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民族生命中最神秘的一刻，其超验的程度仅次于个人的诞生。起点是初民的乡邦——泥土、风景和地理，终点是末人的国家——塑料、机械和统治。初民只有感性的混沌，末人只有理性的计算。两者都是孤独的浪人，在天地不仁、宇宙孤寂之中演出无意义的布朗运动。他们有无穷的“事件”，但没有“历史”；因为历史是融会贯通的“意义”和“边界”，像雕刻家对待石料一样，凿开“意义”和“无意义”的边界，于是大卫像抛弃了无意义的碎屑，从无形态的粗坯中跃然而出，好像他一直在那里。
初民与末人之间、生与死之间、石坯与碎屑之间，有民族、灵魂、历史。人类智性的光芒在这一瞬间照亮了宇宙的黑暗，第一次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注定落入的那个长夜，在恐惧和颤栗中发现了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短暂生命对无尽黑暗的挑战。然后，长夜来临，雕像破碎。留下的满地碎屑虽然像石坯一样无形态无意义，但是不像石坯那样孕育着潜在的生命；只有接受千年劫火的轮回后，才能充当石坯的原料。在十字架君临的库斯科[1]、宣礼塔坐镇的孟菲斯[2]，你可以看到这些碎屑在轮回中跳动。
英格兰古老的自由
英格兰曾经是一个地理名词，除了岛国的地理形势，在基督教世界和封建西欧的框架内没有特殊性。英国人首先是好天主教徒，然后才碰巧是英格兰国王的臣民，诺曼底人、加斯科涅人也曾经是这样。这不过是常见的采邑转移，他们之间只有地方性、风俗性的差别。鲁昂市民曾经痛恨法兰西国王，坚守他们对英格兰国王的封建义务，只是遭到昏庸的约翰王抛弃，才勉强归降法兰西。[3]封建自由的基石是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个人契约，它不承认有别于私人的公共事务概念，与民族的观念不能相容。封建各邦只有家族之间的临时交涉；立足于民族体质或宪制、与国本融为一体、具有使命性质的长期外交政策要到十七世纪以后才会出现。
十七世纪的英国内战有两条线索，一是循着宗教改革的路线，以反对教皇权力为起点，而后从教会的共和主义（长老会）推出国家的共和主义；二是逆着绝对君主制集权的路线，以保全英格兰传统的混合宪制为起点，而后从国会特权和封建自由推出国会政体和立宪自由。前者是具有高度草根性质的社会动员，越是激进化的教派，其平民化的色彩也就越重。从国教会的“我英伦教会以其睿智恪守中道”[4]，到长老会的保守共和主义，再到独立派的激进共和主义，直至掘地派、平等派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几乎可以画出一条从绅士到小市民、商贩再到浪人的阶级曲线。后者则具有显著精英性质，是社会地位高到足够充分感受王权扩张压力的贵族和布尔乔亚上层的精巧设计。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把英国国教会看作早期罗马普世教会的正统继承者，除以英王取代教皇为教会正统首脑外，大体承袭教阶体制，原本无意容忍教派分立，更不用说共和主义的自治教会了，但爱德华六世、简·格雷政府的软弱无力和血腥玛丽政府明显的党派性质却使二者都不可避免。1554年，逃亡欧洲大陆的新教流亡者以他们的宗师约翰·加尔文1541年建立的日内瓦神权共和政体为模板，在大陆组织了第一个长老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其章程规定：教务管理权属于平信徒长老和牧师组成的委员会，牧师和执事都由选举产生。[5]这是斯特拉斯堡—日内瓦教规的翻版。相比之下，国教会的克兰默大主教由英王任命，国教公会议也只有咨议之权，远不能与大权独揽的加尔文宗长老会议相比。1556年新《教规》将最终权力交给全体会众。[6]此后，“反对万恶的主教制”成为新教徒最有感情号召力的动员口号，出现在反对查理一世的1638年苏格兰叛乱[7]、反对查理二世的1679年博斯威尔桥战役[8]、反对詹姆斯二世的1685年蒙茅斯叛乱[9]中。
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登基，流亡者获准返英，他们去国时携走（国教的）《爱德华祈祷书》，归国时带来（加尔文宗的）《教规》。但这只是一个权宜性质的政治同盟，建立在对血腥玛丽恐怖统治的痛苦记忆之上：国教会搁置对共和主义的戒心，清教徒克制对主教制的厌恶，携手应付共同敌人天主教—西班牙的威胁。清教徒否定教阶体制的自然结果就是不断产生更多的分裂教派，满足不了王室确立正统、维护教会统一的要求。国教会把罗马教廷的正统性和统一性转移到英王一身，明显更符合伊丽莎白一世的胃口。1577年，伊丽莎白重申主教制和君主的叙任权，软禁了最后一任流亡者出身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格林德尔的职务，以惩罚他坚持加尔文宗的王权不得支配教务的立场，拒绝压制不由官方主持的民间宗教会议——长老监督会——它肯定会发展为长老会的胚胎。
