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移民政策涉及农民和民族两个方面的问题，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人口和族际关系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国家的最终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负有一定的责任。
第一，特殊移民促成了生产关系超前的农业集体化体制的实现，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消灭了俄国农民中最积极肯干，最有经营头脑的中坚力量，助长了农村中的闲散、懒惰等不良风气；损害了工农联盟，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构成威胁。
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当局实施强制移民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通过政治上的镇压和经济上的剥夺，一方面取得建立集体农庄所需要的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又可铲除反对派，威慑农民中的等待观望者迅速加入集体农庄。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开始了集体经济的实践。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在政府的积极扶持下已出现了集体农庄、共耕社和农业公社等集体经济形式。但由于这种体制效益低下，对农民没有吸引力，一直没有形成规模。20年代，合作社的发展依然缓慢，国家的重点主要放在建立供销社方面。甚至到了1928年年中，集体农庄农民还不到苏联农户总量的2%，其播种面积也没有超过全国总面积的2.5%和谷物播种总面积的2.1%。[129]截至1929年11月，全国只有6万多个集体经济组织，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3.6%，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的中农户只有全国中农户的3.3%。[130]
1930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意见作出决议，规定苏联必须在1932年基本完成全盘集体化。全盘集体化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抵制。斯大林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分子反抗改造的表现，要求采取强制措施，以阶级观点对待全盘集体化运动。1930年1月16日，А.А.安德烈耶夫从北高加索边疆区向斯大林发电：“我们正准备将富农迁出边疆区境外，需要中央对以下各项举措予以批示：1）将极其反动分子约2万人迁往北部殖民区。1/4的富农分子被迁出边疆区，一定会对留下来的人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2）希望尽量加快富农迁移进度。”安德烈耶夫建议中央“最好能根据地方的愿望，将这一针对富农的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必要“全部没收富农用于剥削式经营的生产手段和工具，以利于集体农庄的发展壮大”。[131]从安德烈耶夫的上述电报内容可明显看出，北高加索边疆区区委正试图将针对富农的强制迁移活动合法化。不久，当局便出台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其中规定：凡不愿立即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即使是中农或是贫农也将视作“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准富农分子”或者“富农分子”予以镇压——剥夺选举权，没收财产，流放外地。在如此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起来。截至1930年3月1日，1200多万户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全国集体化农户从占农户总数的7.6%猛增到56%。稍后，由于农民反应强烈，斯大林发表了《被胜利冲晕了头脑》的文章，当局放松了对农民的强制，很多刚刚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都纷纷退出。但随着政府镇压政策的再度加强，农户集体化的比重又开始迅速增长。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全国1490万农户被组织进21万个集体农庄。集体化农户占到了全国农户总数量的60%。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又有360万农户加入农庄。苏联农村集体化比例达到了93%。[132]就这样，苏联完成了改造小农的任务。
事实上，截至20年代末全盘集体化前夕沙皇俄国时期原本意义上的富农阶级已在1918年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被基本消灭殆尽。后来，苏俄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富农力量又有所恢复。但他们大多是农村中拥有较高劳动技能、文化知识、善于经营和销售的中农，未必可以列入富农的队伍。镇压富农政策的实施使苏联农民中那些积极勤劳肯干的中坚力量基本被消灭。随着经营自主权的丧失，依赖心理和闲散习气在苏联农村中占据了上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下降。他们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用心，生产效益低下。
在强制移民的威胁下数千万中农违心地加入了集体农庄，被迫交出家具、牲畜以及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失去了基本生产资料、失去了独立劳动者的地位，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大量农民在被迁移和加入集体农庄之前通常会把牲畜和家禽都宰杀掉。仅在1930年2～3月间，便有1400万头牛、占总数1/3的猪和1/4的绵羊与山羊被农民故意宰杀。[133]1930年到1933年，哈萨克地区的大牲畜减少了4/5，牛从650万头减少到96.5万头，羊从1860万只减少至130万只，马从350万匹减少到30万匹，骆驼从100万头减少到60万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畜牧业规模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134]农民中普遍存在消极怠工、有意损坏劳动工具和忍痛挥霍多年积蓄的现象。例如某地区有家酒店在1930年2月的一个月内便卖了4万卢布左右的酒，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购买20台拖拉机。另据报道，在不少集体农庄中收获时损失的粮食达到全部粮食的20%～40%。[135]全盘集体化后连续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谷物产量一直低迷不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年均谷物产量为736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为7290万吨，均低于1927年的7683万吨。[136]
