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的出使使欧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不用武力，就无法打开中国的大门。因为礼貌和沟通对中国人来说不起任何作用。既然把中国人定义为半野蛮人，那就意味着中国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虽然并不主张马上武力攻打中国，但马戛尔尼也认为中国政府是应该被推翻的。
一 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1）
乾隆皇帝从小喜欢西洋玩具。
这个兴趣显然与父亲有关。雍正以工作狂闻名于史，其实业余时间也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欢西洋玩意儿。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保留着他好几张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以及他玩过的大量西洋钟表、望远镜甚至显微镜。
乾隆青出于蓝，同样领娱乐风气之先。那些可以蹦出一只小鸟或者走出一个小人报时的西洋钟表，从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让他惊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二月，皇帝传旨两广总督李侍尧和粤海关提督李永标多进贡几件镀金洋景表亭，皇帝如此直接地向臣下索贡，有清一代并不多见。看得出皇帝确实是“喜欢得紧”。
不要以为闭关锁国之下，清代的统治者与外界毫无接触。事实上，巴黎或者伦敦流行的玩意儿，往往不久后就会随商船或者传教士传入北京。欧洲最顶级的钟表师成天琢磨康乾时代中国皇帝的喜好。还有欧洲人不远万里，从欧洲运来机械设备，在广州开办了钟表工场，专为皇帝和贵族生产奢侈品。一些中国匠人也发挥中国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产品，并且惟妙惟肖。不过乾隆一眼就看出这些合资及仿冒品并非正宗，强调宫中所用必须是原装进口货：“从前进过竹叶青、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要是在洋做者方可。”（《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除了钟表外，皇帝还对西洋自动玩具着迷，特别是“机器人”和“机器动物”。宫中的西洋传教士西澄元研制了一头“自行狮子”，体量大小与真狮子无异，发条藏在狮子腹内，能行百步之遥。皇帝亲自前来观看，看着“自行狮子”昂首阔步向他走过来，大为开心。（《乾隆皇帝大传》）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西洋器物引起了皇帝的兴趣。皇帝对西洋乐器很好奇。他命传教士魏继晋与鲁仲贤教小太监学习“大拉琴”（估计是大提琴）和“小拉琴”（小提琴），在宫中组织了一个包括了大小提琴、钢琴、双簧管、单簧管、吉他在内的西洋管弦乐队，以便让居于深宫的女眷们也领略一下异国风情。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皇帝接到了两广总督的一封紧急奏折。奏折说，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州来送信，说打算要来朝贡天朝。
奏折后面还附上了翻译成中文的英国“商业总管”“百灵”的“禀文”。
这封禀文极具“中国特色”，内容如下：
英吉利国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我本国国王，管有呀兰地嘧吨、佛兰西、嗳仑等三处地方，发船来广贸易。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说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我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辅国大臣吗嘎尔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此人即日扬帆前往天津，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另有差船护送同行。总求大人先代我国王奏明天朝大皇帝施恩，准此船到天津，或就近地方湾泊。我惟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掌故丛编》）
这封从天边不知名国家寄来的信语气真的极为“恭顺”。你看，去年皇帝八十大寿，他们知道信儿晚了，没赶上，他们国王居然就“心中十分不安”，因此就巴巴儿地赶着今年来给皇帝庆生日，如果皇帝肯赏脸见他，那么他们国王就会“十分欢喜”，还“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真是懂得礼数。皇帝阅后极为满意。
不过，问题是，英吉利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哪个方向？多远多大？禀文中提到了“佛兰西”，难道与传教士提过的法兰西有点关系？
皇帝命人搬来八年前调集中外所有博学者修订的《大清一统志》。这本书中已经记载了中国人所知道的天底下所有国家。然而，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虽然找到了传教士们常说的什么法兰西、意大利，却没找到英吉利三个字的影儿。
皇帝于是找来了宫中传教士，询问英吉利国是怎么回事。传教士们果然知道，告诉他，“该国即系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与法兰西国及意大利国在同一个方向，也以制造器械见长。
皇帝十分高兴。这既意味他将收到大批西洋贵重玩意儿，更意味着，大清国的属国名单上，又将添上一个新的名字。
中国历代，对属国的数量多少都十分重视。
中国人想象的世界是，中国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四周国家环绕在中国周围，都沉陷在野蛮愚昧之中。因此，中国愿意怀柔远人，向四周“传播声教”，以自己的文明之光将他们从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而四周明白事儿的夷人大都“倾心向化”，急切地想到中央王国来参观学习，学习先进文化。
来了自然不能空手，他们带着本国最好的土特产，恭恭敬敬献给中国皇帝。这标志着他们向先进文明的致礼，也标志着对中华帝国的臣服。这些国家就叫朝贡国，又称属国。
“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向来是中央帝国统治成功的标志。中华帝国的属国越多，就证明帝国治理得越良好。中央王朝通过册封，赐予四周小国以合法性地位。而中央王朝自身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小国的捧场来证明。历代王朝都热衷于展示自己的光荣伟大，以吸引周围国家前来朝贡。
大清王朝的属国数量自然也不少。因为中国与属国的关系根本上是礼仪性的，中国是君，外国是臣，所以清代的外交分别由礼部和理藩部来划片儿管理。东南及海上一片，如朝鲜、琉球、越南、南掌（即老挝）、暹罗（即泰国）、苏禄、缅甸，以及西洋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罗马教皇厅（即意大利）等，归礼部管。而归理藩院管辖的，主要是西北陆上属地及国家，比如哈萨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中国人一厢情愿中的“属国俄罗斯”等等。
一般来讲，在进贡国名单上增加一个新名字绝非易事。除了千方百计遣使招徕，就要大动兵戈武力威服。大清属国数量在乾隆年间增长最速，主要是因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击败准噶尔，这一战使“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均“同属内地”或者“列我藩服”。“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清史稿》）
而如今，既没用大清帝国出兵，又没有遣使，数万里外大西洋上的从不知名的英吉利国就“远慕声教，倾心向化”，主动前来纳贡。这难道不是中华帝国文化影响力的有力证明吗？这难道不是大清盛世的最好注解吗？这难道不是皇帝晚年遇到的一桩大喜事吗？
何况这个新的“臣仆”将为皇帝贡献许多奇珍异宝。那篇禀文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
依惯例，海上达到的外国贡使一律由广州上岸。皇帝回复两广总督，特别批准英吉利人破例由天津登陆：“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清高宗实录》）
其实英国人并非是中华帝国的陌生客人。他们来到中国海边已经几百年了。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是大清国最重要的外贸伙伴国之一。
自古以来，英国人就一直被东方这个神秘的大国所吸引。早在1497年，英国人卡波特就企图打通前往中国的航路，可惜没有成功。直到1635年，英国商船“伦敦”号抵达澳门，才标志着中英交往的开始。
从那时起，中英间就建立起了贸易联系。不过当时的明朝官员并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从何而来，看他们一样是红头发蓝眼睛，以为他们是荷兰人，所以将他们也称作“红毛番”。在中国人眼里，荷兰是当时海上最强的国家。
其实世界大势早就发生了变化。16世纪末起，英国相续击败西班牙和荷兰，实现了海上崛起。在中外贸易中，英国人同样后来居上，很快就取代了荷兰和西班牙，成为中外贸易的主力军。中国茶叶风靡全球，主要就是英国商人的功劳。
