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1941年11月28日
帝国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埃瓦尔德·奥塞尔斯英译）
今年一月，我和同事瓦尔特·托马斯以及威廉·富特文格勒在进行透彻的讨论后，向帝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Reich Minister for Popular Enlightenment）提交了这个莫扎特音乐周的计划。我得到了大力支持，不仅获得了执行这个项目的物质援助，也得到了广泛的学术和实际支持。因此，在莫扎特音乐周正式启动的这个特别的时刻，我想对约瑟夫·戈培尔博士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的共同目标——集中德国戏剧界之力，化为莫扎特音乐周这个伟大成就——似乎已经实现了。
维也纳歌剧院第一次展示了它的伟大目标。考虑到尝试实现这个目标的特殊年代，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超凡的目标。我们曾相信，是莫扎特的记忆，是德国音乐的名声，最重要的，是这个古老的帝国城市，让我们能动员重要的指挥家、导演、舞美设计和歌唱家来这个莫扎特音乐周献艺。此外，我们也为到访音乐周演出的客人们提供了不同的演绎构思，以便让他们对帝国的莫扎特演出有更完整的印象。因此，我们上演了柏林的《魔笛》、慕尼黑的《女人心》和维也纳的《费加罗的婚礼》。
维也纳那无法压抑的艺术复兴体现在了莫扎特音乐周里。而且，如果音乐周的演出给这座元首称之为其眼中明珠的城市带来更大的魅力，那它们就不只是局部区域的爱国主义，而是为帝国增添荣耀的事迹。如果没有维也纳，德国音乐将是什么？如果没有音乐，维也纳又是什么？维也纳1942年文化工作部署包括了两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第一，春季的当代音乐，上演最重要的在世作曲家的作品，主要是年轻一代的；第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一百周年庆典。后者将具有全欧洲性音乐节的特点。这个独一无二的声音团体将在灵感勃发的指挥家的棒下，创造出我们伟大的大师们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创造性再现”的音乐作品。维也纳爱乐乐团因为这样的艺术成就而成为了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乐团。
这样的一个项目——由一个德国城市凭一己之力在战事纷飞中举办的音乐活动——让我们有理由质问，我们的敌人能展现出什么样的文化成就，让他们合理地自称占据了西方文化的领导地位。依赖英国音乐或美国音乐的世界会多么贫穷！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那贫瘠的文化是何等知名。尽管他们努力装作在为人类的文化而战斗，以此掩盖那始终如一的自卑感，我们知道那背后是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英帝国的动员力有一个共同点——精神的贫瘠。另一方面，我们是有创造力的国家，通过共同的理想和欧洲其他有创造力的国家联合起来。
来自各国的高贵的宾客们，德意志帝国邀请你们到维也纳来纪念沃尔夫冈·阿玛德乌斯·莫扎特，这样，你们就能够在德国音乐之都参加这个以莫扎特为荣耀的音乐周。帝国感谢你们莅临，同时，我也代表维也纳这座城市欢迎你们。你们的到来意味着全世界对音乐天才的尊崇。这个伟大的、受人热爱的德国人逝世150周年的日子，因为你们的存在，而成为欧洲文化的庆祝日。
作为一国之最高贵人物的许多人成了全人类艺术的象征。在唤起这些人的精神时，我们始终格外意识到我们这些国家的共同命运。莫扎特尤其如此。他对世界的使命，我在此用最简单的表达来表明：似乎只要一想到他，我们就得到了洗濯、提升和解放，因为他有着那种欧洲天才的美好能力，能够向他人传达他自己的道德力量。欧洲大陆上的相关国家正对抗着这场战争的考验，正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充满自信的信仰抵御着始终否定这一道德的恶灵，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自孩提时代起就被赐予一个能在失意之时充盈我们的双眼和双耳的象征。《魔笛》的乐声不断地穿透着我们的灵魂。有这样魔术般的力量，没有什么烈火的试炼是我们过不去的！
因此，身着灰衣的士兵们在酷寒的东方，作为地球上最勇敢的军队所做出的功绩，和我们在身处受这些勇士保护的家园里因上演一个人一生的作品——或者说，上演着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作品，即我们心目中的沃尔夫冈·阿玛德乌斯·莫扎特的作品——所做出的功绩，并不冲突。演出同样是对前线的赞颂，而不只是戏剧和音乐厅里的节庆活动。通过纪念莫扎特，我们声明了我们的艺术的本质。然而在战争中，唤起他的精神是符合战斗中士兵精神的做法。为德国而拔剑，也就是为莫扎特而拔剑。
如果我们的艺术不具有永恒的效力，那它就不是有效的。这就是莫扎特对前线战士们的重要意义——他是我们发动战争时所能动用的力量之一。德国的士兵不是为了棉花和股份而战斗的，他们也不是为托拉斯们的摩天大楼而拿生命去冒险的，他们为之冒险的是其最美妙的造物无疑触到了天穹的家园，他们为之战斗的是精神和心灵的作品，而且他们胜利了。