列宁生前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一再强调工农联盟对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性。他在自己的最后几篇口授文章中就曾指出，“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还是“和工人分裂”。[137]
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完全背离了列宁的工农联盟原则。它以拔苗助长的方式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通过使用强制和镇压等暴力手段强迫农民服从国家利益，打击和消灭农民中的中坚力量，严重损害了工农联盟，导致广大农民同无产阶级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农业落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国家日益陷入危机之中。
第二，特殊移民违背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加深了民族隔阂；恶化了边远移民区的自然环境，影响了族际关系；强行变更民族居住地，人为地加剧了国家内部原有的民族矛盾。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坚持把解决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问题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把解决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同促进各民族全面发展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在革命实践中，列宁提出了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是处理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联合和团结的基本原则的论断，并把这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背离了列宁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他无视民族平等和自决等原则，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民族矛盾一律归结为阶级矛盾并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民族问题。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就是阶级斗争。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是导致阶级斗争的熄灭，而是导致阶级斗争的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前进越顺利，那么注定灭亡和绝望的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越加激烈。[138]正是基于上述错误认识，斯大林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境内诸少数民族的特殊移民活动。30年代初镇压富农期间，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便大量遭到流放。30年代中期以后，芬兰、伊朗、库尔德、朝鲜和波兰等多个民族被强制迁移。时至40年代，当局又对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民族实施了整体迁移。
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大量利用特殊移民劳动力的过程中苏联政府往往采取粗放式经营的方式，对自然资源实行掠夺性开发。这使许多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巨大破坏，从而严重影响了族际关系。如在发展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农业水利和工业生产的过程中当局对咸海的主要供水源——锡尔河和阿姆河的河水开发和利用过度，致使这个世界上第四大湖的储水量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身心健康。在哈萨克斯坦由于当局盲目发展采矿和冶金工业，大量重金属、硝酸盐和致癌物质流入河流、湖泊和水库，造成水源和大气层的严重污染。根据苏联中央指令性计划，从30年代起政府就在乌兹别克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展棉花生产。由于科学管理水平低，滥用化肥，致使河流受到严重污染，影响了当地的粮食生产和食品供应。这些问题引起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此外，波罗的海地区农业集约化水平比较高，但化肥施用量过大，河流和其他水源也受到污染。特别是当局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大规模地开发磷灰岩，发展化肥工业，每年从化肥厂和发电厂排出数十万吨有害物质，严重地污染了生态环境，导致略尔努斯海湾的污染超过了国际规定标准几十倍。为此，当地居民曾向苏联有关部门提出强烈抗议。在特殊移民劳动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上述生态污染问题是影响苏联族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139]
早在1917年之前，俄国便已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的殖民帝国。它是沙皇在300多年间依靠侵略扩张、制造民族纠纷、挑动民族仇视、实行分而治之和残酷屠杀等手段形成的，民族积怨甚深。特殊移民期间，苏联当局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强行迁移诸少数民族和变更其历史居住地的错误做法更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积怨和加剧了民族仇恨和矛盾。苏联解体后爆发的车臣战争便是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明。
历史实践表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错误做法不仅无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和民族关系的改善，相反只会加剧已有的民族矛盾和产生新的民族问题。而日积月累的民族问题和潜伏的民族危机一旦遇到适当的条件和时机，又必然要爆发出来，造成难以收拾的严重局面。
第三，特殊移民活动导致大量农业人口外迁和死亡，给国家人口再生产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为俄国的人口危机埋下了隐患。
苏联解体以后，俄国人口状况不容乐观。2000年В.В.普京总统在俄罗斯联邦会议上所作的国情咨文中强调：“近十年来俄国人口每年减少75万，这一发展趋势可能导致在15年之后我国人口下降3300万的严重后果。”[140]俄国在21世纪所出现的人口危机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从历史来看，俄国一直都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战争频仍等原因，俄国人口增长速度一直非常缓慢。进入20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天灾、人为制造的变故、苏联的解体和国家经济的衰败等都是导致俄国人口危机的重大原因。苏联领导人在30～50年代所实施的特殊移民活动加剧了俄国人口危机的趋势。