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606年，荷兰人首次将茶叶输往欧洲。然而在此后100余年间，欧洲人并没有对这种新饮料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中英贸易兴起后，经过英国商人的大力推介，茶叶逐渐成为欧洲人客厅里的时尚，并且使越来越多的人着迷。从1685年到1759年，70多年间，英国从中国每年采购的茶叶数量从8万多磅增长到269万磅，增长了30多倍。茶叶也已经成了中国出口到欧洲的最大宗货物，占了欧洲人从中国采购商品量的一半以上。英国人因此成了对华贸易的绝对主力。1764年，欧洲运往中国的货物总值为191万两白银，而其中英国所运为121万两，占63.3%；而当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货物总值为364万两白银，英国人购买的为170万两，占46.7%。及至18世纪末，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入值已占西方国家总值的90%左右，输出值则占70%以上。英国早已经是中国第一大外贸出口国，也是第一大外贸进口国。（《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
可是中国皇帝与中国政府对此一无所知。英国人仍然如明末一样，与荷兰人一直都被称为“红毛番”。对这两种“红毛”之间的关系如何，连与之直接打交道的中国商人都十分模糊。以至于前几年刚刚修订的《大清一统志》，记载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却竟然没有这个最重要的外贸伙伴。
中国皇帝何以闭目塞听如此？
其实要怪乾隆皇帝晚年记性不好。对于这个英吉利国，他本来应该有印象的。
那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事。那一年夏天，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出现了一艘西洋三桅船。一个中文名叫“洪仁辉”的英国商人，自称“英吉利四品官”，说有要事，要进京告御状。
“英吉利四品官”的到来惊动了天津知府。充满好奇心的知府灵毓来到洪仁辉船上，对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进行了拜会。洪仁辉操着流利的中文对他说，他们本来在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贸易过程中，受了许多欺负，因此想找中国皇帝评评理。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没出过的奇事。按理灵毓不应该允许这个不守规矩的夷人进入天津。但是头脑灵活的他早就听说过外国商人都很有钱，因此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发财机会。于是他对洪仁辉表示，听了洪氏的讲述，他十分同情。他会向上级汇报这件事，但是替一个外国人“越级上访”，他要冒着被革职的风险。
所以，灵毓悄悄伸出5个手指头。如果没有5000两白银的好处，他不敢做这样的事。
其实洋人洪仁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翻译，根本不是什么英吉利四品官。他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从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之所以自称四品官，是因为他很清楚，一个普通的英国商人或者翻译根本不可能见到中国的官员大人。虽然对中国官员的腐败十分熟悉，洪氏还是觉得5000两实在太多了。他与灵毓讨价还价，最后谈定的价格是2500块西班牙银圆，先交2000，事成之后再交500。
收受了沉甸甸的银圆后，19日下午，灵毓允许洪氏的船由水路开到天津，并将洪仁辉安排在一座庙宇中住了7天。在这7天当中，洪仁辉的状纸层层上交，被从天津送到了紫禁城，直达乾隆皇帝的御案。
洪仁辉的状纸中，向皇帝叙述了他们几十年来在对华贸易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他说几十年来，十三行制度一直像一个难受的枷锁一样困扰着他们。他说他们的贸易因此严重不平衡，很难直接了解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物品。他要求大清帝国在广州之外，再开一些贸易口岸。他还提出了以下具体要求：
我们要求我们所雇用的所有通事和买办，不必向海关官员缴付规礼或经其认许。
我们控告设在我们商馆与货船之间的三个关卡的人员，他们曾向即将起航的商船诸多勒索，尤其是最后一个关卡的官吏，去年竟将“霍顿”号引水的执照扣留。
我们要求把我们称作罪犯的不光彩告示撤除，最近这种告示张贴在省城和城郊各地，致使我们在路上经常受到侮辱。政府不仅有责任保护我们，同时亦应保护和我们来往的商人、通事、买办和仆役等。
我们控告我们商馆附近的海关屋子一位官吏的粗暴行为。约在两个月前，他借口我们没有向他鞠躬行礼，竟禁止我们在自己的艇上乘凉。我们要求命令他到我们的住所道歉，或将其解职。（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一 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2）
究竟是遇到了多大的委屈，让英国人壮起胆子敲了紫禁城的大门呢？
原来，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广州。在广州，他们也只到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十三行”。
200多年前，那些万里迢迢奔赴中国来的外商，虽然也腰缠万贯，到了中国之后处境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可怜：
他们只能在每年夏天才被允许进入中国。来到广州后，他们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内，而且没事不允许外出。
除此之外，他们不许携带妻子一起来华，也不许找中国女人，只能干熬着。他们不许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中国人一旦和他们聊聊天，就会被视为“汉奸”。
特别是，中国政府从来不屑于与他们直接打交道。中华帝国从来没有过外交部，也没有管理外贸的政府机关。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贸事务，都由“十三行”这个民间机构经手。
所谓“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外国商人到达中国后，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比别人低多少。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外商在中国的所有行动，都要受十三行的监视约束，不得乱走一步，不得乱说一句话。如果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对中国外贸政策有什么不满，不得直接与中国地方政府联系，只能通过十三行向政府提出请求，而中国政府对这些转达来的请求大多数时候都不闻不问，不予理会。
所以，传统时代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不但不是贵宾，反而有如囚徒，其原因自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轻商观念所致。中国人认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类之末，与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防范”意识。虽然乐于吸引外国人朝贡，但中国人的“华夷”观念中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严华夷之防”。中华帝国需要的，主要是自我道德上的优越感，以及外夷精神上的服从，而不是从对外贸易中得到实惠。中国专制体制是有洁癖的，“里通外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政治家加给对手的惯用罪名。中国这个摊子已经够大了，如果不是巩固国防的需要，往往并没有扩张主义冲动。他们喜欢关起门来过日子，除了朝贡一途外，他们希望把外贸规模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并且给外国商人设置重重阻碍，以给自己的铁打江山不添任何麻烦。
不但不希望外国人给帝国带来麻烦，甚至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人也被统治者所厌恶。乾隆皇帝即位后的第五年，发生了荷兰人屠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华侨的“红溪事件”，荷兰士兵和暴徒开始疯狂屠杀和洗劫巴达维亚华侨，纵火焚毁华侨住宅，屠杀持续了半个多月，一万多名无辜华侨的鲜血染红了巴城的溪流，故人们称这次惨绝人寰的事件为“红溪之役”。
翌年，福建巡抚将此事奏闻于朝廷。皇帝宣布：“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就是说，这些华侨本来是在国内不安分之人，违法私自出洋，被屠杀是自找倒霉。
在这种观念和知识水平下，清王朝高层对于自己的外贸发展水平，外贸国的数目，外贸商品的变化一概漠不关心，因此也一无所知。
外商在中国居住，生活上的委屈与侮辱是显而易见的。法国人拉佩鲁斯1787年曾在广东短暂停留，后来他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马戛尔尼也表达了同样的沮丧心情：“我们在广东的代理商生活在一种屈从的状态下，与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度不相称。”