詹姆斯的基本政策是“通过语言、宗教、习俗的相似性把两王国联合起来”[10]。事实上，联合的真实意义是要使苏格兰长老会接受英格兰的主教制度。因此，“在苏格兰，他的任务要艰巨得多”[11]。查理一世继承父王的遗志，把推行主教制当作自己的主要事业，首先激起了1638年苏格兰长老会叛乱，继而使英格兰主教制和苏格兰长老会之间的国际冲突演化成英格兰国教徒和英格兰清教徒之间的国内战争，结果断送了绝对君主制在英格兰的前途。但他即使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都没有对自己的宗教原则作过任何妥协。[12]整个复辟时代，保王党和辉格党的分野就建立在国教徒和清教徒的边界上，同时对应（查理和詹姆斯执行的）亲法政策和（夏夫茨伯里勋爵胎死腹中的）亲荷兰政策。
宗教改革和宪法危机催生了英格兰民族，赋予她牢固的身份认同：新教的英格兰、自由的英格兰。反对天主教欧洲和绝对君主国是她的国本所系，背弃这条路线，国内宪制和外交利益将会同时动摇，二者已经无法分离。这条路线的逻辑终点通向1688年光荣革命，随着国内宪制的选择确定，查理二世以来犹疑反复的外交路线也告一段落：英格兰坚定地背弃法兰西和大陆，联合荷兰与海上民族。散落在欧洲西北边缘的新教民族面对天主教欧洲大陆的磐石，七海[13]是他们的安全和希望所系。他们告别了神圣的罗马，憧憬着远方。早在惠特曼和福斯特的《印度之路》面世之前，七海就是每一个英格兰儿童的梦想，融化在血液中。
俄罗斯神圣的火种
1453年，君士坦丁堡（新罗马）陷落，基督教的正统与罗马帝国的正统同归于尽。如果倒退六百年，欧洲会感到晴天霹雳的打击。即使倒退三百年，欧洲也会兴奋地抓住这个机会。但现在，欧洲正在创造民族的痉挛中挣扎，教会、帝国和正统性已经不再重要。只有偏远的莫斯科公国愿意接受这顶过于沉重的冠冕。1472年，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佐薇·帕拉奥洛高斯。1547年，伊凡四世宣布继承东罗马恺撒（沙皇）的皇位。于是，这位君主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下属莫斯科大主教的教民一变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君主。1589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自己是土耳其苏丹的臣仆）把莫斯科大主教提升到独立的元老地位，完成了帝国遗产的馈赠。事实上，这意味着把莫斯科公国变成一个政治实验室，俄罗斯就是这个实验室的产儿，自出生就具有弗兰肯斯坦的特征：一个晚期文明的复杂政权机器嫁接在草昧社会散漫脆弱的基础上，这个混血儿必须为预定使命而奉献牺牲。
俄罗斯的诞生意味着牺牲东正教世界建立多国体系的历史机缘。1478年，莫斯科兼并诺夫哥罗德共和国。1510年，莫斯科兼并普斯科夫，解散了最后一届市民大会，流放三百家当地望族。1520年，莫斯科兼并梁赞，将末代大公驱逐到立陶宛。罗斯各邦放弃了封建自由的自然进程，把自己的法统建立在罗马—拜占庭的正统性上。从理论上讲，“帝都（恺撒格勒或沙皇格勒）”永远在君士坦丁堡，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帝国—第三罗马[14]是拜占庭—第二罗马的“行在”政权，光复“帝都”是她的先在使命。这个使命超出了俄罗斯社会的支持能力，但并不违逆她的灵魂，因为东正教世界的道统同样来自神圣的南方——俄罗斯的神父总是君士坦丁堡教区的下属，俄罗斯的圣人总是阿多斯修道院的门徒，莫斯科的大公总是在临终前获得高级修士的身份。原则上，第三罗马没有外交，因为她是唯一合法的统治者，正教世界必定是她的臣民，异教世界必定是她的敌人。西欧外交的前提是：基督教世界可以同时存在众多合法（虽然不一定平起平坐）的君侯和邦国。在俄罗斯，这个前提已经不复存在（假定它原先曾经有过存在的机会）。
彼得大帝带来了面向西方的世俗外交，其结果却绝不是世俗的。他把系道统正统于一身的恺撒（沙皇）降格为西欧各地方性君侯的一员，用西欧绝对（absolutism）君主的富强逻辑取代东正教专制（despotism）皇帝的神圣真理，无疑是从内部和上层毁灭正教。从此，俄罗斯永远是一个灵魂分裂的国家。圣彼得堡宫廷、法语贵族和运用欧洲话语比欧洲人更熟练的知识分子生活在俄罗斯的巴黎，不由自主地把这个无穷无尽的世界当作原料来对待。游方修士、乡村神甫和养生送死不出村社的无形态群众生活在俄罗斯的拜占庭，运用他们的本能而不是逻辑，全心全意憎恶西方、热爱南方。彼得以前，俄罗斯与西方的斗争沿着俄罗斯外部地理边界展开；彼得以后，俄罗斯与西方的斗争沿着俄罗斯内部阶级边界展开。文明冲突内化为阶级战争。
