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实施的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在农民暴动，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威胁下，苏维埃政权遇到“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被迫实施的。那时候全党面对的是要么改革，要么苏维埃政权灭亡，别无选择。所以列宁多次说过，实行粮食税在党的十大上是一致通过的。农民由于实施粮食税，可以自由支配剩余的粮食，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感到满意，因而武装反抗的浪潮消退，国内形势转入稳定。
不过一年后威胁消除之后，党的领导核心以至普通党员中有许多人认为退却的目的已经达到，要求转入进攻。在这强烈要求下，连列宁也顶不住，在党的十一大上，即实施新经济政策仅仅1年以后，宣布停止退却，转入进攻。在此后的年代里，这股要求进攻的呼声不但没有消停，反而越来越强烈。并且正是这种“左”的代表人物执掌政权，主导政策，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最终命运。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核心多数人对新经济政策心存疑虑，特别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用行政手段来限制新经济政策，甚至发布与新经济政策精神相违背的法令指示，缩小新经济政策的作用和范围。由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早已试图取消新经济政策，1922年夏发布关于禁止粮食自由买卖的法令。[116]1923年秋他们正式声明一旦德国革命胜利就可以废除新经济政策。在以后的年代里，实施新经济政策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恶”，苏维埃政权依然敌视各种资本主义成分。例如1926年8月23日中央组织局决定，禁止共产党员在租让和私人企业担任行政职务。[117]
经济核算制度被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这项措施并没有能够推广到所有工厂企业。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实施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示，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它们拥有有限的出售产品的权利。但1922年9月2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决定，“建议允许所属企业过渡到经济核算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立即停止这种过渡。向其他人民委员部说明，不赋予它们把所属企业转入经济核算之权。”[118]经济核算仅到托拉斯一级，没有普及到企业。托拉斯受上级党政机关的指令的控制。按照1923年4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关于按照商业核算原则活动的国营工业企业（托拉斯）”的命令，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实施其计划管理，包括发放拥有建筑物以及其他固定资产的许可证，出让、抵押和出租固定资产，任命和调动托拉斯的理事会和稽核委员会，批准生产计划、工作报告和平衡表，年度利润的分配，批准参加工商联合体，等等。这样，留给托拉斯的自主性就非常有限了。
国家保留对国营的特别是大工业发展的强大影响而不松手，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命脉之一，是再生产无产阶级的基地。因此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并不意味着在这一领域建立了市场关系的真正空间：国家给托拉斯和某些工厂拨款，给它们的集中供应，国家订货和采购，党对它们的态度犹如对待国家的经济政治机构，这从一开始就使在商业原则上、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原则上发展工业的可能性化为乌有。与此同时，逐步地并且越来越厉害地从国营企业间的供应、买卖中排挤私人商业中介。
党的领导层和普通党政干部对新经济政策初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尝试存在疑虑，对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的正确性、通过新经济政策振兴经济、恢复重工业和维护社会主义成果的可能性都有怀疑。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声称：“托拉斯无非是具有一定自主权的国家机构，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119]1924年3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进一步限制实行经济核算的国营机构和企业的自由，规定它们至少把60%的后备资金用来购置息票。1927年6月29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发布的新条例规定托拉斯完全服从国家的计划任务，取消了托拉斯提取利润这一条。
允许私商的存在，这是新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们的处境非常不稳定。1923年10月9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在高收入人群中强制摊派国家6%有奖公债，逃避购买等同于逃避税负。[120]1924年初公开向私人商业发起进攻，格伯乌把耐普曼迁出莫斯科，逮捕和驱逐从1923年12月底一直进行到1924年1月。所有被捕者和被指控为“新经济政策的渣滓”者，都流放到索洛维茨和纳雷姆。他们的家庭成员，除公务员外，一律迁出莫斯科，并禁止居留在各共和国首都和人口稠密的工商业中心。住房被查封，与其他屋内财产一起交付莫斯科不动产管理局处理。[121]接着又采取措施禁止私人商业。1924年4月24日《真理报》公布俄共中央关于国内贸易和合作社的决定，其中规定：①把私人资本首先是批发资本排挤出商业。②着手制订商业条例，制订条例时须有国营商业代表参加并处于领导地位。③研究最大限度限制私人和私人机构从事信贷工作活动，等等。由于商品荒，1925年11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同投机倒把斗争的专门决定：“加强对那些因出售和倒卖日常用品而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和合作社工作人员的镇压，迅速审理此类案件，并举行一系列的示范审判……规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关最多在两周期间内完成上述案件的初步调查……侦察要在最短期间完成。”[122]
