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以土地革命为重要旗帜，因此，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在土地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具体政策也历经变更，其基本目标均在使普通农民尽可能多地获得土地，以实践中共抑制剥削的阶级革命理念，巩固中共在农村中的群众基础。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展开前夕，秉持着这一思路，中共再次在苏区农村展开大规模的查田运动。就文本的宣示看，查田运动旨在于革命战争紧张的形势下，在苏区内彻底清查地主、富农隐瞒成分，进一步在苏区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从而深化苏区内部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纯洁阶级队伍。同时，由于面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查田运动当然包含着为即将到来的反“围剿”战争凝聚力量的目标，这也应该是中共中央发动这一运动的初衷之一。
1933年6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接着召开中央苏区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查田运动在中央苏区迅速集中开展。作为一场阶级革命中的阶级运动，对阶级关系作出判断为其题中应有之义。查田运动以清理阶级关系为发动理由，其对苏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判断逻辑上必然是紧张和严重的。运动中下发的文件作出结论，指出苏区虽然经过土地革命，仍然存在着地主富农的强大势力，这些势力的具体体现主要是“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195]需要在运动中加以摧毁。毛泽东也强调：“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196]
作为运动名义上的领导者，毛泽东这时处境微妙。由于中共中央机关的到来，毛泽东实际已不参加重大事务的决策，他此前的工作也被新的领导层摆在放大镜下加以检验。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刚刚到达苏区，就强调要加紧推进查田，为此，1933年2月，苏维埃中央政府要求：“田未分好，或分得不好的地方……要马上发动群众，重新分田。”[197]同时，土地部组成工作组，开始在瑞金云集区等地开展查田试点。这样的举动，多多少少体现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毛泽东对此自然心知肚明。因此6月1日毛泽东解释开展查田运动的原因时指出，这是由于苏区内部斗争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一些落后地区“远远落在先进区域之后”，这种地方“占了中央区差不多占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198]强调先进和落后地区的差异，潜台词是要表明各地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执行的偏差。但是苏区中央局次日发布的决议则批评道：
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有些区域中虽然已经分配了土地，但是地主豪绅与富农常常利用各种方法（或者假装革命混入党苏维埃机关，或者利用氏族的关系和影响，或者隐瞒田地，或者以物质的收买，政治的欺骗，武力的威吓），来阻止雇农贫农的积极性的发展，以便利他们的土地占有，甚至窃取土地革命的果实。[199]
中央局丝毫不留情面，将过去的土地革命路线定性为不正确的路线，这样的批评不可不谓严厉，在初来乍到的中共领导人看来，此前苏区执行的土地政策是所谓“富农路线”，这也成为他们不点名批评毛泽东的重要理由。然而，在1929年共产国际指责中共六大对富农让步后，各苏区基本都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中央苏区也不例外，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当年中共的政治生态下很难会有别的选择。毛泽东之所以遭受批评，关键不在于他对富农的态度，而是源于其对苏区环境下土地革命极有可能触及中农利益的担忧。在查田运动的动员报告中，他明确提道：
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它，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200]
毛泽东如此重视中农和富农的界限，煞费苦心地在富农和中农中间提出富裕中农的概念，防止混淆中、富农，应该有他深思熟虑的想法。如前所说，中央苏区土地占有比较分散，阶级分化不甚明显，当中共开展阶级革命时，地主、富农的有限资财往往很难满足普通农民改善生活的愿望，在均平的旗帜下，生活高过平均水平的中农很容易成为平均的对象。数年的土地革命实践证明，当打击地主、富农时，中农是最容易被误伤的对象，而中农作为农村最具实力的一个阶层，对它的错误打击常常牵一发而动全身。
1933年6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接着召开中央苏区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查田运动在中央苏区迅速集中开展。作为一场阶级革命中的阶级运动，对阶级关系作出判断为其题中应有之义。查田运动以清理阶级关系为发动理由，其对苏区农村阶级关系逻辑上必然是紧张和严重的，运动中下发的文件作出结论，指出苏区虽然经过土地革命，但仍然存在着地主富农的强大势力，而这些势力的具体体现又主要是“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201]需要在运动中加以摧毁。毛泽东也强调：“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202]
事实上，查田运动推开后，打击中农立即成为现实。查田运动前，经过数年革命的中央苏区对地主、富农的清查是比较彻底的。当时苏区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富农占总人口数的7%～8%，查田运动前中央苏区清查出来的地主、富农人口数占到总人口的7%左右，[203]这一比例和后来得出的全国范围8%左右比，尚属正常，考虑到中央苏区地主富农经济不发达，其实这一数字本身或许已不无偏高。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领导人主观认定苏区农村中还存在未发现的大量地主、富农，要求深挖隐藏的地主、富农，各地为完成中央要求不得不尽力寻找靶子，以避免被扣上机会主义、动摇妥协的帽子，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许多贫中农尤其是中农成为所谓“隐藏的地主、富农分子”。而且查田运动大规模铺开后，相应的阶级划分这样一个十分关键的配套政策却没有跟上。在缺乏具体标准时，普通农民区分成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生活水平的高低，这种认识在中共各级干部中间也或多或少存在，因此，农村相对生活较好的中农极易成为打击对象。瑞金踏迳区采取普遍清查的办法，“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跑，躲到山上”。[204]“有的地方普遍查田，甚至有专门查中农的，说中农中最容易躲藏富农（如会昌的某处），瑞金每个区都发生把中农或富裕中农当富农打的事情……有三个区发生中农上山。”[205]
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查田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主观认定以政治正确的姿态强行进入现实，使实际执行者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政治正确气氛影响下，很多干部为避免犯错误，主持评定成分时多就高不就低：“查田查阶级方式，往往是开大会，提出名单来问群众某人是否地富、某人是否‘AB团’，叫群众举手。如果群众不举手，便说群众与反革命或地富妥协，于是群众害怕，只好大家举手。因此群众很怕我们，离开我们。”[206]闽西甚至“有因争论阶级而枪毙贫农的事件发生”。[207]而贫农为在运动中获取利益，也愿意将生活较好者定高成分，有时，群众的主张甚至会局部主导运动的气氛。