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虽然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可是外国人还是对中国之行乐此不疲。原因很简单，利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中国进口一磅茶叶，只要2个多先令，而在英国市面上，却可以卖到14个多先令。为了利润，老外可以把自己禁锢在十三行内，忍受寂寞，足不出户；可以抑制性欲，做苦行僧。天朝上国的所有这些关于生活起居的规定，他们都可以一闭眼，忍了。
可是，还有比这些更难以让他们忍受的：
因为对外贸易全部由广州十三行垄断，十三行就成了一个半官半商、不伦不类的机构。他们一手遮天，任意定价。他们充当着外国人与中国政府的中间人，在中国官员面前奴颜婢膝，唯唯诺诺，但对洋人却耀武扬威、风光无限。外商居住广州，一举一动都要接受他们的监督和管理。不明白缘由的洋人，尊称他们为“官”。海关官员每年都会向十三行索要大批贿赂，而这些都如数转嫁到外商头上。这是让洪仁辉们憋气的原因之一。
而更让他们痛苦的，则是中国官员们的勒索压榨。
中国政府不屑于与外商发生关系，这是体制所决定。不过，中国官员对外商带来的银子却无一例外非常感兴趣。广州海关是众所周知的肥缺，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他们拥有极为广泛的权利和毫无节制的贪欲。腰里装满银子又无法与正常中国社会发生联系的外商，在中国官员眼中就是一个个待宰的肥羊，无论他们怎么样痛宰，外国人都无法发出声音。广州海关的贪污腐败，在全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历史上中国海关的关税水平一直不高，然而名目繁多的“计划外税收”却让外商难以承受。中国官员在贸易过程中，随意制定各种“陋规”，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正税”。各项明里暗里的费用加在一起，有时高达进口货物的20%。
根据尤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记载，雍正年间到广州经商的洋船，每条船送给粤海关衙门的陋规多达68种名目，总计1950两白银。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初四，奉旨查办广州海关的新柱在奏折中向皇帝列举了粤海关对外商收的种种“陋规”。
外商船舶到达中国后，要想上岸，要给各级官员交纳以下礼金：
丈量洋船收火足雇船银三十二两；
官礼银六百两（法兰西加一百两，苏喇减一百两）；
通事礼银一百两；
管事家人丈量开舱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规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十两，小包四两；
稿房规礼银一百一十二两，掌按贴写四两，小包二两八钱（内八钱掌按小包）；
单房规礼银二十四两，贴写二两，小包一两；
船房丈量规礼银二十四两，小包一两；
总巡馆丈量楼梯银六钱，又规银一两；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押船家人银八两；
四班头役银八两三钱二分；
库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一钱；
算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二分。
在中国采购货物，想要离港，要交纳：
管事家人收验舱放关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收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二十四两，小包四两；
稿房收礼银一百一十二两，贴写二十四小两，小包二两；
稿房收领牌银一两，小包二钱；
承发房收礼银四十两，小包一两四钱四分；
单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船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票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六两，小包一两；
算房收礼银一两，小包五钱；
柬房收礼银十六两，贴写一两五钱，小包七钱二分；
签押官收礼银四两，小包二钱；
押船家人收银八两；
总巡馆水手收银一两；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新柱等奏各关口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内折》，见《史料旬刊》）
这张清单是新柱简单调查后所列，而实际所收的，远比这些还要多。
广州海关之所以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地勒索外商，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们有垄断权，外商必须通过广州一地进行贸易。二是外商没有申诉权。中国政府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只能通过十三行代转，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外国人反映问题的权力。
数十年来，英国一直在想办法突破十三行的控制。
事实上，前两年，一贯敢于冒险的英国人曾经尝试过到中国别的地方开展贸易。
康熙年间，大清王朝结束海禁，开放对外贸易，在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云台山设立了四个外贸口岸。不过，外国人还是按明末惯例，只在广州贸易。宁波等港口作为开放港之一，很少有外国商船登陆的纪录，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在受不了广州海关和十三行的种种限制克扣，壮着胆子，北上宁波直接采购茶叶和丝绸。
多年没见到外国人的宁波官员和商人对洪仁辉等人很热情，采购进行得很顺利。“洪仁辉船长和他的水手们抵达宁波，并受到热烈欢迎。回国时，洪仁辉船长带回了满舱的中国货物。”在宁波采购的茶叶比在广州买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国货在宁波也很受欢迎。在这个成功的开始后，英国商人来宁波越来越频繁。
然而两年过后，风云突变。“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当他（洪仁辉）再次到达宁波时，中国人先让他等着，然后没收了他半船的货物，并不做任何解释就收缴了船上的所有火炮。”（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原来，频繁到达的英国船只让地方官很不安。他们上报了皇帝。
乾隆皇帝立刻警惕起来。
乾隆皇帝治理天下的秘诀就是收紧缰绳，强化控制。在他眼里，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整个社会的每一个分子，都要归拢到政权的罗网之内。大清王朝的千秋万代，固若金汤，是他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虽然重新启用宁波等港口，会给浙江经济带来推动，但是却给帝国的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多开一个通商口岸，就让百姓多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窗口。所以经过权衡，皇帝向地方官员下达谕旨：
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于此复又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盖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入口得从中取利，往往有私为招致者。此辈因缘觅利无有已时；即巡逻兵役人等，亦乐于夷船进口抽肥获利。在此时固不过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诚恐别滋事端，尤当时加体察。（《清高宗实录》）
皇帝发出谕旨，规定对外贸易依旧只能在广州进行。
刚刚从直接贸易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却不想再回头，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个好不容易取得的突破对他们实在太重要了。
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两年，英国人发明了飞梭，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国人又发明了新式纺车，纺织业异军突起，带领整个工业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机器的大量采用，促使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使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摆脱了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由来已久的依赖。而在这一年，乾隆进行了第三次南巡。
工业革命使英国迅速强大起来，英国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卖到全世界。从1698年至1775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至600%之间。因为国民的普遍富裕，英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大量的中国茶叶。而英国人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钢铁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卖到中国。（《全球通史》）
