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围剿”的不利形势，提示在苏区内打破“围剿”的可能性日趋渺茫，虽然博古1934年5月为《红色中华》撰写的社论中仍然宣称：“我们要保卫土地、自由、苏维埃，直至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口气！”[340]但这更多只是政治宣传。政治离不开宣传，但宣传并不就是政治。就在博古发出上述豪言壮语同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突围问题的讨论已提上日程。1934年2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报告：“江西和福建的形势很困难，我们近期的前景不妙。不带多余的悲观主义应该承认，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兵力在接近向我地区突破的一些地方。”[341]面对此一局面，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在苦寻出路。李德回忆，1934年3月，他曾提出以主力在中央苏区的“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342]的设想。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提出在敌人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内线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转呈中共中央报告时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两个建议：“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埃韦特个人虽明显倾向撤离中央苏区，但他同时强调：“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应使用。”[343]
中共中央的撤离计划和共产国际一贯思路其实是契合的。早在1931年初，共产国际就指示：“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把赣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据地保持在我们手里。但考虑到军队的主要核心力量在敌人压迫下有暂时被迫撤退的可能性，我们认为，现在就采取措施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是适宜的。同时务必更加重视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地。”[344]1933年3月，共产国际又提出：“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同时强调：“要建立和具备几个新的根据地，使政府军难于同我们对抗。我们积极评价第4军主力向四川转移。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345]在中央苏区面临大规模进攻时，共产国际强调建立新根据地及对红四方面军转移的肯定，意味深长，以致埃韦特对此一度颇有疑虑，为消除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特电中央苏区解释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我们看来，该电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万一敌人取得重大的胜利，我们必须保存和加强我军力量。而我方取得胜利时，我们应消灭敌人，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谨慎，使我军主力不受威胁。”[346]虽然埃韦特试图淡化共产国际对转移的肯定，但其潜台词不可能不对中共中央未来的行动规划形成影响。正由于有此思想基础，当军事不利后，考虑转移就顺理成章。
得到中共中央有关报告后，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复电指出：
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目的首先是要保存有生力量和为其发展创造新的条件，以便在有利的时机对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展开广泛的进攻。[347]
复电基本同意了中共进行战略转移的计划。次日，共产国际再电中共中央，明确谈道：“我们建议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敌人，进而便于保存苏区或从那里撤离（如果不可避免这样做的话）。”[348]