1930年6月斯大林在党的十六大上给新经济政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预计到退却和容许私营商业活跃，即在保证国家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活跃（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新经济政策同时也预计到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缩小私营商业的活动范围，相对地和绝对地缩减资本主义成分，公营部分日益超过非公营部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现今阶段）。”[123]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无非是退却和进攻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并最终消灭之的问题，至于运用市场机制统统不在考虑之中。
党的领导中也有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少数人一直在维护和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1925年布哈林提出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主张各种经济成分互相促进，互相繁荣。他主张把农村作为工业的广阔市场，而不是“殖民地”、剥削对象。布哈林认为，苏联出现的经济危机，不是生产过剩，而是商品短缺造成的。社会主义应当是有机发展的社会，不能搞拔苗助长的“大跃进”，不能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而应当争取缓和阶级斗争，如此等等。但相对来说，他们势单力薄，顶不住反新经济政策派的强大压力。
左倾激进思潮的对抗
苏俄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把市场机制引进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无先例可循的创举，只能摸索前进。在这过程中有人从实际出发，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改变自己的观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人死守传统观念不放，总想走回头路，回到军事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列宁是前者的代表，经过约半年时间的实践，列宁由否定商业到承认商业，从试图把交换限制在地方范围到允许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换，从只允许产品交换到承认商品买卖，最后号召共产党员学会经商做生意。列宁的这个号召实际上意味着要全党学会市场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商品市场机制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然而列宁过早逝世，他的继任者多数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并不理解，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暂时的退却，看作是1918年春政策的回归，不承认它同以往的政策有质的差别。政策不稳定，受政治气候、党内斗争的影响甚深。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对耐普曼和富农的政策，经常是党内争论的对象，党内除布哈林等少数人，一个比一个“左”，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但在骨子里他比托洛茨基还要“左”。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支持，仅仅是为了打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需要，一旦目的达到，立即同布哈林分道扬镳。政策的不稳定导致居民心态始终处于惴惴不安的状态，没有人愿意把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斯大林批判“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不久就实际执行这一规律的基本原则，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在20世纪20年代流行以“激进”为荣，以“左”为荣，唱高调，追求高指标。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建议的经济增长速度，给他戴上“超工业化主义”的帽子，但是他后来规定的五年计划数字大大超过托洛茨基的速度。[124]以“贫穷”为荣，以穷人为依靠对象，挑动农民斗农民，动辄发动穷人斗富人，给予奖励。如举报窝藏粮食者，从所没收粮食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给予奖励。显然，列宁以后的领导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长时间的经济发展战略。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多少严格的概念。1923年10月15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批评政治局的政策时指出：“我们没有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原则性决议。”[125]党的领导也不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策略路线，而只是同反对派的政治斗争中的一张牌，在整个20年代悄悄地破坏和扼杀新经济政策的根基。在摧毁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反对派）之后，斯大林终于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平等观念与先富起来群体之间的矛盾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社会出现分化，在城市和农村一方面出现大量失业人群，另一方面出现一个富裕阶层，这个富裕阶层被官方定性为“新资产阶级”，采取了限制、压制和不断打击的政策。这个政策得到怀有平均主义心态的群众的拥护，他们拥护“劫富济贫”的做法，在农村定期重分土地，剥夺“富农”或者富裕农民的财产。在城市，工人和市民对因新经济政策获利发家的耐普曼也心怀不满，认为这些人是剥削发家的。正因为如此，官方“转入进攻”、“打击富农”的方针能够得到城乡劳动者的拥护和欢迎。然而，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并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斯大林派都担心农村的分化，都打“反富农”的牌。但是谁是富农，在整个20年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曾经批评过乱划富农的现象，说被当作富农特征的有：“生产值钱的农作物，拥有大量的幼林，有新住宅，制作并向本村人出售收音机，拥有良种牲畜，土地经营得法，从前使用过雇工，自己拥有农具，不是今年，也不是去年，而是曾经一度做过生意，等等。”有的地区规定有2～3头奶牛或2头役畜者为富农，甚至连经常或临时出租住房者也算作富农。在许多场合被列入“富农”的是从事集约化生产、采用先进技术、种植高产作物、把农业劳动同辅助性手工业结合起来的农民。[126]1929年5月，人民委员会曾规定过富农的特征，其中包括拥有磨坊、油坊、碾米厂、梳羊毛机、弹毛机、烘干房或其他有机械动力的企业，等等。[127]而这些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小小的乡镇企业主。剥夺富农前夕，为便于操作，根据斯大林的坚决要求编制了“确定”富农的标准：每人的年收入高于300卢布（但全家至少1500卢布）；做买卖；出租农具、机器、房舍；拥有磨坊、油坊，等等。[128]在这些特征中，只要具备一个，就可以定为富农。但在这些特征中缺乏社会标准，即关于剥削的界定。把这些人当作“富农”打击甚至消灭，谁还会去努力经营，发展农业生产呢？