这就是“俄罗斯神秘灵魂”的奥秘：两个灵魂争夺一个躯体。这个躯体本来无力承受其中任何一个的负担，但同时承受两者之后，却在分裂和斗争的痉挛中爆发出狂人的蛮力，足以让任何接受理性化程序训练的对手望而生畏。俄罗斯社会为俄罗斯国家燃尽膏脂，但俄罗斯国家从来无法取得与这种牺牲相应的外交成果。她不能确定国本，不知道什么是俄罗斯，当然更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俄罗斯的利益。从叶莉扎维塔女皇坚定的反普鲁士政策到彼得三世狂热的亲普鲁士政策，从保罗固执的武装中立到亚历山大戏剧性的大同盟，断裂、跳跃和不确定性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主要特点，至今仍然如此。如果说英格兰外交那种“罗马式”的稳健来自国本坚固的自信心和安全感，那么俄罗斯外交那种“马加比式”的痉挛就来自灵魂分裂的紧迫感和狂热性，因为此刻占据俄罗斯的灵魂要求在刹那间伸张自己的正义，不为恺撒即为虚无。马萨里克慨叹：俄罗斯未能经历酝酿的过程，不能享受缓慢和自然的文化带来的益处。[15]但这种想法对“俄罗斯神秘灵魂”毫无意义，因为下一个俄罗斯很可能是她的敌人。
通向印度之路、通向拜占庭之路
“七海”——东印度航线是欧洲大陆的后门，却是英格兰的正门。印度是帝国大业的试金石。1608年，约翰·霍金斯抵达苏拉特。1612年，托马斯·贝蒂赢得了苏拉特海战。1639年，圣乔治堡建立。1690年，威廉堡建立。1757年，克莱武为英国赢得了印度。没有殖民事业，新教国家不可能从欧洲的边缘变成欧洲的主人，英格兰不可能变成英帝国。这个帝国源于一系列应对危机的临时方略，这些方略就像英国的习惯法一样芜杂而不合逻辑。它们的优越性在于：实现间接统治，极少扰动当地的惯例和习俗，能够通过时间和经验的考验而生存。不过，这种做法不是有意设计的政策，而是英国人厌恶抽象思维、信任健全常识的自然结果。英国人之所以会成为好的经验主义者和好的殖民者，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不动脑筋的习惯。否则，他们的殖民地也会像拉丁国家一样，充满统一规划的制定法和官僚制度，除非在每一个村庄安置一名宪兵，不然就无法实施有效统治。
只要一切可以模糊应付过去，英国人甚至不愿意设想自己已经拥有一个帝国。他们乐于想象英格兰仍然生活在亨利二世和《克拉林敦条例》的时代，即使内战也不过是拨乱反正：驱逐了外来的、晚近的、非英格兰的绝对君主制实验，返回各等级共治的古老自由。没有人能比英格兰的辉格党人和普通法（习惯法）学家更拘泥于前例和传统，从爱德华·科克爵士的时代起，这两者就通常都是一类人。[16]但拿破仑提醒他们：还有另一条通向印度之路——马耳他以东，是苏伊士；苏伊士以东，就是印度。英国即使不准备直接控制这条路，至少也不能让其他列强从中作梗。从《亚眠和约》破裂，英军永驻马耳他那一天起，英国人由误打误撞的帝国主义者变成了处心积虑的帝国主义者。
帝国，就其罗马原义，意味着搏击强梁，卵翼贫弱；临豪桀以厉，待降虏以宽。大英帝国是没落帝国奥斯曼的天然保护者，让垂而不死的土耳其遮蔽地中海之路、遏制欧洲大陆列强的不轨之心，而“七海”之路由英国独享。欧洲大陆需要列强势力均衡，海外需要大英帝国独大。
英国有了帝国，却不愿意想到帝国。俄罗斯从来没有得到“帝都”（恺撒格勒或沙皇格勒），却永远不能忘记帝都。君士坦丁堡陷落是俄罗斯帝国的起点，俄罗斯的先在使命就是：保护东正教世界免受土耳其人侵凌，进而解放伊斯兰奴役下的基督教各邦，最后收复帝都、重光正统。俄罗斯的统治者常常忘记他们是俄罗斯人，俄罗斯的人民却从来不会忘记他们是正教徒。其他的征服只是王朝之间的冲突，只有面向南方的战争才能激起全民的热狂。只有土耳其才是俄罗斯的天然敌人。到维也纳会议时，俄罗斯经过六次战争，已经占据了比萨拉比亚和南高加索的桥头堡，在俄土关系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可以预料，只要君士坦丁堡不致牵涉国际纠葛，俄罗斯消灭宿敌、光复帝都乃至拜占庭故土，不过是时间问题。
然而，正是从维也纳会议开始，“东方问题”不再是东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生死斗争，而是欧洲国际俱乐部的平衡游戏。
诸神的裁决：从维也纳会议到柏林会议
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多国体系以集体制衡行动维持国际均势最成功的时期就是维也纳会议到柏林会议这段时间。此间列强大体尚能维护大国协调、利益补偿、以国际会议仲裁争端的机制，使欧洲本部各国间战争的数量、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大幅度缩减，这一点与以前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和以后的世界大战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欧洲各国间的利益补偿是以牺牲中欧各小民族和非欧洲世界为代价才得以实现的，东方问题就是这一机制的显例。
