就会爆发战争。”他建议美国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停止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道义上的支持，缩减与捷的贸易规模，制定在捷进行秘密活动的计划”。[171]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发生后，美国明显加快了西方军事集团的组织化进程。3月17日，在美国的号召下，英、法、比、荷、卢五国外长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以此为标志，美苏冷战开始步入军事集团对抗的阶段。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是贝奈斯所倡导的使捷克斯洛伐克充当“东西方桥梁”的观念的失败。贝奈斯幻想让捷克斯洛伐克在经济上保持同西方的经济往来，在政治上充当东西方的调节角色，在军事上同苏联结盟来防范德国威胁，这一理论实践存在的外部条件是苏美英反法西斯盟国战后能够维持合作，内部条件是吸收共产党进入政府共同承担国家责任，而外部条件是内部条件的基础。1945～1947年期间，苏美在形式上维持着合作关系，为捷克斯洛伐克非共产主义政党同共产党合作创造了外部基础。同时，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也需要持不同政见者彼此合作。当美苏冷战格局形成后，大国合作的局面也就结束了。于是，世界向两极世界体系发展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东西方之间作出选择，而归属苏联势力范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左转的关键因素。在俄国学者波普看来，贝奈斯最大的悲哀在于“捷克斯洛伐克不是在东西方之间，而是在德俄之间”。[172]
苏联在布拉格事件中的具体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情报局把自己的意图明确转达给捷共领导人，利用对法共和意共的批评训导走议会道路的危险，暗示捷共不要高估敌人的力量和低估自己。在布拉格政府危机的关键时刻，莫斯科担心捷共不够坚定，又派遣佐林前往布拉格进行监督。文献表明，莫斯科拒绝了哥特瓦尔德关于苏联驻德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调动的请求，仅以《真理报》发表对捷政府危机的声明提供精神支持。[173]有了东欧其他国家共产党夺权斗争胜利的经验，莫斯科有理由相信捷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左转，东欧各国共产党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向敌对势力展开进攻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一事件也标志着苏联对东欧政策调整的完成。此后，按照莫斯科教导，并以派遣专家顾问的方式，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强加给东欧。至此，东欧走上了全盘苏化的道路。
[1] 苏联方面称作外喀尔巴阡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称作外喀尔巴阡罗斯。
[2] Марьина В.В.（отв. ред.）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Toм1，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5，с.399.
[3] Серапионова Е.П. Эдуард Бенеш：планы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реальность∥Тоталитариз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интермеццо”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финалом，1944-1948，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2，с.114-115.
[4] 此书是贝奈斯1939年1～6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上课时所使用的讲稿的基础上撰写的。书的上半部分主要讲述贝奈斯对一战后民主政治崩溃原因的思考，这部分内容有中译本（贝奈斯：《民主政治的新生》，陈和坤、陈丙一译，中国文化事业出版社，1945）。后一部分内容讲述贝奈斯由美国返回欧洲后对战后完善民主制度途径的探索，这部分内容由俄国学者马丽娜译成俄文刊登在《历史问题》杂志上。Марьина В.В. Вступл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части книги Э.Бенеша“Демократия сегодня и завтр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 1，c.88-108；№ 3，c.129-156。
[5] Серапионова Е.П. Эдуард Бенеш и его иде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общества//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1998，№1，с.13-14.
[6] Марьина В.В. Э.Бенеш：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3 г.）∥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отв.ред.）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ы：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5. с. 152.
[7]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чехословац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ДМИСЧО），Т.4，кн.1，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1，с.224，注释1。
[8] 贝奈斯关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制度问题给费林格的电报，1942年5月7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211-212。
[9] 战后苏联进行了国家机构改革，人民委员会改为部长会议，人民委员改称部长，为保持术语统一，本文一律使用部长。
[10] Поп 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0，с.32.
[11] 莫洛托夫同贝奈斯的会谈记录，1942年6月9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6，оп.4，п.5，д.48，л.15，转引自Э.Бенеш：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3 г.），с. 156。
[12] 详见吴伟《苏联与波兰问题（1939～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136～147页。
[13] 贝奈斯总统办公室秘书斯姆特内关于贝奈斯对战后苏联地位的看法的记录，1941年7月12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119。
[14] Э.Бенеш：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3 г.），с.156.
