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进攻准备就绪，苏俄政府对喀琅施塔得的武力镇压就开始了。俄共（布）十大召开前夜，3月7日18时35分，从谢斯特罗列茨克和“红山”炮台向喀琅施塔得进行了试探性炮击，对方几乎没有回应。[69]列宁在向俄共（布）十大的报告中暗示，到3月8日晚喀琅施塔得可能会有新闻传来。苏俄高层确信，在武力进攻下，“叛乱”将很快被平息。
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在经过一夜的炮击后，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下达了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士兵们披着用来伪装的白色披风在没有任何掩体的开阔冰面上匍匐前进。3月8日整整一天政府军加强了对喀琅施塔得的炮轰，并用飞机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以及喀琅施塔得城投放了525俄磅炸弹，但政府军的进攻遭到了喀琅施塔得人的猛烈反击。他们利用地理优势，对政府军方的克拉斯诺弗洛茨基要塞、奥拉宁包姆、谢斯特罗列茨克沿岸地区——利西诺斯进行猛烈炮轰，使得谢斯特罗列茨克地区许多房屋着火，政府军至少5门大炮被炸坏。在第一天的进攻中政府军仅仅夺取了7号要塞。更为严重的是，被派去沿解冻的芬兰湾进攻要塞的红军的情绪不稳，从感情上来讲，他们同情喀琅施塔得人。部分红军士兵甚至公开拒绝执行进攻的命令。最为典型的是南方军队集群的561团，他们和喀琅施塔得的560团一样都是由库班人组成的，他们被调来执行进攻任务，但整个团都拒绝进攻，3月8日晨，该团有一个营（约600人）向喀琅施塔得投诚。从南方军区调来的混编团曾一度冲入喀琅施塔得，但却遭到了对方猛烈的机关枪扫射，不得不往后退却，并且有两个连被俘。3月8日22时，政府军不得不退回到最初的出发线。[70]政府军的第一次强攻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政府报刊力图掩盖真相，富有政治经验的托洛茨基在给季诺维也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的电报中写道：“今天的《彼得格勒真理报》上说，对于我方狂风暴雨般的火力，喀琅施塔得的反击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害怕浪费子弹，他们只用了轻型炮反击等等。这种不真实的消息在我看来是十分有害的。应该或者是不告知细节，或者是告知全部真相，因为居民们，特别是海军完全清楚事件的进程，上述做法会破坏他们对报刊的信任。”[71]
政府军第一次进攻的失败使得本以为在经过一次打击后喀琅施塔得人就会挂出白旗的托洛茨基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加以重新考虑。托洛茨基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写道：“只有在解冻前可以占领喀琅施塔得。一旦海湾通航，喀琅施塔得就和国外建立了联系。到那时，整个岛对我们来说将成为不可抵达的。希望对方由于缺乏粮食而投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在通航前起义者的粮食是够用的。除此之外，他们现在已经从芬兰获得了一些物资（有资料表明获得了8车物资）。图哈切夫斯基刚刚打电话来，说彼得格勒已经开始解冻。无论如何，必须在最近几天消灭喀琅施塔得叛乱。为此，必须征召相当数量的富有战斗力的共产党员和负责任的工作人员到彼得格勒去。应当采取果断措施。我很担心，无论是党，还是中央委员会委员都没充分认识到喀琅施塔得问题的尖锐性。”[72]
据侦察情报称，喀琅施塔得有140门大炮用于海岸防御，防御的水兵和红军达28000人。要想顺利进攻，必须有两倍甚至是三倍于此的力量。苏俄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首先是加强第七集团军炮兵部队的力量，从西线调来了27师的榴弹炮兵连、重炮炮兵连和3个重炮营。3辆分别装有10英寸炮、6英寸“加农”炮、8英寸炮的装甲列车也被调往彼得格勒。为了加强进攻喀琅施塔得的步兵部队，11师32旅、27师79旅被调集于利戈沃区。4支空军部队也从西线抵达彼得格勒。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对卡累利阿区的炮兵连进行了重新部署，把队伍集中于海岸线上，并且下令炮击时一定要对准目标，不得浪费火力。其次，鉴于第一次进攻中部队的骚动和拒绝进攻等情况，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手段，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如设立革命军事法庭巡回审判庭（审判程序得到了极大的简化），设立革命三人小组，在每支部队中安插情报员；在进攻中设立严密的散兵线，防止军人后退；那些被认为是最不可靠的部队在被解除武装后调往离喀琅施塔得很远的后方；被认为是带头起哄的军人被立即处以枪决。3月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秘书H.科列斯金斯基向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发出电报：“根据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立即在24小时以内征召150名坚定、坚强、有觉悟的共产党员作临时指挥，以解决喀琅施塔得事件。”[73]到3月12日，共有将近300名俄共（布）十大代表被派往喀琅施塔得，他们不仅仅是去担任军事指挥，更重要的是去加强那些进攻部队的士气。另外，从3月9日早晨起，政府开始对普梯洛夫厂、奥布霍夫斯基厂、阿尔图拉·科佩拉厂、阿尔谢纳尔厂和诺别利亚厂这些罢工工厂的工人进行重新登记，采取这一措施后，彼得格勒的大部分工厂得以很快复工。政府还对彼得格勒加强了情报侦察工作。[74]