强制移民和全盘集体化导致苏联农村生存环境恶化、农业生产萎缩和农民的分化，引发农业人口大量逃亡和迁移。这些从农村地区流失的人口主要以青壮年为主，留在当地的大部分都是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据苏联学者普利马克指出，在集体化运动中因受当局迫害和迁往城镇等因素影响，苏联农村共减少了300万农户（1500万人）。[141]由于向城市迁移和死亡，农业人口在1929～1940年从5370万下降至3410万，损失了约1/3。[142]
特殊移民活动及其所促成的全盘集体化对斯大林执政时期数次农业危机中的大量人口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在集体农庄社员的利益被漠视、社员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抗灾能力降低和农业凋敝的情况下，1932～1933年乌克兰北高加索等广大地区出现了严重饥荒，人口损失巨大。针对这一天灾人祸，当局不但不承认事实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要求农民完成国家农产品采购任务。各地农庄和社员被迫将种子粮和口粮全部交出，结果导致众多农民陷入饥寒交迫之中。1940年9月，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承认，30年代初期国内共有2500万～3000万人挨饿。[143]据西方估计，1932～1933年大饥荒中有300万～400万农民饿死。[144]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拖拉机站政治部在相关报告中说，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哈萨克斯坦在这次饥荒中共有230万居民饿死，90万哈萨克人迁往中国、蒙古、阿富汗、伊朗等国家。[145]乌克兰共和国居民减少300万。[146]另据康克威斯特认为，1930～1937年的7年中苏联共有1450万农民死亡。[147]
整个特殊移民活动中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人口共计600万。特殊移民在迁往国家指定居留地的过程中死亡、患病现象极其普遍。1933年5月，М.Д.贝尔曼在写给Г.Г.雅戈达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您曾多次批示北高加索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要求对发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属集中营和劳动移民区的专列做好组织工作，并配备整套服务设施，但移民专列的状况依然相当糟糕。所有源自北高加索的移民专列中均存在人口大量死亡和患病的现象……”又据当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西伯利亚集中营负责人报告，从北高加索发往新西伯利亚的特殊移民10185人中死亡共计341人，比重达到3.3%。另外，还有大量特殊移民患有营养不良等疾病。[148]
特殊移民区大多处于荒僻边远地区，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恶劣，再加上当地移民管理部门目无法纪，恶意虐待，迁移初期特殊移民人口均呈现负增长态势。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为例。1930年代上半期，此类特殊移民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尤其是新生儿的死亡率更高。1932年，摩尔曼斯克自治区的西比诺格尔斯克（基洛夫斯克）区特殊移民新生人口为420人，死亡864人，其中儿童死亡人数达到589人，在该地特殊移民死亡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达到68.2%。[149]1931年10月26日，亚戈达在给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鲁祖塔克的报告中指出：“特殊移民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北哈萨克斯坦移民月死亡率达到1.3%，纳雷姆斯克边疆区达到0.8%。其中尤其是婴幼儿存在大量死亡的现象，如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地区，婴幼儿的死亡率占到了当地人口月死亡总量的15%。导致儿童大量死亡的原因除传染病、居住和生活条件不周之外，主要还由于缺乏必要的儿童营养食物。”[150]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30～1950年特殊移民死亡人口至少有120万。[151]
截至1950年代末，农村人口仍在苏联人口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特殊移民活动所引起的农业人口大量死亡，成千上万精壮人口的流失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对农村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152]它加剧了农村人口的性别失衡状态、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质量的下降趋势，对苏联人力资源再生产潜力构成威胁，为俄国未来的人口危机埋下了隐患。
第四，特殊移民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肆意践踏国家法制，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给民众精神和心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1989年1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在相关宣言中承认，“政府从前对少数民族所实施的强制迁移法令属于非法和犯罪性质……”它指出，“斯大林时代那些痛苦的记忆至今仍在我们心头留有难以磨灭的印迹。违法和恣意妄为成为普遍现象，大规模的逮捕，集中营折磨，无数妇女、儿童和老人无家可归。所有这些惨景至今仍折磨着我们的良心，成为我们永远难以忘却的痛苦记忆。苏联最高苏维埃认为，强制移民活动是最严重的犯罪并无条件地对之予以强烈谴责。它违反了国际法准则，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苏联最高苏维埃保证此类践踏人权和人道主义原则的事件再不会在我们国家重演。”[153]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这一宣言充分证明了苏联特殊移民活动的非法性质。
在特殊移民活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丑恶现象。近年来，俄国学者公布了许多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档案资料。原苏共北奥塞梯州委部门负责人印古什族人Х.阿拉比耶夫回忆了自己当年被迁往特殊移民区的情景：“那是1944年2月里的一天。在超载的‘装牲畜用的’车厢内见不到一丝光亮，也没有一滴饮水。几乎一个月时间，我们都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朝着未知的目的地前行……有的人得了伤寒，却得不到任何医治……只能在人迹罕至的会车处，在列车暂时停靠的那几分钟内用蒸汽机车的煤灰将死人草草掩埋在附近，如果有人企图离开火车5米之外，便会被随行的警卫人员枪杀。”[154]