由于十三行的限制，多年来中英贸易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茶叶越来越成为欧洲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物品，但问题是，贸易的本质是交换。用什么来换取中国的茶叶？这是一个让英国人极为头痛的问题。英国本土出产的商品，很少能通过十三行在中国打开销路。从1786年到1829年，英国人八次把棉纺织品运到广州，结果都销路不佳。1821年那次英国商人带来英花呢4509匹，剪绒与天鹅绒416匹，在广州市场上拍卖脱手，结果赔本60%。（《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
英国可以为中国皇室提供一些奢侈品，但市场需要量毕竟很少。除了在苏、浙一带棉花歉收时卖一点印度棉花外，英国人竟然找不到能卖给中国的东西。因此，英国人只能用现银来买中国茶叶。当时来广东的英国商船，船上只有10%是货物，另外90%以上都是现银。所以在中英贸易中，英国是连年绝对的逆差。从18世纪中叶起，白银一直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这样巨大的贸易赤字他们实在承受不了。他们急切地想绕开十三行，亲自深入中国市场，了解中国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他们不相信，在全世界都受欢迎的“英国制造”，在中国会打不开销路。
因此，在宁波贸易的尝试被阻止后，生性不那么驯服的英国人实在忍不住了。他们选择了派洪仁辉向中国皇帝控诉他们的“委屈”，并直接提出多口通商这个铤而走险的要求。他们认为，中国皇帝是通情达理的，只不过多年来一直被广州海关所欺骗，不了解中外贸易中的种种实情。如果他们找到渠道把真实情况反映到皇帝那里，皇帝派人一调查，一切都会真相大白，因为广州海关的贪腐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英明的中国皇帝也许因此而彻底改革这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十分不合理的外贸体制。
在天津等了7天，直到7月28日晚6时，洪仁辉终于等来了一名官员。他告诉洪仁辉，乾隆皇帝已经读了他的状纸。并且要他返回广州，听候皇帝派的专员在广州审理此事。
英国人的目的似乎达到了。读了这道状纸，乾隆大为光火。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政治永远压倒经济，天朝上国的体面是第一位的。如今海关官员贪污腐败到逼得外国人沿海直抵京畿，闹嚷嚷来告御状，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事情。
皇帝批示，涉外事件，必须高度重视。“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
为了彻查此事，皇帝命福建将军新柱、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
洪仁辉暗自得意。中英贸易中积累了几十年的问题，终于有机会解决了。他将要成为英国外贸界的英雄人物。
两广总督李侍尧向以“能员”“干练”闻名。他的最大特点是能洞悉皇帝旨意中每一个字背后的意义。
此案事实清楚，并不需要太复杂的调查取证过程。广州海关的贪污事实很快被送达皇帝面前。据1759年新柱、李侍尧向皇帝汇报说，外商所述基本属实：“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38条。头绪紊如，实属冗难。”
李侍尧很快就做出了判决：
一是惩处腐败。以“失察”为名，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参与贪污勒索的粤海关役吏“杖流科罚”。
二是免除部分陋规。但是由于大部分陋规实际上是政府的半合法收入，故此将这部分合法化。“规礼名目，一概删除，合并核算。”
三是同意英国人提出的一个小小要求，就是带来的自己消费的食品和生活日用品免税。“番商食用所需，已征进口，所有出口税银，准予豁免。”
这三点都是英国人的要求。
接下来的判决，就大出英国人的意料了：
一是英国商人提出多口自由通商等从根本上改革中国外贸制度的要求被斩钉截铁地驳回，告以中华体制，不可变更。
二是处理“汉奸”。在派遣新柱、李侍尧处理此案时，皇帝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天朝向来严格控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以防他们对中国内政有所了解。如今外国人直接闯到天津大沽来告御状，显然是有中国人在背后给出主意，至少也是顾问。要不然，外国人怎么会对告御状这么门儿清？此事必须查清楚。
因此，李侍尧在调查广州海关的同时，倒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调查到底哪些中国人在英国人告状过程中提供了帮助。
经过细致调查，两个人物被确认与此事件有关，一是执笔请愿书的四川人刘亚匾，一是与洪仁辉有密切交易关系的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
皇帝命令，将替英国人写状子的刘亚匾砍头。汪圣仪依照“交结外夷罪”，被处以杖六十、徙一年的刑罚，以为其他敢于交通外国人的华人戒。
三是将敢于北上告御状的英国人洪仁辉抓起来，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方式。中国政府处理民众上访，一直是这样的思路：一方面，惩戒不法官员；另一方面，对于上访者也绝不给好脸子，以免鼓励这种歪风。所有带头上访者，不管有理没理，最后从来没有好下场。
出了这样的事，皇帝认为是对外国人管理不严所致，他命令两广总督重新研究制定对外国人的管理办法。李侍尧精心制定了《防范夷商规条》，上报皇帝，立刻得到了批准。
这些规定有的是新订，有的是重申，具体内容如下：
按中国政府的规定，外商只能在每年五月份到十月份间这个贸易期内可以在中国广州停留进行贸易，其他时间必须回国，或者居于澳门，绝不许在广州过冬。
在广州期间，他们不许到外面租房住。所有已租房屋，必须退回。“十三行街”两边都要派人严守，禁止外国人随意出入。外国人只能在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次，由中国商人组织，外出到指定地方参观学习一次。
外商不得任意与中国人交往，中国人也不许为外商提供信息。以前外商经常雇用中国人到浙江等地打听各种物价高低，民间俗称为“千里马”。中国政府得知后严厉禁止，一旦发现，则严拿究治。
外商除了“通事”和“买办”外，不得雇用其他中国人为他们服务。英国人说，“他们只能在地方官员佯作不知情的情况下才能雇用仆役”。
外商无事不许出门闲游，不能到广州城内观光，不得在江中划船取乐。
外商不得在中国进行板球、足球等体育活动。
外商出门，只能步行，不许坐轿。
外商不得学习汉语。刘亚匾被处死的罪名之一，就是教授夷人读书。（直至嘉庆年间的1807年，英籍教士马礼逊到广州学习汉语，还要遮住房间灯光，以保护他的中文教师。）
规定还重申，外商不许带老婆来中国。因为番妇袒胸露臂，有伤风化。另外，中国政府一贯不欢迎外国人在中国久住。如果携带妻儿老小一同住在中国，很容易乐不思蜀，欢送不走，平添不安定因素。
洪仁辉做梦也没想到，他自以为将留为后世传奇的上访就落得了这样的下场。外国商人的受约束状态进一步加剧，而他自己更是被关在澳门的囚牢里，苦苦熬了三年。天朝声威不可挑战，东印度公司的同仁们想尽了办法，也无济于事，只好任他一个人在中国人的监管下受苦。洪仁辉在写给英国同行的信中说：“我被关在一幢像笼子似的四间小房子里，全部门和窗都上锁，每晚七时，敲过锣和竹筒四五声后，即行上锁。早晨六时才开启，有两个人睡在室内，防我逃走。”
在另一封信里，他可怜巴巴地说：“我的脚浮肿很厉害，我不得不穿一双大鞋，在脚跟的三四英寸以上有色肿纹，在伸脚时非常疼痛，希望医生给一些药物治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这就是中国和英国第一次交往的结果。
经过这次挫折，英国政府决定，必须派出使团，直接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否则中英间的贸易问题永远无法解决。因此才有了开头的那篇禀文。
事实上，早在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就怀抱着种种梦想，给中国皇帝写过一封小心翼翼的信，派遣商人纽伯莱送往中国，不幸的是，这封信在中途被葡萄牙人截获。
英国人无可奈何。那时的英国还是欧洲二流小国，只能任凭葡萄牙的欺负。
如今是今非昔比了。从万历十一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已经从一个无名小国崛起成为头号强国。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迈出了崛起的第一步。其后的英国革命结出了宪政之果，使英国率先在人类社会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宪政制度调动起了英国全国的活力。1652年到1674年间，英国连续多次打败了荷兰，将今天的美国彻底划入其殖民圈。1756年到1763年，通过七年战争，英国又彻底打败法国，将印度和加拿大归于自己的统治，成为海上霸主。此时的英国早已称雄欧洲，海外殖民地遍及全球。他们称自己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虽然一个是小小三岛，另一个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人口只有八百万，另一个人口多达三亿。但国势蒸蒸日上的英国人却认为他们有充分的底气来与东方巨人握握手了。
使团的团长是国王的亲戚、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这个使团规模十分庞大，成员多达七百人，这些人包括了外交官、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当然还有水手和士兵。这个使团不但是到那时为止的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甚至也创下了欧洲历史的纪录。
