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地域进一步扩大。1933年7月21日，苏维埃中央决定划中央苏区为4省40余县，即江西省的瑞金、于都、兴国、永丰、新淦、宜黄、乐安、崇仁、广昌、南丰、石城、万泰、胜利、杨殷、公略、洛口、赤水、龙冈、长胜、太雷、博生，[1]福建省的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连城、龙岩、新泉、宁化、清流、汀东、兆征、彭湃、代英，[2]粤赣省的会昌、寻乌、安远、西江、门岭、信康，[3]闽赣省的黎川、金溪、资溪、建宁、泰宁、光泽。以赣闽边界为中心，中央苏区由东向西形成分别向南平、漳州、粤北、赣州、吉安、樟树、临川辐射的广大区域。
中央苏区的壮大，尤其是控制区域的北移，使其与中央苏区控制区域继续北移，与闽浙赣苏区渐成连接之势。而黎川作为闽赣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所在地，突出于中央苏区东北部，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赣东南与闽西北连接的主要孔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早在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时，中共中央就指示：“黎川、泰宁、建宁、广昌……这个区域是中央苏区战略的锁钥，是永远不能放弃的，这些城市仍须大大的巩固起来，特别应该注意广昌。”[4]1933年9月，当国民党军由赣江自西南向东北基本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堡垒封锁后，其试探性进攻首先从这里发起。
当国民党军进攻黎川时，红军的防御兵力异常薄弱。1933年6月，根据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的意见，红军决定展开分离作战，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红一军团组成中央军，部署在宜黄、乐安沿抚河一带，防守苏区北大门，第三军团及第十九师等部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向闽西北方向进攻。在初期的作战计划中，红军指挥部对黎川的防御给予了相当重视，要求：“一、五军团依计划在北面地带，积极活动，隐蔽我军企图时应派独立第一团领导永兴桥地带部队前出新丰街南广部队，牵制敌第六师，使该敌于我十九师东出泰将后，不敢侵入黎川。”[5]随着福建方面战事的展开，东方军作战并不顺利，红军不断向福建增兵，红五军团十三师及原留置赣东北兵力陆续调往东方军协同作战，黎川一带兵力空虚，成为国民党军发动进攻的一个理想突破口。中革军委指出：“蒋介石的主要目的，是由南城向东南突击，以便割断江西的东北部与基本苏区的联系，并完成吉水、永丰、乐安、南丰，以达到邵武地区的坚固阵地的封锁线。”[6]
在与红军多次交手后，蒋介石策动新一轮“围剿”时力图从战略上争取主动。他在庐山训练时就谈道：
现在土匪的主力是向闽北移动了，我们现在如果也跟到福建去找他来打，这样就是我们跟了土匪走，而陷于被动了！然则要如何才是立于主动呢？比方土匪现在在福建攻延平，攻了半个月还攻不下来，当然他向东不能发展了。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部队收复了建宁，或者是到广昌，那么，在福建的土匪，就断绝了后路，失掉根据地，不得不回来找我们打了！[7]
9月初，他又致电福建方面：“围攻延平之匪，必趁北路军未进剿时，先乘隙打破我在闽之主力，然后回师西向，再应付北路军，其计甚狡。但其在闽北延平一带，亦不能徘徊过久，此时只要延平各城能固守半月，一待北路军发动，则匪必西退，回顾老巢。故此时我闽军主力，应先待其向西撤回时而邀击之，不必正面急急进援，免遭暗算。”[8]这显然是希望闽方能将红军东方军拖住，以便其在赣东北从容部署。后来国民党将领也认为，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方面战术主要内容就是：“主动地选择苏区有战略意义而又便于用兵的地区为一战役阶段。集中强大的兵力，作周到的准备，进行有限目标的攻击；攻占后即利用有利地形构筑碉堡封锁线，对苏区严加戒备阻绝封锁……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自由主宰战局，不冒风险。”[9]蒋介石在日记中将这一战术概括为：“凡持重部队皆令其作前方之守备。机动者，集中要点，专备出击之用。先以一部突出，为匪之目标，以求决战。其余则分为二、三部队，在两翼后作沉机观变之备。”[10]进攻黎川，和这一作战总思路是吻合的。同时，由于当时闽方内部反蒋活动暗潮汹涌，蒋介石对此已有知悉，进攻与福建相邻的黎川，还不无对此预作准备之意。