在这种情况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形成一种仇富的气氛，以穷为荣，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干部把穷人当作唯一的依靠对象，以至于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不得不批评“左派”糊涂虫的观点，说“糊涂虫把穷人理想化了，他们以为在任何条件下穷人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永久支柱”。[129]斯大林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934年了！可见“把穷人理想化”，“依靠穷人”的观念是多么牢固地扎根在各级干部的脑海之中。然而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这些“左派”自己。
行政命令措施下的经济改革
一般说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从上头的决定、命令开始的，对此无可厚非。但是一项以运用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应当逐步向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过渡，也就是说要学会运用市场机制，学会利用价值规律。但是，当时苏联的绝大多数官员和干部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不知价值规律为何物。经济学家布哈林主张利用价值规律，但也只看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需要价值规律，而这以后价值规律就不再起作用，而代之以“劳动消耗规律”。
20世纪20年代的多次危机大多是由行政命令的措施引起的，结果也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而越是这样，党的领导就越是把行政命令看作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因为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就要培育市场，需要时日，而行政手段则能够“立竿见影”，只要有权，就可以发号施令，可以无视经济规律，认为通过政权的力量可以办到一切。1922年12月加米涅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新经济政策可以简单地通过你们或者苏维埃政权的任何高级机关的命令予以废止，而不会引发任何政治震动。”[130]1926年上任的商业人民委员米高扬宣称：“应当说，农民自发势力、农民谷物市场完全为我们所控制，我们随时可以降低或提高粮食价格。”“因为我们掌握了全部发挥作用的杠杆……因为没有人替庄稼汉说话，没有人妨碍我们！”[131]
1923年夏秋的销售危机就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布的第394号命令引发的，它要求国营托拉斯和辛迪加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由于竭力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农产品的价格，造成工农业产品之间严重的“剪刀差”，酿成所谓销售危机。而实际上当时工业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农民没有钱来购买，形成积压。销售危机通过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的办法得到解决，这个办法虽然较为符合市场的需要，但运用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力量，而是行政命令措施。
1924年10月28日司法人民委员部发布通告，地方领导人可以根据政治因素或者经济需要加强镇压，以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经济困难。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Р.И.艾赫1925年初就是这样做的。他指示格伯乌西伯利亚特派员采取措施逮捕最主要的私人粮食采购商和磨坊主。结果逮捕了5名大采购商，理由是他们高于限价收购粮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有规定，在俄联邦的某些区，格伯乌机关有权把从事粮食投机的人关进劳改营。[132]
1925年农村有一个短暂的开放时期。但1925年下半年由于出现新的危机迹象，党的高层的情绪又发生变化，地方上重新开始向私人采购商发起进攻。交通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特派员帕弗卢诺夫斯基命令遵照条例行事，据此条例不保存和接受未列入名单的收购商（首先是私商）运往西伯利亚以外的面粉。1925年10月29日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决定采取措施使市场正常化，限制把车皮拨给私商。这种做法显然是同新经济政策相矛盾的。
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并不是农村没有粮食，而是粮价不合理造成的，本来应当运用市场调节的力量，调整谷物同其他畜牧产品的价格，使种植谷物的农民有利可得，但是斯大林采取的办法是实施非常措施，动用刑法来对付拒不出售粮食的农民。
税收政策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20年代不断减免贫农户的农业税，增加富裕农民的税负。1923～1924年占农户9.5%的富裕农民和“富农”缴纳了29.2%的税额，以后他们的税负比重继续增加。富裕阶层想通过分散的办法减轻税负，结果20年代农户分散化的速度比革命前快一倍，这种现象不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当然也有受益者，居民群众利用新经济政策给予的商机和自由，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有的开始发家致富。在城市有耐普曼，他们在零售商业中占据巨大的份额，弥补了尾大不掉的国营商业的不足。耐普曼在活跃城乡流通、城乡交流，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方面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一部分善于经营的人士，他们的经营活动远远没有达到形成资产阶级的程度，并且由于大型批发业务都掌握在国营企业手中，耐普曼的活动受到严密的控制和约束，对整个国民经济并不构成威胁。
在农村从新经济政策得到好处的是善于经营的勤劳的农民。沙俄时代的富农经过国内战争贫农委员会的剥夺已经基本消灭，由于土地和生产资料被剥夺，他们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富农了。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在农村兴起的是那些善于经营耕作的勤勉的农民，他们利用缴纳粮食税后的剩余来改善和扩大生产，逐渐成为农村的富裕阶层，当时叫做“富裕农民”，以区别于所谓“富农”。但是他们的日子总的说来并不好过。按照过去村社的传统农村定期重分土地，这很不利于土地的改良，农民对过去富农的盘剥仍记忆犹新，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在农村就对“富农”实施剥夺，没收他们的土地、住宅和财产。
