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1933年11月发生的福建事变是一个存在重要变数的事件。事变在蒋介石封锁线的东方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使江西、福建大块地区成为与蒋介石对立的整体，加上华南广东、广西与蒋介石实际上的离心状态，事变不仅仅对红军的“围剿”，对蒋介石的整个统治都构成了重大危机。但是，福建事变骤起旋灭，蒋介石突然遭遇严重危机，又几乎是兵不血刃轻松获胜。这一结果，和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背景密切相关。
对福建事变的应对，中共方面可谓一波三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基本判断是，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国革命进入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苏维埃革命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于“对日益增长的土地革命的恐惧”已经脱离革命。根据这一思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中强调要划清革命阵营（工人、农民、城市贫民）与非革命阵营的界限。国际远东局代表1929年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告诫：“你们不应同自称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苏联的朋友的军阀进行任何交谈……如果他们只是把自己说成是自由的拥护者或者是蒋介石的反对者，或者是改组派的拥护者，那就要同他们这些中国劳苦群众的欺骗者进行无情的斗争。”[109]在共产国际看来，不仅仅是汪精卫、冯玉祥这些人应该与之“进行认真的斗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应成为批判的对象：“以前我们承认孙逸仙主义的革命意义，这完全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转入反动阵营之前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现在孙逸仙主义成了整个中国反革命势力的旗帜。”[110]正由于此，共产国际明确反对中共关于建立民族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强调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的不可替代性。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长期执行了关门方针，阻碍了团结更多更广泛同盟军的尝试。九一八事变后，出于对日本侵华后的日苏关系及法西斯在欧洲日益壮大的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方针逐渐有所变化。1933年1月，中共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对此，张闻天稍后曾解释道：“这一宣言也是对于所有国民党军阀们说的。在全国的民族危机前面，我们不但要号召工农民众武装起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而且也号召一切在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份子同我们在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111]
事实上，虽然共产国际一再强调对国民党内外的各政治、军事势力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但中共在大革命前后激烈的政治、军事分化组合中形成的与各方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远非共产国际所能了解，也不是有关原则阐述所能一概抹杀的，共产国际1929年对中共联络俞作柏的批评就证明了这一点。[112]因此，共产国际态度的微妙变化，给了中共一定范围内扩大其活动目标的空间。1933年9月，当第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在沪与中共中央上海局接触始终不得要领，决然与苏区中央联系时，中共虽对其动机有所怀疑，猜测“此种行动极有可能系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狡计”，[113]但仍对与蒋、蔡接触表现出积极态度。长期在中共掌管组织工作的周恩来指示：“蒋、蔡代表陈公培即吴明，此人为共党脱党者，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蒋运动，并供给我们相当消息……可由国平前往西芹与吴明面谈，更可探知更多内容”。[114]23日，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与蒋、蔡代表陈公培谈判，双方在停战、反蒋态度上基本达成一致，并商定进一步展开接触。停止内战。彭德怀回忆，谈判后，“请他们吃了饭，大脸盆猪肉和鸡子，都是打土豪来的。宿了一晚。我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把上述情况电告中央，中央当即回电，说我们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我想还是重视的。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115]
25日，中央局明确指示“在反日反蒋方面：我们不仅应说不妨碍并予以便利，应声明在进扰福建区域时红军准备实力援助十九路军之作战，在反蒋战斗中，亦已与十九路军作军事之合作过”；强调：“应将谈判看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玩把戏。”[116]