9月1日，蒋介石电令熊式辉等：“南浔路与九江部队可以尽量减少，并密令周浑元军第六师在内准备九月底占领黎川城为要。”[11]中旬，国民党军向黎川集结。19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等，要求将第八十五师拨归周浑元指挥，“确实占领黎川”。[12]9月24日，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下辖第五、六、九十三3师）在距黎川约20公里的硝石完成集结，次日向黎川发动进攻。当时，红军在黎川的力量薄弱。关于黎川留守部队的人数，各方面有不同说法。肖劲光回忆当时“只有一个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13]彭德怀回忆：“保卫黎川的是一个五六百人的独立团”。[14]国民党方面战史记载，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分窜黎川境内之匪约两千左右”。[15]这三个数字不完全相同，考虑到黎川当时以地方部队为主的实况，大致可判断黎川中共方面部队在千人左右。后来追究肖劲光责任时，提到肖指挥下“有一师兵力足以拒止至少可迟阻敌人于硝资之线”，[16]由于曾驻赣东北一带部队除第三军团全部入闽外，第十三、十九、二十师全部及二十一师大部也开往福建，黎川守军薄弱是不争的事实，“一师兵力”的说法显然是夸大之辞。鉴于双方力量悬殊，刚刚由福建前线奉命赶回黎川的闽赣军区政治委员肖劲光为避免无谓损失，率领教导队和游击队于27日撤离黎川。据肖劲光回忆：“从我接受任务回黎川到撤出黎川这八天的时间里，军委没有给我下达坚守黎川的指示，也没有明确的撤离黎川的指示。”[17]对战略要地疏于防守，中革军委一开始就犯了难以原谅的错误。
其实，对赣东北的严峻局面，中革军委及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的朱德、周恩来事先是有所预料的。早在9月3日，朱德、周恩来在注意到国民党军有南下企图后，就致电中共中央局，部署让东方军“准备回师”。[18]因为十九路军根据蒋介石指示，坚守不出，红军难觅有利战机，继续屯兵福建整体战局将陷不利。12日，项英致电朱、周，仍强调应“速将顺、将攻下”，同时指示：“你们必须注意蒋之行动，如赣敌有配合闽敌之企图，应有准备的以便迅速转移，消灭北线主要敌人。”[19]13日，周恩来再电博古、项英等，要求东方军结束当前战斗“迅速北上”。[20]中革军委复电虽同意回兵北上，但又判断：“蒋贼仍极力构造永、乐方面之封锁线，刻未东移，容我东方军迟于二十日若干时间再行北上……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条件，还容我们采用各个击破的手段，先打闽敌，以便将来独立对赣敌作战。”[21]中旬末梢，中革军委实际已在做回师准备，要求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向赣东方向“迅速派出有力的侦察队”，[22]准备大部队移动。同时拟调一军团往赣东，集中红军主力“消灭蒋贼东行的五个师”。[23]博古在给共产国际电报中也提出：“占领顺昌和将乐后，我们将向东前进，迎击蒋介石军队。”[24]但是，由于中革军委对东方军在福建的战果心有不甘，回师问题迟迟不能决断，而将红一军团东调红军高层也存在不同意见。项英曾致电周恩来，专门解释红一军团东移问题，指出：
此时一军团在现地挺进活动，破坏敌封锁线，固然抑留蒋贼主力，但须估量该敌在其开始大举进攻和发现我东方军北上时，可能由其远后方移兵东向。我一军团……秘密速到宜、南的机动地位，东则可以参加主力作战，北则可扼敌增援队之左背，还望加考虑处置。这一问题的本身，就在决定和运用钳制方面的兵力，而非如你所说将又成只手打人的问题。以次要方向积极的作战和伪装，原可以极小兵力争取决战所需短时钳制作用，特别紧要，也是在敌我兵力悬殊情形下抽出优势兵力决战之法。当然，不可说平分兵力于突击与钳制方面，才算是不是只手打人。[25]
24、25日，鉴于赣东北形势已十分紧张，周恩来连电项英，要求同意东方军“赶早北上”。[26]25日，中革军委作出决断：“第一方面军应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出其西北地带，消灭进逼黎川之赣敌。”[27]从这一决策过程看，中革军委一段时间内对久攻不下的顺昌、将乐弃之不甘，冀望能有所得。其实，此时闽西对中共已成鸡肋，即使拿下顺、将，对全局也无影响，而黎川的重要性显然要超过上述两地，在已承认北上必要的大前提下，仍然抑留东方军于闽西北地区，丧失了宝贵的先机，犯下当断不断的错误。中革军委稍后自承“我们在原则上正确下了决心而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在决心本身上有之，而在移动兵力上则更大些），这错误就是没有正确地计上时间”。[28]应该说，这一检讨部分道出了实情。
不过，中革军委此时不应有的迟延可能还和1933年年中围绕是否进军福建的争论有关，甚至和中共内部的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也不无关系。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周恩来在中共军事、政治决策圈中的影响进一步增强，他不仅作为出色的政治活动家，同时作为优秀的军事指挥者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周恩来作为所谓“老干部派”并不被中共正在执掌实权的年轻一代领导人所完全接纳。项英被安排为中革军委代主席，相当程度上就是希望借此某种程度上限制周恩来的影响。1933年6月上海方面提出组建东方军计划后，周恩来提出不同意见，而事态的发展又证明其所虑不为无因，这也使作出决策的中共年轻领导人可能不无尴尬，所以，力图在福建方面获得更大战果，证明东方军出击的正确，成为他们的一大心愿。从这个角度看中革军委明显有悖军事常识的决策，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