[15] 博戈莫洛夫关于同贝奈斯就签订苏捷条约问题的会谈情况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1943年3月20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280。
[16] 苏联外交部就签订捷苏条约问题给博戈莫洛夫的指示，1943年4月22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295。
[17] 博戈莫洛夫就签订苏捷条约问题同贝奈斯的会谈记录，1943年4月23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296。
[18] 《苏联与波兰问题（1939～1945）》，第163～175页。
[19] 在贝奈斯看来，捷克斯洛伐克要扮演“东西方桥梁”的前提是战后苏联与西方能够继续合作。为此，他想探讨一下战时盟国合作维持到战后的可能性，以及苏联对大国和自己周边弱小国家的政策，从而明确捷克斯洛伐克在东西方之间的地位。详见：Eduard Beneš，Memoirs of Dr. Eduad Beneš，From Munich to New War and New Viectory，New York：Arno Press，1972，pp.240-241。
[20] 贝奈斯就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会谈情况给马萨里克的电报，1943年5月13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308。
[21] Чехов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с.45-46.
[22] 贝奈斯同博戈莫洛夫会谈记录，1943年6月19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317。
[23] Чехов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c.48.
[24] Чехов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c.46.
[25] Чехов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c.48.
[26] 贝奈斯给费林格的电报，1943年6月24日。ДМИСЧО，Т.4，том1，c.320。
[27] 费林格给贝奈斯的电报，1943年7月3日。ДМИСЧО，Т.4，том1，с.324。
[28] 考涅楚克同费林格的会谈记录，1943年7月13日。АВПРФ，ф.0138，оп.25б. п.152，д.6，л.36-40∥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2，№ 6，с.27-30。
[29] Чехов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c.51.
[30] Э.Бенеш：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3 г.），с.156.
[31] Советско-англ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1941-1945，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1，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83，с.409-410.
[32] Советско-англ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1941-1945，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1，с.422-423.
[33] Советско-англ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1941-1945，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1，с.443-444.
[34] 博戈莫洛夫同贝奈斯会谈记录，1943年8月23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336。
[35] 费林格给贝奈斯的电报，1943年9月30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349。
[36] 《苏捷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草案》，1943年10月2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351-353。
[37] 里普卡同尼科尔斯会谈记录，1943年10月6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355-356。
[38] 贝奈斯给费林格的电报，1943年10月18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363-364。
[39] Э.Бенеш：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3 г.），с. 161.
[40]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79～180页。
[41]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第176页。
[42] 考涅楚克同费林格会谈记录，1943年10月25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376。
[43] 贝奈斯给里普卡的电报。ДМИСЧО，Т.4，кн.1，с.377-378。
[44] 迈斯基致莫洛托夫的信，1944年1月10日。АВПРФ，ф.07，оп.9，п.61，д.68，л.14. 转引自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Польско-чехословакий пограничый конфликт，1944-1947 гг.∥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 6，с.119。
[45] 斯大林与丘吉尔划分东南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Англия должна иметь права решаюего голоса в Греции∥Источник，2003，№ 2，с.45-56。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261～278页。
[46] 详见Марьина В.В. Закарпатская Украина（Подкапатская Русь）в политике Бенеш и Сталина，1939-1945 гг，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очерк，Москва：Новый хронограф，2003。
[47] 详见Марьина В.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1945 год//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3，c.41。
[48]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1945 год，c.46-47.
[49] 贝奈斯同哥特瓦尔德会谈记录，1943年12月。ДМИСЧО，Т.4，кн. 2，с.16-18。
[50]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332页。
[51] 哥特瓦尔德给贝奈斯的电报，1945年2月2日。ДМИСЧО，Т.4，кн.2，с.295。
[52] 共产国际解散后，捷共驻莫斯科领导中心改称捷共国外局。
[53] 哥特瓦尔德给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的报告，1945年2月23日。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128，д.1082，л.55-57。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Мурашко Г.П.，Носкова А.Ф.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Том 1，Москва-Новосибирск：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1997，с.159-160。
[54] 哥特瓦尔德给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的附信，1945年3月10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82，л.75-76，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Том 1，с. 170-171。
[55] 佐林对捷共国外局制定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纲领的意见，1945年3月19日。АВПРФ，ф.06，оп.7，п.51，д.822，л.1-3，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отв. ред.）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53，Том1，1944-1948，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9，с.175-177。
[56] 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德国及其帮凶匈牙利肢解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组织上分裂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但共产国际没有为斯共成立新支部。考虑到斯共事实上处在捷共驻莫斯科领导机构的领导下，本文除非特别强调时才加以区分，一般统称捷共。
[57] Копецкий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 истории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борьб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за победу социализма，пере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62，с.492-493.