关于特殊移民在移民区内的生活状况，1933年7月3日古拉格负责人在给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和工农监察局的报告中指出：“……随着物资供应标准的下降，在林业部门（尤其是乌拉尔州和北部边疆区）从事劳动的特殊移民的生存状况也急剧恶化了……北部边疆区和乌拉尔州林业部门的特殊移民中普遍存在以粮食代用品充饥的情形，甚至有人吃猫、狗和死亡牲畜的尸体……由于饥饿，特殊移民的患病和死亡人数剧增……有人因饥饿而自杀。由于营养不良特殊移民根本无法完成劳动定额，一些人已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特殊移民在生产过程中或在下工返回的途中便因饥饿而死亡……”[155]
特殊移民除了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物资供应和生活资料匮乏外，精神上还要忍受行政警备人员和小头目们的欺压和污辱。后者可随意提高移民的劳动定额或压低其工作量评估，克扣其口粮，取消孕妇的物资供给，将丧失劳动能力者指责为装病并指使爪牙对其任意实施殴打。乌拉尔州执委主席1931年5月9日在一份《关于特殊移民的迁移、经济安置和劳动利用》的文件中指出：地方上出现了大量针对特殊移民的“犯罪和污辱事件”。在很多移民区均存在这样的事实，“移民区管理部门……不给特殊移民发工资（如楚索夫斯克林业局），给移民制定根本无法完成的劳动定额，不给在工区工作的移民发放食物和必要的服装，拒绝向患病的特殊移民提供救助，强制驱赶快要临产的孕妇和儿童参加劳动，任意对移民实施打骂，等等”。[156]一些企业领导者经常会公开表示对移民的恶感。例如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应国家动员而参加劳动军的德意志族人经常会受到管理人员公开的歧视。1943年8月索里卡姆斯克纸业联合企业工厂的德意志族人在食堂吃午饭时，有关部门刻意将其安排在最后用餐，而且不给他们吃第二道菜。第二工段的负责人巴尔科夫斯基有意将原先应给德意志族人的补餐券发给了其他工人和犯人，并宣称：“你们，德国佬！还加什么餐！”[157]1948年12月2日“莫洛托夫森林纸业”托拉斯姆基辛斯克林业局副经理在工人大会上便曾这样答复移民关于改善生产和物资供应状况的请求：“即使死上10～15个人（指移民），我们也无所谓。”[158]
当局在特殊移民期间的残暴和不人道做法，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伤了广大民众的心。特殊移民大量的申诉信充分反映了民众精神和心理上的巨大创伤。纳兹拉尼村特殊移民С.Ш.伊兹马伊洛夫便写道：“我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我要让他知道，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没有人性地对待整个民族的事件。”卡尔梅克族人А.У.巴德马耶夫和苏塞耶夫说，“当局所实施的特殊移民活动，实际上是一场旨在灭绝印古什、车臣、鞑靼、卡尔梅克诸民族的犯罪活动。斯大林所颁布的宪法是彻头彻尾的样子货”。“我真不明白，在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等民族被如此摧残的情形下斯大林又怎么能说出关于苏联民族大团结的话来呢？！难道，在经过这一切之后还可能存在所谓的民族统一和巩固的国际主义吗？！”[159]
第五，特殊移民活动及其所促成的集体农庄体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扼杀了农民的个性和主动精神，导致农业发展丧失了革新的活力，农业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改革举步维艰，国家陷入危机；特殊移民活动对苏联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问题成为引发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国家领导人对农业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活动。但他们没有废除斯大林当年通过镇压农民手段才得以建立的集体农庄农业体制，没有改变庄员对国家的依附地位。因而成果是暂时的，危机不断加深，最终导致农业问题积重难返，陷于停滞。苏联农业生产的长期落后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苏联农业长期低迷。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农业产量徘徊不前，市场供应紧张。1986～1990年苏联谷物年均产量为1.965亿吨，比上一个五年计划略有提高，但低于1976～1980年的2.05亿吨。棉花、甜菜的情况也相类似。棉花年均产量是840万吨，低于70年代的855万吨。甜菜为8730万吨，也低于70年代的8870万吨。1991年的情况更糟，谷物产量直线下跌到1.6亿吨左右。[160]农业的停滞倒退，再加上收购供应渠道的日趋瓦解，国家掌握的农畜产品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不断增多，对高脂肪高糖高蛋白食品的需求明显增加，结果导致供求矛盾日趋尖锐，市场上每一卢布货币只有0.12～0.14卢布的商品。农业捉襟见肘，限制了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安定局面无法维持，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危机戈尔巴乔夫锐意改革，但改革的进程却举步维艰。
改革年代，斯大林当年镇压富农、消灭个体农民阶级的特殊移民举措的恶果逐渐显现。这在苏联解体前夕表现得尤其明显。由于长期在行政命令和农庄制度的保护下从事生产活动，苏联农民的个性遭到窒息，没有了劳动积极性和主人翁感。多数农庄庄员已不会独立进行农业生产，习惯于一切依赖农庄和安于现状。相当一部分庄员甚至不知离开集体农庄后如何生活。他们害怕竞争，惧怕变革，特别是那些前景不明的变革。据1990年1月对823名农村居民的调查显示，只有40%的人希望独立经营生产。当问及获得土地后想做什么的时候，44%的人回答要种蔬菜瓜果，26%的人想建私房，很少有人想进行大田生产。至于农村干部，则大多数都反对或抵制发展私人经济。1990年最高苏维埃开会讨论《土地法》时，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们几乎一致反对平等对待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161]农民个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成为苏联农业变革的巨大障碍。
改革的最大危险更来自民族问题。由于特殊移民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和苏联新国家领导人继续推行民族高压政策等原因[162]，自60年代起在“解冻”的条件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国家已是进退维谷，岌岌可危。按说，苏联有耕地2.15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达0.79公顷，比美国多5%，粮食本应自给有余，但如今却要每年花费大量外汇进口3000多万吨粮食。政府为弥补外贸赤字，每年不得不减少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大量出口石油、木材等原料。恰逢当时世界石油和黄金价格急剧下滑，苏联欠西方的外债高达800亿美元。经济陷入困境，政府被迫向外国进行粮食借贷，结果使国家的债务愈加沉重。苏联对国外金融资本不断增长的依赖，迫使她不得不经常向西方作出妥协，政治上沦为西方资本的人质，改革受到西方国家的钳制。随着冷战对峙的日趋缓和，公开性、民主化思潮的广泛传播，农民已很难再忍受斯大林体制，更不愿向国家交售自己的产品。国家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主义威望不断下滑。人民对改革的兴趣直线下降，对政治家们的活动越来越冷漠。一些政治家为转移人民对生活状况及其政绩的不满，极力挑动民族主义情绪，民族问题成为国家分裂的导火索。1991年，苏联农业再度跌入低谷，城市供应明显紧张，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也被煽动到顶点。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激化终于导致国家的瓦解和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