中央红军突围已成必然，各方对此了然于胸，1934年6月初，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赖安认为：“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军政形势以及国际因素不会导致发生‘出人预料的’重大冲突，以后几个月在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重新组合方面也不会导致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赖安在信中还透露了埃韦特等人的想法：“在目前的情况下，预先决定了中央红军主力‘迟早’将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换句话说，这些同志，特别是从去年12月起，一方面阐发了关于本阶段在中央苏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决战的失败主义‘理论’。而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仍在考虑红军能否坚持到春季或夏季，而现在是到秋季的问题。”[349]可见，撤离中央苏区的想法早在福建事变前后已成共产国际代表的议题。
红军即将展开的突围行动，其方向几乎不言自明。北面是国民政府核心区，向北无异于自寻绝路。东面濒临大海，也无出路，南面陈济棠虽不愿与红军作战，但保境欲望强烈，向南难免陷入粤方和宁方夹击之中，以此看来，向西几乎是唯一出路。1934年6月2日，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突围计划时已经对行动方向有了明确交代：“虽然敌人从4军团1932年的远征时起学会了许多东西，虽然他们有比1932年更加强大的、我们必须克服的防线（赣江、赣湘边界和湖南湘江一线），虽然敌人在采取行动之初会拥有比1932年多得多的军队来组织追击，但对于我们的进一步推进来说反正都一样，恐怕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350]赣江、赣湘边界和湖南湘江一线，这是明显的西进四川路线，而这和共产国际前一年指出的西进川陕路线完全一致。8月，回到莫斯科的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汇报湖南省的情况时也侧面提到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在中央苏区，为了与这个省建立联系和在那里组建党组织作出了很大努力。作出这种努力是出于打通湖南的迫切需要，并考虑到保住江西已不可能了。”[351]
与中共中央决定向西突围几乎同时，国民党方面也预想到中共的可能动向。5月中旬，蒋介石指示：“赣南残匪，将必西窜，酃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组织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一面准备部队，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其次郴州、宜章、乐昌、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先待第一线工作完成，再修第二线，总期于此两个月内，第一线碉堡设法赶成，以为一劳永逸之计”。[352]6月中旬，陈诚还判断：“第三国际绝不轻许匪军一旦放弃数年来经营成功，自命已成为伪中央苏区根据地之赣巢，而另谋新匪区之盘据。”7月初，他已基本改变看法，认为：“月来我军分路推进，外线合围，愈趋有效；惟匪绝不让我长驱，坐以待亡，其最后策略，似必集中全力，或凭险邀击，或乘虚冲逃。”[353]双方均已考虑下一步的战略计划。
广昌战役失败后，中革军委的战争指导发生重大变化。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中革军委曾明确表示：“我们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以敏活的机动来实行进攻的战斗。对于占领的支撑点和阵地实行任何的防御，都是不适宜的。”[354]广昌战役后，中革军委虽然继续坚持“短促突击”的运动防御，但此时“短促突击”已越来越变成短距离的战术对抗，战术的机动性大大削减。相应地，中革军委更加重视堡垒的修筑，欲以堡垒对堡垒，与国民党军展开寸土必争的保卫战，阵地防御成为红军基本的战斗方式。之所以如此，当然首先与中共已把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列入议程，尽力抵御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深入，为战略转移赢得准备时间成为其重要考虑之一；其次，此前的屡屡失利使之对继续坚持运动防御的可能性发生怀疑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国民党方面观察：“赣匪自广昌建宁连城头陂白水相继失陷迭遭惨败后，变更策略，采用堡垒战术，企图节节顽抗，阻我前进。”[355]他们的判断是：
土匪向来主张游击战，运动战，但自我军碉堡封锁政策成功以来，亦渐趋重工事，尤其在广昌战役以后，更为重视。盖我军碉堡步步进逼，彼于运动战无机可觅，于是不得不改变方针，遍筑强固工事，与我作阵地战，阻我前进。[356]