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各地高定成分现象相当突出，不仅是中农，甚至贫农、工人也被作为打击对象：“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作富农”；“把稍为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建宁的城市、里心、安仁等区，共计中农、贫农被误打成土豪的有五十余家，还有一个工人被打成土豪的”。[208]任职于保卫局的童小鹏回忆，其“家庭出身是贫农，但一九三三年因‘左’倾错误政策错打成地主、富农，后虽经纠正，但父兄因流离而死亡”。[209]随意拔高成分的情状，正如于都河丰区委组织部长抱怨的：“工作团是私打地主，将来有一碗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的。”[210]
查田运动开展后的三个月内，中央苏区查出所谓的漏划地主6988户、富农6638户。其中，瑞金6～7月间查出地主608户，富农669户，收回土地60591担。石城共查出地主94户、富农179户，收回冒充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的土地11200多亩；查出混进苏维埃政权机关的所谓地主23人、富农31人、反革命5人。[211]这些被中共中央领导人作为查田运动的成果，也由此证明查田运动的必要性。但是细细检证这些成果，却未必那么经得起推敲。
根据毛泽东30年代初在中央苏区所做多次调查，当时人均拥有6～10担谷田仅为够吃的标准，[212]实际生活相当于中农的水平。但在查田运动中，人均拥有9担田、每年需租进田地耕种的家庭也被定为地主。[213]以1933年7、8、9三个月中央苏区查出地主6988家、富农6638家，收回土地317539担计，[214]由于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这实际即为新查出地主的全部土地及富农多余土地之和。以两个数字相衡量，考虑到其他因素，这些所谓的地主每家拥有土地平均约30余担，人均拥地不足10担，仅在温饱线上。同一时期，公略县查出地主381家（家庭总人口1181人），没收地主土地5168担，[215]新查出的地主家庭每人平均占地也只有10担左右。在这些人中，不乏丧失劳力或因各种原因被迫请人耕种，结果被定为地主者，甚至有红军家属因请人耕种而被定为地主者。福建汀州在查田运动中就有没收“工人、雇农、红军家属财产”[216]的情况。有些地区确定成分时，“拿剥削的种数，去分别地主与富农的成份。三种剥削的叫做地主，两种剥削的叫做富农。比如请了长工，收租，又放了债，则不管他家里有几人劳动，总之他就是地主了。”[217]湘赣省“有一个贫农，查成分查了人家七代，结果被错划为地主”。[218]
衡诸常理，以中共强大的组织力，加上武装力量的直接推动和介入，在苏维埃革命展开数年后，苏区仍然会存在相当强大的地主富农势力，多少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对于陆续进入苏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而言，这样的判断并不突兀，作为年轻的革命理想主义者，苏区人民的现实状况难以使他们满意。虽然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但由于革命、战争、灾害及农村社会客观状况多方面的因素，1930～1932年，苏区生产出现下降局面，农民贫穷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变。这显然是相信革命可以立竿见影的理想主义者们难以接受的，因此，认为地主豪绅“窃取土地革命的果实”，就其思考逻辑而言确也顺理成章，而且，解决的办法必然是要加紧对地主、富农的打击，“使得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雇农贫农中农身上”。[219]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并不是在查田运动中最后一次出现，抗战胜利后中共重新领导开展土地革命时，在许多地区这样的判断又一次集中显现。查三代、查“封建尾巴”，打击中农，许多现象几乎就是1930年代历史的重演，韩丁即认为“可以和三十年代的过火行为相比”，而这又恰恰发生在中共集中批判苏维埃革命时期“左”的错误仅仅数年之后。韩丁以自己在潞城张庄的实际经历生动地描述了这种观念的根源：
这样的一场运动是以两项假设为前提的。第一、潞城县仍然存在严重的封建剥削；第二、一大部分农民仍然没有翻身。
既然绝大多数有钱有势的人家已经丧失了公开的财产和一部分地财，那么第一项假设就难以成立了。然而，乡村里还有数以千计的贫苦农民很缺乏成为独立生产者所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因此财产没收似乎还不够彻底。实际上，持久难除的贫困成了那两项假设的根据，成了进行一场新斗争的理由。穷人真要翻身吗？就得再多找出一些财产来。[220]
对于事后的观史者而言，注意到查田运动的上述因素，不仅可以发现查田运动本身的复杂性，而且也许可以为认识当年屡屡出现的“左”的错误找到有益的路径。不过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并不可能有这样的反省机会和时间，当问题被抬到阶级对抗的高度时，足以刺激他们绷紧的弦，由于此，查田运动的发起和紧张化几乎是不可避免。即使是熟谙苏区状况并领导过此前土地运动的毛泽东，亲身领导运动之初，虽然以自己对苏区的了解，极力在其中留下余地，但对查田的原则也并没有提出异议。吊诡的是，查田运动是建立在此前革命不彻底的判断基础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对毛泽东此前主持的土地革命的变相批评，而毛泽东却在名义上担负起领导运动的任务，这其中，既有服从组织的因素，也或有判断上的困难，和军事方面的坚持比，显然，涉及这样敏感复杂、一时间难以理清头绪的政治原则问题，毛泽东的态度要谨慎得多。
更让我们体会到问题复杂性的还在于，当时中共中央在查田运动中屡屡提到的农村阶级关系尚不分明的说法，其基础虽是出于教条化的理论推导，但在苏区的现实环境中，又不是毫无脉络可寻。在赣南、闽西土地集中程度有限，宗族组织具有强大影响力背景下，公式化的农村阶级分化并不一定是当地农民实际状况的真实写照，而以这样的观念指导的运动遭遇反激也势所必然。黎川梅源“因系吴氏一姓，血统亲密之故，极能互为维护，毫无幸灾乐祸、趁火打劫心理，复无有广大土地之大地主，以为自相仇杀之导火线”，因此，土地革命展开后，虽然该地也进行土地平分，但具体运作中多有问题。分田时，农民常会用自己的方式阳奉阴违：“将能见到者，以插标为记，各分谷田五石，其余陇亩不能见到之者，秘不均分。其已分配者，耕作之后，仍将其所收之谷，按佃户例，送还原主。土匪因此怀疑分配不实，于是一再举行分配，并有所谓查田运动之新花样出现，但举行结果，依旧如故。”[221]在赣南、闽西许多地区实际社会状况与此大同小异背景下，这样的现象当非个案。正因如此，在国民党重新占领赣南后，杨永泰注意到：
广昌和黎川，都是分过田的。分田的小册子和分田的标帜，统统都有，但是田畦还是维持着原状，并未敢加以破坏。因为人民反对破坏，说是：田畦一经破坏，田里就不能蓄水，没有水就没有办法耕种，共党也无法可施，只好迁就作罢。[222]
杨的说法从中共自身文件中也可得到证实，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谈到相对多的土地拥有者“利用氏族的关系和影响”[223]保存土地的现象；而《红色中华》等舆论机关也披露过诸如石城县苏维埃主席邓海如以地方家族观念庇护同姓同村的地主、富农的事例。[224]这些干部包庇事例的出现，除宗族、地方观念因素外，相当部分地区土地拥有者和其他农民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生活上并没有真正的鸿沟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即使是进入主流阶层的干部，在尚未完全自觉坚持中共阶级分析立场时，其长期耳濡目染的社会现实仍然影响着他们的选择。事实上，在中央苏区的部分地区，土地革命的开展相对顺利，而在另一部分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阻力，其中的原因和当地土地状况的差异应不无关系。正是有着上述实例的存在，使中共中央关于查田的判断似乎有了一定的根据，但应该看到，无论是寻求宗族的保护，还是利用权力的遮蔽，地主、富农在革命大潮中寻求生存的方式都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弱者特征，保护自己的本能使他们尽一切可能苟延残存，但能够以个体的方式保存下来的仍是少数，更难以对中共革命的成效形成实质性的干扰。查田运动从蛛丝马迹中发现敌人活动的佐证，再把这些细枝末节加以放大，以此为革命的困难寻找到地主、富农破坏的因由，这是符合阶级分析的省事办法，也是多次政治运动的共同逻辑。