十九路军与中共主动联系，直接目标是解除身边的军事威胁，其实更重要的砝码还是押向苏联。正由于此，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与共产国际接触。1933年6月，远东局报告：“19路军司令蔡廷锴建议，通过廖夫人与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进行谈判。”对此，共产国际反应十分谨慎，强调：“不应当与第19路政府军司令进行任何谈判……您应当从中国同志们那里获得信息。如果他们与什么人进行谈判，那么他们只能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进行。”[117]显然，出于对日本侵华后国际关系变化的认识，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如何与南京政府及地方实力派打交道有自己的考虑，不想成为被利用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几乎同时会在北方阻止冯玉祥同盟军行动的原由。[118]不过，当十九路军直接与中共接触后，共产国际对此并不反对，鉴于中共面临的巨大威胁，从现实生存和需要考虑，远东局同意中共与福建方面达成协议，9月27日，远东局指示：“同19路军的谈判应尽快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结束，特别是在与签订停战协定有关的军事问题上。”[119]10月24日，远东局报告：“蔡告知，原则上他同意我们的建议。”[120]此中提到的建议即为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10月，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到瑞金与中共首脑会晤。关于谈判的情况，中共方面代表潘汉年1935年10月在共产国际有一个精彩的报告：
10月份他们的代表到来并向我们暗示，他们打算同我们进行认真的谈判时，苏维埃政府责成我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到汀州同19路军的两位代表谈判。这两位代表表达了同我们进行认真谈判的十分真诚的愿望，甚至表示愿意前往苏维埃中国的首都会见我们中央执委会代表毛泽东同志。但我们中央的某些成员不想让这两位代表进入苏区，因为担心他们是特务。当我给毛泽东同志发去电报后，他不同意这种观点并建议：让他们来。这样，毛泽东同志便把他们请到苏区。
他们到达后，毛泽东同志为他们举行了正式宴会。宴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讲话，阐明了以前公布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两位代表听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后很受感动，以至不知说什么好。让他们发言时他们说，“我们以为，毛是半土匪半游击队的头领，我们决没有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位睿智的政治家”。[121]
26日，双方代表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福建方面答应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双方在上述条件完成后，应于最短期间，另定反日反蒋的具体作战协定。[122]中共与福建十九路军的议和，使中共的战略态势大为改观，不可否认，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成果。
随着中共和十九路军关系的迅速缓和，中央苏区东方威胁大大减少，而且开始考虑通过福建方面打破封锁，获得物资援助。10月下旬，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蔡廷锴“将有可能经欧洲然后经福州、延平发出大量的军事技术装备”。[123]11月，在闽方反蒋弯弓待发时，南京方面的情报称，中共和闽方达成协议：“由闽供给匪军盐卅万元，药品卅万元，兵工器材十万元。”[124]这应该不完全是猜测之词。对于中共方面希望经由蔡购买武器的设想，国际方面考虑得更周到一些，他们指示：“通过蔡廷锴购买需要的武器装备，我们认为不合适，因为收到定货后形势可能发生变化，他可以把我们的全部定货据为己有。我们建议立即从他那里购买重型火炮、飞机、防毒面具和药品。”[125]此时，蔡廷锴则对获得苏联支持抱有希望，当中共代表潘汉年见到蔡廷锴时，
他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看，如果我们在福建成立政府，并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苏联会不会承认我们的新政府？”……当然，我不能对他作出什么肯定的回答，但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成立强大的政府，那么苏联一定会支持它的。我补充说，我有一些朋友，可以同苏联人士取得联系。[126]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蔡对苏联的期望之切以及与中共接触的良苦用心，而潘的回答也极具外交艺术，更有意思的是，当蔡在潘的提示下谈到其与美国的接触时，潘不仅没有表示反感，而且予以充分的理解，以致蔡高兴地表示：“你们有开阔的眼界。”此中体现的中共党人的灵活态度，绝非习称的所谓“左”倾教条可以概括。