3月9日，双方炮火不断。政府军对6号炮台、康斯坦丁要塞、南方炮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实施重点打击。喀琅施塔得方面则对谢斯特罗列茨克—利西诺斯区域和奥拉宁包姆进行了猛烈的炮击，步兵重新占领了曾被政府军夺取的7号要塞。就在这一天，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维尔舍宁在奥拉宁包姆被捕，他声称，之所以会出现在奥拉宁包姆是为了执行委员会交给他的与苏维埃政府进行停止军事活动的谈判的任务。此前一天，也就是3月8日，政府曾收到赫尔辛福斯电台的报道，喀琅施塔得人向政府建议谈判，但镇压的车轮已经启动，政府对此不加理会。
3月10日，政府军仍然对上述的几个点实施打击。到3月11日，包括北方军队集群（谢斯特罗列茨克区）、南方军队集群（奥拉宁包姆—佩捷尔戈尔区）、利戈沃后备军和彼得格勒后备军在内的政府军总共集结了步兵15998名、骑兵354名。此外，在佩捷尔戈尔区还有27师80旅和167旅499、501团。[75]整整一天，双方都持续炮击，政府军派出29架飞机加强侦察工作。鉴于解冻日期的日益逼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建议加快强攻要塞的准备。苏俄高层对战局高度关注，全俄肃反委员会呈列宁、斯大林的战报不断地从前线发往克里姆林宫，对彼得格勒的政治局势、军队进攻喀琅施塔得的情况、获得的关于喀琅施塔得的情报等加以报告。
为了迅速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政府除了在物质上尽量满足部队的需要外，还采取了更为强有力的政治措施。3月13日，南方军队集群政委伏罗希洛夫发布命令：“为了迅速镇压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兵变分子，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把苏俄各地最优秀的工作人员派遣过去，以保证和加强对喀琅施塔得白卫军的胜利。从党代会代表中任命的特派员除了加强军事行政工作和政治工作，还被派往作战部队。军队政委和指挥人员应把特派员看作帮助自己指挥和处理事务的有经验的同志。从收到此命令开始，所有的传单和打算印刷出版的文字材料必须交给南方军队集群政治部文字出版处审阅，没有该处的允许，这样的材料不得印刷。”[76]南方军队集群司令谢佳金也于这一天发布了关于处理临阵脱逃等案件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不仅是军人的案件，而且部队驻扎地居民的案件都划归彼得格勒军区/州革命军事法庭巡回审判庭管辖，指导方针是“尽快结案”。[77]
3月14日，预定从北方发起的进攻由于第27奥姆斯基师第79旅第235理韦利斯基团和第237门斯基团发生兵变而推迟。这两个团的军人全副武装地走出营房，喊着“不要到冰面上去”、“召回部队”等口号，以示拒绝进攻喀琅施塔得。这些军人被解除了武装并被逮捕。门斯基团和理韦利斯基团分别有41名、33名士兵被判处枪决。判决书向全体军人长时间地反复宣读，以示警告。3月15日，图哈切夫斯基发布命令：“……苏维埃政权用解除这些团的武装和逮捕表明，无论是目无纪律，还是叛变，都不允许在红军中发生。所有的奸细和造谣者都要为自己的反革命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当被他们蒙骗的英雄们请求给予机会夺取喀琅施塔得，在苏维埃俄国工农面前赎罪的时候，我特此命令：归还门斯基团和理韦利斯基团武器和革命称号。我相信并且希望，重新看到自己的老战友成为英雄，我们曾一起夺取切利亚宾客和奥姆斯克，一起攻占华沙。前进！向喀琅施塔得叛徒进攻！”[78]这一天，政府军在进攻方面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而是着力于整顿军纪，修筑防御工事，集结军队，为强攻做准备。
面临政府军围攻的喀琅施塔得处境日益困难。军事上，尽管喀琅施塔得在这一阶段对政府军的还击仍然是有力的，但已经明显感到防御力量的不足。科兹洛夫斯基事后回忆：“要知道他们海岸线的总长度超过了30俄里”，但“要塞可用于迎接进攻的自由的卫戍军是那么有限，散兵线中不得不每隔5俄丈才安排一个人”。[79]况且自愿去最前线防卫的大多数是来自库班的青年水兵，他们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从未参加过战斗。用于防卫的有生力量的缺乏使得司令部的防卫计划没有完全得到实施。政治上，随着战斗的加剧[80]，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一部分无党派人士（包括军人）开始不服从临时革命委员会，他们在工厂、军舰进行宣传，暗中破坏委员会各种措施的实施。