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夷猾夏，中国不绝如缕者数，影响及于华夏世界宪制及路径，至深至大，非徒历史之半，实与历史相始终，牵涉之广，远远超出事实范围，深入元历史或道德价值复合体境界。迄今一切专业史家，于此重负无不心胆俱裂，故而本文只知观照，不作考订。读者必须具备文化形态学前理解，同时信任作者记忆力犹如信任罗马教皇。
日暮途穷，倒行逆施，请自满蒙始。
满蒙拓殖，属于“内亚次级殖民主义”[135]问题，依托东清铁路，以“满洲国”时代为拓殖高峰。满蒙日益窘困，求庇于日本，乃造成日中战争之直接原因，一如国府求庇于美国，乃造成日美战争之直接原因。“满洲国”立制，以复辟民初“五族共和”（国民革命斗争对象）为辞，以平衡汉民优势为国本，然不能阻止直鲁流民用脚投票及其沙丁鱼淹没战术。拓殖退潮，始于太平洋战争-关东经济管制及经济衰退。
明之华夷秩序，以蒙古为敌体，以女直朝鲜为属国，故而蒙古构成明国政治犯主要避难所。武宗以疆，臣民几于无岁不叛，跨边墙出亡、为蒙军引路者相继于道。仅世宗一朝，白莲教徒出亡者以百万计。若非要人，大抵老死胡中，子孙夷狄。由此观之，汉文化之无限同化能力纯属神话。女直朝鲜之于辽民，血统无大差别。安北府外韩人，大半皆儒化女直后裔。建州酋长不杂汉家血统者鲜，满洲为后出之神话。
元之上都辽阳河套，农业人口繁盛，见于西方及伊斯兰记载，其中必有大量汉民。明兴，亚述式大流放横扫全国。[136]凤阳花鼓、洪洞槐树之对应物有二：迁口外居民以实内地；强制内地胡人改汉名，联姻汉民。顾炎武痛心疾首，哀名族汉姓之杂糅。明初武臣为胡人改汉名者畸多，不逊于唐。无限同化能力倘若存在，此时已不足以安天子心。
五代辽金口外居民有延续性，中原内战不断驱民出塞。辽亡，郡县北界已逾民国以前任何时代。此类居民后裔若非为蒙古所杀，势必为明人所徙。
隋末唐初，避内乱出塞者亦以百万计，似乎并未贻北狄重大政治问题，而番将胡兵与唐五代相始终，余波及于杨家将-河东吐谷浑集团。开边问题=雇佣番兵问题；藩镇问题=番兵不能汉化问题；废藩释兵=无胡化即无战斗力问题。[137]
五胡北朝，胡人贵族集团与东京儒化世族共治，演为隋唐政治及战斗力基础。同时，内战不断驱逐失败者出塞，而后无声无息，唯有解为胡化泯灭。
汉魏徙戎保塞，实质在于驯犬御狼，终至狼犬合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内地生育率下降（意义体系崩溃之确凿证据），光武以来积极解除地方武装、推行内地非军事化，依赖雇佣兵乃迟早之事，而胡兵永远构成雇佣兵之最忠诚、淳朴、善战部分。此际，中原人口衰退，未有可靠出塞记录。
战国秦汉期，塞内外文化断层尚不存在。匈奴体制不同于鲜卑突厥，显系战国之余，酷似鲜虞、中山、楼、代[138]之属。相邦（即汉之相国，避高祖讳而改战国旧称）领袖百僚，王室多行儒道。当时儒道犹有宪制意义，并非君主个人偏好，实为贵族封建制投影，证明法家—官僚集权制—军国主义发育迟滞。鲜虞、中山于列强竞相废封建、立郡县之际大行儒道，启赵主父（赵武灵王）觊觎之心，即为显例。此时夷夏犬牙交错，尚未一线隔绝。赵王历代联姻代人[139]，其大臣尤多异族。汉家刻薄寡恩、单于宽待降臣，本身即有封建、专制之别。匈奴若能于景武之际问鼎咸阳，其效力犹近于封建宪制-多国体系复辟，迨周之薄海、楚之临河、秦之叩关[140]顺流而扩大，非后世胡汉文明战争可比。然武宣杂霸王道、阳儒阴法，历史步入终结；鲜卑代匈奴，即无责任阿米巴组织取代负责任复杂组织，此后不再有路径选择机会。
汉匈战争实质后果，在于塞外政治组织日益退化，过渡文化区一变为断裂带，简陋部落因耐破坏力强，日益取代复杂制度；塞内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学与官僚化国家结合，春秋民兵、战国义务兵日益为雇佣兵取代，胡兵乃雇佣兵逻辑终点。此间没番汉民有记录者，皆联姻胡女而后胡化消失；降人有记录者，皆化为汉家雇佣兵，为五胡先声。属国制实质在于避免汉化，保持其战斗力。