使团的使命是与中国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英国人希望在中国设立大使馆，与中国互派大使。希望与中国签订一个外交条约，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
当然，英国最迫切的目标是促使中国政府改革外贸体制，允许英国商人自由贸易，以减轻中国官员对外商的剥削和刁难。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大的胃口，他们还打算劝说中国开辟新的、更方便的港口来进行贸易，比如宁波和天津。如果一切顺利，他们还打算提出一个他们自己也感觉有点过分的要求：给英国人提供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堆放货物，并长年居住。此外，还有一个不是最重要的，却为全体欧洲人所关心的任务：“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戛尔尼使团分乘安装了六十四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巨大的三桅船“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从英国南部的朴茨茅斯港乘早潮出发了。
为了敲开中国的大门，英国人确实动足了脑筋。
多年来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使他们深知中国政府的骄傲自大和刚愎自用。他们知道，如果以外交谈判的架势前往中国，很可能被拒之门外。所以他们找了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向乾隆皇帝祝寿。当官不打送礼的，给皇帝拜寿，应该会受到皇帝的亲自接见吧。
因此刚刚接到任命通知后，马戛尔尼就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不要使北京朝廷感到意外，要先行通知特使行将到来，特别要发出声明，保证此行的目的不是强求改正过去所受的委屈，只是代表国王参加向皇帝祝贺八十大寿的庆典，并附带谈一下两国以后贸易的互利问题。”
对于使团的规模和座舰，英国人也是精心考虑。马戛尔尼认为，要使中国对英国重视起来，必须使使团的外表令人注目。“对付一个如此骄傲的朝廷，它对西方国家的力量与重要性无知，而坚持东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须给予皇帝及其大臣以庄严华丽的印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所以他特意安排以兵舰作为大使座舰，并派轻装步兵和野战炮上船以作检阅之用，以直接展示英国军力。
在准备礼品过程中，他们更是费尽了苦心。他们知道，乾隆皇帝是一个喜欢西洋物品的人。他们也知道，其他欧洲国家的天主教士已经向中国传播了一些欧洲的科技产品。不过那都是一百年前的技术了。“天主教传教士未能把我们最现代的机器展示给中国人。把我们最新的发明如：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灵巧的民族高兴的。”（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他们要选择那些最能体现欧洲技术进步的产品，准备让中国人大吃一惊。
他们带上了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好东西：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还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也有吊灯、座钟、机织布料、韦奇伍德瓷器、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等生活用品；也还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另外还准备进行机械和光学示范以及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也准备进行陆军、炮兵表演和铜管乐队的演奏。
他们甚至还带去了一个热气球驾驶员，如果皇帝感兴趣，可以坐着英国的热气球到天上转一圈。那样，他就成为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英国人充分相信，这些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会让中国皇帝大开眼界，对欧洲人刮目相看。因为他们通过贸易深知，中国的工业还停留在中世纪时代，与英国的差距实在是不可以道里计。
英国人判断得很准。乾隆皇帝被这些还没有到来的礼品吊足了胃口。早在英国人到来前几个月，皇帝就已经降旨给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几省最高长官，命他们无论何时遇到英国船只，都要马上稳妥地护送进京，不得迟误：“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要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
对于使团船只到天津之后的搬运问题，皇帝想得也很周到。他提前吩咐：“该贡船到达天津时，若大船难于进（海）口，着穆腾额预备小船，即将贡物拨运起岸，并派员同贡使先行进京。不可因大船难以进口，守候需时，致有耽延也。将此传谕各督抚知之。”
皇帝的心急火燎一目了然。
经过九个月的行驶，英国使团终于抵达了中国。1793年7月26日，他们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两位中国官员登上了“狮子”号。寒暄过后，他们开门见山地询问起“贡品”情况：“中国官员对于特使携带的礼品更是关心，正式请求先将礼品单送呈皇帝阅览。这项请求自始至终是中国方面所最关心的问题。所有同使节团沿途接触过的中国官员以及在广州同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方面接触的中国驻广东官员无不提出这一个问题，足见他们对携带的礼品是如何的重视。”（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并不是他们重视，而是他们知道皇帝心急。
如他们所愿，英国人提交了“贡品”名单和详细的说明。它们被迅速转交给了皇帝。
英国人到达北京时，皇帝正在承德。他的八十三岁生日将在这里举行。皇帝命人将运到北京的英国礼品画出图样，飞马送到承德供他观览。由于一些礼品太大，运输到承德可能损坏，皇帝特意指示，比较大的八件礼品在北京安装，其余那些，随“贡使”一起运到承德，让他先睹为快。
皇帝在承德等了几天，礼品图样一直没有送到，这引来性急的老皇帝一通训斥：
贡使于十七日到园，距今已有六日。今日本报到来，朕以金简等必将如何装饰，及西洋人并首领太监在旁观看，是否得其安装方法，大概情形分晰附本报具奏，乃竟无一言奏及，殊为不解！……金简、伊龄阿、徵俱着传旨申饬……仍着金简遵照昨降谕旨，逐一开具尺寸清单，一并迅速具奏，勿再迟延干咎。（《乾隆上谕档》）
皇帝对礼品的关注显然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英国人把这个理解成对英帝国的重视。与此同时，皇帝在使团北上的一路上又下达了大量指示，指示地方官员对英国人给予最高标准的礼遇。这使英国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充分认识到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分量。使团很有可能顺利完成使命，开辟中英贸易的坦途。
两个国家彼此的柔情蜜意一直持续到使团到达承德。
就是在这里，双方发生了第一次不愉快。原因是中国官员提出，马戛尔尼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这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使节大吃一惊，他立马拒绝了这一要求。
误会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英国人采取了祝贺生日的伪装，而这很容易被中国人理解为称臣纳贡。而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环节，加重了这个误会。
传统中国对翻译的要求不仅仅是“准确”，那些对皇帝心思揣摩得十分透彻的中国翻译深知怎么样才能得到皇帝的欢心。所以在翻译时，他们往往将外国来文的语气加工得十分“恭顺”。前面提到的那篇皇帝读后认为情词极为恭顺的“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的呈文，其实原文并不怎么恭顺，翻译们却在汉文中添加了“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等原文中根本没有的“惯用语”。同样，英国国书经过中国翻译加工后，也味道大变。
国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也曾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此种举动绝非谋求扩充本国已经足以满足一切需要的非常广大的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国外财富，甚至并非谋求有益本国臣民的对外商业。陛下志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增进整个人类世界的知识水平。
改头换面之下，就成了如下内容：