其实，查田运动前某些农村土地分配确实存在的问题，和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权力因素也密切相关。江西省委发现，由于在分田中“惯用自上而下的经过红军，经过临时苏维埃政权，限期将田分好的派田方式，因此，不但政府工作人员可以特别分好田多分田，包庇分田，操纵成份的分析等等脱离群众压迫群众的现象在新发展区域发生”[225]。查田中发现的所谓地主、富农多占现象更多的是和其作为干部及干部家属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
观察查田运动，其阶级革命的性质及背景当然是首要因素，同时，支持苏维埃的财政需要也是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诱因。苏区发展早期，中共财政来源多依赖打土豪的收入，随着苏区内部打土豪的结束和苏区外围的相对固定，加上赤白对立影响和国民党方面的封锁，苏区财政供给面临严重困难。而农业收入减产，“农业税短收很大”，[226]更加重了财政负担。查田运动虽然主要是一场政治运动，但其表现形式却是经济的，其中确也不难看到经济方面的考虑。运动中特别重视对被定为地主、富农者的财物没收，在6月召开的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上，明确要求7～9月应没收地主现款、富农捐款80万元，并出售300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运动开展期间，临时中央政府财政和土地部门鉴于“现在红军需款很多，而各地筹款又不甚得力”，[227]又要求各地应在运动中加紧对财物的没收、统一管理和上交。更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与查田运动开展同时，苏区中央决定设立没收征发委员会，“专门负责管理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及归公没收物品等。红军初到城市向商人筹款时，也由没委会负责进行”。[228]没收征发委员会分三个系统组织，分别为地方财政机关系统、红军政治部系统、军区及地方武装系统。委员会在地方省、县、区均设常驻工作人员，乡委员不脱离生产，但至少须有三个人负专责，不能任其他职务。没收征发委员会“到了查田、查阶级运动得到了彻底胜利，该地方已无地主罚款、富农捐款收入”[229]时，可以呈报撤销，可见该委员会实际是配合查田运动设置的专门筹款机关，查田的经济目标于此可见一斑。
查田运动开始后的7、8、9三个月，仅博生、乐安、石城、胜利四县，就利用没收财物和强制捐款“筹到了十八万元”，[230]整个中央苏区共完成606916元。[231]而1932年苏维埃辖下的江西全省农业税收入只有55万元，“其中人口最多土地最多的博生县只收到八万三千元，石城全县只收二万七千元，广昌全县只收到一万五千元”，[232]几个月的罚款收入几乎等于一年的农业税收入，其在支持苏维埃财政上的短期功效不可小视。福建方面收入虽比不上江西，但成绩也相当不错，福建省委报告：“省苏在纠正了非阶级路线的财政政策以后，在短时期内，在查田运动的初步开展中，罚款与筹款已达到十二万余元。”[233]而1932年福建的农业税收入是15万元。新成立的闽赣省因为处于新区、边区，可打击对象较多，被寄予的筹款希望更大，该省计划在1933年7月至次年2月通过查田向土豪筹款662000元，富农捐款208000元，[234]虽然由于数额过大，这一计划难以完成，但查田运动现实的筹款需求在此仍体现得非常明显。在战争环境下，这样非常规的筹款方式较之正规的财政制度便捷得多。考虑到当时巨大战争迫近，支撑战争经费难以为继，中共中央寄希望于此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可理解之处，但在稳固的苏区范围内，采用这种方式仍不免有饮鸩止渴之嫌。
对于查田运动广泛展开后暴露的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很快有所意识。1933年底，毛泽东主持开展纠偏，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运动过火的局面。胜利县纠正了1512家错划地主、富农，而该县地主、富农总计家数为2124家，[235]可见错划面之广。但纠偏和当时中共中央总体思路相背离，很快被作为右倾受到批判。毛泽东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方式和剥削量区别成分的实事求是主张被讥为“算成分”，而错划成分的不公平现象也被认为“到底是不多的，值不得我们多大的注意”。[236]1934年春，随着反“围剿”军事的日渐紧张，查田运动再次以激烈的形式展开，人民委员会明确指示：“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必须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错误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237]
显然，在中共中央看来，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军事不利的局面，农村的阶级关系应该更加紧张，对敌对势力的打击应更加严厉。问题是，经过数年的革命荡涤，苏区内所谓有组织的阶级敌对势力其实已更多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硬要追索阶级敌人的结果，只能是盲目扩大打击面，使侵害中农和乱划成分变得难以避免，正如张闻天后来所认识的：
在查田运动的名义之下，任意没收了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店铺与商品，或是把工人当了地主打，但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因为大家怕这种干涉会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头衔与同地主资本家妥协的罪名。[238]
作为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开展的一次社会政治运动，查田运动不失为观察当时中央苏区政治的一个良好切入点，运动的发起方式、组织推进、阶级观点、群众意志、现实功用，都具有明显的苏区政治的烙印，年轻的中共领导群体的思维路向、政治领导方式及其面临的困境，在查田运动中，似乎均可见微知著。
中央苏区是依靠军事力量建立、发展、存在的控制区域，战争的胜败始终是中央苏区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民众的趋向很难简单和其成败画等号，这中间的影响也无法量化，但一些不利状况的出现，终究有蚁穴溃堤的风险，应该不为任何政治力量所乐见。而就在第五次反“围剿”即将开展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推出查田运动，本意是为反“围剿”扫清障碍、准备资源，结果却自乱阵脚，某种程度上成为寻找和制造敌人的过程，造成苏区群众的普遍恐慌，损害中共与群众间关系。红军离开后到苏区调查的学者们观察到：“查田运动开始以后，在国军第五次围剿中，匪区农民逃投国军者日多，匪兵投诚者日众。”[239]事实上，中央苏区成规模的群众逃跑现象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如果说当年的中共中央对运动的恶果毫无了解，未免也太低估了他们的能力，只是有理论和现实脱节的思想基础，加之吸取资源这样的需求的催迫，很多问题的出现就是大概率事件了。
[1] 狄康：《庐山会议的大阴谋》，上海中央局：《斗争》第49～50期，1933年8月。
[2] 舒同：《贯彻大会的精神与方针——舒主任在高干会的总结报告》，《斗争》第4期，1947年11月30日。
[3] 蔡长风：《征途漫忆》，海潮出版社，1994，第12页。
[4]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25页。
[5] 《江西各县人口变动表》，汪浩：《收复匪区之土地问题》，正中书局，1935，第44页。