[1] 根据《论语》、《春秋》三传的记载，春秋末年鲁国的政治社会形势如下。鲁君为周公嫡系，周礼尽在鲁。国人是西周贵族和殷民降人的混合物，以统治阶级身份君临土著，祭诸侯宗社。野人（乡下人和土著）没有统治阶级资格，保存其原有信仰，祭于亳社（殷商-环渤海文化圈的传统祭祀）。国人内部的融合已经相当彻底，殷周后裔对鲁国的认同相去不远，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国君和执政贵族的党派纠纷。野人对鲁国缺乏认同，但鲁国日益需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国君（含宗室世族）、国人（孔子一类的普通士大夫）、野人（没有政治权利的土著）形成相持不下的三角斗争。鲁定公时代的政变中，执政的党派感到有必要争取各阶级的正式盟约。这种形势非常接近约翰王时代的西欧封建：各等级的势力均衡产生了某种混合政体的萌芽。
[2] 齐景公。尽管司马迁将齐国和莱夷的战争追溯到太公望时代，但主流历史学家认为齐国的决定性胜利发生在齐景公时代。在这场战争中，齐国有效统治的疆土增加了一倍以上。当然，这是以牺牲土著为代价的。齐景公的大臣命令莱夷向鲁国君臣献礼，孔子认为这是极其无礼的举动。齐国人的动机显然是把俘虏或归附的莱夷当作战利品，向邻国炫耀胜利。
[3]利特尔·哈特在《战略论》当中提出的概念，涵盖了军事以外的经济、人口和地缘布局，强调“势”强于“力”，良好的战略布局能够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4] 盘庚，祖丁子，阳甲弟。阳甲驾崩之后，盘庚作为其弟继承王位。盘庚即位之初，国都位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力排众议，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史称“盘庚迁殷”。盘庚迁殷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故后世又称商为“殷商”。
[5]朝歌。卫国接管了武庚的封地，也就是纣王的大邑商——殷商正统和首都。
[6] 卫懿公，姬姓，卫氏，名赤，卫国第18代国君，前668—前660年在位。好鹤成瘾，人称“鹤将军”，不理朝政，漠视民疾，民怨沸腾，国势衰弱。前660年北狄入侵卫国，兵败被杀。卫国经此变故，由大国变为小国。
[7] 清人沈曾植《还家杂诗》。
[8]春秋五霸中齐桓公与晋文公的并称。
[9]《公羊传·僖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因此，从“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10] 齐桓晋文的“会盟”发挥了国际联盟的作用。华夏系各邦（夏商周三代的后裔）通过会盟将自己和非华夏邦国、部族（包括日益强大的楚国）区别开来，视后者为野蛮人。会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周室衰微后，借助诸侯联盟的力量挽救华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
[11] 《左传·闵公二年》云：“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诗经·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驷介镳镳。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
[12] 项羽封鲁，号鲁公。战国末期鲁亡于楚。
[13]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此外，宗族兼任军事单位是殷商末年的传统。一族就是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叛变或归附都是以全族为单位的。周公收编殷民，并不改变族内结构。祭祀同时兼任军事训练或演习。年轻贵族只有在祭祀时表现优异的射箭或驾车技术，成年后才有飞黄腾达的机会。