不言而喻，东方问题能够成为一项国际争端，本身就说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衰弱到无力保护自身的安全和主权的地步了。肯尼思·沃尔兹那句“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风险”[17]，正好适用于这种情况。如果土耳其不是权力太小，外国无由插足近东；如果俄国和其他列强不是权力太大，也没有可能为黑海海峡起衅。除俄国外，英国是最关心黑海海峡问题的大国。只要没有威胁英国利益的强权染指东地中海，英国对利凡特地区的兴趣就只限于通商和护侨。一个已经无力扩张但仍足以自卫的土耳其帝国最符合英国的需要，使之可以不付维持正规帝国的成本就能享受非正规帝国的绝大多数利益。反之，英国必须保护通向印度之路不被切断。在伦敦的战略家心目中，东地中海正位于这条路线的咽喉，地缘政治价值急剧上升。这片新升值的冲要跟以前的佛兰德与北海一样，必须归为不容他国染指的禁脔。如果可能，通过扶持奥斯曼帝国来保护；否则，就通过瓜分奥斯曼帝国来保护。
至此，英俄两强都已陷入安全困境。英国的安全线以直布罗陀—马耳他（后来才增加苏伊士）东西方向横跨东地中海；而俄国的安全线以敖德萨—达达尼尔南北方向纵越东地中海。倘若俄国能充分信任列强保证黑海海峡自由通航的诚意，南下扩张就根本没有必要。如果英国能充分信任列强保证奥斯曼帝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那么劳师地中海就是庸人自扰的举动。不过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双方的不信任都有其道理。这正是沃尔兹笔下的“在此状态中，各国都无法摸透彼此的意图，为了安全，各国便将自己武装起来，而在这样做时，恶性循环便形成了。各国出于安全考虑将自己武装起来后，更感不安全，需要购买更多的武器，因为保护任何一国安全的手段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而后者又转而武装起来作为对前者的反应”[18]。这一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假定特别适合解释英国的外交政策，它只要能把别的大国撵出去，就乐于理性地自动降低统治成本；但不能充分地解释俄国的外交政策，它有非理性的为扩张而扩张的半宗教式狂热，支付的成本和争取的利益常常不成正比，不遇上坚定的抵制很少会主动收缩。
其他列强卷入东方问题都不如英俄两国之深。法国的渗透主要出于维持大国威望的需要和打击英国势力的嫉妒心理，虚荣多于实利，往往在没有现实利益的地方制造出问题以便重申法国的大国身份，拿破仑三世争取利凡特地区基督教徒保护人的外交活动即其显例。这些政策也不尽符合国家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假定。普奥（及1871年以后的德奥）两国在柏林会议以前对东方问题一直缺乏兴趣，满足于根据本国对英法俄三国的亲疏出售其忠诚。直至柏林会议以后，两国外交政策日益积极，更多地介入土耳其和巴尔干事务，对国际体系由多极转向两极、铺平通向大战之路居功至伟。
维也纳会议确定了大国协调的原则，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为这一原则提供了检验的机会。英法俄三国联军的武力仲裁剪除了埃及土耳其舰队，建立了列强联合保护下的希腊王国。但是，1833年，俄国采取单边行动，以《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破坏了国际协调原则。条约规定俄土结成单方面的联盟，也就是说：俄国承担保护土耳其的义务，但土耳其不必承担保护俄国的义务。战时，联盟封闭海峡。[19]这一条约事实上把土耳其变成了俄国的附属国，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变成了俄国领土的自然延伸。尽管俄皇尼古拉一世表示《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对俄国仅仅是一个负担而不是利益，英国并不因此而放心。在帕麦斯顿政府的压力下，在1841年召开的伦敦会议上，英俄同意撤销《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代之以五强签订的《黑海海峡公约》。公约以五强共同担保比利时中立的同一方式，共同担保土耳其领土完整和黑海海峡通航自由。
《黑海海峡公约》奠定了19世纪英国的东方政策的基础，帕麦斯顿政府使英国承担了奥斯曼帝国海峡主权保卫者的任务，这一任务有赖于大国俱乐部的成员信守承诺、保持外交政策的延续性。然而，1848年革命打击了旧欧洲的大国协调机制和共同价值观——正统原则，国际会议所作承诺的可信度也随之大打折扣。法国革命政府宣布：“在法兰西共和国公众眼中，1815年诸条约已不复存在。”[20]拉马丁的宣言是一个划时代的行动——第一次有一个强国政府发表正式宣言，宣布国际会议所做安排没有道义上的效力。拉马丁把国际关系放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尽管他的原意并不是要这样。[21]