咭唎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咭唎国大红毛及佛郎西依拜尔呢雅国王海主恭惟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的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国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变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并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各处事情物件可以彼此通融，别国的好处我们能得着，我们的好处别国也能行着。恐各处地方我们有知道不全的，也有全不知道的，从前的想头要知道，如今蒙天主的恩可办成了。要把各处禽兽草木土物各件都要知道，要把四方十界的物件各国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是以长想着要将各国的风俗礼法明白了。如今闻得各处只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在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
翻译们自作主张，让英国国王在信中欢呼中国“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又删去信中英王说他自己“仁慈为怀”，关注臣民与全人类的幸福，及其军事威力强大，“远及世界各方”，对战败的敌人，“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等语，反而把这样内容加在乾隆身上，改写成英王赞扬乾隆“大皇帝心里常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大皇帝“恩典”，“都要保护”。
读了这样的译文，能不认为英国人是前来进贡的吗？
“平等精神”和“等级观念”，这是英国人和中国人的矛盾焦点所在。在英国人眼里，他们对中国进行的是一次平等的友好访问。而在中国人眼里，国际关系中根本没有平等二字。凡是到中国来者，都是向中国表达顺从。中国人处理国内事务时，以等级制度为原则来获得秩序。他们处理外交事务时，也依然如此。朝贡体系的核心精神是等级制度，是基于文明不平等而产生的政治不平等。
而马戛尔尼的头脑中，文明国家的外交是平等的。英国人是以英国绅士的姿态，挺着腰板来到中国的。航行几万里，只为了给中国皇帝磕个头，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马戛尔尼使团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东方向英国开放贸易，并使英中关系建立在条约的基础上”。那个时代英国人头脑里装着的是欧洲社会流行的启蒙运动的信念，那就是外交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而扩大国际贸易对全世界都有益。欧洲人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可以扩大生产，互通有无，提高就业水平，改善人类整体的福利。在起程之前，马戛尔尼说过这样慷慨激昂的话：“要使人类的知识更趋完善，不顾我们天性里的缺陷去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这就不光需要我们同中华帝国间建立起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关系。”这是典型的启蒙时代的话语。
因此，英国人说：“在地球上我们必须渴求的唯一东西是贸易自由。我们比地球上其他商业国家拥有更多的工业、更多的首创精神和更多的资本，除了开拓市场我们别无所求，让我们忠实地与对手开展竞争吧。”正是在这种信念下，马戛尔尼被授权向乾隆表述说“大英帝国除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外别无所求”。（《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一 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3）
然而，在乾隆时代，这是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的观点。中国人的财富观是静态的，他们不相信贸易会增加整个人类的财富。在西方人眼中，利润是压倒一切的。而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利润从来不屑一顾。在中国人眼里，天朝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英国人不太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在乎那个三跪九叩之礼，而中国人也实在不能理解英国人为什么拒绝做这个并不难学会的动作。两个民族的思维，实在是大相径庭。
英国人拒绝行礼的消息震动了整个中国朝野。中国朝廷的脸色立刻由晴转阴。
英国人记述道，他们会见和砷谈判觐见礼仪时，遇到了一副阴沉的脸色：“和中堂接见公使的时候坐在正中一个铺着绸的高椅上，两旁有四个大臣。”“他们见了我们也不起立，态度冷漠，语气傲慢专横。”英国人感觉和砷故意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为了表示国家的尊严，他们似乎决心避免以平等的精神回答特使的敬意。”（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关于在此之后的争执的记载，已经汗牛充栋，没有必要在此罗列。事情的结局众所周知：因为英国人拒绝行礼，整个中华帝国都极为不悦。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英国人同意单膝跪地，随众俯首，中国人也不再勉强他们非要把头碰在地上。晋见因此勉强得以举行。
不过从此之后，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餐桌上的菜少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也不再可口。其他丰富的供给也减量一半，甚至英国人所住的宾馆档次也降低了一格。中国官员的脸色冷淡下去。一切都表明，这个帝国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但是，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是实力论者。他们都十分清楚，国家的实力主要建立在军事及物质基础之上。因此，英国人对于此行还抱有希望。他们认为，皇帝看到那些代表英国国力的礼品后，会改变对英国人的态度。
确实，英国人的倨傲并没有影响皇帝对英国礼品的关注。
皇帝首先看到的是运到承德的体积较小的礼品，内容如下：
二百匹呢料，两台大望远镜，两支气枪，两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嵌银；二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可一次连射八发子弹）；两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每箱装七匹；两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还有一大批英国贵族和名人的肖像。
皇帝细细观看了这些“贡物”，不过略感失望。皇帝期望的是看到“自行人”“机器狗”那样匪夷所思、巧夺天工的玩具。他并不需要呢料，在他的印象中，英国的呢子除了做帽子外别无用处，而他并不需要那么多帽子。至于枪械他也应有尽有。老人恋旧，虽然这些英国枪支做工很别致，但他用不太习惯，况且大生日的舞刀弄枪不太适合，所以他也没有试用。至于“千里镜”，在康熙年间就传到过中国。这两架大的望远镜他看了半天，除了别的望远镜是从正面看，这是从旁边看，似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明白赫歇耳望远镜与普通望远镜的本质区别，而中国并无这样的人才。英国人在写礼品清单时，十分强调这架望远镜的特殊之处，还特意强调了它是大科学家牛顿所发明。可是英国人的一片苦心白费了。在翻译时，翻译图省事，语焉不详，而且漏掉了牛顿的名字。
这些东西让皇帝兴趣索然。
真正让皇帝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印刷品，喜欢绘画的皇帝承认这批画作确实十分精美。留在圆明园没有北上的巴罗写道：“（这批印刷品）主要是英国贵族和名人的肖像。为了易于接受，用黄色的摩洛哥革装订成三册。皇帝对这批肖像极其欢喜，派飞骑来到圆明园，（向英国画家）索要每一个人的姓名、爵位和官衔，并将其译成满文和中文。”
看过之后，皇帝命人把这些贡品摆在澹泊敬诚殿前，供中国百官观赏。
虽然对这些小件礼品有些失望，不过对于那些留在北京的大件，皇帝还是充满期待。毕竟，这些东西用了三千人才运到，光安装调试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其新奇巧妙，应该可想而知。
为了早点见到这批礼品，皇帝取消了每年生日之后都要举行的狩猎活动，提前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后，皇帝没有进城，而是直接去圆明园看贡品。因为马戛尔尼不愿在他面前下跪，所以他没法叫马氏陪同讲解：“皇帝一到圆明园，便前来观看礼品——这是当时在场的丁维提告诉我们的。他宁愿表现出这一合乎情理的好奇姿态，因为他知道马戛尔尼不会来向他夸耀这些‘贡品’。特使只是在第二天才获悉皇帝参观的事。”
然而皇帝的反应大出英国人的意料之外。英国人对“天体运行仪”寄予了很大希望。它向中国人立体而清晰地展示了太阳系的全貌。中国人的宇宙观还停留在天圆地方阶段，而英国人已经通过仪器，直观地告诉了中国人地球是如何围绕太阳运动的。“该仪器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四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
然而在翻译过来的清单中，这个仪器被称为“天文地理大表”，中国人认为，它是用来测算节气的。甚至认为它和那种被称为“八音盒”的音乐装置类似。