黎川易手，对此后战局影响甚大。国民党方面认为：“我军占领黎川之后，不惟伪东西两军为之隔断，而赣东北与赣南匪区之联系，亦成支解分离之象……故黎川之克服，实为我军战略上之一大收获，为五次围剿胜利之先声。”[29]占领黎川后，国民党军还可趁机把赣东北一线一直未构成的封锁线完成，最终形成江西方面对中央苏区的完全包围。针对黎川失守后战略态势的变化，周恩来9月28日向项英和中央局连发三电，认为黎川之失，“将使赣敌得先筑据点以守”，使国民党军占得先机，在此敌情下，红军“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30]要求主动出击，力图扳回已经失去的战略先机。
黎川之失，红军虽然出师不利，但远未到攸关大局的程度，在东方军北返，同时中央军也向黎川一带靠近后，国共间真正的交锋才刚刚开始。
黎川失守后，中革军委决定将东方军从福建撤回，中央军向黎川一线靠拢，准备在此对国民党军实施打击，相机夺回黎川。红一方面军指挥部根据这一计划发出命令：“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我抚西力量，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31]计划规定东方军（时辖红三、五、七军团）的基本任务是攻击国民党军左翼薛岳、周浑元两纵队，威胁南城。中央军（红一、九军团）先东移配合东方军作战，然后经康都西移棠荫、里塔等地，完成钳制抚河西岸吴奇伟纵队、粉碎抚河沿岸及抚河西敌军的基本任务。中革军委希望，红军以“消灭硝石、资溪桥、黎川地区敌人”为目的，在运动中“突击敌人之暴露翼侧”，以此打击敌有生力量，“造成对敌人中心根据地的威胁”。[32]
从当时来看，中共方面总的思路是希望将部队顶到苏区外线作战，尤其要尽力打破国民党军封锁线，在战略上争取主动。这一思路其实和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朱德在总结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原因时曾谈道：“此次战略的不同点是在择其主力，不待其合击，亦不许其深入苏区，而亦得到伟大胜利。”[33]面对和第四次反“围剿”有一定相似性的局面，中共继续采用这一战法应属正常。为达成顶出去打的目标，夺取南城与黎川之间的战略要点硝石具有重要意义，既可切断黎川国民党军与南城附近主力军的联系，使黎川成为孤城，从而一鼓而下，又可吸引南城一带国民党军主力出动，达到在此一带集中主力围点打援的目的。因此，中革军委一改黎川失陷之前的拖延态度，连电要求东方军迅速回师，指斥：“彭、滕又要围攻邵武，忽视上级命令或将延误军机。战机紧迫，对于命令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34]朱德、周恩来10月3日致电项英，明确谈道：“目前关键在中央军能以极大机动抓紧当前敌情变化，适时出现，东方军集结最大兵力以最大速度赶在抚西敌援未至硝、黎，工事未固之先，进击硝、黎敌人。”同时，对在硝石作战的风险也有充分估计：“估计敌知我军回师，如更知我中央军东移，其罗纵队有以两三师，或改由李九师、八十七师秘密移至南城，准备以硝石许师诱我，以便从南城、新丰、黎川三方面向我出击之极大可能。”[35]在硝石作战关键是要争取时间，尽可能早地控制硝石，否则就有落入对方包围圈的可能。事实上，朱、周的电报已经侧面提示了硝石作战的隐患，即进入对手后方作战，一方面应有强大的兵力作为后盾，另方面还要随时防止被断后路，而以当时两军兵力对比，红军在这两点上都难有成算。
在中共方面积极备战时，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也四下出击，“清剿”分散活动的红军游击部队，巩固其对黎川的占领。10月3日，国民党军得到报告，洵口方向有中共军队千余人活动，周浑元判断其为红军独立团或游击队，于4日下令第六师周嵒部派出三团“前往扑击”。[36]
当晚，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率第三十一、三十四两团及第五师第二十七团向洵口方向进发，5日晨到达洵口后，并未发现红军大队踪影。此后，该部在回黎川还是继续搜索上与指挥部往复协商，一直到6日，侦知飞鸢方向有红军部队后，葛钟山决定“乘机袭扑该匪”，[37]率部向飞鸢进击。