[58]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 истории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борьб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за победу социализма，c.493-497；Лаштовичка Б. В Лондоне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борьбе за новую Чехословакию，1939-1945，перевод с Чешкого，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66，с.214-242；爱德华·塔波尔斯基：《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1948～1960）》，何瑞丰、徐式谷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13～15页。
[59] ДМИСЧО，Т. 4，кн.2，с.345-348.
[60]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1，с.421。在俄文版的《哥特瓦尔德文选》中，这段非常重要的话并未收入。Годвальд К.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Том 2，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7，с.76-88。
[61] 阿诺德·托因比主编《欧洲的重组》，劳景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608页。
[62]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44-45.
[63] 捷共中央马列所编《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下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65年印发，未刊，第41页。
[64]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46.
[65] 1945年3月末，斯洛伐克民主党同天主教徒达成协议，如果人民党在选举中支持它的话，那么它将拿自己在党内和国家与社会经济机关中的70%的阵地给人民党人。即所谓的“四月协定”。参见Клеванский А.Х.，Марьина В.В.，Поп И.И.（отв.ред.），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8，Том 3，с.462。
[66] 奇恰耶夫同什米特克等人的会谈纪要，1946年3月6日。АВПРФ，ф.0138，оп.27，п.135，д.10，л.42-46，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Том 1，с.381-384。
[67] 斯兰斯基和哥特瓦尔德关于捷共八大和国民议会选举准备情况的通报，1946年2月27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901，л.6-8，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Том 1，с.378。
[68] 联共（布）中央没有派代表出席捷共八大会议，应捷共中央的请求，联共（布）中央给捷克发去了贺电。但电报在3月30日，即大会开幕之后才收到，而哥特瓦尔德的大会报告是在29日进行的。联想到早在捷共八大召开的前几个月，1945年11月14日，斯大林在同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和明茨会谈时，他们问该不该邀请联共（布）中央代表出席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时，斯大林回答说：“最好不邀请，以免敌人说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是在联共（布）的监督下进行的。”当时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谨慎可见一斑。参见Марьина В.В.ВКП（б）и КПЧ 1945-1948∥Чубарьян А.О.（отв.ред.）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1997，с.127。
[69] Готвальд K.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Том 2，1939-1953 гг.，с.120-140.
[70]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Том 3，с.461.
[71] Снитил З.，Цезар Я. Чехословац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44-1948 гг.，пере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6，c.204-205.
[72] Чехословац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44-1948 гг.，c.205-206.
[73]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46.
[74]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49-50.
[75] 学术界基本认同这种意见，在探讨共产党选举胜利的原因时，也多半从捷克历史传统、慕尼黑经历等因素出发，认为苏联没有干预行动。然而，冷战结束后，随着捷克档案的解密发现在选举过程中出现过这样一则事件。在大选前几天，苏联红军要求从奥地利苏占区过境捷克斯洛伐克到德国苏占区去，政府总理费林格和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就此问题未能同政府和总统达成协议。5月21日，政府发生了争吵，副总理斯兰斯基坚持说在大选期间国内驻有外国军队是非法的，要求苏联改在其他时间过境。斯沃博达解释了红军换防的细节，红军需要在5月20日至6月20日换防，并且主要是在夜间过境，不会在居民点和火车站停留。马萨里克表示，英、法、美大使，以及外国记者对事件的发展非常关注。司法部长德尔蒂娜指出，居民中有传闻说，如果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红军将占领国家。政府为避免出现丑闻，采取了外交行动，请求莫斯科推迟换防，或者在大选期间停止换防。最后，苏联停止了换防。见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48-49。由于没有进一步的俄国档案文件进行佐证，目前尚无法判断莫斯科在大选期间换防行动是一种政策行为，还是实属偶然。
[76]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52.
[77]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перевод с Чешкого，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79，с.256.
[78] 斯兰斯基给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报告，1946年7月16日。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ф.17，оп.128，д.903，л.74，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1944-1948，c.321。
[79]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с.214-215.
[80]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Том 1，с.579，注释3。
[81] 如1946年8月22日斯大林答《每日先驱报》记者问。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уть”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в концепциях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Марьина В.В.（отв.ред.）“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ежима，попытки его модификации，пречины краха，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 и балканистики РАН，1992，с.46；斯大林同波兰工人党领导人的会谈，1946年8月19日。АПРФ，ф.45，оп.1，д.355，л.76-85，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Том 1，с.456-461。
[82]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Том 3，с.464.