临时革命委员会力图控制内部局势，它要求成立革命三人小组负责维持秩序，多次发出命令要求共产党员及居民交出左轮手枪、步枪、子弹等武器。临时革命委员会加强了对共产党员的监控，3月15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解除所有共产党员政委和担任一定职务的共产党员的公职，并且对他们实施特别的监督，责令其不得进入军港，所有重要据点由非共产党员占领。[81]同时，临时革命委员会还不断地向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发出呼吁，阐明起义的目的，以期获得支持，但彼得格勒已处于戒严状态，喀琅施塔得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均无法活动。
在此期间，喀琅施塔得获得的外部援助主要来自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俄侨。尽管侨民界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各类团体都捐款为兵变者购买粮食，支持临时革命委员会。3月8日，国际红十字会三人代表团抵达喀琅施塔得，“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前舰长维利肯男爵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被邀请参加临时革命委员会和防卫司令部的联席会议，他们表示愿意提供粮食、药品援助，但同时指出，由于没有得到芬兰政府的许可，这些物资只有偷运过来。3月9日，代表团返回芬兰，维利肯作为对即将运来的粮食进行分配的监督员留了下来。曾在《新俄罗斯生活报》发表的一篇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匿名回忆录中提到维利肯还建议用“800人的武装力量”给予喀琅施塔得帮助，“……如果委员会同意，可以把这些人直接载运到喀琅施塔得或者他们有越过芬兰边界直接打击彼得格勒的可能性。临时革命委员会讨论了这个建议后认为，武装力量是处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之下的，考虑到卫戍军的情绪，委员会以多数通过决定对此建议加以拒绝。”[82]据阿格拉诺夫的调查，在革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佩特里琴科报告说社会革命党领袖B.M.切尔诺夫从雷瓦尔派来了信使，建议临时革命委员会允许他作为立宪会议主席回到喀琅施塔得，在立宪会议的旗帜下同苏维埃政权展开斗争，并表示愿意提供武力援助。除瓦列克表示赞同，佩特里琴科和基利加斯特态度不甚明确外，大部分委员对此表示反对。11日，维利肯在作客于“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时指出，只有在支持召开立宪会议这个口号的条件下武装起义者才能定期得到粮食。[83]当天，喀琅施塔得获得了大约400普特的粮食，使得本已紧张的粮食供应稍加缓和。尽管没有接受任何政治义务，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难以掩饰其内心的矛盾，他们明白，这一举动将把喀琅施塔得与白卫军联系在一起。
3月15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广播通告，邀请外国记者前往喀琅施塔得“了解英雄的卫戍军和要塞工人是为什么而战斗”。[84]西欧和侨民界的4名记者对此做出反应并来到了喀琅施塔得。同一天，《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发表了著名的题为《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共产党》的文章。[85]
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的态度并不明朗。除了舆论支持，西方国家并不打算趁机武力干涉，而是倾向于同苏俄建立正常关系。3月16日，英国与苏俄签订了贸易协定，成为西方大国对苏俄的首次官方承认。
经过一周的僵持，形势已对喀琅施塔得明显不利。在收紧包围和加强军事部署后，3月16日，政府军方面再次发布了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时间定在3月17日。3月16日14时到21时，政府军对喀琅施塔得城及其要塞进行了猛烈的炮击。3月17日2时45分，北方军队集群开始强攻，并于6时左右占领了7号要塞。南方军队集群于3时开始强攻，夺取喀琅施塔得城。政府军的强攻遭遇了喀琅施塔得人的猛烈还击，双方损失惨重。