此后的半个世纪是均势外交江河日下、强权外交崭露头角的时代。1852年，罗素勋爵警告说：“一百多年来，我们与欧洲政治体系联合在一起……国际均势如果受到严重威胁，最后就可能引起战争。”[22]然而，“1857年，已经没有任何强大的政治力量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维护现状的义务”[23]。1864年，迪士雷利在下议院辩论中说，势力均衡理论“是以一种陈旧制度的过时传统为基础的”[24]。这话无隙可击，可惜即将取代正统原则和陈旧制度的民族主义原则的确是“嘲弄条约，践踏历史权利，破坏正常的外交活动，扰乱一切局势……到明天也许要发动不义的战争”[25]。1875年7月，巴尔干的多事之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烽烟再起，俄国以保护保加利亚人免遭土耳其屠杀为词，兵临君士坦丁堡城门，以单边行动强迫土耳其签订《圣斯蒂法诺条约》。东方问题再度进入外交家的视野，验证了保守派人士对民族主义兴起所作的不祥预言。再加上英国国内体制日益向政党政治和大众民主方向倾斜，迪士雷利必须应对帕麦斯顿不必重视的两个因素：俄罗斯外交渐渐受到泛斯拉夫主义驱动；格莱斯顿的自由党鼓吹反对土耳其屠杀的人权外交。因此他的回旋余地远不如帕麦斯顿。
1878年柏林会议是大国协调和均势外交的回光返照，英国扮演了制衡者的角色，迫使俄国吐出已经到手的利益。此后直到大战爆发，每一次国际会议都起了恶化危机、加强对抗的作用。表面上看，迪士雷利兵不血刃地实现了他的大部分外交目的：保存土耳其帝国，逼退了俄罗斯，压制了巴尔干小邦的民族主义，拆散了大保加利亚，取得了塞浦路斯的托管权。英国在东地中海的霸权达到历史巅峰。然而这些成就都在流沙中消失了。受挫的俄国放弃幻想，由欧洲的宪兵一变为巴尔干的纵火犯；德奥由诚实的掮客一变为积极的侵略者；保存下来的土耳其帝国转向民族主义，最终变成英国的敌人；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各邦很快掀起新的战争，最终将全欧洲投入战火。
英格兰回到欧洲
不列颠和撒克逊的欧洲性质是颇为可疑的，是诺曼征服缔造了欧洲的英格兰，把这个岛国纳入了西欧封建体系。亚历山大二世教皇、亨利四世皇帝和法兰西各君侯之所以单方面支持威廉公爵的冒险事业，原因就在于此。[26]英格兰的欧洲性格在金雀花王朝和兰开斯特王朝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拉芒什海峡的边界作用尚且不如埃布罗河、罗纳河和马恩河。百年战争结束后，海峡再一次发挥边界作用，英格兰与欧洲之间的纽带不断受到侵蚀，宗教改革和内战后终于断裂。英格兰国运昌隆的二百年间，英国人口中的“欧洲”从加莱开始，“欧洲”的对应物不是美洲而是英国。1914年，英国无可奈何地返回欧洲，只是为了见证和参与欧洲的毁灭。
英国的外交黄金时代以英国—欧洲对立为前提，海外是一片模糊不清的背景。英格兰的使命就是保持欧洲的自由或欧洲的分裂，从而保持英国的安全和孤立——这二者都是英格兰古老自由的必要条件。大陆国家的哲人也许能够从理论上论证，但从来不可能从经验上体会：没有常备军和强大的职业官僚机器，对英格兰古老自由多么重要。这些国家甚至不假思索地认为：常备军和职业官僚就是国家本身，它们的对立面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主义。正因为如此，即使这些大陆国家自称共和国，英国仍然本能地认为：它们不是自由的国家，而且根本不懂得自由的涵义，把自由的刚健美德理解成“痛恨主人”或诸如此类充满卑贱气息的仆役感情。
保持欧洲的自由，就意味着保持欧洲各邦的实力均衡，定期举行低烈度战争，在关键时刻把英国的资源投入弱势一方。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格雷勋爵遵循的正是英国外交最优秀的传统。爱好和平和贸易的自由党内阁几经犹豫和分裂才决心投入战争，在野的保守党表现出比政府更大的战争意志。[27]
然而，英国虽然力图保留自己的传统，但欧洲已经不再是昔日的欧洲。经过普法战争以后四十年的酝酿和恶性竞争，总体战争的恶魔已经溢出胆瓶。从老辉格党最好的传统看，这种全民动员体制体现了绝对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可憎的特征，但它具有一个可悲的优势：它有效，有效到英国不再能因为海洋而感到安全的地步。不想被恶魔吞噬，你就必须自己变成恶魔。从远征军开往伊普尔那一天开始，英国背弃辉格式贵族自由主义、转向大众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铺平。
大战中的军事计划当局，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或社会民主党，为子孙创造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型。军事-工业共同体升格为国家的心脏，但各国仍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德军将领即能指派企业家又能操纵皇室与政府，鲁登道夫统制经济在学术意义上的完美和彻底，后人从未超越。唯其如此，在充分动员一切可用资源后，最后一击仍然不能攻抵海峡，接下来就不再有可供计划的人力物力残余存在了，总崩溃与总体战同样彻底。小农的法兰西又一次把独裁权交给了雅各宾式政府，国会休会，实质上冻结宪政，在从未工业化的内地推行行政指导军工建设。英国国会从不放弃最高权力，但仅仅在军备竞赛期间，皇家海军就由1884年破天荒的一千万英镑预算迅速膨胀为1904年的三千五百万英镑，冲向1914年的四千八百万英镑，此间物价基本平稳。1913年，英国本土劳动力的六分之一依靠海军承包为生。当年罗马军团主宰三大洲时，为军团服务的人口从未超出帝国劳动力的二十分之一，已经足以构成操纵国运的核心利益集团了。大战将整个国家变成前线部队的后勤团体，贵族自由主义在阿斯奎斯身上败给了平民民主主义者劳合·乔治。