[14]这是孔子提倡的政治理想。百工是独立的政治单位，承担相当于手工业者的任务（包括极其重要和崇高的武器制造业），他们的叛变或归附具备重要的政治意义。王子带事件证明，他们的敌意足以颠覆正统君主。因此，怀柔这个阶级是政绩的体现。招徕外邦移民，证明本国政治清明，同时增加了本国的人口、技术和战斗力。盟主不仅要强大，而且需要有道义力量。如果小邦遭到侵略，应该出兵保护或帮助残民复国。齐桓公对卫国、燕国就是这样做的。亡国就是宗社香烟断绝，复国就是断绝的宗社后继有人。
[15] 这是宋襄公在泓之战当中提出的骑士原则，源出《司马法》（西周贵族战争的荣誉法典），意思是：战争的目的在于追求荣誉（相当于足球队球风好比成绩好重要），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年纪大的敌人即使俘虏了也要立即释放，敌人受了一次伤就不能打第二次。这样的打法才体面，不择手段追求胜利是体面人所不齿的。然而，宋襄公的敌人采取了只顾利益不顾荣誉的战法。《司马法》最终失传，只剩下其他文献间接保存的片段。只讲利益的《孙子兵法》取而代之，战国取代了春秋。
[16] 当时的赵王是张敖。他是前任赵王张耳的儿子，汉高祖刘邦的女婿。刘邦访问赵国，对赵王无礼。赵国宰相贯高及其班底认为这是侮辱赵国，要求国王为国家荣誉而报复。张敖拒绝，他们就自己动手。
[17] “全民总体战”就是全体男性从军的毁灭性战争，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国时期才出现。春秋时代和欧洲中世纪的战争只由少数贵族负责，与平民无关。
[18] 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战争是贵族和专业人员的战争，大多数国民不参战。法国大革命第一次采取全民动员。两次世界大战是全民战争的最高峰。
[19] 封建、多元的中国（周政）和专制、统一的中国（秦政）不能两立，其间多次反复。虽然秦始皇的胜利使后者占了上风，但周政派并没有彻底灭亡。汉初的儒家仍然激烈反秦复周。东方诸侯出于自身利益，也一再企图复辟列国并立的局面。他们并不像汉代以后的儒生和藩王那样，反对朝廷只是为了自己做大官和当皇帝：不改变体制，只想改变当权者。
[20] 轨辙，就是轨道、车辙的意思。古代的马车轮子相当于现代的火车轮子，如果轮子和轨辙不合就不能走，所以秦始皇才要统一车轮。
[21] 卫国是殷商的故国（朝歌），卫侯是周朝初年分封的最高级亲王。春秋时代的卫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把丰富的遗产留给了秦汉大一统帝国。钱氏吴越政权在杭、越大兴水利，促进贸易，奠定了两浙繁荣的基石，把遗产留给了宋朝。
[22] 参见《三国志·蜀书·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
[2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24] 曹操：《蒿里行》。
[25] 曹操：《蒿里行》。
[26] 韩侯少无赖，以带剑受胯下之辱。盖俗见以带剑尚荣皆贵族事，带剑而畏死者可耻之尤。
[27] 冯谖对孟尝君的主要不满是：主人给的待遇太低，不足以让他在社会上维持体面身份。如果待遇好，他就愿意给主人作出重大贡献。
[28] 苏秦在齐国，答应让齐国的外交政策配合张仪在秦国和魏国的外交政策。这段故事可能是《战国策》作者的虚构和夸张，但足以说明当时游士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忠于他们的东道主。从秦国对待游士的法律来看，他们的东道主对游士也不是完全信任的。正如共济会被认为是倾向共和派的秘密跨国团体，19世纪欧洲有许多真假难辨的流言指控他们打入政府高阶层，从事国际性颠覆活动，主要是密谋反对各国的君主制政权。杰斐逊和罗斯福都曾遭到这种攻击。