3月17日4时50分，在第一阶段强攻的基础上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向南方、北方军队集群发出了总攻的命令：“1.北方军队集群应暂时限于牵制托特列边和‘红军要塞’的行动，重点打击喀琅施塔得城的西北部以协助南方军队集群；2.南方军队集群今天应最终占领城市，并在其中实行铁的纪律；3.充分利用炮兵部队的协助进行城市中的巷战；4.炮监应下令不晚于明天用窒息性气体和有毒气体的炸弹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进攻。”[86]大约有两个师参加了这次进攻，并配有4列装甲列车和多个炮兵连。根据图哈切夫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3月17日的直通电话谈话记录，虽然政府军这次强攻取得了成功，但损失也相当惨重。特别是北方军队集群，是在蒙受了重大牺牲后才得以进入喀琅施塔得城西北部。[87]21时左右，政府军迫使对方退出了喀琅施塔得城。陷于绝境中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向政府军派出洽降代表，声明如果保证他们的生命，他们将投降。此前有水兵建议炸掉军舰，但遭到反对。占领了喀琅施塔得城的政府军立即开始了对兵变者的逮捕。此时，喀琅施塔得兵变的领导者已经清楚，要塞必被攻陷。根据要塞司令总部的意见，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从喀琅施塔得撤走。他们向芬兰政府请求给予被交战国拘留者的身份，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撤向芬兰。得以逃往芬兰的大约有8000人，包括大部分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要塞司令总部的成员。
3月18日2时45分，北方军队集群占领了喀琅施塔得要塞。5时，占领了托特列边要塞和“红军”要塞。9时，南方军队集群的79旅和80旅抓获了城中的所有兵变者，11时左右，占领了里弗要塞、米柳京要塞、康斯坦丁要塞。这样，两个军队集群完成了全部的军事任务。
政府对红军及喀琅施塔得防御者的死亡人数秘而不宣。许多死在结冰的波罗的海上的人甚至没有埋葬，随着冰的融化产生了污染芬兰湾水区的问题，直到三个月后才得以解决。
喀琅施塔得被攻陷后，新任喀琅施塔得卫戍司令彼得罗夫立即发布命令：宣布城市进入戒严状态；要求全体市民在24小时内交出武器；要求交出所有可疑的人以及协约国的间谍；不遵守命令者将按战时法律追究责任。[88]同时，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被要求全部重新登记。
3月25日，苏俄政府在彼得格勒为在进攻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4月3日，为庆祝占领喀琅施塔得，政府举行了广场游行。托洛茨基发表了讲话。
镇压成功，惩罚便随之开始。解密的档案文献表明，苏俄政府对不同程度卷入喀琅施塔得事件的人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3月18日6时40分，也就是喀琅施塔得刚被攻陷的时候，南方军队集群军事委员伏罗希洛夫就向其副手列普谢发出指令：“立即用人力加强特别部，特别部的工作十分缺乏人手。全部从喀琅施塔得逃出的被捕者须经过最仔细的审查。”[89]接着，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一、第二专门处成立了“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三人小组”，三人小组的工作重点是“在夺取喀琅施塔得以后惩罚被捕的叛乱者”。据三人小组负责人的报告，从3月20日到4月15日（三人小组于这一天解散）共有3000名“积极的叛乱分子”被捕，其中40%的人被处以极刑。[90]根据三人小组的调查，认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全体人员在参加“叛乱”上表现出最大的积极性，两舰的水兵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3月20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167名水兵受到特别三人小组的起诉，他们都被判枪决；“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起初有13名水兵受到起诉，被判处枪决，并且立即执行。之后，“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又有26人被判处枪决。[91]此外，兵变期间仍留在要塞被认为是犯罪行为，所有的水兵和红军士兵都要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相当一部分水兵被押往位于白海的集中营。[92]
除此之外，三人小组还审判了所有在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退党的人，并把他们划分为四类：“第一类，退党并积极从事反对活动，手持武器的政委、指挥官、集体退党的领导人、递交恶毒声明的人……被处以极刑；第二类，递交了较为不好的声明的人，政治上发展不好，年轻，被动参加叛乱的人，判处五年的强制劳动；第三、第四类人包括递交了没有论据的声明的人，在材料中没有递交声明但自己认罪的人，递交了声明但曾受过革命委员会监控的人。他们被予以释放，一小部分人被判处参加一年社会劳动，缓期执行。”[93]