全民战争加快了通向普选制的步伐。1922年以后，有产者纳税人将永远成为选民团中的少数派。由有产阶级纳税人选出的小众国会基于自身利益，天然恐惧国家预算膨胀及税负增加，是自由主义最好的盟友。普选型大众民主实现了托克维尔的警告：多数穷人将从国家订货增长拉动的经济繁荣、就业增加中获益，而为赋税增加而买单的少数富人螳臂无力当车。通过这扇门户，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诡异地形成合力，自由党就这样掘好了自己的坟墓。大众从来没有罗马式的敏锐和坚韧以维持精微复杂的外交艺术，由大众指导的外交政策只能趋向简化：在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文明与非文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划出黑白分明的界限，然后毫无策略地投入自己选择的一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人最引为自豪的外交传统灰飞烟灭，将大英帝国和一切仍然迷信英国的国家投入劫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外交只剩下明暗两层：在明处，英国乏味地支持正确的——也就是西方所在的——一方；在暗处，英国只想放下积极外交的负担和风险，把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国内福利。这是大众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固有的外交政策，是其国本的自然延伸。面包与竞技——福利国家是历史步入终结前最后一站，在此之后不再有罗马，不再有英格兰，不再有任何民族，只有一盘散沙的末人，只有一种宗教——当前的幸福。
俄罗斯告别欧洲
俄罗斯天然是一个与全欧洲、而不是与欧洲任何邦国平行的世界。彼得大帝以后，俄罗斯精英持之以恒地说服自己相信：俄罗斯只是欧洲的一部分，只是欧洲大国俱乐部的一员，与英国或法国平行。为了使这种假定尽可能逼真，他们甘愿超越——甚至违背——俄罗斯自身的利益、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去干预不可能为她带来回报的欧洲事务，亚历山大一世的西欧外交就是典型的例证。在1812年维也纳会议与1914年世界大战之间，俄罗斯濒临实现目的。大战的负荷压垮了脆弱的俄罗斯社会，正教专制（despotism）皇帝和欧洲绝对（absolutism）君主的冠冕因此同归于尽。支离破碎的俄罗斯社会在布尔什维克的紧身衣下，再度背对欧洲，营造一个平行的世界。
俄罗斯总是正确的。这个正确性体现于神秘真理的意义：神义论和神正论，而不是红衣主教黎塞留或俾斯麦亲王那种国家利益意义上的正确。戈尔查科夫可以自诩与梯也尔和俾斯麦相匹敌，因为他的主子是彼得（欧洲人和敌基督）的继承人；李维诺夫和莫洛托夫却没有任何交涉对手，因为他们不是外交官，而是口衔天宪的神谕传达人，对方可以接受或不接受，但不要妄想破坏神谕的完整性或是对其讨价还价。苏维埃俄罗斯的外交（如果这种行为模式还能称之为“外交”的话）可以概括为一系列冗长的自说自话纪录，而后继之以残暴的镇压（如果对方是弱者）或坚定的对抗（如果对方是强者）。这些被欧洲同行视为外交官的人，其实是“内交官”。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从法理和教义上讲，苏联也并不自认为国家），而是为了论证神义，以便通过莫斯科祭司团体的严酷考验。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苏维埃外交似乎是为了最大限度提高统治成本而设计的荒谬举措。但不要忘记苏维埃俄罗斯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的（对比一下黎塞留的原则：国家没有不灭的灵魂，因此除了现世利益以外无所追求），她甚至不是国家（根据斯宾格勒的定义，就是有形态的权力），而是反权力（无形态的权力），只是出于权宜之计伪装成国家，以便完成其毁灭一切国家的先在使命。在英国国教徒-经验主义者或清教徒-个人主义者眼中，这种看不见的使命纯属走火入魔，而且具有权能哲学的偶像崇拜性质。但在俄罗斯正教徒的前理解中，帝都的遗嘱就是俄罗斯的存在理由。他们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是敌基督的走卒，但理解布尔什维克的逻辑却毫不困难。自然，根据任何欧洲标准，这两种敌对而同构的逻辑都属于精神分裂的范畴。