[29] 战国晚期诸子从开明自信转向悲观怀疑，从孟子和荀子的对比就能清楚地看出。孟子相信人性本善，民本和仁政最终会胜利。荀子则相信人性本恶，集权和吏治不可避免，其学说再进一步，就会变成残酷的韩非子学说。这些理论不是抽象的哲学人性论（古代中国没有脱离政治的抽象哲学），而是诸子在当时现实政治中的切身体会。在战国晚期的军国主义竞争中，齐宣王、魏文侯这样的开明君主销声匿迹了。，吕不韦和黄歇这样冷酷功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取而代之。韩非子冷静而无情地宣布：竞争道德和贤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未来属于赤裸裸的暴力斗争。
[30] “皮洛士式胜利”是指得不偿失的胜利。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在南意大利打败了罗马人，但军队损失太大，得不偿失，因此表示再也经不起一次这样的胜利。
[31]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
[32] 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谴责苏联体制、鼓吹苏联改革必要性的著作。
[33] 这是西班牙知识分子的段子。他们在卡洛斯国王实行民主后，失去了攻击对象（佛朗哥将军）和同仇敌忾的感觉，反倒有失落感。
[34] 宋襄公式的竞技式战争，以追求荣誉而非胜利为目的。
[35] 白起的长平之战取代了宋襄公的仁义大旗。春秋的贵族战争强调风度和礼仪，目标在于争取最大声望和外交利益，不能将对手（自己的表兄弟和姻亲）斩尽杀绝，因此孔子赞美的齐桓公、晋文公愿意以骑士风度保护弱小国家。战国的群众性战争只讲实力，胜利者会消灭失败者的全部青年男性。白起严重破坏了秦国的声誉，但舆论谴责丝毫阻止不了秦国的铁蹄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仁政得天下”理论变成尖刻的讽刺。
[36] 香港报刊对自由党及其同路人（香港的亲企业家势力）的嘲笑。这些人在殖民时代是积极的亲英派，反对老左派和泛民主派；1997年以后突然变成积极的建制派，同样反对泛民主派。这种说法暗示他们不过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不像老左派始终亲北京、泛民主派对伦敦和北京同样要求扩大民主。
[37] 《后汉书·杨彪传》载“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孔融闻之，据理力争，后曹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38] 陈琳，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扬州东北）人，“建安七子”之一。
[39] 《太平御览》引《魏书》：“太祖平邺，谓陈琳曰：‘君昔为本初作檄书，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
[40] 《汉书·儒林传》：“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
[41] 《汉书·韦贤传》：“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
[42] 范文正公（仲淹）和曾文正公（国藩）。
[43] 指王权、贵族与国民之间的三角斗争。
[44] 《世说新语·轻诋》：“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45] 表面上是哲学问题，骨子里是政治问题，详见下文。
[46] 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争论焦点是，现在的执政者能不能自称“不知道”而逃避历史的责任？揭露真相，应该导致和解还是清算？
[47] 马棰是南朝名士对北府军人的蔑视性代称。刘裕政权象征着流民军人集团对士大夫门第的胜利，后者既不满又无可奈何。他们不肯像陶渊明一样索性归隐田园，只能自嘲马棰下富贵（侍候大老粗）。参见萧华荣《簪缨世家》。