1933年11月20日，以十九路军武力为基础，李济深、陈铭枢及蒋光鼐、蔡廷锴等领导的福建事变爆发。福建方面召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改定国号，公然与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对抗。虽然此前中共与十九路军早有接触，但对事变不悉底细，因此公开态度十分谨慎，代表中共中央态度的是张闻天发表的文章。文章一方面重申愿意在三条件下与任何人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同时申明共产国际的观点，即“整个国民党，不论是南京或是广东，都是投降帝国主义的。广东国民党政府的空喊‘抗日’，不过表明它是另一帝国主义，即英帝国主义的走狗”。文章强调，与靠拢共产党，甚至“抛弃国民党招牌，而采用一些‘动人的’新的名称”的国民党军阀签订反日反蒋作战协定，“这是一种妥协，也许是非常短促的妥协，但是我们并不拒绝这种妥协”。张闻天批评了否认这种妥协的“左”倾幼稚病，同时重点批评了主张信守协定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强调：我们的任务“是利用一切条约上的可能去开展在他统治区域内的群众斗争，在最广泛的反日反帝反蒋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最无情的揭破一切他们的动摇、不彻底与欺骗，来争取群众在我们的领导之下”。[127]随后，中共中央发布的宣言则以教训的口吻告诫：
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如若停止于目前的状态，而不在行动上去证明它真正把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给与人民，它真正采取了紧急的办法去改善了工农与贫民的生活，它真正准备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且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去进行反日反蒋的战争，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切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128]
作为十分重视宣传作用的政党，中共中央的公开表态和真实立场其实存有弹性，这一点，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就可看出端倪：“为了不致因同军阀的妥协而损害我们在群众面前的威信，苏维埃政府应该以红军斗争和改善苏区居民经济状况的需要来全面解释自己参加谈判的做法。”[129]因此，与公开表态的尖锐批评不同，中共和共产国际实际对闽态度要复杂得多。陈云在阐述闽变后福建赤色工会任务时谈道：“不估计到一部分群众对于人民革命政府的影响，不估计群众今天觉悟的程度，在群众中简单的把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与反对人民革命政府并立起来，或者不在发动群众的运动中在群众面前实际证明人民革命政府不是革命的，而只是空叫反对人民革命政府的欺骗，那就非但不能组织真正群众的革命斗争，而且不能争取群众。”他进一步指出：
依照福建目前的具体情形，赤色工会与革命的反帝组织，必须向一切黄色工会与反动派别领导之下的反帝的工人的组织，与向他们的群众，提议建立反日反国民党与反动资本进攻的统一战线。这个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团聚一切群众的力量与可能联合，虽然是动摇的力量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为了争取对于这些组织中的群众的领导。[130]
陈云提到的所谓“反动派别领导之下的反帝的工人的组织”，后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索解，但它却是中共在当时理论和现实环境下面对复杂形势的真实反映，字面的批判和实际的争取在这里被奇特地统一起来。1933年11月23日，共产国际针对广州方面寻求与苏区接触的电文明确指示：“如果广州人意在反对19路军，那我们就不该同他们谈判，以期不削弱19路军反日反蒋的立场。”此中所表现的对福建方面的支持和信任相当明显。而共产国际代表更直接就双方共同组建军队征询国际方面：“是否同意苏维埃政府建议蔡廷锴靠自己的力量组织不叫红军而叫人民革命军的工农武装？我们有人，但没有武器。这些力量应该同红军和福建军队实行合作来对付南京的进攻。”[131]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当时中共中央决策有着重要影响。1933年11月底、12月初，代表团两位主要领导王明、康生在共产国际第13次全会大会发言中都谈到了福建事变。王明认为：“个别的军阀派别，在和红军屡战屡败之后，在兵士群众和一部分下中级军官革命情绪压迫之下，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或者继续和红军战，那么，毫无疑问地他们将要完全塌台；或者把自己枪头掉转过去反对日本及其走狗蒋介石，以便从绝路上另找出路。”[132]显然，这一判断注意到了事变的积极意义，并不完全对其采取否定态度。康生则指出：
在对红军作战失败后，十九路军的部分指挥员认识到，若继续对红军发动进攻，那势必要招致更大的失败；但倘若不打红军，而打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给老百姓以起码的民主、自由，那么，这支军队是能够使中国获得解放的。无论美国及其它帝国主义者是否想利用福建事变以达到它们反对日本的目的，无论福建的将领们是否会始终如一地实现自己的诺言，抗日运动结果，给福建劳动群众和十九路军士兵指出了一条道路，以便实现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在1933年1月10日关于抗日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的宣言中所提出的要求。[133]
康生这段讲话对事变的肯定更加正面，而且含蓄否定了有关十九路军是代表美国利益反对日本的说法，明确十九路军的行动有实现中共倡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使中国获得解放的可能，这样的表态不可忽视。由于中共代表团在中共中央决策体制中的特殊地位，他们的态度不可能不对中共中央发生影响。