[83]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Мурашко Г.П.，Носкова А.Ф.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48 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3，с.127.
[84]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Том 3，с.465.
[85]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54-55.
[86] Милякова Л.Б. Поиск конценп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отв.ред.） Февраль 1948，Москва и Прага，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полвека，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 и балканистики РАН，1998，с.88-89.
[87]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1947，с.214-215.
[88] Поиск конценп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с.92.
[89] Поиск конценп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с.91.
[90] 这一时期发生了影响美苏关系走向的三个事件：希腊危机、土耳其危机和伊朗危机，从斯大林对丘吉尔铁幕演说和杜鲁门宣言的反应来看，斯大林并未放弃大国合作战略。1947年初发生了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事件，斯大林开始着手成立共产党新国际机构。从斯大林的构想来看，最初他只赋予新国际机构以“情报”性质，直至在抵制马歇尔计划之后才赋予其“协调”功能。这表明马歇尔计划事件是苏联对外政策转变的关节点。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吕雪峰：《从“人民民主”到“准斯大林体制”的建立：战后初期捷克历史进程中的苏联因素》，博士论文，2008年，未刊，第75～87、111～119页。
[91]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 гг.，с.233.
[92] Кратки К. 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отв.ред.）У истоков“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5，с.117.
[93] 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116-117.
[94]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отв.ред.） Февраль 1948，Москва и Прага，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полвека，с.69.
[95]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第93次会议记录，1947年6月24日。转引自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117-118。
[96] Шедивый Я.，Коржакова К.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1945-1960 гг.，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пере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с.44.
[97] 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 118.
[98] 参见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 гг.，с.235-236。
[99]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扩大会议记录，1947年7月4日。转引自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119。
[100] 尼科尔斯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邀请信，1947年7月5日。转引自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120。
[101] 博德罗夫给马萨里克的备忘录，1947年7月6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3，д.270，л.96，转引自СССР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с. 16。
[102]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с.237.
[103]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Том1，с.668，注释2。
[104]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с.238-239.
[105] 捷克斯洛伐克给英法政府的照会，1947年7月7日。转引自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121。
[106] 莫洛托夫给列别杰夫的密电，1947年7月7日。АПРФ，ф.3，оп.63，д.270，л.142，转引自СССР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с. 18。
[107] 莫洛托夫给列别杰夫的密电，1947年7月8日。АПРФ，ф.3，оп.63，д.270，л.158，转引自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79。
[108] 彼得罗夫给莫洛托夫的密电，1947年7月9日。АПРФ，ф.3，оп.63，д.270，л.183-184，转引自СССР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с. 17。
[109] 1991年4月7日，捷克斯洛伐克前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廖伯尔发表的关于访问莫斯科一事回忆录。转引自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122-123。
[110] 斯大林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的会谈记录，1947年7月9日。АПРФ，ф.45，оп.1，д.393，л.101-105，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Том1，с.672-675；Известие，1992.1.9。
[111]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给贝奈斯总统的电报，1947年7月10日。转引自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122-124。
[112]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с.244.
[113]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чехословац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ДМИСЧО），Том 5，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8，с.358-359.
[114] 苏联同东欧各国签订贸易协定的情况，详见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38～239页。
[115]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перевод с Чешкого，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79，с.260.
[116] Веселый И.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их дней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пере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1960，с.35-36.
[117] 刘同舜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第37页。
[118] 斯大林给哥特瓦尔德的信，1947年11月29日。ДМИСЧО，Том 5，с.394。
[119]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第334页。
[120] Поп И.И.，Россовская М.М.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отв.ред.），У истоков“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СССР 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страны в 1944-1949 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5，с.105.
[121]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中册，第59页。
[122]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Том 3，с.471.
[123]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Том 3，с.472.
[124] 捷克学者卡普兰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文件，指出这一事件是在苏联情报机关顾问的参与下制定的。这一说法还没有为俄国档案所证实。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59-60。
[125] 参见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Tом 2，с.60-61。
[126] 斯梅罗尔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1947年12月29日。АВПРФ，ф.0138，оп.29，п.146，д.4，л.2-21，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17。
[127] 古利亚耶夫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分析报告，1947年6月22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83，л.213-221，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ах，1944-1953 гг.，Том 1，с.649-655。
[128]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现在经济形势的报告，1947年9月。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39，л.21-30，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ах，1944-1953 гг.，Том 1，с.496-503。
[129] Бьяджо А.Ди.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др.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1947/1948/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с.32.