撤离广昌后，红军退守头陂、白水一带，构筑工事，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一步进攻。国民党军在攻击取得阶段性成果基础上，也不得不停步消化，构筑碉堡和封锁线，准备下一步的进攻。同时，重新调整部署：以北路军第八纵队6个师由泰和向兴国方向推进；第六路军第七纵队4个师由龙岗向古龙岗方向推进；第三路军第五纵队4个师首先进占头陂等地，尔后集中第三、第五纵队和东路军第十纵队共9个师，向宁都、白水、驿前、小松市、石城方向推进；东路军第二路军6个师由朋口、连城向汀州方向推进；南路军3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宁都方向推进；另以3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为总预备队。此时，红军控制区域不断缩小，到1934年6月只剩下瑞金、于都、兴国、赣县、会昌、石城、宁化、长汀等中心区域的寥寥数县。为抵御国民党军的攻击，中革军委决定“六路分兵全线抵御”。7月23日，中革军委通报了国民党军六路进攻的情况和红军六路防御的部署：红三军团六师和红二十一师在兴国西北的沙村地区，抵抗敌周浑元部进攻；红二十三师和江西军区地方部队在兴国东北的古龙岗地区，抵抗敌薛岳部进攻；红五军团十三师在广昌南部的头陂地区，抵抗敌罗卓英部进攻；红三军团四、五师和五军团三十四师、十五师在石城北部的贯桥、驿前地区，抵抗敌樊松甫、汤恩伯部进攻；红一、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在闽西的连城、朋口地区，抵抗敌李延年部进攻，红二十二师在会昌筠门岭以北地区，抵抗敌陈济棠部进击。
7月1日，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完成在广昌的集结，准备继续向南深入，兵锋直指石城。3日，国民党军进占头陂。红军在头陂东部天府山地区集结，一方面瞰制头陂方向国民党军，使其不敢贸然深入；另方面牵制通向石城的另一重要通道白水方向国民党军。
国民党军为打通进攻石城的通道，决定两路会进，第五纵队由头陂向东，攻下天府山，再和由广昌向南的第十纵队会攻白水。9日，国民党军第十四师向天府山发动进攻，占据天府山，随后，红军集中主力展开反攻。当日夜，双方展开激战，“短兵相接，往复肉搏，凡数十次，双方在黑暗中混战，达五六小时”。[357]半夜时分，红军已占领除最高点外的大部分阵地，国民党军第十四师被压缩到山顶最后一线，面临着被歼灭的命运。10日凌晨，闻讯增援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师赶到战场。国民党军在援军支援下发起反攻，红军功亏一篑，未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标，于黎明前退出战斗。此役，红军给对方以较大打击，国民党军伤亡达400余人。
为配合天府山地区第五纵队的进攻，国民党军第十纵队也于9日开始向赤水地区进犯。10日，在空中力量掩护下，攻占赤水，至此，国民党军已经打开通向石城的第一道门户。红军主力退往中司、驿前一带，前锋则位于白水西南的大寨脑一线，在此构筑工事，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一步进攻。
7月中旬，国民党军第十纵队开始向大寨脑地区进兵。红三军团在此以堡垒战术与国民党军周旋，虽然延缓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步伐，但由于国民党军的炮火优势，损失颇大，红军堡垒作用有限：“一切条件支点全不坚固，受不起一个迫击炮弹，打不出枪，手榴弹投不出去，没有副防御，不能抑制敌于我手榴弹火力下”。[358]22日，国民党军付出近300人伤亡的代价，攻占大寨脑、鸭子岭，兵锋直指贯桥、驿前一带红军主力。
这一时期，国民党军虽然凭借绝对优势的兵力、装备，攻击屡获成功，但继续进兵其实也承受着很大压力。随着其向苏区内部的不断深入，后勤给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因为连续作战，水土不服，传染病对其形成很大杀伤，国民党军将领回忆：
广昌、石城之间，匪我相持缠斗，达三个月之久，大军云集于狭窄地区，时值酷暑，部队皆无蚊帐，又以蔬菜稀少，饮水不洁，及在阵地露宿等因素，致痢疾及疟疾患者极多，死于道旁者累累。师野战医院病患达千余，人满为患；我团两千余人，只有七人未患疟疾，我亦染患此病。疾病对于战力消耗，数倍于作战受伤，军队健康之维护，实为一极其重要之事。[359]
该回忆道出了国民党军的实况，让我们看到中共方面处于困境时，国民党方面其实也并不轻松。稍后，陈诚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此次至各处视察，情状极惨，沿途死病士兵夫无人处理者，不知其数。自广昌至石城，每日死亡计二百以上，各师患病者占三分之二，行营及总司令部无人过问，而各部又无法处理。”[360]战局进行到此时，双方都各有苦衷，国民党军也有骑虎难下之势。蒋介石可资依赖的主要是人多势众、实力雄厚，抗击打能力相对较强。然而，当时蒋介石又不能不顾虑地处赣南红军之后虎视眈眈的粤桂势力，如果与红军作战消耗太大，必将影响其应对粤桂挑战的能力。所以蒋介石此时表面看气势汹汹，内心则谨慎有加，苦心焦虑谋划的，是代价最小的结局。