另外，喀琅施塔得一些党政负责人因支持兵变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俄共喀琅施塔得组织临时局的主要成员伊利因、卡班诺夫和佩尔武申被判处枪决。另有8人因事前知道临时局的号召，被判处五年强制劳动，缓期执行。[94]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部政委诺维亚科夫、战列舰舰队政委佐西莫夫、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喀琅施塔得特别处处长格里博夫等则因被认为在兵变前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指挥不力而被追究责任。[95]
如上所述，喀琅施塔得陷落后，大约有8000名喀琅施塔得人得以逃往芬兰，其中包括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和要塞的军事专家。3月21日，俄国驻芬兰全权代表别尔津在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的旧称）给契切林写了一封长信，就如何对待这些逃亡者的问题征求契切林的意见。[96]3月28日，别尔津得到了答复：“我向您通告我们的建议：要求在芬兰腹地远离我们边界线的地方镇压喀琅施塔得人，要求他们交出武器，因为喀琅施塔得人毫无疑问都是兵变者。”[97]后来，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佩列佩尔金、瓦利克、维尔舍宁，《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成员弗拉季米罗夫、洛马诺夫等都被抓获并被处以枪决。另外，被俘的舰队指挥和要塞的军事指挥也被判处枪决、强制劳动等刑罚。[98]值得一提的是，在事件过程中因科兹洛夫斯基而被捕者多达27人，甚至其远亲也受牵连，他们大多受到流放、强制劳动的惩罚。
到1921年夏，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团、共和国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代表团、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喀琅施塔得专门处特别三人小组和彼得格勒军区军事法庭共对2103人处以了枪决，对6459人处以了各种期限的监禁，当时有1464人获释，但对他们的起诉并未撤销。[99]1921年11月4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全俄中央执委会对被判有罪的“不是自觉参与行动的喀琅施塔得兵变者”作出了赦免决定。1922年11月2日，全俄中央执委会赦免了“在国外的喀琅施塔得兵变的普通参与者”。[100]但在赦免前，这批人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为了“净化”喀琅施塔得的政治环境，避免类似事件重演，苏俄政府于1922年春成立了疏散委员会，对喀琅施塔得居民进行甄别和迁徙。从1922年2月1日至1923年4月1日，喀琅施塔得共有2756人被重新登记，他们被划分为三类人，即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及其家属（2048人）、与要塞无联系的人（516人）、刑事罪犯（192人）。到1923年4月1日，共有2514人被异地流放，其余的242人大多是技术水平较高的专业工人及其家属，因为很难找到替代他们的人而被留在了喀琅施塔得。[101]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侦察材料无法确定，在兵变发生以前，反革命组织在要塞指挥人员中做过什么工作，也未发现协约国间谍的活动，运动的整个过程都说明没有这样的可能性。”[102]这是迄今在档案文献中所见到的最为坦率和明确的结论。既然如此，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性质应当是清楚的。如果说，苏俄政府当时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定性是出于一种政治策略的需要，那么后来苏联长期坚持的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官方说法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了。
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苏维埃政权从理想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向现实的政治国家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对苏联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出于巩固政权需要的镇压一旦背离了社会公众的选择取向，就会发生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权力机制的蜕变，在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制衡机制的情况下，这种蜕变就为斯大林日后的个人专制埋下了伏笔。从这个视角考察，喀琅施塔得事件所表现的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与1930年代确立的斯大林模式体制存在着内在的历史联系。
[1] Известия，11 январь 1994г..