在历数苏联特殊移民政策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否认广大特殊移民在国家边远地区经济开发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在促进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和对苏联东西部人口平衡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首先，数百万特殊移民的牺牲换来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如期建立和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特殊移民政策促使农业集体化制度的迅速建立。虽然这种制度没有效率，但它的确将苏联粮食的商品率从1929年的13%增加到1933年的40%。1933年国家得到11.3亿普特商品粮，从而基本满足了国家对粮食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工业化。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结果来看，苏联在工业发展速度方面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也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期间共有4500个新工业企业建成投产，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基本完成。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比1932年增长了12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5倍，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163]苏联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其次，特殊移民促进了俄国东西部的人口平衡。
在特殊移民运动过程中，当局将600多万人迁往国家东、北部边远地区。虽然，随着特殊移民的解放，大量移民返回了原迁出地，但最终还是有100多万此类人口留在了移民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东西部人口的不平衡状况。
再次，特殊移民政策促进了俄国边疆地区的土地和经济开发。
特殊移民在迁入移民区后便被大量利用于国民经济领域各部门参加劳动，并创造了相当大的业绩。这尤其体现在土地开发方面。例如截至1938年1月1日劳动移民共开发各类土地3035644公顷，其中，耕地和有耕种能力土地1128194公顷，刈草地287431公顷，牧场590789公顷，宅基地44914公顷，其他土地984316公顷（沼泽地2988公顷，可灌溉土地12857公顷，生荒地243161公顷，特殊移民通过挖掘树根，铲除和清理灌木丛而开发出的新土地183416公顷等）。其中俄罗斯联邦境内由特殊移民所开发的土地便有1662280公顷，其他联盟共和国——1373364公顷。截至1938年初由特殊移民铺设的土质道路共计7294公里，在农村地区架设桥梁21400米，开掘水井1578口。[164]
不过从总体来看，苏联当局通过特殊移民政策而得到的这些“成绩”和“积极作用”的代价过于高昂，有些得不偿失。特殊移民政策充分体现了斯大林动员型发展模式竭泽而渔、急功近利的特点。它对国家的长远利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特殊移民现象是苏联历史上悲惨的一页，是斯大林时期苏联产生的诸多悲剧性重大历史现象之一。它既与斯大林的名字紧密相关，同时也打上了斯大林个人活动的深刻烙印。特殊移民历史现象之所以产生，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苏联当局的特殊移民政策，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它既是对俄罗斯帝国传统的沿承，同时也与斯大林对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和对马列主义关于暴力运用的经典论述的片面理解密切相关，另外还涉及斯大林防患于未然的心理、政治家“为求大善不避小恶”的善恶价值观及其暴戾的个性，等等。[165]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的俄国爆发，本身就是俄罗斯传统与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合流[166]，因此这期间所产生的一切历史现象必然会带有俄国历史和传统的印迹。国内落后的社会现状和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个性粗暴、只对马列主义具有教条式理解的斯大林重蹈了俄国动员型社会发展模式的覆辙，而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斯大林模式又导致了特殊移民政策的出台及其实施。
探究苏联特殊移民政策诸问题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其中，最大的教训便是苏联领导人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斯大林以简单粗暴的特殊移民方式来对待农民和处理民族矛盾，人为地加剧社会紧张和民族分离，最终导致农业问题和民族问题成为国家分裂的重大诱因的前车之鉴无疑对当今的俄罗斯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首先，善待农民、慎用暴力。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亡。苏联领导人的重大错误之一便是没有善待农民，最终导致工农联盟的破裂和农业的破产，在人民的冷漠中葬送了整个国家。其次，谨慎对待民族问题。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民族问题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苏联当局的特殊移民活动不但未能解决苏联旧有的民族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矛盾。特殊移民的痛苦经历成为苏联少数民族心中一个永远的痛。苏联国家领导人没有谨慎地对待民族问题，没有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本身所具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他们试图以简单的人为“组织”或“融合”等强制手段来解决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在经过动荡不安的90年代之后，我们看到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政府在处理国内问题尤其是民族问题方面已变得成熟起来。有理由相信，普京之后的俄罗斯国家领导人一定会吸取历史教训，在解决民族问题时绝不会再犯苏联那样的错误——把步子迈得太急和采取简单化的解决方式，而会从捍卫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与发展、促进社会繁荣富强的高度，以更加谨慎和务实的态度来重视和解决俄国当前所面临的农民和民族等敏感问题。