东方军9月底由福建回师，10月5日，奉命向硝石方向前进。6日，红三军团隐蔽到达黎川东北，突出于国民党军的葛钟山部成为红军向前挺进中的顺势攻击对象。6日下午，葛旅大部到达飞鸢后，红军主力突然向其发动攻击，将葛部压回洵口，同时资溪桥、湖坊一带红军自北、南两面向洵口出击，形成合围之势。7日凌晨，东方军下达攻击洵口命令，以第四师、第二十师、第五师对洵口发起进攻。国民党军被困的第二十七、三十一两团在赶来增援的部队接应下，突出包围，随增援部队撤回黎川，第三十四团被围困在洵口村内。据彭德怀回忆：被围国民党军“据守山顶土寨子，坡度很陡，不易爬上去，上面无水，再有一天半天时间，即可消灭”。[38]但红军根据既定计划，主力前出进攻硝石，未全力消灭洵口被围部队，10日，国民党军援军到达洵口，将第三十四团残余部队接应回黎川。11月，蒋介石亲自出席仪式，为第三十四团颁授荣誉旗，称誉其在红军包围中，“危困至五日之久，卒能以寡击众，打退土匪，安全回到黎川，使我们全体剿匪军队的精神为之一振！”[39]是役，红军对敌3个团形成重击，缴获机枪29挺，长短枪1084支，无线电台1架。东方军伤亡700多人，国民党军阵亡458人、受伤810人、旅长葛钟山以下被俘1100余人，[40]洵口死尸横陈，数日后仍“臭气大张”。[41]洵口之役，“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42]不过，红军在是役中损失大批弹药，按中革军委事后保守的总结：“在我们的条件之下，战斗的胜利不是占领地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及夺取其器材。在这一次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程度。因此，以我们的损失与胜利来比较，那我们所付的代价是过份大了。”[43]
洵口之战的胜利，对红军而言，只不过是接收了一个送上门来的礼物，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东方军北上的目标是“消灭硝石、资溪桥以及黎川附近之敌”。[44]10月7日，在得悉南城国民党军第十四、第九十四师企图增援硝石，硝石敌第二十四师将南援黎川后，决定以钳制部队“立即进攻黎川”，主力则迅速向北挺进，“占据硝石及由北侧击由南城前来之任何敌人纵队”。[45]虽然，这一带国民党军已构筑了野战工事，在兵力上也居优势地位，但中革军委仍然希望以迅速、突然的进攻态势抑制对方的攻击，尽力将战场突进到苏区之外。当然，在此期间，中革军委也强调，各部应遵循下列作战原则：“甲、不应攻击任何工事区域，不应向任何停滞的敌人作正面攻击。乙、东方军之行动，应仅限于侧击行进中之敌之纵队。为达此目的，须有大的运动机动、包围与迂回。”[46]同时，朱德、周恩来也向中革军委建议：“硝石东南为河所阻，恐亦不易强攻，东方军应以一部继续作有力佯攻，催促敌援主力，集结机动消灭援敌。”[47]双方都准备在硝石吸引对方主力打击之。
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彭德怀决定先消灭由硝石南援之敌，尔后乘胜收复黎川。10月8日令红二十师向硝石作有力佯攻；以红三、红五军团及红十九师集结于相埠、乌石地区，待机歼灭援敌。但援敌并未出现，蒋介石判断：“匪西区主力必藏伏在里塔附近，待我军向黎川增援时，其即伺机拊我侧背之狡计甚明，故此时应先严令黎川与硝石各部竭力固守，而我军主力必先设法击溃匪西区之主力，占领里塔官岭前枫林与百花亭一带，构成封锁碉堡线后，再向东进剿其彭匪主力。”[48]所以，国民党军暂时在此按兵不动。
围点打援方案不成，东方军遂就势将进攻重心转向硝石。拿下硝石，可截断黎川与国民党军基本区域的联络，使黎川国民党军陷于孤立。此时，国民党军防御硝石的是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根据红军当时的判断：该部“与红军周旋，多半迭遭损失，士兵对红军及苏维埃有相当影响，战斗力不强武器不精，非蒋介石主力军。我作战均系东方（军）全部，军力武器均比该敌占绝对优势，而又正当洵口战役胜利之后勇气更加百倍”，[49]对拿下此役相当乐观。但据国民党军将领回忆，硝石国民党守军“自第四次‘围攻’以来，陈就始终控置该师于总预备队中，迄末投入战斗，兵员装备比陈诚所部其它部队亦较为完整”，[50]并不像红军方面判断的那样薄弱。从战斗结果看，由于对此时国民党军整体战力提升的状况缺乏了解，红军的估计不无轻敌之嫌。
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进驻硝石后，立即赶筑碉堡、工事。当红军于10月9日向硝石发起进攻时，该部“依据硝石东北西北一带小高地构筑堡垒一连二十余个死守该地”，计划通过“固守硝石，吸引匪部，再抽调部队应援，聚匪于硝石附近而歼灭之”。[51]经过数天战斗，战局发展对红军明显不利，面对“工事坚强”[52]的硝石守军，武器、地形处于劣势的红军攻坚战未能奏效，而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却大批开向硝石，“硝石西端沿南城河两岸灯火无数、上下不定，系敌之增援队已到达模样”，[53]红军主力有被围之虞，如彭德怀所说：“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54]在此形势下，中革军委判断黎川之敌有与硝石据点国民党军内外攻击，相互策应切断东方军后路之可能。为避免陷敌包围，保存有生力量，中革军委决定立即结束硝石战斗，令东方军从现地南移。13日晚红军开始陆续退出战场，红五军团于资溪桥掩护部队转移，红十九、二十师转移至金溪地区，于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红三军团继续在黎南地区待机。
硝石一战后，中革军委原先希望在局部地区采取攻势，以期打破国民党军包围圈的思路已难以继续。10月15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对战略方针作出调整，明确指出：
我们处于战略的防御地位，已成为不可争论的事实，所以我们的战术应根据这一事实来决定。我们东北方面主要的作战任务，曾经是现在还是制止蒋介石的大举进攻。惟有消灭他突击部署中一两个纵队的有生力量，才能达到这一任务。无论取得地方或获得局部的战术胜利，都不能代替这一任务。