事实上，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福建的一系列行动也体现着中共对闽变欲迎还拒的真实态度。11月29日，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将原定在人民政府召开群众大会上的示威行动改成参加大会并宣传中共方面的主张。[134]福州中心市委在未接到中共中央指示信前曾正确判断“此次政变是有利于我们的，认为蒋介石才是我们的最大敌人，是冲破五次‘围剿’有利的条件。即决定发动群众参加反蒋大会”。但随后改变了这一看法，采取了与人民政府对立的一些做法，“犯了‘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135]12月中旬，在得到有关指示后，福州中心市委调整政策，决定将游击队改为人民抗日军，进一步开展反帝运动。罗明回忆，事变后，“中央局派我和谢小梅前往厦门、福州领导党组织推动地方群众工作。厦门、福州两个中心市委召开扩大会议，由我传达中央局指示，并决定开展群众抗日反蒋的民主运动，要求释放政治犯，加强党组织的发展和秘密工作”。[136]
作为政策转变的标志，中共这时把工作重心转到反蒋和中共自身的发展上，不再以十九路军为对抗对象。十九路军在福建连江开展“计口授田”工作时，正在此准备进行土地革命的中共方面当即表示：“如‘人民政府’实行分田”，他们“当让‘人民政府’去做。”[137]同安地方政府召集大会时，为凑集人员求助于中共当地负责人，中共负责人“叫他们到各乡村公开打锣去号召，用汽车去载人，弄点心给农民吃”。[138]福州党组织慰劳队到前线慰劳十九路军，以“号召广大群众参加反帝反国民党的统一战线”。[139]陈子枢甚至为厦门中心市委得知中共和福建人民政府签订协定后“表现出一种空洞的欣喜的情绪”感到担心，忧虑“这样必然会放弃了实际的艰苦的斗争工作，不可避免地由于这种错误的幻想，会有走上机会主义道路的危险”。[140]中共在福建和十九路军的微妙关系，外界其实也多有注意：“共党宣传，表面上仍属反闽，实际上则共党密赴福建者甚多，对民众组织甚努力。”[141]
由于中共与闽方政治上欲迎还拒而又相互有所企图的合作关系，当十九路军的反蒋军事展开后，中共与闽方的军事合作也呈现复杂的内容。蒋介石向闽方发动进攻之始，中共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采取了有保留的协助措施。1933年11月24日，朱德、周恩来等要求赣东北和闽北中共武装，在国民党军向闽浙赣边境集中时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扰乱其后方，红七军团主力则随时准备截击或尾追敌人。同时，周恩来致电中革军委，探询可否出动红三、五军团侧击国民党军入闽部队。[142]中革军委对直接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抱有疑虑，强调“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但同时也指示红七军团及独立部队应“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妨害敌人第一路军集中”，在“敌人第一路向闽北前进时阻滞并剥削之”。[143]12月中旬，中革军委要求红五、七军团及独立第六十一团组成的东方军，在建宁、泰宁、邵武、光泽、黎川一带展开游击战争，“侧击向资溪、光泽运动中敌人的中央纵队”，“在资溪务须进行顽强的防御”，“迟滞、钳制向光泽前进的敌人”。[144]12月中、下旬，朱、周又多次指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侧击敌“进剿部队之后尾”，“积极扩大并发展闽中游击战争，不断截击邵顺间敌人后方联络部队及进行一切破坏工作”。[145]12月底，项英明确指示红九军团第十九师“转移到将乐的地域，与十九路军的左翼部队取得直接连络”。[146]当时前方国民党军对红军行动的亲身感受是：“企图破坏道路阻我前进，无顽强抵抗力。”[147]
中共的这一系列行动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1934年1月2日，共产国际提出：“你们的部队应该避开蒋介石的进攻部队，在迅速重新部署后，从北面和南面同时打击进攻19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翼和后方，最好是在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148]就中共而言，维持十九路军这一反蒋力量的存在，是一种符合其利益的常识判断，罗明回忆，事变后他被派往厦门、福州“传达中央对闽变的指示，即军事上联合，帮助他”。[149]而蒋介石也报告：“最近赤匪因得闽方接济，并为牵制策应闽方及实行联成一片起见，突以伪第一军团向我崇仁、宜黄一带进犯，并以伪军第三、五、七各军团，集合全力，分向我黎川、金溪一带进犯，对我冀作中央突破及右翼迂回之企图。”[150]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则注意到：“赣东赤匪乘中央军进迫闽垣之际，迭犯浙赣边境，企图牵制我方兵力，截断我后方联络。”[151]
虽然红军受命骚扰入闽的国民党军，但要以实力代价为十九路军在闽北阻挡国民党军，也为中共中央所不取。在国民党军兵力居绝对优势情况下，红军要独力担起阻止国民党军入闽重任其实并不现实，何况，本在闽北的十九路军主力也在后撤。因此，虽然王明在事变后不久曾批评中共中央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中心不在于我们红军愿意不愿意接受蒋介石这个打击，而问题的实质是在于：或者红军和十九路军一起来击退蒋介石的力量，或者是蒋介石先打败我们的同盟军——十九路军，然后再集中一切力量来打击我们的红军。[152]
但这究竟是事后诸葛亮之言。事变当时，中共和十九路军对双方的军事合作都没有充分的准备，对军事形势的发展也难有全盘的计划，在国民党军十几个师压迫下，中共即使勉为其难，效果也难以臆测，何况，国民党方面还观察到：“伪一、三、五等军团被我痛剿，迭受叵剧，喘息未定。”[153]这虽然不无自夸之嫌，但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连遭失利、军力受创、亟需休整确也属实。[154]