[6] 南京政府内政部调查报告。
[7] 《县区乡人口统计表》，《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454页。
[8] 《江西各县人口变动表》，汪浩：《收复匪区之土地问题》，第44页。
[9] 温昌义：《石城红军知多少》，《石城文史资料》第2辑，政协石城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7，第55页。
[10] 刘熙朋、邹卫东：《苏区于都红色政权组织发展史略》，《于都文史资料》第2辑，政协于都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1，第4页。
[11] 《中共信丰县委两个月（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冲锋工作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460页。
[12] 《中共永丰县委两个月（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冲锋工作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457页。
[13] 《编组保甲报告》，谢才丰：《旧时安远的户口》，政协安远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9，第58页。
[14] 《福建省各县区农业状况》上、下册，福建省农林处统计室编印，1942，本书据其所载各县区农业概况中的人口数据统计。
[15] 《福建省各县乡镇区户口统计表》，福建省档案馆藏档435011-6-3846。
[16] 参见《京粤线福建段经济调查报告书》，铁道部业务调查科编印，1933，第64页；《福建省统计年鉴》，福建省政府编印，1935，第104页。
[17] 关于中央苏区人口，凌步机著《中央苏区人口数新考》（《中央苏区史研究文集》，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89）有较为详尽的考证，可参阅。
[18] 亮平：《纪念五一论红军建设中当前的几个重要问题》，《斗争》第10期，1933年5月1日。
[19] 《一年来扩大红军的统计》，《红星报》第54期，1934年7月22日。
[20] 《收复区人口数及壮丁比较表》，汪浩：《收复匪区之土地问题》，第49页。
[21] 汪浩：《收复匪区之土地问题》，第50页。
[22] 参见《江西苏区交通运输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第176～190页相关各表。
[23]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51页。
[24] 王首道：《模范红军家属运动》，《斗争》第70期，1934年8月16日。
[25] 温昌义：《石城红军知多少》，《石城文史资料》第2辑，第55页。
[26] 《江西省苏报告》，《红色中华》第41期，1932年11月21日。宁都人口不同调查差别较大，江西省苏1932年5月的调查是204651人。
[27]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关于扩大会议后三个月来的工作报告（1934年1月3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240页。数字有误，原文如此。
[28] 泽鸿：《宁都参战工作的检阅》，《党的建设》第4期，1932年9月10日。
[29] 《赣州军分区干休所座谈记录·苏区的运输和供应》，《回忆苏区交通——苏区交通史料选编》，江西省交通厅史志办公室编印，1987，第139页。
[30] 《兴国优待红军家属工作》，《红色中华》第203期，1934年6月16日。
[31] 《争取决战目前扩红突击的胜利》（社论），《斗争》第60期。1934年5月19日；张闻天：《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红色中华》第193期，1934年5月25日。
[32] 《团闽粤赣省委三个月工作报告》，《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933）》，第163页。
[33] 亮平：《把春耕的战斗任务，提到每一劳苦群众的面前》，《斗争》第49期，1934年3月2日。
[34] 钟昌桃：《不让一寸土地荒芜》，《红色江西》第4期，1934年6月26日。
[35] 然之：《把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彻底改善起来》，《斗争》第66期，1934年6月30日。
[36] 《铁锤向着窑下区》，《红色中华》第204期，1934年6月19日。
[37] 《汀州市解决红属的困难问题》，《红色中华》第206期，1934年6月23日。
[38] 严仲：《三个月扩大红军的总结与教训》，《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664页。
[39] 定一：《春耕运动在瑞京》，《斗争》第54期，1934年4月7日。
[40] 《黄沙区的严重现象》，《红色中华》第143期，1934年1月16日。
[41] 《梁广给全总执行局的报告》，转见刘少奇《反对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斗争》第41期，1934年1月5日。
[42] 《博古同志给李富春同志的信（1934年5月26日）》，《斗争》第63期，1934年6月9日。
[43] 《李志民回忆录》，第223页。
[44] 《赤少队突击运动的总结与红五月动员》，《斗争》第57期，1934年4月28日。
[45] 罗迈：《在粤赣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的前面》，《斗争》第34期，1933年11月12日。
[46] 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47] 《宁化落后的原因在哪里？》，《红色中华》第238期，1934年9月26日。
[48] 富春：《把扩大红军的突击到群众中去》，《斗争》第38期，1933年12月12日。
[49] 《江西省委通讯》第75期，1934年3月5日。
[50] 张闻天：《关于新的领导方式》，《斗争》第20期，1933年8月5日。
[51] 《中共闽粤赣苏区省委关于紧急动员工作检阅的总结（1932年12月15日）》，《闽粤赣苏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7，第249页。
[52] 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53] 江西《省委通讯》第5期，1933年6月15日。另外，工人占21.4%，党团员占38%，其中党员23.5%，团员14.4%，结婚的占72%，未婚的占28%。
[54] 《上杭县扩大红军统计表》，《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66页。
[55] 李光：《中国新军队》，第279页。
[56]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八章，第59页；《国军五次围剿赣匪崩溃近况》，《军政旬刊》第19、20期合刊，1934年4月30日。
[57] 蒋介石：《主动的精义与方法》，《庐山训练集》，第198页。
[58] 《张震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80页。
[59] 《陈伯钧日记（1933～1937）》，第249、266～267页。
[60]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50页。
[61] 《关于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1934年9月1日）》，《红色中华》第229期，1934年9月4日。
[62] 《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同志谈扩红动员不能迅速开展的基本原因》，《红色中华》第234期，1934年9月16日。
[63] 《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第52页。
[64] 《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第231～232页。