为此，他们规定了几项主要的作战原则：“尽量保存我们自己的有生力量”；“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时间的关系施行包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我们在少数的时机也进行临时的防御，但我们不应采取消极的，而应采取积极的和运动的防御。钳制敌人的兵力不得大于三分之一，而将三分之二或更多的兵力，用来机动突击敌人。突击队不是从配置钳制队的纵深，而是从其翼侧出来突击敌人”。[55]这一指示的核心是希望通过运动防御突击敌人一部，通过集中打击敌人有生力量取得战略优势，为此，中革军委要求红军继续在黎川一带寻找战机，利用国民党军新占黎川，各部调动频繁的缝隙觅得在运动中打击对方的机会。与此同时，已经熟知红军战法的国民党军一眼认清了红军意图，判断红军有“故作南北移动，引我注意，吸我调援，以遂其埋伏腰击之企图”，其应付方针一是继续强调“以我为主”，步步为营，二是在黎川与硝石间加紧部署：“对东取积极行动，完成黎硝交通，相机吸引伪东方军而扑灭之”。[56]
10月21日，中革军委鉴于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进入资溪桥地区，判断其刚刚进入，应有可乘之机，决定再次实行围点打援，命令：“方面军以在敌的援队未到前，先以有力兵团向周敌堡垒外与其间隙间的部队实施突然袭击”。[57]22日，红军以第三、十三、十五师向资溪桥发动进攻，同时以红三军团主力集结于洵口、石峡地区，红一军团集中于湖坊地区，战役目标是希望通过攻击牵动对方，“以极大的机动迂回敌之翼侧后方及间隙中积极活动，以迫其与我作野战而全部消灭之”。[58]时任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日记记载：“敌周纵队在资溪桥、薛纵队在潭头市、硝石之线，我军有消灭该敌之目的。”[59]但是，国民党军在此线有10个师左右兵力，红军虽然集中了三、五军团主力部队及一军团部分部队，人数上仍然不占优势。周浑元纵队在资溪桥筑成坚固防御阵地稳守，驻守潭头市的薛岳纵队主力亦不轻动，“十分谨慎，出击的机会很少，即出击亦是小部队短距乘隙袭击，即集结两三个纵队多半取步步为营稳进办法”。[60]红军连攻4天，既不能奈何资溪桥，也没有调动敌人，反而暴露在国民党军堡垒之间，十分被动。
24日、25日，彭德怀、滕代远致电中革军委，提出：“切忌主力摆在敌垒周围，疲劳兵力，日间暴露，在敌机轰炸，晚上大多数露营消耗兵力特甚”；恳切建议：“望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61]此时，由于赤白对立等问题的影响，红军前出到边区乃至国民党区域作战，面临着群众支持的问题，当时，红军就遇到“军队打仗群众旁观，请不到向导，弄不到担架，脱离群众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怪现象”，[62]红五军团十三师报告：“每团都有拖枪逃跑的。”[63]这都是作出战略决策时不能不认真掂量的重要因素。中革军委对彭、滕强调的这些困难不以为然，认为：
敌人占领资溪桥一二天后，我东方军即到达资溪桥的东南，在这个时间内，敌人能构筑不可进攻的堡垒吗？这是不可能的。有支撑点的坚固堡垒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在二三天之内，敌人只能构野战式的简易堡垒，并只有供给有限的部队（至多半师）。这种堡垒不是不可征服的障碍，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64]
但面对资溪桥连续攻击四日未取得进展、部队损失严重的现实，仍不得不同意退出战线，东方军回师江西后的初步攻击未获成效。红军将领回忆：“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主动进攻，试图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实际上由于红军兵力不集中，又是在敌人堡垒密布的白区作战，故我们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境地，可说是虎落平川。”[65]陈诚则在写给妻子的家书中报称：“此间前日匪攻资溪桥（南城光泽间），匪伤亡颇巨（约三千）。我军仍照原定计划，先筑碉堡，实行封锁，再设法歼灭之。”[66]
硝石之战后，中革军委虽判断红军已经处于战略防御地位，但仍不愿立即退入苏区基本区作战，而是要求继续在苏区外围打击敌人，期望在运动中寻得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机会，规定三、五、七军团组成的东方军“要由目前期待机会的状态逐渐转入进攻敌人突击队翼侧动作”，一、九军团等组成的中央军“粉碎抚河西岸及抚河西的敌人”。[67]几次战斗不果，中革军委不免显得急躁，提出：
我们在运动战的条件中，如果在原则上也拒绝了进攻敌人的堡垒及野战阵地，这是我们战术的极大错误。我们应经常争取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于其移动时，然而，敌人新的战术的逐段跃进的移动，一到达指定地点就立刻构筑阵地，并且从其野战阵地出来进攻，一到退却时则缩入于堡垒里面就防御起来。因此，在敌人移动中消灭他的可能渐渐减少了。今后我们可能只消灭敌人的小部队，而其大部队差不多经常是逃脱了的。进行战役而限于这种战术的胜利是不够的，必须突击敌人的主力，追击他并且彻底消灭他才可了事。[68]