更重要的，事变发动后，中共和十九路军间在联合作战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协议。潘汉年回忆：“在福州，蔡廷锴向自己的指挥部示意，有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在这里，但同时他却不让师长们直接同我交谈。”[155]蔡廷锴既希望借助中共及其背后的苏联力量，又对中共不无防范担心的微妙心理，于此显露无遗。对于福建方面的联共之举，闽方许多中高级将领也缺乏心理准备。十九路军与红军曾多次交手，就在事变发动前几个月，红军东路军还在与之作战，官兵中有一定的敌视心理。在事变前蔡廷锴主持的动员会上，许多将领“对同红军和平相处，对反对南京政府之事一无表示”，部分将领则“在政治上不同意即行反蒋，也不同意与红军合作”。[156]一些团长明确提出：“十九路军历来是反共的，为什么要和共产党合作？”[157]这反映了相当部分中高级干部的看法。曾任福建省政府委员的林知渊评判：“他们即使和中共合作成功，也只是貌合神离，只求各保边境，互不侵犯，并没有想到要进一步联合行动，统一作战。”[158]这一说法颇中肯綮。至于发动事变的陈铭枢则“过于不重实在军事，毫无打仗准备”。[159]在福建人民政府参与机要的麦朝枢回忆，12月底，中共电告闽方，蒋军两个师东向闽境推进，陈铭枢得知情况后表示：“江西境内有红军，当可以把蒋军击退，不必顾虑。”而在麦看来，“十九路军和红军合作的具体条件还没有订定，红军实在没有代我们挡击蒋军的义务，我们为什么不派兵警备呢？”[160]麦朝枢的这一疑问其实相当可以说明问题，当十九路军自身已在选择从闽西北后撤时，和其并无约定的中共确无代十九路军牺牲之理。
虽然中共对全力支持十九路军心存疑虑，但是，完全放任国民党军进攻十九路军也不符合中共利益。中共虽未选择以主力在闽赣边境与国民党军作战，但中革军委却谋划了一个更大更全面的战略构想：将中央苏区红军编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准备分路作战。红五、七军团编为东方军，在福建建宁、泰宁、邵武、光泽一带展开游击战争，钳制东线国民党军，“侧击向资溪、光泽运动中敌人的中央纵队”；红九军团编为中央军，在东方军左翼活动，防止江西方面国民党军进入苏区纵深；主力部队红一、三军团编为西方军，挺进到永丰地区活动，“从左翼绕至蒋介石军之后方，就是说渡过赣江由西向九江南昌进攻，以协同第十九路军前后夹攻”。[161]在中革军委看来，该计划既避开了以红军主力在闽西北直接与国民党入闽军决战，从而为十九路军火中取栗，成为其掩护部队的结果，在北线“敌人最弱的地位”主动出击，又不无围魏救赵之意，客观上帮助了十九路军；同时还可抓住国民党军东移机会，使中央苏区“打通与基本区域的联系”即湘赣苏区的联系，进一步在北线打开缺口，北出昌、九，全面打乱国民党军部署，争取战略主动，壮大自身。[162]不失为一石三鸟之计。
为实施这一计划，湘赣的红十七师受命由湘赣苏区北上，出击南浔路，“和中央红军配合十九路军行动”；[163]湘鄂赣的红十六师也根据中央电令，“向高安、万载附近行动”，[164]威胁南昌。李德回忆，这一决策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弗雷德）建议，“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我讨论了这个建议，并对此基本上表示同意”。[165]红十六师和十七师的出动确曾给国民党军造成一定压力，蒋介石致汪精卫电中谈道：“赤匪一部最近窜至南浔路附近地区，确是事实。”[166]蒋更曾致电抚州方面的陈诚，告以：“清江万寿宫被匪占领，省防可虑，请抽调第五师或九十六师中之一师星夜集中南昌，用车运输为要。”[167]红军对国民党方面形成的压力可见一斑。杨永泰直承，当红十六师逼近南昌时，“南昌夙未留存预备部队……泰等在此唱了两夜空城计，仅能用飞机轰炸以威胁之”。[168]国民党“围剿”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也谈道：
最近江西方面的匪情，不是北路之匪想渡江西窜，就是西路之匪想向东窜，所以西路军现在所负任务，一方面要消灭萧孔各匪，一方面要不许萧匪等东窜，同时又一方面要堵截北路之匪不能渡江西窜，因此每三方面同时发生战事。[169]
应该承认，中共中央这一计划和当时彭德怀建议并在日后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出江、浙进扰国民党军后方的设想可谓异曲同工。
不过，红军真要在南昌一线与国民党军大规模作战，也难有成算。这一带平原坦荡，堡垒众多，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地区；虽然闽变吸引了国民党军一部分兵力，但其在北线的绝对优势并未改变。红一军团北出不久，即在丁毛山战斗遭到较大伤亡，北进计划难以实施。事实上，由于福建迅速出现不利形势，计划中的将红三军团西移设想并未实施，当蒋介石基本完成其对福建的部署但大规模战斗尚未打响时，红军已作出直接援助十九路军作战的决策。1月2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向福建“沙县地域移动”。[170]滕代远记载：“中央军委当即令红军第七军团由太宁往将乐、顺昌地区以协助十九路军向浙边进展。同时命令已开抵广昌地区的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团，星夜取捷径向顺昌开拔。并以红军第九军团位于建宁归化地区，以第五军团在黎川地区支持北面蒋军的进攻。”[171]但是，由于十九路军防线轻易瓦解，蒋介石又未给其任何喘息之机，红军来不及实现对十九路军的增援。所以中共后来说：“我们红军为了配合他们反蒋的战争，曾经在闽北积极行动，从占领沙县直下尤溪，但是这对那些表现丧魂失魄的狐群狗党依然是无用的帮助。”[172]这固不无推脱责任之意，却也不全为空穴来风。
另外，还应指出的是，1934年1月下旬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谈道：