广昌战役后，战场上不利的形势使红军的战略转移更加迫在眉睫。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落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决定派出红六军团、红七军团分别往西、往北。[361]北上和西进计划在共产国际同意中央苏区突围的电文中有明确交待：“（1）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2）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362]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革军委决定抽调主力红军一部，组建抗日先遣队北上。6月下旬，红七军团军团部和所属第十九师受命从福建连城回到瑞金，待命北上。7月初，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深入到闽、浙、皖、赣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并力争“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以牵制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力量，促其“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363]红七军团由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突击补充了2000多名新战士，全军团共计6000余人。
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连城、永安，于下旬进入闽中。随后进到尤溪地区。29日，攻占闽江南岸的尤溪口。此时，中革军委突然改变原定计划，命令红七军团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企图调动和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军回援。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主力改向水口、福州方向前进，一部兵力继续北上。8月1日，攻占福州近郊水口，威胁福州。同时正式向部队宣布，红七军团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2日，红七军团从水口绕道大湖向福州进发，7日进抵福州西北郊，当晚对福州发起试探攻击。对此，国民党军预有准备，第八十七师主力回防福州，第四十九师也经上海驰援，红军缺乏攻坚装备，兵力有限，被迫撤出战斗。红军进迫福州，中革军委意在围魏救赵，以此缓解闽西一带国民党军对苏区的压力，对此，蒋介石一度因难以摸清红军的意图：“闽北匪情是否另辟匪区，抑仅系牵制东路而窜扰耶”，而为之“心颇不安”。[364]不过，红军北上兵力毕竟有限，国民党方面很快看清了这一点：“东路军总部探知其诡谋，密调劲旅，兼程进剿，闽西国军仍向石城长汀一带迈进，并末因之移动”；而先遣队的实力却因之“完全暴露”：“赤匪的诡计和实情，已经给我方看破了，所以我方对前方剿赤的军队，不调一兵一卒，以致松懈前方清剿的工作，只由他方面调来有余的兵力，已经可制这些残赤的死命了。”[365]
攻打福州失败后，红七军团向闽东地区转移，8月下旬，进入浙西南地区。9月初，转进至闽北苏区休整、补充。9月4日，中革军委来电，对原定行动计划作出补充：要求：“继续彻底的破坏进攻我红十军及闽北苏区敌人的后方”；“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366]在执行上述两项中心任务时，首先在浙西一带活动，破坏交通和铁路线，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9月7日，中革军委又电批评：“在近几天来，七军团是在同闽北部队作盲目的儿戏，以致使较弱而孤立的敌人进到渔梁地域。七军团未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367]从当时实际情况看，中革军委出动红七军团北上，旨在使其于浙西一带牵制国民党军，尤其红军战略转移进入最后准备阶段时，这一要求更加迫切。但是，红七军团深入国民党军占领区域后，所遇困难确实相当严重，保证部队的生存成为执行任务的必要前提。
面对不利局面，红七军团仍然尽力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任务。根据中革军委指示，9月9日，红七军团转到浙西一带活动，18日抵遂安白马，接中革军委电令：“主力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的方法占领该城而确实保持之于我军手中。”[368]中革军委还要求，攻占遂安后，“于安徽边境淳安、寿昌、衢县、开化的范围内发展游击战争和苏维埃运动”，并在“浙皖边境，约在徽州、建德、兰溪、江山、屯溪地域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369]根据这一命令，先遣队派出侦察分队，至遂安附近了解敌情，准备袭取遂安。但国民党军在此严阵以待，国民党方面报纸报道：“省方开往部队昨已安全到达遂安县城，防地并已布置就绪，龙游、寿昌、淳安、衢县均已派定相当部队向遂安西南北三方面严密防堵，东西则有陈调元派队开入遂境，负责进剿，包围之势已成”[370]，红军军事上处不利态势。另外，从政治上看，浙西一带群众基础薄弱，“常、遂交通一带之群众很差，几次逃跑一空，连向导均无人找到……因此，在我们的行动上均难以秘密”。[371]七军团指挥员报告：