[2] 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再研究最有价值的是苏联解体后俄国出版的两部专题文献资料集：Яковлев А.Н.（общ.ред.）Кронштдат，1921，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1997。该文献集内容包括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以及前后与此相关的苏俄政府重要会议记录、公告、军事命令、函件；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政情、军情报告；苏俄肃反机构的审讯笔录、重要公告和决定；彼得格勒军区、波罗的海舰队负责人与托洛茨基等人以及苏俄高层之间的信件、电报、通话笔录；喀琅施塔得驻军的大会决议、重要公告及呼吁书；彼得格勒军区巡回审判庭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参与者、同情者、人质、进攻中的临阵脱逃者等的审讯和判决；国外报刊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报道等。该文献集的部分重要文献已译成中文，参见沈志华总主编、余伟民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7卷；Кудрявцев И.И.（отв.сост.）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9。这本文献集共收录839件文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公开。
[3] ЦАФСБРФ（俄罗斯联邦安全机构中央档案馆），ф.114728，Приложение，Доклад Агранова в президиум ВЧК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делу мятежа в Кронштадт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3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14页。
[4]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22、396页。
[5]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00、301页。
[6]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3页。
[7] 《苏联经济指令》（俄文版），第179页。转引自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19页。
[8]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14、15页。
[9]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 АН ССС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ССР 1921г.-1925г.，Москва，1960，с.234-235.
[10]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я АН СССРИстория СССР，т.8，Москва，1967，с.24.
[11] Коммюник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бюро，№19-20，1920.
[12]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2，1919.
[13]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45页。
[14] 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梅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第48页。
[15]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84，д.265，л.1-2，Записка Подвойского，Мехоношина，Муралова，Кедрова，Менжинского，Ягоды в ЦКРКП（б），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3页。
[16] РЦХИДНИ，ф.76，оп.3，д.167，л.21-22，Из сводки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й губчека в ВЧК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Петроград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8页。
[17] ПольяковНЭП，Москва，1982，с.14.
[18] РЦХИДНИ，ф.17，оп.84，д.265，л.1-2，Записка Подвойского，Мехоношина，Муралова，Кедрова，Менжинского，Ягоды в ЦКРКП（б），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页。
[19] 俄文为Κурсант，意指军事院校的学员，在苏俄时期因为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并且受到严格训练，在当时被政府认为是最可靠的军事政治后备力量，因此当时他们被派往宣布关闭的工厂站岗，禁止工人进入。
[20] 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26 Февраля 1921г.，Приказ №1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комитета обороны）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укрепленного район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3。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5页。
[21] ЦАФСБРФ，ф.66，оп.1，д.32，л.119-120，Приказ ВЧК “об усилении борьбы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6。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9页。
[22]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67，л.25-25об.，Запись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о прямому проводу с Петроградо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4.
[23] РЦХИДНИ，ф.76，оп.3，д.167，л.13-19，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1-го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отдела ВЧК Фельдмана в особый отдел ВЧК，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9.
[24] ЦАФСБРФ，ф.114765，т.17，л.6-6об.，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2-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охраны финляндской границы республики，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6页。
[25]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матросов，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ев и рабочих（Кронштадт），3 марта 1921г.，Резолюция собрания команд 1-й и 2-й бригад кораблей от 1 марта 1921г.，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3页。
[26]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матросов，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ев и рабочих（Кронштадт），3 марта 1921г.，Резолюция собрания команд 1-й и 2-й бригад кораблей от 1 марта 1921г.，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3页。
[27] Афанасьев Ю.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Москва：РГГУ，1996，с.193.
[28]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4（приложение），л.9，Протокол №1 общего собрания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фортов “Шанц” и “Михаил”，состоявщегося 3 марта под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ом Федоров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21.
[29]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10，п.2，л.28，Обраще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 крестьянам，рабочим и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а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5.
[30]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8 марта 1921г.，Обращение населения крепости и Кронштдат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8页。
[31] Афанасьев Ю.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198，210，прим.6.
[32]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39，л.28；т.32，л.40；т.35，л.18；т.12，л.б/п.；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9 марта 1921г.，10 марта 1921г.，17 марта 1921г.，О выходе кронштадтцев из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51.