有一个同志对于福建的所谓人民政府，说他带有多少革命性不是完全的反革命，这种意见也是不对的。我在报告中已经指出：“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现，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为着挽救自己将死命运而起的一个欺骗民众的新花样，他们感觉苏维埃是他们的死敌，而国民党这块招牌太烂了，所以弄个什么“人民革命政府”，以第三条道路为号召，这样来欺骗民众，没有真正革命意义，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173]
毛泽东对福建事变的这种评价，征诸前引潘汉年回忆，当然并非如李德所称毛泽东当时坚持“不应该马上直接支持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174]而是反映着事变后中共中央的态度。福建事变失败后，整个中共领导层一改事变中的谨慎态度而展开谴责、批判，在此背景下，毛的表态自也不能出此框架，它倒是提醒我们，正像不能简单用毛泽东事变后的发言等同于事变中毛泽东的态度一样，事变后中共中央对闽方的定性也不完全代表其事变中的真实态度。虽然，中共中央可以被批评缺乏有效措施将事变引向自己有利的方向，但如果看看蒋介石当年的部署，就可能发现，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
福建事变爆发，对中共是机会，对蒋介石，却也未必全出意料。
福建的十九路军是淞沪抗战后进驻福建的。1932年蒋介石重掌南京中央后，作为粤陈（铭枢）势力的十九路军戍守南京势难继续，粤桂方面提出将十九路军调驻福建。对此，蒋介石内心并不情愿，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谈道：
近日李黄陈诸兄急欲派十九路赴闽，其势似不可阻止。汪院长亦已赞成，其事必实现。如此恐伯南调赣南部队回粤，又碍中央剿匪计划。故中迟迟未肯下令也。前日罗师长回赣时托其面述此情，并派其往见余幄奇，最好留余部在赣南完成剿匪使命。但其直辖于伯南，如我方往留，则于公于私皆有为难。[175]
虽然心有戚戚，但蒋介石当时没有其他安置十九路军的办法。十九路军的抗日英名，蒋介石自身刚刚复职的脆弱，使其最终不得不同意十九路军赴闽。
十九路军到闽后，迅速控制福建局势，并与粤方谨慎接触，双方关系若即若离。蒋介石对十九路军以拉拢为主，但也不无搞垮十九路军，将福建收为己有的心思。1933年2月，陈立夫向蒋介石报告福建和粤桂形势，透露出南京中央图闽的隐秘动机：
蔡对闽省客军极仇视，而于卢兴邦部为尤甚，常欲伺机解决之。闻中央接济卢部机枪五十挺迫击炮八尊之讯为蔡所悉极度不安。2.刘珍年之调驻浙东与闽北，配之以卢兴邦与刘和鼎诸部在蔡视之为中央对十九路军之包围。3.中央此次调六十师赴赣剿匪在蔡视之为有分散其兵力。
西南中心系于陈济棠之一身，陈如效忠中央，则西南风云可以消，盖无广东则西南活动将无经济基础。陈氏乃解决西南问题之锁。[176]
1933年5月，十九路军的老上司陈铭枢游欧回国，开始积极筹划反蒋。参与陈铭枢策划的梅龚彬回忆，陈提出上中下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上策）是联合粤桂反蒋；如果陈济棠不肯参加的话，就执行第二种方案（中策），先搞闽桂联合倒陈，再发动反蒋；如果陈济棠和李宗仁都不肯干，那只有采取第三种方案（下策），争取与红军合作反蒋。”[177]陈铭枢的活动，南京方面迅速得到讯息，与粤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汪精卫早在6月15日就电蒋报告广州方面的异动，提醒蒋“恐将有军事行动”；17日，更直接点出浙江有被犯之虞：“浙省空虚，不肖生心，乘虚冒进固愚妄所为，但天下乱事往往由愚妄之人所造成。不如益兵为备，使之知难而退，弟固确有所闻故力言之，并非欲轻启兵衅也。”[178]汪精卫在此故作玄虚，并未点明具体的犯浙者，但衡诸时、地二势，有可能对浙江构成威胁的，必为福建无疑。
其实，陈铭枢的活动，蒋介石多有掌握。在陈铭枢接触陈济棠、胡汉民未取得进展时，蒋介石在日记中记有：“陈铭枢等联合反动，似告失败，则西南渐稳。”[179]17日，他致电吴铁城时表示：“西南一切酝酿，一切误解，应恳切劝导，设法消弭，必尽其在我。如仍逞私见，害大局，吾人职责所在，固不容瞻顾畏缩也。”[180]虽然对广州方面和陈的活动有所警戒，但蒋的判断还是偏于乐观，认为其一时难成气候。8月，吴铁城也致电蒋介石报告：“粤闽军事联络恐难实现。”[181]
作为在长期内部混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实力派人物，蒋介石当然不会对陈铭枢的活动完全掉以轻心。虽然按照蒋介石惯常的坐观其变处事方式，他未对福建方面和陈铭枢采取积极行动，但并不意味着对此无所作为。准备第五次“围剿”时，蒋在浙赣闽边区部署警备部队5个师另4个保安团，这样的重兵配置，极具防备闽方的意味。尤其是1933年9月，蒋介石令国民党军进攻位于闽赣边境的黎川，应为一石二鸟之举，既防范赣南和赣东北红军的联系，对其后来的进兵福建也大有裨益。
1933年10月，陈铭枢活动益繁，陈济棠曾电蒋介石，请其适当安置陈铭枢、李济深，以免引起异动，但未得到蒋的积极回应。[182]稍后，蒋介石又接到戴笠的报告：“陈铭枢前来闽用意在与蒋蔡密商联络桂系倒蒋，以求西南切实联合，反抗中央。”[183]对此，蒋介石仍然没有明确反应。11月9日、10日，朱培德连电蒋介石，告以福建陈铭枢等“谋不轨”的消息，建议其速劝时在福州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回京坐镇”。[184]此时，坐以观变的蒋介石方才出手。11日，蒋介石致电林森，望林“即日回京”并代劝陈铭枢“回中央襄助一切”。[185]1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自我安慰：“陈铭枢入闽作乱，消息渐紧，但无妨耳。”15日，得到福建将有事变的确实消息，蒋当夜“几不成寐”；次日仍“对闽事，思虑入神，不觉疲乏”。[186]16日，他做最后的努力，拿出惯常的封官许愿招数，致电蒋光鼐：“许陈军事总监或参谋总长，内政部长亦可。”[187]但这样的表态，未免失之太晚。