在农民写给报社的信函中有大量的申诉，对此表示不满。1925年阿穆尔州的农妇马秀拉给《农民报》写信说：“共产党好像竭力要使所有的农民变穷，只鼓励贫农，不是帮助他，而是鼓励他穷，如果一个农民成功地改善了自己的经营，那他就会从贫农队伍中除名，在他头上贴上富农的标签，把它看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可是没有一个农民不想改善自己的经营，这就在党的眼中成为富农。换句话说，这就是没有一个农民不想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133]
新经济政策本身的矛盾
新经济政策自身包含许多矛盾，例如近期任务与长期共产主义目标的矛盾。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生产，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当时领导人对其长期存在的必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一看见生产有所增长，“资本主义成分”有所增加，就忍不住把这一切同共产主义目标对立起来，要求消灭耐普曼、“富农”等“资本主义成分”。“左派”都有“恐资病”，希望通过“大跃进”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通过市场机制发展经济比行政命令要慢。用一个命令就可以把“富农”驱逐到边远地区，流放到特别移民区，甚至肉体消灭，通过命令可以制订和批准五年计划，按照规定的速度发展重工业，而通过市场，则费时费力，因为培育市场是需要时间的。为了发展经济允许合法经营者发财致富，列宁说过，发财吧，但是请你们严格遵守苏维埃法律。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宣传和追求的是共产主义，要消灭剥削，消灭剥削阶级以至所有的阶级，取消商品货币等“资产阶级”机制。军事共产主义被否定了，但是共产主义仍然是理想和奋斗的目标，无产阶级专政不但存在，还要加强。允许资产阶级存在甚至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哪怕加上一个限制词“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在当时的观念下不能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发生矛盾，而绝大多数领导人都站在无产阶级专政一边，动辄挥舞专政之剑来对付“阶级敌人”。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达成经济上的妥协，首先是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的妥协，防止农民造反。党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同农民或者各资产阶级阶层作政治妥协。列宁说得相当明确：虽然我们允许资本主义，但这是在农民的需要的范围内，不允许任何社会革命党人的和孟什维克的宣传。我们的法院应当懂得这一点。在我们结束全俄肃反委员会、建立国家政治法院的时候，我们要在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不承认超阶级的法院。我们的法院应是无产阶级的，而法院应该知道，我们容许的是什么。[134]如果在目前条件下农民需要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贸易，那我们应该允许，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允许贩卖那些全靠世界各国资本家的金钱出版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书刊。[135]“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主义者，我们革命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否则它就不是我们的法庭，而天晓得是什么东西。”[136]目前的关键“并不在于政治，就是说不在于改变方针”。[137]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之初说的这些话明确告诉全党，在经济问题上可以作让步，但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是不作任何让步的。
在准备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报告时，列宁确定了向农民作经济让步和农民问题的一般政治方针问题。关于经济让步方面，报告提纲承认“经济上满足农民”的必要性并确定了一系列措施——流转自由，贸易自由，为此弄到商品，等等，但他把这种自由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自由”。而农民问题的“一般政治意义”在提纲中被看作是“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问题”，并且认定“这样的反革命已在反对我们”。因此对待农民的政策是“可以把‘绳子’放松一些，不要弄断它，‘松开’一些”。这就是说拴农民的绳子还是要的，只是松开一些而已。把农民问题看作是“农民的反革命问题”显然太露骨，所以列宁在旁边注上：“在报刊上缓和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138]
在对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上，俄共十大的一些代表同样持强硬的态度。例如十大代表К.Г.扎维亚诺娃说：粮食税是对小资产阶级的让步，是确实必要的让步。但另一种让步，“违背共产党原则的实质的让步，这样的让步是不应当的。共产党在这里应当保持其本色，只有立足于这个基础上，它才会是强有力的”。[139]
这一时期出现了允许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法律，扩大了选举权，允许开办私人出版社，出版非党杂志，实行司法改革，设检察官和律师。1924年宪法赋予最高法院宪法监督权，等等。但所有这些民主变化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善大多是表面的。其中多数表现的还是阶级原则和党性原则，一点也没有改变俄国居民基本阶级和阶层的政治地位。
工业化需要的资金到底从何而来？国民经济恢复的完成决定了需要增加长期投资。但外来资金短缺，而内部资金又受到政府“反资本主义”政策的抵制。一国社会主义搞闭关锁国，切断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布尔什维克在偿还革命前债务、赔偿被国有化的财产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妨碍了外资的流入，租让制没有得到发展。工业生产能力的全部开工要求大量的投资以更新机器设备，建立新的生产部门。尤其是这里涉及的是投资大，而投资回收周期长的重工业部门。资金的严重不足，加强了集中分配和对经济实行行政干预的倾向。工业的增长要求农业增加商品率，以向城市提供粮食，保障工业的原料，加强出口以换回设备，用农产品去换取国外的装备，这就需要从农民身上抽取资金。然而，越是剥夺农民，农业发展就越缓慢，越不能满足工业的需要。农村个体大商品农户的发展受到了压制。本来扩大农村市场，通过农民的积累，通过节约，可以得到工业化的资金，但这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斯大林没有这个耐性。