苏维埃帝国的基础不是马克思偏爱的城市自治公社，而是逆向（对内）超经济剥夺[28]。然后，超经济剥夺支持的国家机器向外圈扩张，如是周而复始。帝国核心大俄罗斯承受最大牺牲，统治各加盟共和国，而后是各卫星国，而后是各友好国家，而后是广大的斗争地区。不可避免，核心的膏血总有耗尽之日，该发生的事情早晚会发生。唯一的意外是：卸妆后的俄罗斯没有（像她的精英设想的那样）回归欧洲，而是（更加自然地）回归拜占庭——不是查士丁尼的拜占庭，而是小安德洛尼库斯的第二个拜占庭：刚刚逃出拉丁帝国的魔掌，被欧洲遗弃、被异教徒包围。“亚历山大抱怨他的父亲没有留下可供他征服的地方；哎呀！老天！我的爷爷没有留下可供我丧失的疆域。”[29]
俄罗斯丧失的并不仅仅是疆域。她在布尔什维克引以为自豪的历史加速剂驱动下，在七十年间走完了欧洲各民族需要走几百年的生命历程，由一个比欧洲年轻的半野蛮民族变成一个比欧洲衰老的半瘫痪民族。末人文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她自杀式的生育率，精确地标志衰老的不同程度，反映“生之意义”的丧失和“当前幸福”的瘟疫。成熟期文明嘲笑初民的多产，内心却怀有极大的恐惧。被奥古斯都法律强制生育的罗马公民面对日耳曼蛮族，受福利国家津贴诱惑而勉强生育的欧洲人面对中东非洲移民，都有这样的表现。但处境最为悲惨的，莫过于俄罗斯。她曾经野蛮而年轻，羡慕文明却不知道珍惜青春。现在，她还没有像欧洲一样文明，却已经比欧洲更衰老。
于是，俄罗斯的外交只剩下仪式性的怀旧和表演。她需要一场安全的格鲁吉亚战争，好让国内的观众幻想彼得或斯托雷平的时代。她需要戴高乐式的姿态，戴高乐主义者在西方世界的安全大后方向东方示好、在美国的保护下反美。新俄罗斯就是这样表演“大国独立外交”的。她跋鼓齐鸣的反西方鼓噪掩盖不了对南方的恐惧：在不太远的未来，俄罗斯的老人就会依靠中亚和高加索的劳动力供养，正教徒的大教堂就会依靠异教徒的士兵保卫。
诸神的裁决
壮健的英国大兵辞别印度之路，旁遮普的移民塞满伦敦小巷。不到一百年前，英国人还在嘲笑法国人面对官吏的奴性，现在却自嘲为欧洲最善于填表和排队的人民。普列文的金鼓付诸东流，俄罗斯人再也看不到帝都的城门，高加索的刀客却使莫斯科本地黑帮望而生畏。不到一百年前，最后一位恺撒（沙皇）还忙于跟希腊人的国王争取先入帝都的特权。然而，最重要的是：“印度”或“帝都”已经丧失了神秘性，褪色为普普通通的地理名称，儿童的眼睛不再为它们闪闪发光。
诸神微笑，又一轮竞技行将结束。
末人是幸福的。至少，在祖辈争取迈入历史的斗争结束后，后辈化作历史的原料和劫灰之前，他们将一直享受历史终结的幸福。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这段时间称为“盛世”。乱世之民——轮回中的碎屑、末人之后的历史原料、斯宾格勒笔下的费拉民族——只会羡慕“历史终结”和“史后之人”，恐惧残酷的“历史”和“历史之人”，却不能理解其间的一饮一啄，以为一切都是人事和政策的优劣所致。因为理解“历史”的能力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可能在“史后之人”当中长期维持。
“历史之人”却能够预先理解尚未诞生的“史后之人”，犹如人类理解群蚁，轻蔑掺杂羨慕。“史后之人”生于游戏规则既定之世，除个人时运穷通外，不知有他，腹未必实而心常虚，颇有混沌之福，毕生不解自由、抉择、责任的无限痛苦、无限孤独。他们的命运已由“历史之人”预断。
诸神微笑，人的火焰凌虚绝顶、刹那嘶灭。“意义”是宇宙的游戏，终将回到宇宙或“无意义”的劫火中。
[1] 库斯科（Cuzco），秘鲁古城，原为印加帝国首都，建有一座大教堂。
[2] 孟菲斯（Memphis），埃及古城，位于今开罗西南约30公里处，开罗全城遍布清真寺，号称“千塔之城”。
[3]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Inc. , 2004, pp.303-304.
[4] 见《英国国教会信纲》。1552年由国教会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起草制订《四十二条信纲》。10年后，国教公会议将其修订为三十九条，最后于1571年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主持定稿，经公会议和国会通过，定为英格兰国教会信纲，编入《公祷书》，沿用至今。
[5] R.B.沃纳姆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
[6] R.B.沃纳姆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1页。
[7]这场战役是由查理一世企图在苏格兰恢复主教制引起的，查理一世为筹军费与国会起衅，内战爆发。参见屈勒味林《英国史》中册第四卷《国会的自由及海外膨胀 斯图亚特时期》第二章《苏格兰的叛乱 长国会》，钱端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512-523页。