事变既起，在判断其将局限于福建范围内后，蒋介石迅速确定军事解决闽变的方针。十九路军原辖3个师，1933年6月扩充2师，总共有5个师10个旅，每师4000～4500人，加上直属部队，实际兵力5万人以上。[188]事变之初，戴笠即向蒋介石报告，闽方“新兵多，逃亡众，能作战者不上三万五千人”。[189]据此，蒋介石致电汪精卫表示：“总计逆军号称六军十二万人，实际能作战者最多三、四万人。”[190]对于蒋介石而言，这样的实力并不足以构成致命危险。何况十九路军“此次师出无名，其军心必动摇，干部钱多，必不如前之肯牺牲”。[191]1933年12月5日，在给驻日公使蒋作宾的电报中，蒋介石乐观判断：“闽变必可速平，饶有把握。”[192]而陈诚早在12月中旬对事变的趋势也作出了准确预测：
闽变当不难解决，报载军事行动多不确。现我军早至建阳，且建瓯尚有刘和鼎所部，闽军决不能北进。以现在情形观之，彼只能守延平附近。将来在延平或有一场恶战，此一战之后胜负即决定。再进一步，即闽省善后问题耳。所可虑者，或因此引起他方之变动，及日帝国主义者之再侵扰，而共匪亦得苟延也。[193]
1933年11月24日，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制定北路军作战计划：“入闽军应以较匪优势之有力部队集中赣东，以主力猛烈压迫匪第三、第七军团，乘机推进闽北，以迅速之行动，向南进展。”[194]12月初，进一步确定攻闽方针为：“以有力之国军一部编成数个纵队，由赣、浙边区分道入闽，先击破逆军之主力，并将其余逆部，由南北两方夹击，一举歼灭之。”[195]具体攻击部署是：以第二路军两师从浙赣边界的上饶、广丰入闽，第四路军两师从浙西入闽，加上总预备队两师于12月15日前集中闽北浦城，准备分由建瓯、屏南攻击延平、水口；第五路军四个师加上总预备队一师由金溪、资溪入闽，于12月20日左右集中光泽附近，负责掩护攻击部队侧翼，并由邵武、顺昌拊十九路军之背；第三路军主动向德胜关方向出击，牵制中共部队，掩护第五路军入闽并配合其确保攻闽军右侧背安全；海军陆战队准备进攻福州、厦门。这一部署将进攻重点放在闽北方向，欲乘十九路军主力“未集中以前，迅速击破其现驻闽北之部队”，[196]而在闽西北由于顾忌到红军的威胁，以保持警戒状态为主。
应对红军威胁是蒋介石平定闽变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蒋判断“赤匪未必急助伪闽……必在闽北赣乐间地区，以阻止我对闽行动，而以消极助逆”，但在抽调10个师左右兵力入闽时，仍然不敢大意，自我警醒曰：“匪主力既在黎光之间，我军动作极应慎重也。”[197]国民党军在江西保持了强厚的兵力，留在江西及赣浙边境的第三路军辖7个师的进攻部队及6个师的守备队，加上赣西第一路军部队，兵力仍数倍于红军。对浙江后方地区，也多有部署，事变发动当天，蒋就致电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提醒其“闽乱既起，浙防应从速准备”；后又电示浙省：“在龙泉、庆元、泰顺、平阳各县对福建之松溪、政和、寿宁、福鼎之各要隘，从速派员负责，专员修筑闭锁堡并囤积粮秣，以防万一。”[198]由于江浙一带为其基本区域，实力坚强，他甚至十分期望闽方攻浙。11月26日，蒋计划研究“如何使闽逆来攻浙”，晚间有闽方攻浙消息传来时，他更“不禁转忧为乐”。[199]为使自身在宣传上居于主动，蒋电告陈布雷等：“自即日起即宣传闽逆进攻浙边庆元、泰顺之消息，逐渐发布使国人注意闽逆开衅之罪恶。惟宣传方法应须有系统与计划，不可使人知为虚构也。”[200]深悉内幕的陈诚在家书中说得很明白：“闽逆军事行动与报纸所载完全不同，现已处被动，我军已过建瓯、邵武，即可知报载所谓犯浙，不过以祸首予闽逆耳。”[201]12月10日，蒋介石亲向第五路军入闽先头部队训话，强调：
你们第十四军这两师人此次同走一路出发，力量非常雄厚，而这一路兵又是土匪和叛逆所料不到的，敌人一定想不到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的部队，由我们所决定的这个路线出去，你们这两师人的目的是要占取此后战争的中心要道，这一点对于剿匪讨逆战争最后的胜利，实有最大的关系。[202]
随后，为防止由赣东入闽时遭遇红军阻拦，蒋先发制人，要求第三路军“由黎川向东南德胜关泰宁方向进展，协同第二路军堵截伪三、七军团，冀歼灭其实力，并竭力掩护第二路军之推进”。[203]希望通过攻击赣闽边境红军，将其逼向建（宁）、泰（宁）地区，敞开入闽通道，使入闽军进展顺利。根据这一计划，12月11日，黎川一带国民党军奉命沿团村向闽赣边境的德胜关地区进攻，寻找红军主力决战。16日，国民党军进占德胜关，红军被压往泰宁方向。17日，蒋介石又指示：“为防匪由泰宁绕道北窜，扰我第五路军后方起见，第五纵队应即占领金坑。”[204]该部随即向东北方向的熊村、黄土关、金坑一线推进，截断建、泰红军往光泽一带的去路；同时加紧构筑碉堡，打通、巩固至光泽方向联络，此陈诚所谓“决先完成黎川至德胜关，及黎川至金坑、东山至熊村之封锁线”。[205]这样，在由金溪、资溪入闽通道东南方向，国民党第三路军构筑了一条环形防御带，确保其入闽通道安全。由于浙赣边界和浙西国民党军入闽部队本身就受红军威胁甚小，因此，当闽赣边境入闽通道基本被打通后，国民党军入闽事实上有了相当的安全保证。对于德胜关的占据，陈诚在家书中更揭示出另一层意义：“德胜关工事已完成，此后匪在赣南与赣东北完全隔绝，此举实其致命伤。尤以黎川附近之丰富资源，现被我掌握，对匪之物资补充更感困难，实可致其死命也。”[206]
随着第三路军的顺利进展及第五路军的入闽，蒋介石对红军威胁的提防逐渐减小，原计划主要用于警戒的自光泽一带的入闽部队除留一部分继续执行警戒任务外，有3个师部队投入前线，南京政府军兵力使用更为充裕。25日，蒋介石抵闽北浦城就近指挥作战，“虽一团一旅之众，亦亲临训话，砥砺士气”；[207]同时确定攻击计划，以延平、古田、水口作为首期主攻对象。
延平、古田、水口互为犄角，是控扼福州重要外围据点，直接关系福州乃至整个闽东南地区安危。十九路军在此却只是布置了新编的谭启秀第五军，分由该军第六师守延平，第五师两个团守古田，另一团及军直属部队守水口。而蒋介石布置的围攻部队是：第四、第三十六、第五十六3个师攻延平，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攻古田，第九师及第三、第十师各一部攻水口，仅从编制而言，就均为闽军3倍，至于实际兵力和战斗力更远远超出。因为“抽调入闽的兵力，全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并集中了海空军及炮兵的优势力量”，[208]而谭启秀部是十九路军原补充旅（1933年6月改为补充师）基础上成立的新军，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有限，这样的接战态势使闽方一开始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1934年1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其攻击计划：“微日攻击延平城，八日攻击水口，十日占领闽清。十三日占永泰。十六日占莆田。廿日占泉州、漳州。”