[48] 琅琊王氏和司马氏。《晋书·王敦传》：“［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49] 《晋书·顾荣传》载，陈敏“阻兵据州，分置子弟为列郡”，“假荣右将军、丹杨内史”，后“周玘与荣及甘卓、纪瞻潜谋起兵攻敏。荣废桥敛舟于南岸，敏率万余人出，不获济，荣麾以羽扇，其众溃散。事平，还吴”。
[50]参见《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51] 王导的特长就是在官场内部和侨、吴士大夫之间打圆场。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毫无原则。赞成他的人则认为：如果没有他不断调解，矛盾重重的东晋政权很可能从内部崩溃。侨人士大夫没有武装，但有文化。他们能通过乡里清议（士大夫主持的地方舆论）剥夺反对者的任官资格，因此清议绝不是空洞的道德谴责，而是有极大的政治分量。只有极少数军事强人（包括刘裕）才敢冒犯士大夫精英集团，宣布准许乡里清议排斥的人士咸与维新。
[52] 谢朏（441-506年），字敬冲，陈郡谢氏子弟，拒绝卷入萧道成的篡位计划。
[53] 玉通，号文中子，隋朝初年的大儒。他认为陈朝的灭亡和建邺的平毁（隋文帝为防止南朝复活而采取的破坏性措施）是礼乐正统的中断。
[54] 贤人政治以教育代替出身，作为贤能的标准。儒家几乎做到这一点，但教育又产生了学阀世家，使家教变成另一种阶级分化的源头。清议监督政治是汉儒的梦想，但必须依靠掌握文化资本的士大夫家族才能执行。礼乐价值是儒学家族干政的道义依据，只有他们能充当礼乐的裁断者。因此，文治理想（教育和舆论的政治）只有依赖家教家学来传承。琅琊王氏称礼学为“青箱学”，视为传家之宝。礼学是大家族维持秩序的规范，在小家庭中没有存在的必要。六朝礼学的兴盛源于门第的投入，在此期间朝廷对学术的支持急剧减少。大家族又称“唐式家族”，这是相对于秦汉小家庭而言的，但唐代门第其实是魏晋的产物，只是魏晋六朝的自然延续。通常所谓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就是宗法制大家族社会，在秦汉时期尚不存在，产生于东汉以后儒家的长期培养。“差序格局”意味着个人只对家族共同体有义务，对外人没有或只有很少的义务。大家族不同于小家庭的特点就是高生育率和抗风险能力。东汉和罗马晚期都以生育率的下降和蛮族阑入为特征，都以蛮族入侵为结局。大家族主义和绝后恐惧文化是对这种危险的回答，有效地挽救了人口危机。
[55]北魏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正光五年（524）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起兵叛乱。
[56] 永嘉五年（311），匈奴攻陷洛阳，“五胡乱华”的时代开始。
[57] 永嘉蛮族入侵类似日耳曼蛮族入侵，开启了隋唐以后的近世。
[58] 江统，著《徒戎论》建议朝廷将散居中原的外旗人迁徒出境，以防微杜渐，阻止叛乱。但这一建议并没有实行，不久“五胡乱华”，后人评之有“先见之明”。
[59] 北魏武泰元年（528）尔朱氏之乱，屠杀王公百官两千多人。
[60]这是白俄流亡者的口头禅。
[61] 参见《韩非子·五蠹》：“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62]庾信《哀江南赋》：“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
[63] 台湾报刊常用的术语：尽可能求同存异，争取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中间路线。
[64] 宋武起家京口（南徐州），即徐州（彭城）流民桥聚之地，民风劲悍，故曰“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谢玄因之置北府而有淝水之捷。宋武用之收关洛，置大本营于彭城（战果宋地、北朝徐州），受宋封，复制曹公父子邺城（魏国）-许都（汉朝）模式，卒篡晋室。至今刘氏仍以彭城为郡望。宋武之宋，彭城北府集团也。