根据我们最近十天在浙西行动艰苦的经验，由于浙西电话、交通事业的发达，我们的行动敌人很快就知道，飞机每天都能跟追随，敌人队伍运动与转移均极迅速。并党与群众工作基础完全没有，伤病员安置极度困难。我们最近在浙皖边境，寄存群众家中一批伤员，据闽浙赣谍息全被敌搜出，影响士兵战斗情绪、战斗力极大。[372]
9月下旬，军团领导决定放弃在浙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迅速摆脱敌人，改向皖赣边前进。10月初，到达皖赣苏区休整，此时，“部队已不足两千人”。[373]
由于国民党军加紧向皖赣苏区进攻，10月21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逐步转回闽浙赣苏区”。[374]遵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在浮梁、德兴间通过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并于11月初与红十军会合。11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下辖两个师，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由于红七军团出发后就出现领导层的种种问题，曾洪易消极避战，寻淮洲与乐少华则“不断的闹私人意见”，领导层其他成员间也矛盾重重，“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375]因此，军团领导层根据中共中央意见进行调整，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二十师师长，乐少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二十师政治委员，寻淮洲任第十九师师长；并决定：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参谋长。
11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指示其向皖南挺进，“创造皖浙边苏区”。[376]此后，红十军团在中央苏区主力红军转移进行长征的情况下，勉力支撑，往返于闽南与皖浙赣之间，作战十余次，减员达1/3以上，坚持奋斗至次年1月，“由于军政首长决心的不够”，[377]“没有下断然决心”[378]冲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在婺源怀玉山陷入重围，主力分割成数段。1月下旬，大部溃散或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就义，只有800余人突围到闽浙赣边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红七军团北上，如朱德所指出的：“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379]是为配合主力红军即将进行的战略转移服务的。在派出北上先遣队稍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决定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进行西征，作为中央红军转移和西征的先遣队。两路部队，“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380]意图明确。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的红六军团遭到国民党军围攻。虽然红军在梅花山、沙市等战斗中给进犯之敌以严重打击，但仍然难以抵挡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和蚕食，根据地日渐缩小。1934年6月底、7月初，东华山、松山战斗失利后，湘赣苏区中心区域被占领，红六军团被分割、压缩在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方圆仅数十里的狭小区域内，处境艰难。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命令，鉴于“敌人正在加紧对于湘赣苏区的封锁与包围”，“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着很大的限制”，要求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边，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命令强调：“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大的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置。”[381]中共中央下令红六军团转移，除保存湘赣苏区现有力量的考虑外，更希望红六军团西进后，通过与湘鄂赣苏区红二军团建立可靠联系，在湖南中部开辟根据地，形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这样将极大地便利主力红军的西征。