[1] 从事这方面专题研究的俄国学者主要有В.Н.兹姆斯科夫、Н.Ф.布卡依，前者主要从事特殊移民史研究，后者主要从事民族驱逐史研究。
[2] 中国学者目前还没有直接涉及苏联特殊移民史方面的学术著作，只有一本关于俄国时期移民的著作（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861～19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该著作以1861年至1917年以前沙俄时期的西伯利亚移民为主，对苏联特殊移民问题只是稍有提及。涉及苏联时期移民问题的论文有谭继军的《试析苏联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和冯佩成的《苏联农业集体化中的特殊移民现象》（《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3期）。
[3] 本文参考和引用的资料包括俄文著作：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М.：НАУКА，2005；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огласно Вашему указанию...”，М.：АНРО-ХХ，1995；Вербицкая О.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1939-1959гг，проблемы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М.：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нститу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2002，以及俄国学者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文资料有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徐天新、叶书宗、郑异凡、杨存堂等《中国史家论苏联》，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861～1917）》等。
[4]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1946～60年代初）》第6卷，盛曾安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第485页。
[5] 苏联在表述这一概念时，使用过三个俄文词，即трудпоселенец，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ец，спецпоселенец，三者为同义词。
[6]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М.：НАУКА，2005，с.283.
[7]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2页；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384～388页。
[8] “特殊人口”一词最先见诸于古拉格相关文件。据最低估计，1929～1953年苏联国内此类人口共计3200万人，其中被送进劳改营、教养院、监狱和苦役营的人数至少有1800万人。参见Суслов А.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х-начала 50-х годов：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4，№3，с.134。
[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97.
[10]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80.
[1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3.
[12]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83.
[13]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67。
[14]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29.附表44《截至1954年1月1日苏联特殊移民人口状况》。
[15] 1940～1941年，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波兰族人。阿萨特尼克（осадник）主要是波兰军队退役人员。他们由于在1920年的苏波战争中表现英勇，作为奖励于1920～1930年在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聚居的地区获得了大量土地。阿萨特尼克对当地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肩负着警察职能。1939年以后随着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等地区被并入苏联，阿萨特尼克及其家属被苏联政府宣布为“劳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并强制迁往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流域、乌拉尔、苏联欧洲北部等特殊移民区。
[16] Суслов А.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х-начала 50-х годов：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4，№3，с.127.
[17]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13.
[18] 劳动移民，俄文称作трудпоселенец。它与特殊移民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ец或спецпоселенец属于同义词，指在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和未经法庭宣判情形下便被当局以各种借口强制迁移的人口。区别在于：前者仅指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而后者所包括的特殊移民人口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指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还包括各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
[19]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150页。
[20]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0页。
[21]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95页。
[22]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0.
[23]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5.