缺乏政治体制保障的经济改革
布尔什维克政治制度的目标是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私有制的社会，而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对抗加强了。在城市，党主要从生产工人中得到补充，他们对“耐普曼”没有好感。在农村，充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是“市场的受害者”——破产的农民，贫农。私人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目标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商品货币、没有市场的社会。因此，不彻底改变社会主义观念，不改变对市场的看法，这个矛盾就始终存在。列宁在逝世前说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但他没有对这种改变做出明确的解释，像列宁在最后几篇文章中的其他许多重要指示一样，列宁关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改变了的重要论点也没有引起当时领导人的注意和重视。
政府职能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而转变。所有的经济措施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从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转到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上来。除了领导人观念没有转变之外，给予新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时间也太短。而拒绝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成为一个封闭的与世界经济发展拉大距离的社会。
经济体制的改革缺乏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应当是公平民主的自由竞争的经济，这需要有政治体制的保障，要求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有相应的立法保障。但是，苏联没有因新经济政策而出现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相反地，正因为经济上允许资本主义而在政治上加强了控制。列宁逝世后经过不断的党内斗争，权力向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中集中，逐步形成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或者说极权体制。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随着新经济政策下经济的发展，自然会提出“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问题，缓和专政的问题，然而政治领域出现的是加紧控制的进程。
一个是禁止其他政党。1922年举行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接着，开展反社会革命党人的运动，把原社会革命党人清除出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一部分移交革命法庭，另一些流放。1923年6月4日俄共向党的省委和区委下达由莫洛托夫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关于同孟什维克斗争的措施”的通告，规定一律解雇在工会、消费合作社、托拉斯、工业企业、保险机构和高等院校，以及交通人民委员部、邮电人民委员部、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孟什维克。[140]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这些政党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措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历史表明它们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后来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同它们的思路大体一致。这是一种党外的监督力量，但被排除出政治之外。
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取消党内民主，禁止各种派别甚至异议。然而，党内少数领导人却悄悄建立不合法的“三驾马车”、“七人小组”，夺取并控制党政大权，取消政治、经济领域的民主，逐渐形成少数人甚至个人的“一言堂”。
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补充以政治自由。民主化进程既没有扩大到经济领域，更没有扩大到社会政治生活，没有导致公民社会的产生，成为一个缺乏政治监督的社会，无法无天的社会。
新经济政策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但是它运行不到10年就中途夭折了。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宣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141]几个月之后，斯大林对“见鬼去吧”作出明确的解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142]
这时候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了，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措施、国家计划来维持这种联系，实际上又回到通过计划调拨进行实物交换的“军事共产主义”时代。
新经济政策终于被斯大林打发去“见鬼”了。
[1] 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1921～1923）》，梅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2] Дмитренко В.П. （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Х век，Москва：АСТ，1996；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1917-1940. 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99；Ратьковский И. С.，Ходяков М.В. История совт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1；Мунчаев Ш.М.，Устинов В.М.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НОРМА，2002；Пихоя Р.Г.（общ. ред.）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Учеблик. Москва：РАГС，2005.