浒湾之战的展开混合着中革军委的上述目标和判断。
浒湾位于国民党军第三路军指挥部驻地南城以北，北路军指挥部驻地抚州（临川）以东，第八十五师驻地金溪以西，距中央苏区北沿约五六十公里，是国民党军在此构筑的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联系纵深堡垒线的重要支点：“浒湾当公路之要冲，水陆交通均称便利，以故商贾云集，贸易兴盛……金溪较大之地主阶级以及豪绅富户……咸集于是。”[69]从10月下旬起，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第四师、第八十五师陆续进驻抚州、浒湾、金溪地区，其中以5个营的兵力驻守浒湾，并加紧构筑防御工事。由于浒湾位于金溪、临川、南城三点之间，三地都有国民党军重兵驻守，在此作战，对红军而言，存有相当风险。红军的战略仍是围点打援，即通过攻击浒湾，吸引正由金溪向浒湾移动的国民党援军，从而将其包围并消灭之。与此同时，蒋介石则希望利用红军主动出击之机，以优势兵力包围之，他判断红军出击的目的“一则向北在击留我主力，注重北区，不使我南下进剿其老巢；一则向南防我南进而牵制之。惟其两主力仍以黎川为中心，使乘机击我不意，恢复黎川，以打破我五次进剿计划”。[70]针对此，蒋介石起初有些举棋不定，10月29日，他计划“以黎川为中心，向右转弯，使其急于突围南窜也”，重点放在逼红军退兵上。11月1日，则反复思量：“此时应分散其兵力乎？抑包围而歼灭之乎？”[71]6日，他在抚州确定“战略处置”数日后，他在日记中写下处置的具体内容：“剿匪先完成大包围与断绝之势”，[72]下决心与红军在此展开大战。蒋要求：“我军惟一目的，乃在聚歼匪酋于黎川附近。其次则封锁其南丰与建宁之线，勿使其闯回老巢也。”[73]
11月11日，战斗开始。12日夜，金溪国民党援军第四师与红军主力在浒湾东北方向八里许的八角亭展开激战，红军集中了红三、五军团5个师兵力将国民党军第四师包围，负责指挥这一战役的彭雪枫颇具信心地认为：“几次都打得不痛快，这一次无论如何是十拿九稳的。”[74]由于当地四面都有国民党军重兵，红军围歼战必须迅速解决对方，三军团指挥部明确要求各部应于“拂晓前乘月色消灭被围之敌”。[75]对红军的攻势，国民党方面报告：红军“真晨围攻浒湾，势极凶猛，真夜以三团兵力轮流向我冲锋”。[76]但红军在缺乏强有力攻坚武器的情况下，要实施迅速的歼灭战实在勉为其难。国民党军顶住进攻并在飞机掩护下尝试突围时，红军立即显出力不从心，红军战报写道：天明后，“敌机十二架行低空的袭击四处投弹，各方战斗完全沉寂，敌得于其空军掩护下以主力转向大山（仙）岭八角亭袭击，此时各方均受着敌机威胁而失去了战斗准备”。[77]粟裕回忆战场情况时谈道：“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78]红军方面的说法可以从国民党方面得到证实，陈诚在家书中告诉妻子：“此役得力于飞机甚大。”[79]亲身参加浒湾之役的国民党军将领石觉在回忆中也提到，国民党军飞机到达后，猛炸红军阵地，使其“攻势停顿”。[80]
战斗进行到13日，红军包围圈被撕散，被迫撤出阵地，红十九师“沿着背后的抚河岸边撤了下去，以后才找到了军团部”。[81]是役，红军毙伤国民党军520多人，自身伤亡达1100余人。石觉认为红军在这一战斗中表现出的长处主要有：“1.能自主准备战场，布置陷阱，制人而不受制于人。在极优的环境和态势下从事作战。2.攻击精神旺盛，前仆后继，气势逼人。3.数线重叠配备，更番轮流连续攻击，突击力和持续力都很强大。4.守势方面，利用阵前埋伏，出我意料之外。”短处则为：“1.对我军行进路线判断错误。2.人海冲锋的战斗方式，在我狭小而坚强的阵地和炽盛的火力之下，死伤过重。”[82]
浒湾之战时，11月中旬，红一、九军团奉命在宜黄见贤桥、棠阴地区突破国民党军碉堡封锁北上策应红三、七军团。14日，红一、九军团强行突破封锁线北上。国民党军5个师立即从东、南方向合围红军，“企图截我军于封锁线外”。[83]红军主力迅速南返，紧急退到云盖山一带。17日，与国民党军第七纵队3个师在云盖山展开激战。由于国民党军抢得有利地形，红军在激战十余小时后撤出战斗，退向神岗、党口地区。19日凌晨，鉴于国民党军第九师向党口一线挺进，目标较为暴露，朱德、周恩来要求“一军团及十四师应以迅速干脆的手段侧击该敌而消灭之”。林彪、聂荣臻随即根据这一指示下令所部“从敌侧面打击敌人运动的部队而消灭其一部”。[84]清晨，战斗打响，红军在大雄关一线与国民党军第九师李延年部激烈交锋。红军经过长途作战，师劳兵疲，“落伍者甚多”，“许多连上，还是前一天早晨吃过饭的”，[85]但仍然发挥出很强的战斗力，国民党军主阵地967.5高地守军一度被红军压至最后阵地。在攻坚战中红军也付出重大伤亡，红一、二师师长负伤，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总计伤亡600余人。由于红军始终未能击垮国民党军第九师，而敌第九十师又紧急向第九师靠拢，使“其左侧得到有力依托”，红军已“不宜在此持久战斗及与敌决战”，[86]19日黄昏，决定退出战斗继续南撤。对这一战，国民党方面战史认为：“我军已占领大雄关左右高地后，匪仍向我攻击，致受重伤，实匪不攻坚战术上之大错误。”同时，红军行动之迅捷和出其不意亦震慑了敌人：“是役上峰命令，匪似已窜至五都、东波（陂？）一带，竟至窜回大雄关与我激战，足见匪实为刁狡；嗣后行动，凡匪在二百里以内，应即准备应战，免受其愚，而遭大害。”[87]蒋对红军能自其碉堡线进出也十分震怒：“窜入碉堡线主匪，仍由见贤桥原路退窜，愧愤之至，将师团长严惩。”[88]