[24] 即集中营管理总局，1934年以前它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辖制，1934年以后从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
[25]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0.
[26]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1.
[27]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4.
[28] 苏联特殊移民体制存在时期特殊移民所发动的最大规模起义于1931年7月末在纳雷姆斯克边疆区的巴尔比克斯克警备辖区爆发，参加此次起义的特殊移民共计1500人。起义遭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部队、警察和党—共青团积极分子武装的残酷镇压。镇压过程中起义者共损失105人。起义的组织者被当局判刑，一部分起义的积极参与者（包括其家庭成员在内，共有数百人）被发往遥远的阿列克桑德罗—瓦霍夫斯克惩戒警备区。具体参见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3，1994，с.128-138。
[2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59.
[30]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58.
[3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5.
[32]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5.
[33]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2.
[34]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4.
[35]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4.
[36]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4。
[37]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8。
[3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51.
[39] 针对北哈萨克斯坦从事农业生产的特殊移民，国家的这一优惠政策一直持续到了1935年1月1日前。
[40]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7-48.
[4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51.
[42]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57.
[43]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61.
[44]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61-62.
[45]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62.
[46]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64-65.
[47]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81.
[4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24-125（附表4）。
[49] Земсков В.Н.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14.
[50] Земсков В.Н. 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1930-1954гг），с.136.
[5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95.
[52] Земсков В.Н. 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1930-1954гг），с.130.
[53]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95.
[54]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96.
[55] Земсков В.Н. 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1930-1954гг），с.132.
[56]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96.
[57] 1938年10月22日决议规定，凡“前富农”—特殊移民子女，在16周岁以前身份随家庭而定，当其年满16周岁以后，其特殊移民身份将被注销，并成为自由的、享有完整权利的苏联公民。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67。
[5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33-134.
[5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37.
[60]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97.
[61] 内务部曾起草了苏共中央《关于特殊移民》的决议草案。这一草案与相关书面论证报告均一起转交苏联中央行政机关和贸易—财政机关诸部委审议。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97。
[62]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51。
[63]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29。
[64]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12。
[65]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19.
[66] Бугай Н.Ф. 40-50-е годы：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ородов（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архивы НКВД-МВД СССР）// 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91，№1，с.129.
[67] Бугай Н.Ф. 40-50-е годы：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ородов，с.130.
[68]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15.
[69]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03.
[70] Бугай Н.Ф. 40-50-е годы：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ородов，с.134.
[71]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05.
[72]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37.
[73]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16.
[74]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17.
[75] Суслов А.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х-начала 50-х годов：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4，№3，с.134.
[76]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34.
[77] Бугай Н.Ф. 40-50-е годы：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ородов，с.128.
[7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66.
[7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3-184.
[80]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35.
[81]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38.
[82]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44.
[83]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56.
[84]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48.
[85] Бугай Н.Ф. 40-50-е годы：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ородов，с.133.
[86]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58.
[87]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45.
[8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3.
[8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4.
[90]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21。
[9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7.
[92]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61.
[93]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09.
[94]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7.
[95]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09-110.
[96]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8.
[97]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92.
[9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00.
[99]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92。
[100]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59.
[10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71.
[102] 俄国学者普遍认为，斯大林战争期间实施的民族驱逐虽有国防方面的考虑，但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民族问题，强制实行民族同化和融合。当时虽然各边远少数民族中存在叛国情形，但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红军的。如果仅仅由于少数人叛国，便对整个民族实施惩罚的话，那么，俄罗斯族人中也有叛变者，是否也应将俄罗斯人整体迁移。如此结论当然非常荒谬。具体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7；Вормсбехер Г.Г. Немцы в СССР// Знамя，1988，№10，с.143。
[103]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33.
[104]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10-211-212（附表43）。
[105] 1953年被当局注销特殊移民身份的人口共计88363人。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25。
[106]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28.
[107]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30.
[108] 1954年3月27日苏联内务部和苏联检察院《关于逐户解放特殊移民子女》的法令；1954年5月14日苏联内务部《关于注销在连续农业集体化期间遭到迁移的德意志族流放富农人口的特殊移民身份》的第44/4-19636号指令；苏联部长会议1954年7月5日《关于撤销特殊移民法律地位方面的一些限制》的决议；1954年8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撤销对特殊移民区内的前富农及其他人口的限制》的第1738-789сс号决议；1954年8月20日苏联内务部第00713号法令。
[10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35.
[110] 1955年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解放特殊移民区内苏共党员、预备党员及其家属》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1955年11月24日颁布的《关于解放一些类型特殊移民》的决议；1955年9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对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曾与占领军当局合作的苏联公民实施大赦》的法令；1955年11月24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对1949年从格鲁吉亚共和国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希腊族苏联公民予以解放》的指令。
[11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36.