[65] 《吴奇伟电蒋中正陈诚棠荫一役共军伤亡甚巨等匪情侦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66401。
[66] 《国军五次围剿赣匪崩溃近况》，《军政旬刊》第19、20期合刊，1934年4月30日。
[67] 《兴国粮食问题应如何解决以期军需民食得兼筹并顾请公决案》，江西省兴国县档案馆藏档131/2-5-2/58。
[68] 天启：《赣州府志》卷三《舆地志·土产》。
[69] 陈颖光：《福建粮食统制之研究》，《闽政公余非常时期合刊》第2期，1937年9月20日。
[70] 定一：《两个政权——两个收成》，《斗争》第72期，1934年9月23日。
[71] 《团江西省委关于目前紧急任务的决议》，《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第63页。
[72] 陈云：《为收集粮食而斗争》，《斗争》第45期，1934年2月2日。
[73] 《中共江西省委红五月工作总报告（1933年6月1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第153页。
[74] 《陈济棠电蒋中正赣南米荒情形（1933年5月2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089151；《陈济棠电蒋中正转电余汉谋所述赣南米荒情形（1933年11月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130022。
[75] 《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主席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82页。
[76] 《中央粮食会议纪要》，《红色中华》第146期，1934年2月6日。
[77] 《各地米市简报》，《红色中华》第158期，1934年3月6日。
[78] 《人民委员会批准减少食米的请求》，亮平：《红军等着我们的粮食吃》，《红色中华》第168期，1934年3月29日；第200期，1934年6月9日。
[79] 《来自井冈山下——罗通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第102页；《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23页。
[80]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处理剿匪省份政治工作报告》（下），第11章，第48页；蒋介石：《电剿匪区内各军政长官为掩护民众进入匪区时应尽量收割否则应予销毁》，《军政旬刊》第35期，1934年9月30日。
[81] 《宁化边区损失许多米谷》，《红色中华》第202期，1934年6月14日。
[82] 《孙连仲致蒋介石电（1934年9月9日）》，《军政旬刊》第35期，1934年9月30日。
[83] 陈云：《为收集粮食而斗争》，《斗争》第45期，1934年2月2日。
[84] 毛泽覃：《为全部完成粮食突击计划而斗争》，《斗争》第49期，1934年3月2日。
[85] 《于都突击运动中的严重问题》，《红色中华》第155期，1934年2月27日。
[86] 毛泽覃：《为全部完成粮食突击计划而斗争》，《斗争》第49期，1934年3月2日。
[87]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通令（1932年6月19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2辑，第269页。
[88] 《中央组织局、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动员的紧急指示》，《红色中华》第209期，1934年6月30日。
[89] 定一：《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是目前我们第一等的任务》，《红色中华》第210期，1934年7月5日。
[90]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50页。
[91] 《陈诚罗卓英电蒋中正据夏楚中据投诚匪兵供称伪第三军团师辖有三团所携食盐已尽》，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74117。
[92] 《粤盐推销闽赣之障碍》，1930年7月21日《申报》。
[93]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08页。
[94] 《粮食调剂总局举行廉价》，《红色中华》第158期，1934年3月6日。
[95] 《汤恩伯1934年6月2日致蒋鼎文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4），第204页。
[96] 《争取决战目前扩红突击的胜利》（社论），《斗争》第60期，1934年5月19日。
[97] 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320页。
[98] 《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1934年1月）》，《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69页。
[99] 《国家政治保卫局又逮捕了四个反革命》，《红色中华》第152期，1934年2月22日。
[100] 马文：《忆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中国兵器工业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工史料》，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1994年内部出版，第112页。
[101] 《耿飚回忆录》（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146页。
[102] 刘少奇：《论国家工厂的管理》，《斗争》第53期，1934年3月31日。
[103] 《张震回忆录》（上），第80页。
[104] 《汤恩伯1934年5月11日致蒋鼎文电》、《卢兴邦1934年8月13日致蒋鼎文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4），第190、239页。
[105] 《朱德关于补足军械器材集中物资致各部队电（1934年9月9日至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7，第403～405页。
[106] 《红军人马武器弹药月终总报告表（1934年8月18日）》，石叟档案1008·564/213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07]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56页。
[108] 《蒋委员长出巡纪要》，《军政旬刊》第37、38期合刊，1934年10月31日。
[109]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第193页。
[110]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苏维埃中国》，第278页。
[11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354～355页。
[112] 王明：《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1933年11月）》，《王明选集》第3卷，日本汲古书院，1973，第30～39页。
[113] 洛甫：《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斗争》第11期，1933年5月10日；第14期，1933年6月5日。
[114] 博古：《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斗争》第16期，1933年6月25日。
[115] 《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九号》，《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4册，第113页。
[116] 《闽西苏维埃政府通知第93号》，《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5册，第175～176页。
