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特勒启动巴巴罗莎计划的第二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紧急召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据季米特洛夫的观察，与以往人们的传言不同，斯大林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坚定和信心”。谈到共产国际的工作，斯大林指出，各国党应就地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而不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季米特洛夫按照这个精神向各国党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全部力量保卫苏联。书记处还决定“立即调整共产国际机关的所有工作，竭尽全力帮助联共（布）和苏维埃各级机关”。[14]6月24～26日，共产国际电示瑞典、英国、法国和美国共产党，严厉批评把苏德战争说成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的错误认识，强调指出：苏联进行的是卫国战争，而“并不想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任何人”；关于世界革命的说法只会“妨碍所有反希特勒力量的国际团结”；英共必须放弃一切对丘吉尔政府的攻击，而法共则应该与戴高乐抵抗力量合作。[15]7月初，共产国际再次提出了在各被占领国家建立民族统一阵线的问题，而且强调“共产党人在民族阵线中不要提领导权的问题”。[16]
显然，一切有关革命的提法都与共产国际的基本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却同战时与西方结成联盟的政策背道而驰，并且随着战事发展，越发显得不协调。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的参战，更加推动了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于是，对那些实力日渐强大而使本国政府感到威胁的共产党，共产国际也更加发挥了约束作用。对于中国，1941年底共产国际确定的任务是：“促成和调解中共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中国军队能够对日本人发动大反攻。”1942年6月6日，季米特洛夫指示毛泽东，面对国民党的挑拨，中共应以“宽容的胸怀”，“作出应有的让步”，还指责周恩来在重庆与反蒋力量秘密接触的做法。后来，共产国际又多次建议中共领导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解决合作问题，应当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7]对于各国共产党借助民族解放战争实现革命转变的意图，共产国际予以坚决制止。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8月8日给南共领导人铁托和卡德尔的电文中指出：“你们领导的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者力量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不是无产阶级斗争，这一点应该牢记”；在1943年2月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中国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同盟“不应只是日本共产党的组织，而应是日本反法西斯人士的组织”，其纲领提出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是根本错误的；在3月2日给波兰共产党的电报中强调，他们的目的应当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而不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对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下达了类似的指示。[18]
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是共产国际最困难的时期，在对各国共产党的方针表示不满的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也处于涣散和萎靡不振的状态。1941年10月，由于战火蔓延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机关被迫迁移到乌法，而季米特洛夫则与苏联政府一同转到古比雪夫。季米特洛夫不仅把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人员精简至150人，还建议“没有必要公开强调共产国际”，一切工作和公开活动“表面上都应以其他名义（如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来进行”。[19]此时斯大林忙于战事，已经顾不上共产国际了。在乌法的工作人员也是情绪低落，无所事事。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努伊尔斯基1942年秋在一份《关于书记处工作》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国际书记处不再召集会议，日常工作无人负责；哥特瓦尔德整日喝酒，多列士非常自负，伊巴露丽·多洛雷斯经常拖延文件的办理；机关工作人员纪律松懈，往往自行其是，经常出现不服从上级指挥的情形；不少意大利人对工作敷衍了事，经常有无知和不礼貌的举动，等等。[20]
看来共产国际确实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甚至西方盟国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1942年底，罗斯福派人到苏联驻美使馆，明确建议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21]而最后促使斯大林下决心解散共产国际的，正是出于莫斯科对战时同盟关系可能破裂的担心，以及对战后同盟关系得以继续的期盼。这表现在战后世界安排和开辟第二战场两个问题上。