[3] Никаноров Е.Б. и Разумов А.Я. （сост.）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1988. Л.，：Лениздат，1989；Никаноров Е.Б. и Разумов А.Я. （сост.）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1989. Л.：Лениздат，1990；Лельчук В.С.（ред.） Историки порят.Тринадцать бесед.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ИскендероваА.А.（общ. ред.）Открывая новые страницы...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89；Иванов В.А. Переписка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темы. Диалог ведет читатель.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89；Журавлева В.В.（ред.）Трудны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Пойск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на события и факты.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91；Шишкин В.И.（отв. ред.）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и урок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Наука，1992；Ратьковский И. С.，Ходяков М.В. История совт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зд. Лань，2001.
[4] Шишкин В.А. Власть，политика，зкономика. После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1917-1928）. С-Петербург：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1997；Белоуc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Х век.Книга II. Через революцию к нэпу. Москва：ИздАТ，2000.
[5] 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н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Новосибирск：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1993；Роговин В. Была л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Троцкизм”：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годы. Москва：Терра，1992；Роговин В. Сталинский неонэп. Москва，1995；Трукан Г.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дискуссия 1928-1929 гг. о путях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Москва：Знание，1990. Трукан Г.А. Путь к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у.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4.
[6] Кронштадт 1921.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в Кронштадте весной 1921 г.，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1997；Как ломали НЭП.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ов ЦК ВКП（б）. В 5-ти томов. Москва：Материк，2000.
[7] The Trotsky papers. T.2. 1920-1922. Mouton：The Harue-Paris，1971；Фельштинский Ю.（ред. и сост.）Архив Троцк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в СССР（1923-1927）. В 4-х тт. Москва：Терра，1990.
[8] 《俄共（布）第13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部分教师译，人民出版社，1987。
[9] Киселев А.Ф.，Щагин Э.М.（ред.）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1914-1945）. Москва：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ВЛАДОС，1996；Главацко М.Е.（ред.）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1940.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1993.
[10]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再认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1] 郑异凡：《布哈林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中文第2版；《天鹅之歌——关于列宁后期思想的对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不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12] 柳植、徐天新和叶书宗的论文集均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13] 《布哈林文选》（3卷本），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人民出版社，1981～1983；《李可夫文选》，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人民出版社，1986；《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三联书店，1979。
[14]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5] 王丽华主编《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05。
[16] Продразверстка，通常译作“余粮收集制”，不确切。本文一律用“粮食征收制”。
[17]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02～303页。
[18] 《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临时革命委员会通报》（喀琅施塔得），1921年3月3日，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3～24页。
[19]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64页。
[20]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64页。
[21]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7页。
[22] 转引自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288页。
[23] 转引自李永全《俄国政党史》，第289页。
[24] Троцкий Л. Новый курс. Москва：Красная новь，1924. с.57-58.
[25] ЦПАИМЛ，ф.2，оп.1，д.15337，л.3，引自Журавлев В.В.（ред.）Трудны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91，с.55。
[26] 《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444页。
[2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338页。
[28] 《列宁全集》第41卷，第60页。
[29] 《列宁全集》第41卷，第19页。
[30] 《列宁全集》第41卷，第50～65页。
[31]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63，с.431-434.
[32]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с.434-436.
[33] 《列宁全集》第41卷，第68页。
[34] 《列宁全集》第41卷，第67页。
[35]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с.445. 第6条全文：“农民纳税后所有留在他们手中的粮食、饲料和原料储备可以由他们用来改善和加强自己的经济、提高个人的消费，或者出售给国家以交换个人消费品和经营用品。”
[36]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105～107页。
[37] 《列宁全集》第41卷，第65页。
[38] 《列宁全集》第41卷，第199～200页。
[39]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20～122页。
[40] 《列宁全集》第41卷，第327页。
[41] Главацко М.Е.（ред.）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1940. Хрестоматия，с.141-142.