[11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的决议》，《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第70页。
[118] 《目前各级财政部的中心工作》，《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28页。
[119] 毛泽东：《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作报告》，《苏维埃中国》，第281页。
[120] 黄谋祝：《苏区时期赣县反经济封锁斗争》，《赣县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赣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第60页。
[121] 亮平：《目前苏维埃合作运动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斗争》第56期，1934年4月21日。
[122] 张闻天：《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斗争》第11期，1933年5月10日。
[123] 《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纪盛》，《红色中华》第133期，1933年12月8日。
[124] 《一个模范的消费合作社》，《红色中华》第139期，1934年1月1日。
[125]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的决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573页。
[126] 亮平：《目前苏维埃合作运动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斗争》第56期，1934年4月21日。
[127]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的决议（1932年4月12日）》，《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第87页。
[128] 亮平：《目前苏维埃合作运动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斗争》第56期，1934年4月21日。
[129]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09页。
[130] 《和兴国比一比》，《红色中华》第182期，1934年4月30日。
[131] 毛泽东：《兴国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1页。
[132]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12页。
[133]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16页。
[134] 寿昌：《关于合作社》，《斗争》第18期，1933年7月15日。
[135] 亮平：《目前苏维埃合作运动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斗争》第56期，1934年4月21日。
[136]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的决议（1932年4月12日）》，《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第87页。
[137] 亮平：《目前苏维埃合作运动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斗争》第56期，1934年4月21日。
[138] 《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11月30日。
[139] 当时，中央苏区农村主要的生活消费是盐、布匹及少量日用品，像猪肉、鸡鸭、食用油、茶叶等一般都是自给或小范围的圩场流通，人均消费大概也就在一元左右。相对而言，生产用品需求稍高一些。
[140]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46页。
[141] 《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86页。
[142] 亮平：《目前苏维埃合作运动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斗争》第56期，1934年4月21日。
[143]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16页。
[144] 亮平：《目前苏维埃合作运动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斗争》第56期，1934年4月21日。
[145] 项英：《于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红色中华》第168期，1934年3月29日。
[146] 《轻骑队的活动在博生》，《青年实话》第3卷第19号，1934年4月15日。
[147] 《挪扯合作社俱乐部公款》，《红色中华》第142期，1934年1月10日。
[148] 《破坏国币的合作社》，《红色中华》第131期，1933年12月2日。
[149] 亮平：《经济建设的初步总结》，《斗争》第29期，1933年10月7日。
[150] 《想激进改善自己的生活，只有迅速加入消费合作社》，《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2辑，第247页。
[151] 《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1932年12月》，《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册，第285页。
[152] 《江西省苏扩大的第二次全体执委会——关于财政问题决议案》，《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86页。
[1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第143页。
[154] 《中共赣东北省委关于财政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32年1月）》，《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第408页。
[155] 《江西省苏扩大的第二次全体执委会——关于财政问题决议案》，《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86页。
[156] 《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5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147页。
[157] 《布劳恩关于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书面报告（1933年3月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337页。
[158] 《中共永丰县委两个月（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冲锋工作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455～457页。该书中对人口及税额总数计算有误，笔者根据其提供的基础数字进行了重新计算，同时由于八都区未提供税额，计算中剔除了八都人口。
[159] 《中共于都中心县委两个月冲锋工作报告（十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二十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482页。
[160] 《中共胜利县委两个月冲锋工作报告（十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二十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473～474页。原统计计算有误，笔者根据基础数字进行了重新计算。