1月5日，战事刚一爆发，延平守军就告不支，南京政府军第三十六师、第四师、第五十六师分从城南、城东、城东北展开攻击，守军退路也被切断，被迫于次日缴械，延平易手。7日，包围水口、古田的南京政府军发起总攻，当天即占领水口。此时，位于三城犄角顶端的古田已成孤城，蒋介石对古田引而不发，欲以古田作为诱饵，围点打援。攻克水口当天，他致电前方：“蔡逆决率其主力来援古田，并言十日可达古田附近，逆军出巢来犯，正我军求之不得者，现决对古田城逆暂取包围监视之姿态，不必猛攻。”[209]次日，蒋再次强调：“古田城逆，只可包围，昼夜佯攻，一面严密监视，不许其逃遁，亦不必留缺口，但不可攻破，务使蔡逆主力仍来增援古田。”[210]9日，当十九路军一部前出准备北上往援古田守军时，蒋介石更信心满满地指示卫立煌：“逆军已倾全力来犯古田水口之线，刻已进至白沙以西地区，望兄迅速准备在白沙洪山桥间地区，选择多数之渡河点，设法渡河，袭击逆军侧背，整个包围而歼灭之。”[211]其一心期望以古田为诱饵，吸引十九路军主力于古田、水口地区实施歼灭。但是，十九路军并没有足够勇气与蒋在闽北对垒，1月12日，北上往援的沈光汉部与南京政府军第三师稍有接触，虽然政府军根据蒋的指示后撤诱敌，但沈部并未乘势前进，反而见其“不战而退，更致狐疑”，[212]当晚即向白沙方向退却。其实，根据蔡廷锴的回忆，1月9日，蔡与陈铭枢、蒋光鼐等放弃福州向闽南撤退，这时的应援行动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12日，孤处敌后的古田守军投降。
上述电文、战报体现出的是蒋介石一意诱敌而十九路军不敢应战的过程，此中的蒋介石可谓运筹帷幄、信心满满。然而，如果对照蒋介石日记，却会发现档案、电文中无法反映的另一面，看到作为一个人的蒋介石心态的复杂变幻。战事爆发后，蒋在日记中对福建方面是否将主力出福州，在闽西主动出击一直高度关注。就军事常识言，单纯防御福州几无可能，水口、古田为福州防御必守之地。因此，蒋在全面攻击即将展开时，密切注意：“我军攻击水口时，逆部主力由省来袭否？”[213]1月6日攻克延平后，他全力注视闽方军事动向，猜测“福州逆军，其或反守为攻乎？”[214]当时，由于担心日方借事变有所动作，蒋对进攻福州没有信心，多次在日记中写道：“对倭只有避战，如不得已，则不攻福州，以延平为省会，成立政府”；“对福州叛逆，如果集中负隅，则以封锁之法处之”。[215]如果闽方出福州在闽西决战，对蒋而言，不失为一个一举解决闽省的机会，前文中说到的蒋的诱敌之计盖出于此。但是，十九路军的战斗力毕竟不可小觑，两军正面交锋，成败也未可料。所以，1月7日，当蒋得到事后证明并不确切的消息，报告“蔡逆果率主力来援古田”时，当时的反应却并非“吾计已售”的得意，而是令览史者感慨万端的“喜惧交集”。[216]喜的自然是闽方出击，其计可售；惧的则是决战结果，事前难有绝对把握。
古田不守，福州外围防御据点尽失，南京政府军开始向福州推进。与此同时，南京政府海军早在12月下旬就先后占领长门、马尾两要塞，时时威胁福州安全。1月9日，海军在厦门市长黄强配合下接收厦门，威胁漳州地区，对十九路军后方形成巨大威胁。在不利形势下，闽方向南京提出三项停战条件：“海军守中立”、“中央军在距福州十英里之线停止”、“福州治安交由海军陆战队接收”，[217]欲以此退让换取蒋介石息兵。对此，汪精卫认为“逆军能如限撤退，如能做到仍为有利”，[218]但信心满满的蒋介石根本不为之所动，反而加紧对十九路军的攻击。四面楚歌声中，十九路军撤出福州，向闽南退却。16日南京政府军进占福州。
在进攻福州外围据点同时，蒋介石已经开始部署从闽西北插向十九路军后方。1月4日，战事尚未打响，他在日记中标列的注意事项就有“进取闽南利害之研究”。[219]7日，鉴于水口已下，蒋介石考虑：“卫第五纵队挺进闽南计划是否实施，当注意之。”[220]次日，电卫立煌令其分兵南下永泰，“但须隐秘中央军兵力队号为要”。[221]10日，再电卫立煌，令其渡河南下，行动须守秘密，“不可使逆军发觉我有渡河企图”。[222]永泰地处福州西南部，由此前进可扼住十九路军退路，蒋的一系列动作旨在于此。因此，蒋介石日记明确记有：“逆军如向闽南撤退，则第五路仍照原计划向永春、漳州急进。”[223]12日夜，在确知十九路军将全线后撤时，蒋介石命令“主力明日速向永泰急进。除留一旅守永泰外，其余主力再向仙游沙溪急进，以行截击”。[224]如计占领永泰后，蒋介石大感得意，在日记中写道：“本日我军已占永泰，此心为之大慰，从此必可如计截击，在莆田海滨歼敌，使之片甲不返也。”[225]
由于蒋在准备围点打援、诱敌实施歼灭战同时，已有展开追击战的腹案，因此，当十九路军沿着沿海公路南撤时，南京政府军从侧翼对十九路军展开所谓“行动之艰苦与神速，俱达极点”[226]的超越追击，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指挥四路大军以莆田、仙游、安溪、同安、漳州等为目标，直插十九路军后方。蒋介石要求前方将领：“我军只要正面稳固，尽可多抽部队，到达惠安以东或以西地区，分组截断公路，节节袭击，横断其退路，总须达成一网打尽之目的，以为我战史创例也。”[227]在南京政府军快速推进下，全线溃退的十九路军不断遭到追击部队的堵击，狼狈不堪。17日，南京政府军第八十三师已进至仙游，次日，第九、第十师到达。南京政府追兵和夺路而逃的十九路军在仙游、涂岭一带激烈交锋，虽然南京政府军未能在此完全堵截十九路军并予以消灭，但十九路军“蒙受巨创，士气沮丧，致入于不堪再战之境地”。[228]20日，莆田被南京政府军占领，十九路军大部纷纷向泉州退却。21日，南京政府军第三师由厦门嵩屿登陆，对泉州一带的十九路军形成南北夹击态势。蔡廷锴见大势已去，被迫离开部队，所部随即向蒋介石请降，轰轰烈烈的闽变从大规模交战开始到失败不过半个月时间即告瓦解，确如军事发动前蒋介石所言：“闽乱不逾一月，必可敉平。”[229]
迅速镇压福建事变后，蒋介石顺利将福建纳入自己手中，对其“剿共”军事的继续展开，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