8月7日，任弼时等率领红六军团主力由江西遂川突围西征。据任弼时等报告，当时红六军团第十七、十八师共有6800余人，长、短枪及机枪3200余支。[382]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出发后，11日到达湖南桂东，次日正式宣布军政委员会和红六军团成立。军政委员会为西征最高领导机关，任弼时任主席，萧克、王震、李达、张子意分任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团辖红十七、十八两个师。
9月初，红六军团进入湘西南地区。中革军委指示其“协同二军团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并于凤凰、松桃、干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后方则背靠贵州，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383]随后，该军团在城步一带活动。由于国民党军集中湘、桂、黔三地兵力施以压迫难以立足，被迫向贵州国民党军相对较弱地区进发，到达黔中瓮安一带。10月4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向北至黔北印江与红二军团会合。北进途中，7日在石阡遭遇国民党军堵截，损失惨重，此后一直处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部队不断减员，“子弹极缺乏”。[384]此时，红三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得知红六军团准备北上会合，率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24日，红六军团主力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在印江与红三军会师。随后，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辖两个师；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暂时编为3个团。两军成立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首的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
1934年8月，国民党军经过短暂休整后，开始执行其进军石城计划。国民党军第三路军确定的推进总方针是：“以进占石城与东路军会取长汀之目的，拟即由白水附近向石城逐次筑碉前进，并准备随时与匪主力决战，以达成任务。推进计划分为三期，第一期进占驿前，第二期进占小松市，第三期进占石城。”[385]8月5日，国民党军开始向贯桥一带红军阵地发动攻击。为阻止国民党军的快速进展，红三军团奉命撤至贯桥地区依托高虎脑有利地形，阻击南进石城之敌。红五军团于广昌、宁都之间布防，阻截西进宁都之敌。具体部署是：红三军团第五师为正面，在鹅形、蛤蟆寨、高虎脑设防；第四师为第五师的右翼，在画眉山、东家边、老寨、宝峰山、腊烛形设防；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为第五师的左翼，在船形、高脚岭、香炉寨设防。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20余里区域内构筑了以5个支撑点为骨干的立体防御工事，工事“外壕深广，各堡垒前均有三铁鹿砦，鹿砦之外，遍置竹钉，竹钉之外，埋设地雷”，[386]防御相当严密。其中，高虎脑位于驿前北面，背靠两座大山，地势险峻复杂，紧紧卡住绕镇而过的广（昌）石（城）公路，是红军纵深防御体系的重点。红军在阵地前沿大筑工事：
挖了三道一米多深的堑壕。从山上砍来竹子，削成二、三寸的竹钉，用火锅炒一下后钉在木板上，放在堑壕前面，上面加以伪装，还挖了许多陷阱，设置了路障，并在阵地前沿埋设了地雷群。为防敌炮火和飞机轰炸，我们锯倒粗大的松树，作为工事的顶盖，再铺上二、三尺厚的泥土封顶，将各个防御工串构筑得像碉堡一样坚固。各工事之间还修挖了出击的通道。[387]
防御准备相当充分。