齐高起家淮右，以青齐流民为骨干。初，宋武破南燕，置青齐二州于广固历阳，尽诛鲜卑王族，起青齐大姓为长吏。明帝朝，建邺、寻阳争立，北朝入寇，虏青齐二州刺史沈文秀。青齐流民奔淮北，宋人用之守淮。萧氏以其渠帅健者为选锋，卒成王业。流民帅=边防军，此东晋用郭默、蔡豹以来之成例。三吴财赋之区，其民柔懦不堪战，素畏流民之轻剽敢死。故而祖（豫州）苏（青州）以来，称兵内向者相望于道。齐高之齐，淮右青齐集团也。
永嘉板荡，中原流民次第奔江淮，故豫州侨寿阳、徐州侨京口；关右流民大抵奔荆襄，故雍（关中）梁（汉中）二州皆置襄阳，移荆州于江陵。荆州士民之畏雍梁，不逊三吴之畏淮西，其故亦同。梁武作牧西夏、举义襄樊，荆州守、牧畏而从之，故而长驱下流、席卷江东（梁武自拟为武王伐纣：“朕长驱樊邓，直指商郊”）。梁武之梁，襄樊雍梁集团也。
[65] 侯景之乱，南朝军事核心“南北战争边防军集团”扫地并尽，不复有王者兴。陈武勤王，所用乃“印第安战争国民警备队”，已呈残破之状。陈武之陈，除与陈氏个人相关外，与任何历史陈国（其地早于宋文帝一朝入北）或其所倚之僚瑶土豪军事集团毫不相干。陈武家谱亦错漏百出，其血统极可能与陶渊明、沈从文相类，“直溪狗耳”。 陈朝开基之草草，非但不合素重以“正统文饰虚弱”之南朝传统，且不及北朝赝品之一丝不苟——隋公封守汉东，唐公实治河汾。
[66] 魏玄成（徵）总编《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对历史评价问题把关定性。修史是结束国本斗争的手段，意思是我们同时给敌对各派以不偏不倚的评价，新朝从此摆脱了过去的仇恨和纠葛。
[67] 支道林（支遁）“南学简约，北学芜杂”之说，非仅地域，且关新旧。北学旧学，“章句小儒”之汉学也，只知有家法，不知有义理。南学新学，“正始出风流”之魏晋新学，以清谈为载体，张扬二氏。其于哲学推陈出新、于政治临虚解纽，颇有后现代气质。汉季刘景升衣被荆襄，江汉冠盖云集，以化繁就约为己任，实二者之转戾。南新北旧，亦以士人位高而学新者据资源优势，便于捷足东渡；位卑而学陈者别无选择，唯有听天由命、周旋五胡之故。贺琛，南人北学之遗老也。
[68] 比德，享有“可尊敬的”称号，被尊为英国史学之父。
[69] 日耳曼蛮族入侵后，欧洲封建贵族的权力不再依赖罗马官僚机构的遗留和重建。五胡乱华以后，六朝门第的权力仍然依赖汉魏机构的遗留和重建。
[70] 天无二日的大一统帝国重新建立儒家官僚体制，在文化上兼容儒佛道三家。
[71] 溪是湘、沅流域的土著。
[72]楯是雍州、荆州、梁州、益州边界地区的山民。
[73] 犹太人土著在马加比家族的领导下，发动了反对安条克帝国的起义，将马其顿征服者驱逐出境，杀死了境内的希腊化移民。
[74] 固鲁仲连曰：秦者，弃礼义而尚首功之国。宁蹈东海，义不帝秦。
[75]夷是徐、淮、江、汉非华夏族群的统称。獠是荆州、宁州、交州、闽粤的山民。
[76] 分陕之重，指朝廷委任守土重臣。
[77]指英山、霍山、六安一带。
[78]参见英国《自然》杂志2004年9月刊登的复旦大学金力文章，沈建德《台湾血统》，淡水马偕医院医学研究科研究员林妈利医师2001年的血液分析报告。
[79] 他的家族自称妫姓（舜帝）后裔。
[80] 《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当中，红色皇后对爱丽丝说：在我们这里，你要拼命跑才能留在原地。爱丽丝说：在我们那里，跑了以后总会到别的地方。进化生物学借用这个比喻，指生物之间的竞赛性持续演化造成了相互平衡的效果。
[81] 铨叙，古代按资历、功绩进行考核选拔雇员。
[82] 王船山（夫之）：诗骚千载之下，能自我作古者，萧家二老公耳。
[83] 晋朝和梁朝对减轻刑罚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对中央集权国家造成了重大伤害。大一统（秦汉魏晋）帝国的统治在司马氏手中毁灭，南朝流亡（晋宋齐梁）帝国的统治在萧衍父子手中毁灭。
[84] 东晋哀帝时，桓温推行土断法，即以现居地为准，将人户著之于籍，从而加强王朝统治，扩大赋役和兵源。