皇帝也没有兴趣弄明白这架奇怪的大表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他关心的是里面的机关消息是不是与以前见过的钟表有什么不同。然而，据中国匠人汇报，并无新奇之处：据派出学习之西洋人及首领太监、匠役等佥称，连日留心看得大表内轮齿枢纽运转之法，并无奇巧，与京师现有钟表做法相同。
皇帝因此对它就没了兴趣。
至于地球仪，皇帝更看不上眼。因为这东西康熙的时候就传到中国来了。宁寿宫、乐寿堂里的地球仪已经放了上百年了。英国人想要通过地球仪展示的是他们的地理知识和航海成果。“该地球仪标有受英王陛下之命在世界各地远航所发现的新地方，并画出所有这些远征的航海路线。”而这些奇怪的地名和符号，皇帝根本看不懂。况且翻译也没有提到什么新航线的问题，只翻成：“天下万国四州山河海岛，都画在球内。亦有海洋路道，及画出红毛船只。”
对于那架“地理运转架”，皇帝和中国官员只注意到了其座架花纹一般，不如宫中旧藏：“地理运转架一件……座架上装饰花纹尚不及景福宫仪器精好。”
唯一引起皇帝兴趣的是帕克透镜。英国天文学家在皇帝面前卖力地做着各种示范。他将一块金属放在透镜前面，一会儿工夫，金属熔化了。皇帝十分惊奇，由此得出了结论：“无论透光镜或望远镜的原料都是玻璃，同一种东西通过欧洲人的技巧而做出不同功能的仪器来。”
这真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不过皇帝并不以为奇。西洋人的长处就在于制造这些淫技奇巧而已，于人生日用并无大的裨益。试想，谁会用这样笨重的家伙来点火呢？只有和砷表现出了漫不经心的兴趣和一定程度的敏锐。“和砷用它来点他的烟斗——似乎这个仪器只是个‘笨重的打火机’——并提了几个问题：‘是否可以用这透镜去火攻敌方的城市？阴天时它们如何起作用？’但他并不听回答。”
帕克透镜的表演以哄堂大笑结束：“一个冒失的太监伸出手指被烧痛了，匆忙把手缩了回来，这引起了哄堂大笑。示范表演就到此为止。这太可怜了。”
皇帝又看了一眼气压计，确定了他的失望。“他看了一眼气泵，临走时冒出这么一句话：‘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
在礼品中，英国人最希望中国人重视的是“君王”号的缩小模型，这是一艘装备着一百一十门大炮的战列舰，是英国舰队中最出色的战船。如英国人所愿，皇帝被它吸引了片刻。但是他提的问题却遇到了翻译上的困难。
皇帝扫兴地走了。不过基于他不同寻常的英明伟大以及他的军事素养，他后来还是补看了一下英国火炮的演练。不过很不幸，他们没有用英国炮手。“来了一名官员，他要求把炮弹即刻送到圆明园去试射。但中国人自以为技术熟练，没有要用我们的炮手。”
这次没有英国人目击的演练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从此之后，这些欧洲的最先进的迫击炮就再也没有被搬出来用过。总的来说，皇帝认为英国人是一个爱吹牛的民族，开始所称的极大极好的贡物，只不过是“张大其词”，很多甚至比不上中国人自制的“精巧高大”。
皇帝总结说：
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
英国使团还有一样撒手锏。这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尖产品，但使团成员几乎个个认为它会在中国打开销路，这就是英国马车。
中国马车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大的变化。由于车轮是木制的，座位位于轮轴上方，人正好坐在重心上，又没有弹簧等减震设备，因此乘客饱受颠簸之苦。坐上几十里路，往往困顿不可言状。
英国人马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甚至皇帝坐的马车也是一样的不舒服：“皇帝轿后有一辆二轮马车，式样笨重，又无弹簧座位，同中国的普通马车相差无几……同英国赠送的舒适、轻便、华丽的马车比较起来，上下悬殊简直无法比拟。”（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而中国人乘坐英国马车的感受也让他们信心大增。斯当东写道：“特使在这段路上乘坐从英国带来的马车。从北京到鞑靼区这条路上，这样规模的大马车，大概首次遇到。特使有时约请几位同行的中国官员进到车来同坐一起。中国官员最初怕车身太高，容易倾覆，特使告诉他们绝对安全。他们坐在车上，看到各种灵巧设计，尝试到舒服的弹簧座位，可以随意开关的玻璃窗和百叶窗，车子走得又稳又快，他们乐不可支。”
如果说皇帝的科技知识缺陷使他无法理解英国科技仪器的过人之处，那么他的屁股总能感受到西洋马车的舒服吧？
他们因此判断，这将成为英国人用来交换茶叶的有力武器：“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总无法否认和抵抗舒服方便的实际感觉。如同钟表和布匹一样，将来英国马车也将在中国是一大宗商品。”
不料，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个可笑的一厢情愿。英国人“进贡”的两辆有弹簧减震设备的马车，根本没有被乾隆看见。因为车子的形制不合中国规矩：
所有礼物当中，那辆哈切特制作的漂亮马车最叫中国人伤脑筋了。京城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光是车上哪一部分是供皇帝乘坐的就让他们争执不休了。那辆冬天用的马车驭座篷罩带有漂亮的花边，装饰着玫瑰垂饰。它华丽的外表和高耸的位置让大多数人立即认定这是皇帝的座位。但是车厢之内该由谁坐就难以判断了。他们检视了窗户、百叶帘、帷幔，最终得出了结论，那只能是给他的嫔妃坐的了。那个老太监跑来问我，听说那个漂亮的高座是给车夫坐的，皇帝的座位在车厢里面，他面带讥笑地问道，难道我认为大皇帝会容忍有人坐得他还高、把背冲向他吗？他想知道，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把那个驭座拆下来，移到车厢的后面去。（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原来，西式马车车夫的座位位居车厢的前面且高高在上，车夫背对皇帝，不合中国的礼制，只好将这辆车“束之高阁”。
这件事很容易让人想到乾隆的重孙子媳妇慈禧的另一件事：1898年，外国人送给太后一辆德国杜依尔汽车公司生产的第一代奔驰轿车。从普通人角度分析，这大奔至少要比马拉的轿车减震性能好，也要比人抬的凤辇减少颠簸感。然而，史料记载慈禧对这辆大奔并不满意。因为这辆车里，司机坐在太后的前面，这让慈禧很扫兴。因而仅仅坐了一次，这辆豪华的大奔就被慈禧弃而不用了。从那时起，这辆大奔就一直停在颐和园内。据说在“文革”动乱期间被砸烂后扔进了废品堆。
对礼品的失望加重了皇帝对英国人的反感。他认为自己受了“张大其词”的英国人的骗了。
而马戛尔尼偏偏选择了这个时候通过和砷向皇帝提出了英国的几项主要要求。他认为，皇帝认真观看了英国礼品后，应该对英国有所敬畏了。
见到马戛尔尼的这封信，皇帝才明白了英国使团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庆祝他的生日，而是想提出这些过分的要求。
即使是心情良好，皇帝也绝对不会考虑同意英国人要求中的任何一条。为大清王朝确定一系列永不变更的制度，是皇帝在位几十年一直致力的事情。因为一个小小的岛国几件不合胃口的礼品，就改变天朝定制，是不可想象的。
皇帝给英国人下了一道长谕，逐条驳回了英国人的请求：
关于英国人想与中国互派使节，皇帝说：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饰，天朝亦从不肯加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住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关于开放珠山、宁波、天津，皇帝说：
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尔国亦一律遵行，多年并无异语，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均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所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晓谙尔国语言，诸多未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船泊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对在北京设一洋行，皇帝说：
京城为万方拱宸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掺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关于英国人想“获得”一个岛，放置货物，皇帝说：
尔国欲在珠山海岛地方居住，原为发卖货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无洋行，又无通事，尔国船只已不在彼停泊，尔国要此海岛地方，亦属无用。天朝尺土皆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
至于让生活在广州的英国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度这个小小的要求，皇帝同样断然拒绝。英国人希望能住到省城之内，并且恳求说，他们在广州期间，应该有骑马、从事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和为健康而进行锻炼的自由。英国人还保证说，他们将注意在得到准许后将不打扰中国人的生活。但皇帝认为，这个问题过去早有过定制，不容更改。他说：
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住耶。至于夷商等出入往来，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随时稽查，若竟毫无限制，恐内地民人与尔国夷人间有争论，转非体恤之意。核之事理，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