[161] 《中共会昌县委两个月（十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二十日）冲锋工作总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428页。
[162] 《闽赣省财政部七、八、九三个月工作和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七个月筹款计划》，《闽赣苏区文件资料选编》，第58～59页。
[163] 赵可师：《赣西收复区各县考察记》（四），《江西教育旬刊》第10卷第8期，1934年8月11日。
[164] 《中共宁都县委七八九三个月工作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127～129页。
[165] 《中共胜利县委工作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190～191页。
[166] 《江西省苏扩大的第二次全体执委会——关于财政问题决议案》，《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85页。
[167] 《安远县龙布区苏主席团会议记录》，《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第53～68页。
[168] 《中共瑞金县委九月份工作综合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167页。
[169] 《江西省苏扩大的第二次全体执委会关于财政问题决议案》，《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88～189页。
[170] 《宁都县苏区征收屠宰税、房租税情况——访问彭世鹤记录》，《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292页。
[171] 《介绍瑞京裁减间员节省经费的经验》，《红色中华》第169期，1934年3月31日。
[172] 《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红色中华》第161期，1934年3月13日。
[173] 《江西省职工联合会通告（第二号）》，《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第2页。
[174] 陈小鹏：《赣西北匪情实况及进剿意见书》，《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855页。
[175] 翰文：《天心区与各乡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的经过》，《武库》第10期，1932年2月6日。
[176] 《中共永丰县委两个月（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冲锋工作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452页。
[177]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88、342页。
[178] 《各乡劳动出入表（1934年5月27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档435001-91-2-302。
[179] 张闻天：《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斗争》第15期，1933年6月15日。
[180] 《中共赣东北省委关于财政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32年1月）》，《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第406～407页。
[181] 赵可师：《赣西收复区各县考察记》（四），《江西教育旬刊》第10卷第8期，1934年8月11日。
[182] 《匪情实录》，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东路总司令部：《东路月刊》第3、4期合刊。
[183]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第一号，1930年11月》，《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册，第214页。
[184]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4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册，第395页。
[18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李竹声的电报（1933年10月1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545页。
[186]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10月30日）》、《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电报（1933年11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581、617页。
[187] 《格伯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的电报（1934年1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第27页。当时货币含金量为：1934年1月美元贬值前1.50466克，贬值后0.888671克；法郎0.05895克；瑞士法郎0.2032258克；荷兰盾0.334987克（1946年）。墨西哥元当为20世纪初在中国流行的墨西哥鹰洋，比中国银元价值略高。
[188]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11月1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618页。
[189]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4年4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470页；第14册，第118页。
[19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李竹声的电报（1934年5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第123页。
[19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6月1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第146页。
[192] 《中共上海中央局、盛忠亮和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4年7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第171页。
[19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第234页。
[194]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0月1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第278页。
[195] 《中央政府通告召集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会议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红色中华》第85期，1933年6月14日。
[196] 毛泽东：《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斗争》第32期，1933年10月28日。