[85] 隋朝的苏威（《开皇律》制定者）作《五教》，强迫陈朝降人学习北朝规范，导致江南再度叛乱。
[86] 高敖曹和高乾兄弟是河北大族，北齐名将。他们的部队由汉人组成，在鲜卑六镇为主的北齐军队中非常孤立。高欢企图改组高氏家族部队，但遭到拒绝。
[87] 实为南朝后魏衣冠。
[88] 实为勃海封氏、齐文宣（高洋）之法。
[89] 部勒就是用军法统治号令的意思。
[90] 唐太宗灭东突厥，拒绝魏徵的意见，任命突厥人为官，“与朝士相半”，以示待华戎一视同仁。
[91]唐玄宗与李林甫将大部分节度使换成了番将，传统史学家认为这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但唐、李都不是庸人，尤其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92] 阿史那伏念是东突厥末代可汗颉利的侄子，与阿史德温傅率领残余部众叛唐独立。唐室派裴行检镇压，开耀元年（681）斩于长安。
[93] 唐设昭义镇，辖泽、潞等州。
[94] 奥区就是宝藏的意思。
[95] 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河北门第之首。
[96] 宋代雇佣常备军承担了许多社会建设功能，由国家财政（司农）出钱，政府（官家）承担责任。以前的政府不管这些事情，通常由寺庙或宗族自费负责。
[97] 钱穆：“就王室而论，虽若唐不如宋，唐承北朝方兴之气，宋踵五代已坏之局。”
[98]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用语，指一盘散沙、纽带解体的没落文明残余居民。
[99] 热力学第二定律规定：封闭体系的熵值只会升高（混乱增加、秩序减少）。逆转熵增，只能依靠外界输入低熵。例如：地球依靠太阳光的低熵输入，但太阳的熵值就因此增加。
[100] 清儒吕留良，号晚村先生。
[101] 神臂弓、火器、轮船皆宋创，且有严密技术保密法。
[102]开武举，编《武经七书》，军官皆受兵法教育，为列朝仅见。而明季大帅封侯者多不识字，满人读《三国演义》当兵法。
[103] 汪信之是身兼黑白两道的盐枭，故事流传于清末扬州盐枭集团，但没有进入正史。
[104] 岳珂，岳飞之孙。《宋史·徐鹿卿传》：“珂守当涂，制置茶盐，自诡兴利，横敛百出，商旅不行，国计反屈于初。……辟置贪刻吏，开告讦，以罔民，没其财，民李士贤有稻二千石，囚之半岁。”又《宋史·袁甫传》：“甫奏珂，总饷二十年，焚林竭泽。”
[105] 陈寅恪在其类似临终遗嘱的《赠蒋秉南序》中认为：“（欧阳修）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陈先生在另一处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史·志第十八》卷六十五：“天水，国之姓望也。”所谓“天水一朝”，其实就是“赵宋一朝”的另一说法而已。这类指代称呼，在从前乃常识。
[106]丹东是杰出的演说家，在断头台上仍然慷慨陈词。
[107] 经量制，指贾似道以“经界推排法”重新丈量土地。
[108]土木之变起，京师尚有吴人不入户部例，此必为太祖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锦囊秘计。
[109] 张系洪武军户世家，明版“红五类”之纯正者，乐道太祖原教旨主义尊君抑臣之美，力祸台谏，汲州县银实太仓，皆传家风，与江东文士儒道限君、台谏清贵论绝然两途。
[110]王朔小说有“三T公司”，专门负责替人挨骂受气。
[111] 参见林毓生《“创造性转化”的再思与再认》。“私性社会”是传统中国的民间组织，如宗族、商会之类，没有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德性。西门庆所用乃“私性社会”的最佳投资策略，投资官府（腐败）的收益大于投资生产和技术。这样的投资模式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