[33]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4 марта 1921г.，Воззва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бюро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КП，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2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0页。
[34] Архив Гуверов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войны，революции и мира Станфор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Коллекция Фрэнка Голдера，ящик 21 “Русское прошлое”.Историко-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альманах №2.Санкт-Петенбург，1991，с.355-358，Господину коменданту карель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ектор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4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02页。
[35]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10，п.2，л.2，Воззва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ронштадта к рабочим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ам и матроса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3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06页。
[36] ЦАФСБРФ，ф.114728，Приложение，Доклад Агранова в президиум ВЧК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делу мятежа в Кронштадт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3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14页。
[37]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2，л.82，Тереграмма Подгайского в секретн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ЧК，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5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34页。
[38]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док.№1，прим.1.
[39] Козловский А.Н. Правда о Кронштадте，Новая русская жизнь（Гельсингфорс），5 апрель 1921г.
[40]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введение.
[41]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4 марта 1921г.
[42]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69，лл.5-5об.，Из доклада начальник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части 2-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охраны финляндской границы республики，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5页。
[43]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введение，док.№3.
[44] РГВА，ф.33987，оп.3с，д.65，л.46，Тереграмма Троцкого начальнику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балтийского флота Батис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47.
[45] РЦХИДНИ，ф.76，оп.3，д.167，л23，Шифротелеграмма Зиновьева Ленин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47。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1页。
[46] РЦХИДНИ，ф.17，оп.109，д.89，л.11，Тереграмма Троцкого начальнику пубалта Батис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48。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2页。
[47] РГВА（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ф.339876，оп.3с，д.65，л.51，Шифротелеграмма Троцкого командующему войсками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Аврову，комиссару балтфлота Кузьмину и начальку пубалта Батис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48。
[48] РЦХИДНИ，ф.17，оп.109，д.27，л.22，Тереграмма Зиновьева，Калинина и Лашевича Троцком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9.
[49] 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3 марта 1921г.，Обращение совета труда и обороны，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30页。
[50] 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4 марта 1921г.，Собщение из Петрограда о взятии заложников，Кронштдат，1921，с.9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4页。
[51]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марта 1921г.，Кронштадт требует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заложников，Кронштдат，1921，с.9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09页。
[52] 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3 марта 1921г.，Приказ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комитетаобороны）по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му укрепленному району о введении осад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Кронштдат，1921，с.95.
[53] 在当时苏俄政府方面的文件中一般将这次兵变称作“叛乱”，俄文为Мятеж，意指叛乱，也有哗变的意思，无论是苏俄政府的公告，还是其内部决议，对喀琅施塔得事件大多使用的是这个单词；在政府的文件中，特别是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初期，有时将其称为Волнение，意指“骚动”；另外，在个别文件中，喀琅施塔得事件又被称为Возмущение，意指“暴动”；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有时也把喀琅施塔得事件称作Восстание，意指（武装）起义，如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命令中就要求“在最短的时间里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在阿格拉诺夫的调查报告中也使用了“起义”这个字眼。
[54] Афанасьев Ю.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199.
[55] РГВА，ф.33988，оп.2，д.368，л.519-525，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полевог оштаба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Лебедева заместителю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клянскому о подавлении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 мятеж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94.
[56] РГВА，ф.7，оп.2，д.530，л.129，Приказ 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йсками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6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5页。
[57] РЦХИДНИ，ф.76，оп.3，д.167，лл.7-8，Из оперативно-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сводки секретно-операти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ЧК Ленин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8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65页。
[58] РГВА，ф.33987，оп.3с，д.65，л.58，Телеграмма Троцкого командующему 7-й армией Тухачевском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71.
[59]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л.2，К гарнизону и населению Кронштадта и мятежных фортов，Кронштдат，1921，с.7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7页。
[60] РГВА，ф.33988，оп.2，д.368，л.519-525，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полевого штаба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Лебедева заместителю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клянскому о подавлении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 мятеж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94.
[61] РГВА，ф.33987，оп.3с，д.65，л.60，Телеграмма Троцкого наркому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СФСР Чичерин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72。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53页。
[62] 根据现有档案资料，俄共中央委员会最初打算于1921年2月6日召开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经过了三次改期才最后确定于3月8日召开。РЦХИДНИ，ф.45，оп.1，д.1，л.86，Обсуждение на пленумах ЦКРКП（б）вопроса о сроке начала работы Х съезда партии，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4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50页。
[63]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3页。
[64]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82～383页。
[65] 《列宁全集》第41卷，第53～54页。
[66]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Март 1921 года.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1963，сс.33-34，Из доклада Ленина на X съезда партии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ЦКРКП（б），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46.