经过两个月的战斗，红军在国民党军的作战圈子里，始终未能实现调动、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目标，国民党军则加紧构筑碉堡、工事和封锁线，红军战略处境日益不利。关于这一阶段战事，后来的历史多称其为“进攻路线”。所谓进攻，当然是相对防御而言的。这一阶段中革军委对单纯的防御战十分担心，强调：“一切持久的防御，都是失败的开始。”“我们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以敏活的机动来实行进攻的战斗。对于占领的支撑点和阵地实行任何的防御，都是不适宜的。只有在极少的时机，如巩固某地点对于我们具有战略的意义时，则我们才留置小的队伍巩固起来，以求达我们的目的。”[89]他们从第四次反“围剿”主动出击造成的机会中得到启发，希望延续第四次反“围剿”时的战绩。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部队密集，层层筑碉，且吸取第四次“围剿”中对红军主动出击战法的忽视，行动更加谨慎，这种战法并没有收到效果。而将初期战斗失利归结为不能攻坚，并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开展攻坚战，更是错估形势，浒湾之战失败给了这种看法以迎头一击。事实上，这时中革军委已经进退两难，缺乏应对良策。
占领大雄关后，国民党军一方面加紧构筑碉堡、工事，另方面继续向南压迫。11月20日，福建发生反蒋事变，暂时给了红军喘息之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不得不首先处理福建问题，决定以第二路军向福建出击，江西方面的第三路军则以攻为守，主动向红军发起攻击，抑留红军于其选择的阵地。11月24日发布的北路军作战计划规定该路“由黎川向东南德胜关泰宁方向进展，协同第二路军堵截伪三、七军团，冀歼灭其实力，并竭力掩护第二路军之推进”。[90]12月11日，陈诚令第八纵队“进至团村，相机进占东山，与匪主力决战”。[91]针对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集中第三、五、七、九4个军团准备阻敌，在团村地区设置埋伏，“预先布置一个师在敌正面钳制，分多组向敌佯动，引敌注意；另以三个师隐蔽在敌之第二梯队左侧后”。“准备取短促突击手段，消灭其前进之一部，迟滞和制止其前进之企图”。[92]12日上午，当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师、第六师两个师部队进至红军伏击圈后，红军开始发动进攻，双方激烈搏杀，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的黄克诚回忆：是役，“打得敌人狼奔犬突，消灭了大量敌人，只剩下一个寨子没有攻下来。敌人大部分兵力被我军击溃击散”。[93]午后，国民党军退守三都一线，黎川第十一师也赶来增援。陈诚并策划集中7个师部队“全力与匪决战，务求歼灭该匪于团村附近”，双方“抗战异常激烈”。[94]红军在兵力不占优势，又未能达到消灭敌军一部的不利形势下，13日下午主动撤出战斗，“避免与敌主力决战”。[95]
团村战斗后，12月15日，国民党军集中3个师兵力以“占领德胜关求匪决战之目的”[96]向德胜关展开进攻。德胜关“当黎川泰宁交通要冲，西南有盐隘草桥隘猴形沙矿各隘口，当江西福建的分界线，其余山岭屏障，林木森严，除此外无路可以通过，但德胜关两侧均系大山毗连，地形狭长，相当减少其防守价值”。[97]红军在此有红十五师、三十四师、十三师3个师的防御部队，除十三师外，战斗力都不强，全力防御有些勉为其难。陈诚报告的战斗经过是：“今晨微雨大雾，左右两翼自九时起初各以一部分向德胜关南北侧高地攻击。至戌刻我傅黄两师确实占领德胜关。”[98]退出德胜关后，红军被压往泰宁方向。20日，国民党军又占领黄土关。至此，江西方面战事暂告一段落。
德胜关、黄土关相继攻陷后，国民党第三路军一方面构筑碉堡，巩固自身战线，伺机向苏区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关注福建方面镇压十九路军的战事，准备配合其第二路军的进攻。同时，红军内部在作战指挥上发生争论，朱德、周恩来在团村战斗后致电中革军委，指出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不如此，强调：“我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在一般干部乃至战时将新战术运用，尚未了解与熟练条件下，常不能达到高级要求的胜利，且常付出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99]对中革军委的分兵策略及顶出去打的基本战略含蓄提出批评。