[112] 蒙哥汗于1259年2月，率全军猛攻钓鱼台，因宋将王坚悖险坚守，至死仍未攻克。
[113] 三宝奴，为元武宗宠臣，脱脱次子。
[114] 刘基，字伯温，出生于南田武阳村，当时属青田管辖，时人称刘青田。明洪武初年（1368）封诚意伯，又称刘诚意。
[115] 曾国藩、左宗棠，朝野惯于“曾左”合誉之。
[116]爱东方专制=反西方=纯正左派，亦非19世纪老社会主义者能忍，此无关国史，且不论。
[117] 东部非洲，今肯尼亚、坦桑尼亚海岸。
[118] 格里高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1886—1937），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政治活动家。
[119] “挑动黄河天下反”是元末红巾军起事的信号。黄河泛滥是元末动乱的直接原因，然而，山东高地运河对沿岸地区的长期伤害有甚于此。
[120] 中央重视猛于虎，天高帝远最为得计。朱皇帝欲荣乡邦，画钟离号中都，集百官、举子，圈地兴宫室。乡人负重，恨乡皇帝切骨，是以有凤阳花鼓。
[121] 河朔叛变后，朝廷的开支完全依靠尚能控制的江南地区。如果东南的粮食和税款不能及时运到长安，朝廷所依靠的禁军和朔方军就有叛乱的危险。唐德宗一朝，这样的叛乱果然发生了。
[122] “独柳之祸”是指逆臣被诛。较早提到在独柳树下处斩逆臣的是唐肃宗时，唐代诛逆臣于独柳树或许就是从至德二载（757）那一次开始的。从“独柳树下”看，大约这地方真有一棵柳树。其地点《旧唐书·王涯传》记得最具体：“乃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参见董莲枝《“独柳之祸”》（《读书》1994年第2期）及朱新华《“独柳之祸”补说》（《读书》1995年第7期）。
[123] 苏州、江宁、杭州织造署并称“江南三织造”。
[124] 洋人在中国名号有二：其一为“鬼子”，属民间称号；其二为官方的“逆袭”，鲜为人知。
[125] 中医所谓：“人参杀人无罪，大黄救人无功。”
[126]清军主将杨芳亦万里东来布防广州，用彼浩罕经验也。
[127]隋文帝开科举，清世宗除惰民。
[128] 淄流，即僧徒，因为僧人多穿黑衣故有此称呼。
[129]罗西木桑，理藩部负责照料达赖的一个司官，蒙古人，在西藏多年。
[130] 查理·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英法联军统帅，曾进攻北京烧杀掳掠，烧毁圆明园。
[131] 宁古塔是清代著名的流放地。
[132] 梁济，字巨川，梁漱溟父，类王静庵殉清者。
[133] 陈国瑞本系帮会游民，与程学启、张国梁全同，符合流氓无产者理论。
[134]曾国藩教育僚属和弟子，强调愚拙战胜机智，戏称“十八挺经”。后来吴樵子将曾氏文集的相关内容编为《挺经》。
[135] 欧文·拉铁摩尔的概念，泛指清帝国对满蒙和中亚地区的统治。
[136] 亚述人征服中东各国，将各国居民强行迁移到其他国家。这样他们割断了本土联系，就不再有复国的危险了。
[137]唐人用番将雇佣兵开边黩武，因为自费出征的府兵因长期作战而破产。最后，职业番兵集团通过安史之乱形成割据。残唐和五代统治者大多数是这些胡兵集团的成员。宋朝成功地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但内地社会游民组成的雇佣军远不如边区胡人部落雇佣兵有战斗力。
[138]鲜虞是春秋时期北狄的一支。中山是战国时期非华夏族在太行山地区建立的国家。楼人是战国时期的边区居民，活动范围在今天雁门关外到河套一带。代人是战国时期的非华夏邦国，活动范围在今山西、河北的北部。
[139]赵国王后多娶代人，最终通过联姻合并代国。参见《史记·赵世家》。
[140] 周公追击飞廉、恶来，消灭殷商残余势力，一度进抵黄海海岸，周人从此加入华夏圈。楚庄王战胜晋国以后，进抵黄河南岸，楚人从此加入华夏圈。秦孝公取陕城，临函谷关，秦人从此加入华夏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