[67]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65～66页。
[68]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561页。
[69]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67，л.46，Сводка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на 11 часов ночи，Кронштдат，1921，с.73。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54页。
[70] РЦХИДНИ，ф.76，оп.3，д.167，л.50-50об.，Телеграмма начальника операти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7-й армии плюто в ВЧК об оператив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под Кронштадто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74.
[71] РГВА，ф.33987，оп.3，д.65，л.54. Афанасьев Ю.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201.
[72] РГВА，ф.33987，оп.3，д.65，л.65. Афанасьев Ю.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201-202.
[73] РЦХИДНИ，ф.17，оп.84，д.228，л.8，Телеграмма Крестинского в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РКП（б）о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ов，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48.
[74]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8，л.8，Инструкция команде агентурных разведников，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60.
[75] РГВА，ф.33988，оп.2，д.368，л.519-525，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полевого штаба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Лебедева заместителю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клянскому о подавлении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 мятеж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94.
[76]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26，оп.1，д.79，л.5-5об.，Приказ №5 п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части южной группы войск финского залив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76。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79页。
[77] РГВА，ф.264，оп.1，д.69，л.1，Приказ №12 войскам южной группы 7-й армми，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77.
[78] РГВА，ф.190，оп.3，д.514，л.33，Приказ 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йсками 7-й армми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0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89页。
[79] Воля Россия，5 мая 1921г..
[80]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1995，№3，с.40.
[81]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4（приложение），л.53，Протокол общего объединен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членов местных реввоентроек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 порт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4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90页。
[82]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док. №625.
[83]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док. №828，прим.1.
[84]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15 марта 1921г.，Призыв к журналиста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42.
[85]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15 марта 1921г.，Статья “власть советам а не партия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4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92页。
[86] РГВА，ф.190，оп.3，д.513，л.75，Приказ командования 7-й армми северной и южной группам о штурме Кронштадт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17。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96页。
[87] РГВА，ф.190，оп.3，д.527，л.178-180，Запись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о прямому проводу главкома Каменева с командующим 7-й арммией Тухачевским о ходе штурма Кронштадт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18.
[88] АПРФ，ф.26，оп.1，д.79，л.37，Приказ коменданта Кронштадт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22。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98页。
[89] АПРФ，ф.26，оп.1，д.79，л.45，Директива военкома южной группы Ворошилова заместителю военкома южной группы Лепс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93.
[90] ЦАФСБРФ，ф.114728，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му мятежу，л.23-25об.，Рапорт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троек при 1-м и 2-м особых отделения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охраны финляндской границы，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50.
[91]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7，л.9-10，Приговор，вынесенный выездной сессией окружного реввоентрибунала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при южной группе кронштадтцам Денверу，Мазурову，Корзуну，Бекману，Левицкому，Тимонову，Сафронову，Сугачкову，Степанов，Тимонову，Сафронову，Сугачкову，Ефремову，Воробьеву，Стешину，Черноусов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93.
[92] Афанасьев Ю.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206.
[93] РГВА，ф.33987，оп.3，д.65，л.65. Афанасьев Ю.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201-202.
[94]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9，л.72-73，Из заключения следователя по делу временного бюро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КП，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43.
[95]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173，л.25，Заключение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ого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Каруся по делу о принятии своевременных мер к ликвидации восстания в Кронштадт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37.
[96] АВПРФ，ф.0135，оп.4，д.2，п.104，л.19-20об，Из письма полномоч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РСФСР в Финляндии Берзина Чичерин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39.
[97] АВПРФ，ф.0135，оп.4，п.104，д.1，л.81，Из письма Чичерина Берзин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42.
[98]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18，л.1-11，Из протокола заседания президиума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й чрезвычай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спекуляцией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ми по должности 20 апреля 1921г.，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07.
[99] Кронштдат，1921，Введение，с.14-15.
[100]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док. №753，825，831，прим.1.
[101]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69，л.43，Сведения о работе комиссии по эвакуации за время с 1 февраля 1922 по 1 апреля 1923г.，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67.
[102] ЦАФСБРФ，ф.114728.Приложение，Доклад Агранова в президиум ВЧК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делу мятежа в Кронштадт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3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