6日，当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对高虎脑展开全面进攻时，红军利用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对其实施沉重打击：“我炮兵及机枪的短距离射击，手榴弹与地雷的爆烈在距离我约百米远的反斜面上，给敌以群集的牺牲。”[388]国民党军“团长以下伤亡甚重，且时近黄昏陆空不易协同”，红军“控置后方之部队得以从容活动”。[389]次日，国民党军在火炮支援下，首先向鹅形发动强攻，红军“守备支点被炮火毁坏，机枪子弹用尽”，[390]被迫退出鹅形。接着国民党军又于下午以猛烈炮火掩护，不惜代价猛攻高虎脑，在付出重大牺牲后终于攻占高虎脑主阵地，红军退向驿前，国民党军进占贯桥。高虎脑战斗，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各种炮弹和炸弹达2000多发，手榴弹达5000余枚。红军通过顽强抗击，使国民党军攻占不足3000米水平距离的山地，却付出了伤亡3000人的惨重代价，[391]精锐部队第八十九师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战斗。不过，此役红军伤亡达1373人，另有40人失踪。其中第五师“原来两千多人的大队伍，只剩下不到一千人，有的连队只剩二十多人”，[392]红五师政委陈阿金及众多指挥员牺牲。以当时国共双方兵力对比，红军仍然难以承受这样的消耗。
经过这次战役，国民党军对红军的防御能力有了新的认识，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由于红军防御方式的变更，使“飞机侦炸及炮兵射击均不易生效力”。[393]陈诚判断：“此次贯桥之役，匪构成数线强固阵地，并以比较精锐之向称突击部队顽强固守，似有因运动战（无）机可寻，转而采取阵地战之势。”为此他调整部署，一面完成碉堡修筑，“再行进展，并研究对于攻击匪强固阵地之对策，以利作战”；一面紧急向南京方面提出：“山迫炮效力极小，昨日飞机轰炸命中非常精确亦不能予以破坏。”[394]要求增调新型山炮，加强火力，对付红军更加顽强的碉堡战术。
面对国民党军的厉兵秣马，红军也在调整兵力，修筑堡垒，彭德怀等前线指挥员致电朱德强调，面对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的进攻，“我皆不应与之决战，以四、五两师三十四师防御动作，依靠支点高度消灭其有生力量，并以短促的反突击消灭敌人部分”。[395]次日，中革军委复电指示：“三、五军团抗击陈路军的任务仍以防御及部分的反突击来阻击及削弱敌人，但不必进入决战以节约我军兵力。”[396]8月13日，经过数天整顿，国民党军开始向驿前发动攻击。14日，两军在万年亭一带展开血战，“始则手榴弹互相投掷，密如骤雨，继则白刃搏斗，往反冲突，血肉横飞，极其惨烈”。[397]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一部突入红军阵内后，被红军切断予以全歼，余部在飞机掩护下退回原阵地。此后，“因两次攻坚伤亡过大”，[398]国民党军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直到其炮兵第一旅一营炮兵携带新式山炮到达前线，空军主力也向南集结，完成攻击部署后，才开始新一轮进攻。
8月28日，国民党军汤恩伯、罗卓英、樊崧甫三部，由罗卓英统一指挥，分左中右三路开始新一轮攻击。凌晨4时，国民党军集中三个炮兵营、飞机数十架，首先对红军阵地展开猛烈轰击，压制红军突击部队，同时“敌步兵预先利用暗夜接近出击地，此时乘机、炮轰炸及烟雾弥漫之际，猝然奇袭我阵地”。[399]“这一来，我们的短促突击就根本用不上了”，[400]“绵亘廿余里之匪阵地带，一弹指顷，已深深埋葬于烟幕之下”。[401]在国民党军优势火力的强大攻击下，红军修筑的防御工事效果大打折扣，受对方“步炮空火力摧损，死伤极大”，保护山守军更“因被炮弹爆烟遮蔽视界机关枪突然发生故障”，致使敌军侵入阵地后守军都未有反应。同时，由于“忽视了敌人十五天的严重准备，所以在敌人开始突击时便暴露了我们精神松懈的极大弱点”。[402]许多部队在国民党军突然发起攻击时，正在熟睡、出操或在阵地下面休息，第十三师三十九团阵地内“无人守备，只有一个哨”，一遇进攻，措手不及，阵地纷纷失守。29日，国民党军已逼近驿前，凌晨3时许，中革军委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指示：“关于驿前之最后扼守或放弃由彭杨作战况决定，但如撤退必须有计划有掩护的进行。”[403]30日，红军撤离驿前，退向小松市方向。是役，红军损失重大，伤亡两千余人。
高虎脑、驿前之役，国共双方消耗均大，国民党军由于处于仰攻状态，伤亡更重。三军团指挥员彭德怀和杨尚昆在总结高虎脑战斗的经验时谈道：“假如我们在几百里距离的赤色版图上，一开始就使敌人遭受这样的抵抗，而给敌人消耗量当是不可计算的，要记着广昌战斗我们有生力量的消耗是数倍于敌的。”[404]他们的总结也在国民党方面将领那里得到印证，汤恩伯当时在电文中汇报：“匪占各高地之工事极度强固，飞机炸弹及炮弹多未破坏，工事前面埋有地雷，俟国军接近拉线即爆发。匪兵守工事者甚少，皆在周侧隐伏，如国军接近工事则从两侧包围反攻。”[405]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师团长的石觉后来谈到此役时说：“我军总共耗时七十二天，只进展廿九公里，表面上我们成功，事实上敌人利用这段时间向西南方面突围逃逸。这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大疑问，何种作法为对，实难断定。”[406]