16日，针对中革军委24小时内连续四次变更作战命令的做法，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强调：“相当范围内职权似应给我们，否则亦请给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100]12月20日，中共中央局决定调整红军指挥机构，取消红一方面军总部，并入中革军委机关，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各军团及独立师、团等。1934年1月起，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脱离军事指挥。2月3日，中革军委正式改组，朱德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就红军指挥系统而言，这样的改变应属必要。中革军委作为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当中共中央有意抬高代主席项英的军事指挥权时，享有相当大的军事指挥权。与此同时，朱德作为一苏大后任命的中革军委主席兼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国工农红军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负有直接指挥作战之责。两个指挥系统难相上下，经常发生颉颃，相互指责不断，项英离开中革军委后，这种局面即被改变。
这一时期，值得强调的是李德在中共中央军事指挥系统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李德1932年底来华，埃韦特向国际报告他的到来并称“可能稍后我们要把他派到苏区去”。[101]1933年9月26日，作为共产国际驻华军事顾问弗雷德的代表，李德到达瑞金。应该说，共产国际对红军作战指导的态度是谨慎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只在原则上提供指导，基本不会干预具体的作战方针，强调：“我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指示，如何决定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想法供你们决定。”[102]远东局也表示：“你们在当地，应该根据你们的判断行事，并要考虑我们的建议。”[103]对中共内部关于军事问题的争执及中共和共产国际顾问之间的争执，埃韦特曾经作出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小组政治领导之间的分歧，以及就我们所建议的每一项重大措施同中央军事小组政治领导发生的持续不断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妨碍作出一些必要的和迅速的决定。”[104]
当然，共产国际及其顾问的影响仍然非同一般，尤其是李德到达苏区直接参与指挥，在博古配合下，把共产国际的影响发挥到极限。李德在瑞金初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弗雷德经常会来电进行战争指导，在李德主导下，中共中央数次以现地为由否决了弗雷德的建议，由此导致1933年底至1934年初李德与弗雷德的冲突。而此时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和弗雷德也在福建事变等问题上激烈争执，以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报告：“因为我很了解弗雷德、瓦格纳（指李德——引注）和代表的性格，所以我觉得，和解是不可能的。”[105]弗雷德和李德之间矛盾激化，甚至到了“越来越主张批评瓦格纳，进而取消他的代表资格”[106]的地步，但是结果恰恰相反，1934年3～4月间，和李德及埃韦特两面作战的弗雷德离华，李德遂成为共产国际在华的唯一军事顾问。李德和弗雷德的争执可以看到的结果是以李德的胜利而结束，这大大提高了其发言权，加上不懂军事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对他的依赖，使李德逐渐成为中共军事政策的决策者，根据李德本人后来的检讨：
实际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我对每个涉及红军的问题都提出了建议，并且直到红军进入贵州省之前我的所有建议均被采纳。除此之外，一些建议只由几个同志进行了讨论，主要是博古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因此造成了对集体领导原则的部分违反。最终我直接干预了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战文件。[107]
毛泽民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直率地指责李德：“党和红军的所有重大事项，只有在取得他的同意之后才能贯彻执行。如果有什么事情没有取得他的同意或者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做了，那么他就会开始训人，不管谁都训。”[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