[130] 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卡普兰、布切克在自己的专著中引用了上述内容，但笔者在已公布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记录中只找到了卡德尔不点名地批评捷共的部分。参见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28页；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с.291，注释230。
[131] 斯兰斯基回到布拉格后向自己的同事报告说，好几个代表团都感到，“捷克斯洛伐克比任何斯拉夫国家都更易受形式上的议会民主的束缚”。《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第28页。
[132]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с.188-192.
[133]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с.103.
[134]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с.265.
[135] 斯梅罗尔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1947年12月29日。АВПРФ，ф.0138，оп.29，п.146，д.4，л.2-21，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53，Том 1，с.516-517。
[136]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кн. 2，с.65.
[137] 《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第18页。
[138]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с.264-265.
[139]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их дней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с.54.
[140] Мурашко Г.П.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3，c.56.
[141] 《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第18～19页。
[142]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с.55.
[143]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с.56.
[144] 斯梅罗尔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1947年12月29日。АВПРФ，ф.0138，оп.29，п.146，д.4，л.2-21，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16。
[145]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с.57.
[146] 斯梅罗尔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1947年12月29日。АВПРФ，ф.0138，оп.29，п.146，д.4，л.2-21，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16-517。
[147] 诺维科夫关于捷政府危机升级的报告，1948年2月27日。АВПРФ，ф.21，оп.2，п.25，д.397，л.21-25，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39-551。
[148] 诺维科夫关于捷政府危机升级的报告，1948年2月27日。АВПРФ，ф.21，оп.2，п.25，д.397，л.21-25，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39-551。
[149] Орлик И.И.（отв. ред.） Центрально-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ека，Том1，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2，c.221.
[150]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их дней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с.86.
[151]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их дней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с.90-91.
[152]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с.105-106.
[153] 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53，Том1，с.551，注释1。
[154]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с.57.
[155] 诺维科夫关于捷政府危机升级的报告，1948年2月27日。АВПРФ，ф.21，оп.2，п.25，д.397，л.21-25，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39-551。
[156] 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53，Том1，с.551，注释1。
[157] 莫洛托夫致佐林的电报，1948年2月22日收到。АВПРФ，ф.048，оп.57，п.478，д.2，л.134，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53，Том1，с.552，注释3。
[158]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67.
[159] Центрально-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ека，Том1，c.222.
[160] 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39-551，注释3。
[161] 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39-551，注释3。
[162]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их дней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с.143.
[163]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с.106.
[164] Josef Korbel，The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Czechoslovakia，1938-1948：The Failure of Coexist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p.229.
[165] 诺维科夫关于捷政府危机升级的报告，1948年2月27日。АВПРФ，ф.21，оп.2，п.25，д.397，л.21-25，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39-551。
[166]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72-73.
[167]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76.
[168] 参见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76、78-81。
[169] FRUS，1948，Vol.4，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738.
[170] Центрально-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ека，Том1，c.225.
[171] FRUS，1948，Vol.4，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p.738.
[172]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 гг.，с.114.
[173] 苏联情报军官苏多普拉托夫在回忆录中提供了一条关于苏联在布拉格事件中发挥具体作用的新资料，他写道：“在1948年贝奈斯政权向哥特瓦尔德政权过渡的前夕，莫洛托夫把我召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命令我去布拉格与贝奈斯秘密会见，并建议贝奈斯体面地离职、把政权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袖哥特瓦尔德。……我们于1948年1月乘火车来到布拉格。……我们的特殊使命小分队——400名换了便装的人——已经在布拉格了。这一批人被暗地里分派到各处去支持和捍卫哥特瓦尔德。”根据苏多普拉托夫所说的，他的同伴祖博夫成功地在贝奈斯的官邸里与贝奈斯会见了15分钟，并向贝奈斯表示：“国家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不取决于现在的领导人是不是会保留下来，但是，他认为，贝奈斯是唯一一位能够保证政权平稳地不流血地转交的人。”（Судоплатов П. Разведка и Кремль，Записки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го свидетеля，Москва：Гея，1996，с.277-299）捷克学者瓦连塔对这则史料提出质疑，因为在1948年1月总统办公厅会客簿中不曾登记过一位带俄罗斯姓的造访者。俄国学者穆拉什科对瓦连塔的观点评价说：“可以赞同或者不赞同瓦连塔对苏多普拉托夫所写书的批评态度，要知道像苏多普拉托夫和祖博夫那样富有经验的情报人员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渠道安排与贝奈斯的秘密会晤，从而绕开了总统办公厅。”（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с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с.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