在进攻驿前同时，龙岗方向的国民党军第六路军也向古龙岗展开进攻。8月，蒋介石就该线“进剿”计划下达手令，令其9月份“到达石城、古龙岗与兴国”。[407]8月上旬，国民党军第三纵队向石城进攻；第六纵队向兴国古龙岗进攻，第八纵队则向兴国的老营盘迅速推进。第八纵队出动后，先后占领沙村、杨公山等地，红六师在沙村阻击，从7月26日到8月25日，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第八纵队伤亡、失踪1720人。[408]9月1日，国民党军控制由泰和往兴国的必经要冲老营盘。9月4日，第八纵队向新田、蓝田圩一线发动进攻。红五、红一军团先后到达该地区展开顽强防御，努力迟滞国民党军的迅速南下，保住红军往西的出口。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红军虽有效控制了国民党军的南进步伐，但损失较大，不得不步步后撤，9月22日，第八纵队进据新田、蓝田圩一线，30日，进占距兴国县城仅30公里的高兴圩，直逼兴国城。
进攻古龙岗的国民党军第六纵队于9月11日开始发起攻击，12日双方在雄岭下“激战终日”，[409]打成相持。21日，中革军委决定将在雄岭下防御的红二十一、二十三两师编为红八军团。22日，国民党军出动4个师部队向红八军团大举进攻，23日，基本控制雄岭下地区。红八军团先退兴国南坑，再退天子嵊一线。
江西红军连遭失利时，9月初，红一、红九军团与红二十四师在福建温坊取得局部战斗的胜利，给苏区军民稍许安慰。温坊位于长汀东南部，8月下旬，国民党军李延年纵队进占朋口一带后，计划经温坊推进长汀。中革军委对国民党军这一动向高度注意，决定在此方向集中兵力对敌实施打击。8月26日，朱德签发《我军目前的作战任务及行动部署》，命令集结在宁化曹坊的红一军团以打击李纵队为目标，即速赶至长汀童坊、河田地区，与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会合，待命出击。31日，朱德再次命令红一、红九军团与红二十四师主力集结“温坊中屋村间进行突击李纵队的任务”。[410]9月1日，国民党军第三师第八旅大意轻敌，离开朋口单兵向其西十余里的温坊突进，准备在此构筑碉堡。该部到达温坊后，对近在眼前的红军主力仍没有感觉，报告：“当面之匪，系伪廿四师，并无其它匪情。”[411]国民党军这一违背常规的举动，连红军将领也感困惑，红九军团报告：
当时我们对敌情判断确有怀疑之处，认为一军团情报不确，因为敌人从来没有用两团兵力而远离其堡垒前进，李敌纵然胆大也不敢以两团军力挺出其封锁线十余里之温坊。纵或有之，仅系游击性质，绝不敢在该地构筑工事，今既构筑阵地，必有较大的兵力在后尾跟进或已隐蔽集结于温坊附近，必系我军的侦察不确，一时为其所欺骗。[412]
这既说明国民党军在温坊行动的轻率，也显示屡遭失利后，红军将领自信心已大受影响。
确认国民党军实为单兵突进后，红军决定抓住机会，以一部迂回到敌军背后，截断其后路，红一军团、红九军团与红二十四师分路出击，将进驻温坊的国民党军紧紧包围。战斗至次日凌晨2时许，国民党军阵地被全线突破，两个团遭歼，第三师第八旅旅长许永相仅以身免，部队“逃脱的仅约百余”。[413]该师事后总结，战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官长轻敌之心太盛，阵地不能慎密布置，工事不能迅速完成，以致猝遇匪袭，噬脐莫及。”[414]
在各部均取得进展时，福建却传败讯，令早已对福建方面进展缓慢的蒋介石深为恼火，他特电蒋鼎文令其牢记稳扎稳打战术，声称背离这一战术“虽胜必罚”。[415]同时派顾祝同到龙岩，在给蒋鼎文的电报中说是协助，而给顾的电文中则称可令蒋“向前指挥”[416]或调赣，实际是以顾代蒋，贬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随后，蒋介石以“欺上陷下，又复临阵脱逃”[417]之罪将第八旅旅长许永相枪决，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一家欢乐一家愁，在蒋介石大感痛心时，林彪、聂荣臻对此战结果自是颇为欣慰：“苦战一年，此役颇可补充。”[418]
9月3日，国民党军根据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的部署，再次出动第三、第九师3个团进攻温坊，显然，蒋鼎文对红军在温坊地区的兵力没有足够的估计，在两个团遭消灭后，仅仅增加一个团兵力，犯了逐次增兵的兵家大忌。对此，红军指挥部有充分估计，9月3日凌晨，朱德命令“我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主力在有利条件下应在温坊阵地前给敌以短促突击以消灭其先头部队”。[419]3日上午，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第九师第五十团进至温坊东北，红一军团截其归路后，实施包围并予以全歼，同时，第三师后续部队也遭到红军的痛击。两次战斗，红军将领回忆共歼敌2000余人，俘虏2400余人，仅红二师四团就俘虏1600人。[420]国民党方面的数据是：自身伤811人，阵亡395人。[421]红军伤亡仅900余人，其中一军团伤亡600余人。[422]
温坊战斗的局部胜利不足以扭转战局。由于江西战事紧急，红一军团在战斗胜利后奉命开往江西，仅红九军团与红二十四师继续留守松毛岭、白衣洋岭一线。9月27日，国民党军第九、第三十六师开始向松毛岭、白衣洋岭发动进攻，29日，红军阵地全线失守。随后，红军根据转移命令，主力逐渐向江西集中，福建方面战事大体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