[42] 《列宁全集》第41卷，第308页。
[43]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221页。
[44] 《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92页。
[45] 《列宁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35～36页。
[46]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68页。
[47]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55～356页。
[48]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第270页。
[49]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63页。
[50]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8页，另见第506页。
[51] 见《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8～229页。
[52]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37页。
[53] 《列宁全集》第50卷，第152页。
[54]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4页。
[55]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63页。
[56] Шишкин В.А. Власть，политика，экономика. с.184.
[57] Шишкин В.А. Власть，политика，экономика. с.184-185.
[58] Четырнадцат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1925，с.60.
[59]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50页。
[60]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Бюллетень. Москва-Кремль，1923，с.244.
[61] Шишкин В.А. Власть，политика，экономика. с.195.
[62]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Москва-Кремль，1923，с.24.
[63]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31、32.
[64]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三联书店，1980，第196～198页。
[65]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195～197页。
[66]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第281页。
[67] НЭП：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4，с.103.
[68]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第311页。
[69] ЦПАИМЛ，ф.17，оп.84，д.438，л.194。转引自НЭП：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с.104-105。
[70] ЦПАИМЛ，ф.17，оп.84，д.659，л.54-55。转引自НЭП：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с.108。
[71] ЦПАИМЛ，ф.17，оп.84，д.660，л.115。转引自НЭП：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с.109。
[72] Белоуc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Х век.Книга II. Через революцию к нэпу. Москва：Изд. АТ，2000，с.351.
[73] 见王丽华主编《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第203页。
[74]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180页。
[75]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11页。
[76]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149～150页。
[77]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18.
[78]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9页。
[79]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1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80]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23页。
[81] ПАНО，ф.1，оп.2，д.266，л.31。转引自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и урок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2，с.102。
[82]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5、7.
[83] 《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11页。
[84] 见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郑异凡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
[85]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19.
[86]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46、81页。
[87]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2～303页。
[88]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22页。
[89]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192页。
[90]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56页。
[91]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196页。
[92] 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第220～221页。
[93]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56页。
[94]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2页。
[95]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5、366页。
[96]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7页。
[97]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325、399.
[98]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1～363页。
[99] 《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92页。
[100]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41页。
[101]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8页。
[102] 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岑鼎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第327页。
[103]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24、32.
[104]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327.
[105]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313.
[106]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282、286.
[107]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249-250.
[108]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117、118. 这里的记录是“耐普”，而不是“耐普曼”，看来是记录错误所致，后来斯大林借此做文章，攻击加米涅夫。
[109] 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89页。
[110]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81～91页。
[111] 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77、198页。
[112] 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348～349页。
[113]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528页。
[114]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569～570页。
[115]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11页。
[116] ПАНО，ф.1，оп.2，д.266，л.31。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3，с.208。
[117] ПАНО，ф.2，оп.2，д.116，л.3。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08。
[118] ПАНО，ф.1，оп.1，д.927，л.24。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21。
[119]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44-45.
[120] ЦГАОП，ф.1235，оп.101，д.4，л.93。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22。
[121] РЦХИДНИ，ф.17，оп.84，д.485，л.8。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22。
[122] ПАНО，ф.20，оп.2，д.57，л.4-6。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с.223。
[123]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268页。下划线是原有的。
[124]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3～306页。
[125] Правда，3 января，1923.
[126] 李可夫：《1928年中央11月全会总结》，《李可夫文选》，第395页。
[127] 见Данилов В.П. и ИвницкоН.А.（ред）Документ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Из истории деревни накануне и в ходе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 Москва，1989，с. 221-222。
[128] 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第309页。
[129]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18页。
[130] 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08。
[131] 转引自阿夫托尔哈诺夫《苏共野史》下册，晨曦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第773页。
[132] ПАНО，ф.1，оп.2，д.53，л.13。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16。
[133]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第532页。
[134]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17页。
[135]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16～117页。
[136] 《列宁全集》第43卷，第88页。
[137]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07页。
[138]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осква，1963. с.625-626。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第365～366页。
[139]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с.268.
[140] ПАНО，ф.1，оп.2，д.245，л.192。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н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09-210。
[141]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1页。俄文原文为：“Мы её отбросим к чорту”，全集的译文为“我们就把它抛开”，直译应是“我们让它见鬼去”。
[142]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