[8] 这场战役是由查理二世企图在苏格兰恢复主教制引起的，苏格兰长老派刺杀了查理派来的圣安德鲁斯大主教，进据格拉斯哥，在博斯威尔桥被王军击败。参见David Hume，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Inc. ，2004，pp1926-1974。
[9] 这场战役是由詹姆斯二世企图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引起的，参见David Hume，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Inc.，2004，pp2000-2029。
[10] Edited by Anthony Fletcher and Peter Robert,Religon,cultur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82-183.
[11] Edited by Anthony Fletcher and Peter Robert,Religon,cultur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85.
[12]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Inc. ,2004,pp1669-1712.
[13] 殖民时代的“七海”是指东印度航线所经过的七片海域：班达海、西里伯斯海、弗洛勒斯海、爪哇海、中国南海、苏禄海、帝汶海。
[14] 参见汤因比（A.J. Toynbee）《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5-146页。
[15]参见张树华、刘显忠《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64页。
[16] “爱德华·科克爵士和许多国会反对党都是好古成癖的法律家。……长期国会让西蒙德·戴维斯爵士负责研究伦敦塔档案，以便为国会的所作所为提供传统依据。他什么也没研究处理，但这并没有阻止国会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见Christopher Hill，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Thomas and Sons Ltd ，1961，p65。
[17]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序言第2页。
[18]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5页。
[19] J.P.T.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第344页。
[20] 拉马丁的“致各国宣言”参见：
Lamartine，Trois Mois au pouvoir，Paris，1848，p.68；
Lamartine，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de 1848，vol.II，Paris，1849，pp.28-35页。
[21] 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1848-1918年》， 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5页。
[22] J.P.T.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第364页。
[23] J.P.T.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第365页。
[24] J.P.T.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第368页。
[25] J.P.T.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335页。
[26] David Hume,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Inc.,2004 pp,116-118.
[27] 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6-191页。
[28]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纪涛、蔡恺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6-48页。
[29]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6卷，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