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英勇抵抗逐步赢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尔这位当年呐喊着要通过武装干涉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著名反共高手，则率先表现出“不计前嫌”的政治家风度。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苏联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战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现的分歧。尽管苏联声明接受《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并保证给予各民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力[22]，但该文件签署时没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做法，无疑是对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1942年1月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则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研究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种种问题。[23]
不过，在一些直接涉及苏联安全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此前已经有所考虑。早在1941年12月红军第一次转入反攻之后，斯大林便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阐述了战后在欧洲重构边界，与英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计划。苏联不仅要求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边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线为界得到波兰东部的领土（以德国领土为其补偿），把芬兰和罗马尼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承认把比利时、荷兰，可能还有挪威和丹麦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对于苏联在战后干涉、控制东欧和巴尔干事务的明显意图，艾登始终坚持毫不退让的立场，认为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条约的签订。[24]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经过艰苦的谈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双方的同盟条约中删去苏联关于战后领土要求的条款，而得到的回报是在条约中写明英国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25]
希特勒进攻苏联不到一个月，斯大林便提出了要求英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不仅是与苏联存亡攸关的问题，也是苏联与西方实现军事同盟的重要标志。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丘吉尔对苏联的要求一直采取拖延和逃避的态度，直到美国参战，情况才有了转机。在美国人的推动甚至逼迫下，1942年4月英国接受了准备于1943年在法国海岸发动一次主要攻势的计划。于是在5月英苏同盟条约谈判中，英国承诺将开辟第二战场。然而，两个月后英军在北非战场的惨败，使丘吉尔完全打消了在欧洲对德国发动进攻的念头，甚至美国军人也开始考虑把军事力量调往太平洋战场。在罗斯福的坚持下，8月美英军事领导人决定发动对北非的进攻，以替代在欧洲登陆的计划。[26]斯大林对此似乎并不满意，10月5日，斯大林通过答美联社记者问的方式告知天下，在苏联对当前局势的评价中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占据首要地位”，并要求“盟友要不折不扣地、及时地履行自己的职责”。[27]从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开始，中经1943年2月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再到英美联军在阿拉曼战役中迫使北非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线投降，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战局的好转有助于盟军的进一步合作。2月9日丘吉尔通告斯大林，盟军准备在8月或9月开始横渡海峡的战役，但具体何时进攻还要看德军的防御情况。16日斯大林回电说：“目前的局势要求把这个期限大大地缩短”，并提出“最好是在春季或初夏，这是很重要的”。3月11日丘吉尔勉强答复，如果敌人得以削弱，那么可以在8月前发动横渡海峡的战役。[28]为了协商与苏联的战略协作问题，丘吉尔应罗斯福邀请前往华盛顿。在5月6日的通信中罗斯福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一情况。[29]在得到这个消息后，斯大林显然需要作出某种友好的姿态，以促进第二战场的及早开辟和盟国之间的更大合作。
正值此时，苏波关系因卡廷森林事件引发的危机，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在安抚英美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1943年4月德国人宣布在波兰的卡廷发现了一处万人冢，葬有数千具遭俄国人屠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在伦敦的波兰人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对此进行调查，莫斯科则立即指责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与法西斯德国勾结，使得本来已经紧张的苏波关系陡然进入危机状态。丘吉尔得到斯大林的通知后，一方面表示不赞成波兰人的做法，并愿意说服他们放弃调查的主张，一方面劝告苏联不要与波兰断绝关系，更不要公布这一决定。但是在英国还未及采取行动时，苏联已经宣布与波兰决裂。这使丘吉尔愤怒不已，他在4月30日给斯大林的密信中表示对此非常失望，并借戈培尔散布的言论暗示，莫斯科如此急促地采取断然措施，是企图在苏联组建一个自己控制的波兰政府。斯大林5月4日的回信虽然口气很硬，但实际上表示出一种和解的态度。斯大林信誓旦旦地保证苏联没有另外组建波兰政府的打算，并表示只是对西科尔斯基政府不信任，如果政府改组，苏波关系是有回旋余地的。[30]这次危机所涉及的实质上还是战后安排的问题。或许可以说，对于波兰问题的处理是战后苏联周边国家安排中最重要的一环。[31]西方盟国在这次危机中的克制态度显然使斯大林受到鼓舞，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苏联如果作出令人注目的和解姿态，就能够赢得西方在这个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
无论如何，到1943年5月初，为了促使英美军队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接受莫斯科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构想，斯大林必须作出能够让西方盟国感到放心的明显举动。[32]这个举动就是解散共产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