[112]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53。
[113] 1956年6月29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清除在对待前战俘及其家属问题上粗暴违反法律的影响》的决议；1956年1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对1936年从乌克兰共和国苏波边境地区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波兰族人实施解放》的决议；1956年3月12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解放一些类型特殊移民的补充规定》的决议；1956年5月15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解除已从流放区获释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族人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的决议；1956年3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撤销对特殊移民区内卡尔梅克族人及其家属法律地位的限制》，1956年3月27日颁布《关于撤销对特殊移民区内希腊、保加利亚、亚美尼亚等族人及其家属法律地位的限制》，1956年4月28日颁布《关于解放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内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土耳其等族—苏联公民，库尔德、赫姆等族人及其家属》，1956年7月16日颁布《关于解放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的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等族人及其家属》，1956年9月22日颁布《关于对特殊移民区内一些外国侨民、已取得苏联国籍的无国籍者和前外国国民实施解放》等法令。
[114]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54-255。
[115] 1958年1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对特殊移民区内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来自波兰领土的拘留者和战俘等实施解放》的决议；1958年3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对一些类型特殊移民给予解放》的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8年5月19日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8年8月2日法令。
[116] 战后遭到当局驱逐的“奥乌诺夫分子”、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等特殊移民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匪帮和民族主义者”、“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匪帮帮凶”，“匪帮帮凶家属”和“富农—民族主义者及其家属”。其中“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特殊移民也分为五种类型：镇压过程中被打死匪帮家属，逃避集中营关押、劳动教养、监狱诸惩罚者或被判处极刑者家属，从集中营、劳动教养所、监狱等获释后迁入特殊移民区人员家属，拥有非法身份者家属，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中居住地不明者。
[117]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72。
[11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74.
[11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75.
[120]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78.
[12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54.
[122] 参见Айспельд А. （ФРГ）Российские немцы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х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6，№3，с.135；Волобуев О.В. Крымскотатар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 ЦК КПСС（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50-х-середина 80-х гг.ХХ 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4，№6，с.121；Бугай Н.Ф. 40-50-е годы：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ородов（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архивы НКВД-МВД СССР）// 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91，№1，с.87；1992，№1，с.35等相关内容。
[123] 《1957年5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状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387页。
[124] 《1957年6月4日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机关部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第388页。
[125] 《1957年5月15日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机关部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第388页。
[126] 参见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第388页。
[127]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53～154页。
[128]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56页。
[129] 罗·麦德维捷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02页。
[130]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103页。
[131] Фанасьева Н.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й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M.：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нститу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1996，с.284.
[132]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05页。
[133]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2页。
[134] 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46页。
[135]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第287页。
[136] 李仁峰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农业出版社，1981，第190页。
[137]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77页。
[138]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19～320页。
[139]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72页。
[140] Вербицкая О.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е в 1939-1959гг，Проблема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развития，М.：ИРИ РАН，2002，с.3.
[141]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272页。
[142] 李英男主编《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道路》，外文出版社，2004，第18页。
[143] 《苏联农村新事》1987年第12期，第6页，转引自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3页。
[144] 1988年9月16日《真理报》，转引自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3页。
[145] 《东欧中亚问题译丛》1992年第6期，第122页，转引自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46页。
[146] 《乌克兰共产党人》1989年第11期，第47页，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46页。
[147] 康克维斯特：《悲哀的收获：苏联集体化运动和令人恐怖的饥荒》，伦敦，1986，第306页，转引自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3页。
[14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9.
[14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9.
[150]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9.
[15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81-282.
[152] Вербицкая О.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1939-1959гг，с.205.
[153] 1989年11月25日《消息报》，引自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3。
[154] Бугай Н.Ф. К вопросу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в 30-40-х годах// 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89，№6，с.140.
[155]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4-35.
[156] Суслов А.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х-начала 50-х годов：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4，№3，с.130-131.
[157] Суслов А.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х-начала 50-х годов：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с.130.
[15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70-171.
[159] Бугай Н.Ф. Правда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чеченского и ингушского кар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0，№7，с.42.
[160]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73页。
[161]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72页。
[162] 导致民族问题成为引发苏联解体的导火索的因素很多，除特殊移民政策对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外，还包括联邦制变形、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大民族主义、历任苏联国家领导人在民族工作中的错误、经济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等（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三、四、五章相关内容，第76～229页）。
[163]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第239页。
[164]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53.
[165] 师建军：《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深层原因》，《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6期，第86页。
[166] 黄军甫：《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及其当代意义》，《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2期，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