无论在未来的一周内我们会在这里听到什么，宁静的或是悲剧的，它都是自然流淌而出的，对我们来说似乎意味着我们自身的物质。我们听着莫扎特，但意味着我们自己；因此，他的不朽和超越也是留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作为求索着的个体，此刻并永远斗争、摔倒、爬起在万物永生的道路上。
12月5日将奏响的《安魂曲》对我们而言不只意味着悼念莫扎特的早逝；我们还悼念每一个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人。但这支《安魂曲》在150年后并不宣称死神不朽，它宣称我们那战死沙场的亲爱的人们为不朽。他们存在于所有声音之中，正如存在于所有的事迹之中。死亡只是从我们的注视中遮蔽了他们的身形而已。莫扎特没有比在今天更鲜活。在被孤独地抛弃进坟墓里整整150年后，他像这样存在于所有的善人中间，这是怎样的未来啊！
国家社会主义政府从它运作的第一天起，就追求系统性地扶持所有艺术。即使我们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想传播国家社会主义仇视艺术的言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从掌权起就开始了慷慨的文化工作。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包括我们之前的德国政府，曾像今天的德国领导者那样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来培育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和当代艺术创作。我们的革命带来大量精神方面的变化，音乐、诗歌和代表性艺术类别中，都出现一些现象，即以稳健的态度取代了艺术创造力的缺乏。这是无关紧要的。长久地看，只有最超凡的事物才会流行，以好的态度来为差的作品正名的人，在德国人民面前，是不会长久的。
孕育出帝国的政治运动从未在其党的纲领中提出一种维系于党的艺术，因为这与它脱颖而出时所怀的理念相悖。每一件真正的艺术品都是因其自身而存在的，它怀着民族的使命。它诞生于人民，并且是人民的明证。可以这么说，这就是它的价值倾向。一幅当代绘画的民族价值并不在于画里有多少冲锋队队员；我们的政治运动所谓的民族诗歌，也不是以旗帜飞扬、军号响亮这样的夸夸其谈来弥补其情绪和形式方面的缺陷的诗。我们的音乐也是一样。
任何认为歌德是共济会士、认为《魔笛》是共济会歌剧的人，我们的人民都不会正眼相待。人民是正确的。民族的伟大艺术应该作为民族的历史丰碑保护起来。对我们的精神所拥护的伟大人物评头论足，检查他们是否在每一件事上都迎合文化上的反动庸人所立下的规矩——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笑的吗？每一件伟大的作品都包含其自有的潜规则；它始终表达了一个孤独的人格，并且，与此同时，也表达了一个民族。而民族，则不只是他们的时代，不只是他们的同时代人，也是经历了品位和观念变化的同一个血脉、同一个语言的永恒群体。这就是为什么不存在“一时的艺术”这种东西。
同样的道理，莫扎特对我们比对他的同时代人意味着更多。时间越继续流逝，他就越属于这个民族。毫无疑问，莫扎特的作品证明了，所有真正的艺术都与其同时代人的观念对立，都是为民族创作的。因此，对我们来说，他也是一个教育者，教育我们认识到天才艺术成就的本质。它并不是由艺术史教授们的教条决定的，教授们靠过去和现在的标尺引导自己，但属于未来的事物决定着它自己的度量衡。
在美好的和平年代和困难的战争时期，我都觉得和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心心相连。我相信，我有责任在各方面都为他们铺好道路。在音乐方面，同样应该为他们清理道路。在这方面，他们不应为批评和反对而感到忧虑和混乱。音乐领域空间巨大，仍有空间给年轻人为其艺术表达而做出斗争。尽管年轻人有种种缺点，但谁不爱他们呢？谁能指责他们？他们倾心于伟大，敢于走向伟大。他们不追求娱乐，而追求高贵，而无数人却满足于《甜饼卫兵的游行》（Heinzelmännchens Wachtparade）[603]。尽管如此，我们有责任——为我们今天以其之名而聚集在此的那位伟人——以他的精神，为了艺术，来服务于艺术。这不是陈旧的口号，而是那些视音乐为高于一切智慧和哲学的启示的人所共同怀有的信念。
正如莫扎特没有降临到他的同时代人中，而在一个半世纪后把我们提升到他身边，我们必须要求艺术成为一个要求，成为一种责任，否则它就失去了使命。但根据元首的意志，这样，它就是一个把我们束缚在狂热主义的使命。
当我们看着希腊神庙或古老的圣母像时，或当我们听着我们国家的伟大音乐——巴赫和亨德尔，贝多芬和莫扎特，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时，我们所感到的，正是面对创造的虔敬，因此，也是对上帝的感恩。我们欧洲人在艺术中创造了对不朽信仰的表达方式。而作为德国人，我们所骄傲的是，在卫城的建筑师，在荷马、普莱克西泰勒斯，在米开朗基罗、但丁、伦勃朗等从同一片大陆上的兄弟国家诞生的伟大名字身边，我们可以荣耀地列出许多流淌着我们血脉的创造者。
有一个名字在今天响彻时空，他既代言着德国，对全世界也意味着欢乐——这就是沃尔夫冈·阿玛德乌斯·莫扎特。我们为纪念他而聚在这里。以他的名义，我们号召欧洲的年轻人走向战场，为艺术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