[19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训令》，《红色中华》第52期，1933年2月13日。
[198] 毛泽东：《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论查田运动》，晋察冀中央局翻印，1947，第4页。
[199] 《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1932年6月2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480页。
[200] 毛泽东：《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论查田运动》，第6页。
[201] 《中央政府通告召集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会议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红色中华》第85期，1933年6月14日。
[202] 毛泽东：《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斗争》第32期，1933年10月28日。
[203] 1933年，会昌全县总人口206866人，其中地主、富农人口13828人，占总人口近7%（《会昌查田运动进行情况》，《红色中华》第106期，1933年8月31日）；胜利县总人口10万人左右，地主富农有1454家，约合7000人左右，也占7%。参见王观澜《胜利县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经验》，《斗争》第61期，1934年5月26日。
[204] 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205] 《中央关于查田运动的第二次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337页。
[206] 李六如：《谈湘赣苏区土地革命》，《回忆湘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89页。
[207] 《中共福建省委工作报告大纲（1933年10月26日）》，福建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7，第387页。
[208] 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刘少奇：《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总结》，《斗争》第34期，1933年11月12日；邵式平：《闽赣省查田突击运动的总结》，《红色中华》第181期，1934年4月28日。
[209] 童小鹏：《军中日记》，解放军出版社，1986，第219页。
[210] 项英：《于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红色中华》第168期，1934年3月29日。
[211] 揭国发、刘化尧：《查田中的斗争》，《石城文史资料》第4辑，政协石城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第15页。
[212] 参见毛泽东《兴国调查》、《木口村调查》等。《木口村调查》所列几位中农均处于这一范围内。（《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83～284页）当时一担田（3～4担田合一亩）约能收谷百斤左右，考虑到家用消耗及留种等因素，800斤谷为基本的温饱标准。
[213] 《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1933年7月13日给瑞金黄柏区苏的一封信》，《红色中华》第95期，1933年7月23日。
[214]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320页。
[215] 《公略查田运动的检阅》，《红色中华》第125期，1933年11月14日。
[216] 《福建查田的经验与教训》，《红色中华》第114期，1933年9月30日。
[217] 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218] 王首道：《回忆湘赣苏区》，《湘赣革命根据地》（下），第848页。
[219] 《苏区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207页；博古：《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红色中华》第51期，1933年2月10日。
[220] 〔美〕韩丁：《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第146、229页。
[221] 《黎川梅源概况》，《汗血月刊》第1卷第4期，1934年4月20日。
[222] 杨永泰：《革命先革心，变政先变俗》，《新生活周刊》第1卷第15期，1934年8月6日。
[223] 《苏区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07页。
[224] 《石城八月份查田总结》，《红色中华》第111期，1933年9月21日。
[225] 《中共江西苏区省委四个月（一月至四月）工作总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第149页。
[226] 《江西省各县及中心区财长联席会议（1933年10月）》，陈诚档案缩微胶卷008·661/6421/024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227] 《中央财政、土地部为筹款问题给乡主席、贫农团的一封信（1933年9月19日）》，陈诚档案缩微胶卷008·663/8847/02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228] 《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没收征发委员会组织与工作纲要（1933年7月10日）》，《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451页。
[229] 《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没收征发委员会组织与工作纲要（1933年7月10日）》，《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第451页。
[230] 《江西省各县及中心区财长联席会议（1933年10月）》，陈诚档案缩微胶卷008·661/6421/024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23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3期，1934年1月26日。
[232] 《江西省各县及中心区财长联席会议（1933年10月）》，陈诚档案缩微胶卷008·661/6421/024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233] 《中共福建省委工作报告大纲（1933年10月26日）》，福建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第1辑，第385页。
[234] 《闽赣省财政部七、八、九三个月工作和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七个月筹款计划》，《闽赣苏区文件资料选编》，第60～61页。
[235] 王观澜：《胜利县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经验》，《斗争》第64期，1934年5月26日。
[236] 张闻天：《关于开展查田运动中一个问题的答复》，《红色中华》第168期，1934年3月29日。
[237] 《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字第一号》，《红色中华》第164期，1934年3月20日。
[238] 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斗争》第67期，1934年7月10日。
[239] 汪浩：《收复匪区之土地问题》，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