关于改革广州贸易体制并公开关税，皇帝则说：
粤海关征收船科，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晓谕。
总之，马戛尔尼的所有要求，一字不落，全部被否定。在结尾处，皇帝总结说：
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于。朕于入贡诸邦诚心向化者，无不加之体恤，用示怀柔。如有恳求之事，若于体制无妨，无不曲从所请。况尔国正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嘉倍于他国。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代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兹再明白晓谕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经此次详谕后，尔国王或误听尔臣下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该处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当立时驱逐出洋，未免尔国夷商徒劳往返。勿谓言之不豫也。其凛遵毋忽。
乾隆的这道谕旨，向世界宣告了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中国大门的不可能。
乾隆不知道，他错过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对外部世界一直是怀抱着相当兴趣的。汉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险，与欧洲遥通声息。唐代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相当繁荣，“自伊吾以西，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员不绝”。各色人种的商人聚集长安，一直是大唐开放气派的一个标志性证明。两宋海外贸易更为繁荣，数代皇帝对外贸都十分重视。北宋神宗曾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因而他要求臣下“创法讲求”，以“岁获厚利”。南宋偏居东南一隅，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错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南宋外贸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大元王朝的开放直接导致了《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马可·波罗记载当时刺桐港（泉州）繁荣的盛况：
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这里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运往亚历山大港以供应西方各地所需的数量却不到百分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虽然贸易关税和运费加在一起占到了货物价值的一半以上，但剩余的一半仍有很大的利润。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从16世纪起，西方国家以葡萄牙为先锋跨越重重大洋终于来到神往已久的东方海面。它们在东南亚及中国大陆东南海域的岛屿建立贸易据点，展开激烈的贸易霸权争夺。全球化过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而恰恰从此时开始，中国开始转向闭关锁国。
当西方人出现在东方海面之际，中国恰逢改朝换代。在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看来，海外贸易除了进口些用不着的奢侈品，以及带来危险的海外势力外，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所以他下诏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不仅海外贸易，连近海内贸都在禁止之列。虽然明成祖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但是其目的仅仅是招徕朝贡国以及追踪建文帝。明成祖去世后，这种赔本买卖很快停止了。虽然明朝中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允许小规模海外贸易，但仍然禁令重重。嘉靖年间，明世宗规定：“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明初郑和宝船有9桅之多，船的吨位也大至1500吨左右，而双桅船的载重量则只能在500石以下。这一禁令影响持续了300余年，直到1820年，中国驶往东南亚的海船仍限制在两桅。
清朝建立后，由于台湾郑氏势力的存在，一度宣布禁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清朝收复台湾，同年十月，开放海禁。这是中国赶上世界的最后一个机会。从内外条件来讲，中国都处于有利地位。从内在条件看，康乾时代，中国的制造业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绸缎、生丝、瓷器、茶叶等独步世界的商品不仅销往南洋、日本、中亚等传统国家地区，而且远销俄国和欧美。一直到乾隆辞世的1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大约相当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比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还要高。贡德·弗兰克说：“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白银资本》）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无论对东洋还是南洋，都是大量出超，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
从外部环境看，17世纪后半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已经衰落，后起的荷兰也进入衰落的过程中。英国还未走出革命后的内政困扰，其向东亚的大规模扩张是18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半期，可以说是东南亚海上力量的空白期。甚至从马戛尔尼使华到英国有能力直接攻击中国，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乾隆能通过马戛尔尼访华敏锐地感觉到迫在眉睫的威胁，并抓住这最后的时机积极经略海上，加强中外海上交流，并非没有可能获得大量最新西方军事及科技成果，迅速赶上世界水平。（《16世纪至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外贸易政策述评》）
可惜，这仅仅是一个假设。中国文化并没有提供这个可能。中国人从这次交往中所获甚微。
在马戛尔尼离开中国后，乾隆皇帝得出结论说：
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驶，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
“便于水而不便于陆”，在后来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官员得出的结论仍然与此毫无二致。
马戛尔尼使团的到来对中国重大的后果只不过是在天朝的朝贡国名单中多了一个名叫“咭唎”的海外番国。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开始重修的清代第三部一统志中就增加了“咭唎”一条。
虽然英国人拒绝下跪，惹得乾隆生了一肚子气，但精明过人的皇帝仍然不愿意放过利用这次英国人来访标榜自己的统治的机会。英国人送来的大批衣料，被他赏给了大臣们，让他们看看新鲜，并且特意说明这是英国人万里远来进贡的东西，以使“内外大臣共知声教覃敷之盛”。不过，有一些大臣头脑不够灵光，收到赏赐后的谢恩折中未说明是收到了英国所进之物。皇帝对此深为不满。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特意因此而降旨说：“本年英吉利国遣使赴京，祝禧纳赆。朕因系远夷所进方物，特命分赏，俾内外大臣共知声教覃敷之盛。督抚等接奉后，谢恩折内自应将所赏物件系英吉利国呈进之处叙明。昨朱圭奏到折内即将此意叙入，乃本日蒋兆奎谢恩之折，止称奉到恩赏啤叽褂料一件，而于英吉利国所进并未一字提及，竟系无故而特加赏赍。所奏殊不明晰。”虽然英国人的进贡过程闹得很不愉快，但清王朝上下仍然毫不费力地将此事归纳为圣朝光荣伟大的证明。长芦盐政徵瑞在奏折中就这样写道：“圣主至德如天，外夷闻风向化，吉祥好事甚多。”直隶总督梁肯堂在奏折中亦说：“英吉利遣使入贡，实为圣朝吉祥盛事。”
那几样最大、最精美的礼品，比如那个“大表”，被皇帝当成了装饰品，分别陈列在了圆明园及大内。至于小件礼品，大都随意处置了。英国人礼品中有一批金属工具，这些“钢铁制成品”，是“为了皇帝陛下可以同中国同样物品做一比较”，目的是展示英国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水平。斯当东乐观地认为，“将来东印度公司的船假如能开到天津，英国伯明翰和设非尔德的货品（五金器具）只在北京一个地方就可以销很多”。而皇帝是怎么处理的呢？档案记载，当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帝把它们当成“铁家伙”赏给了造办处的工匠们使用。“十月二十九日，库掌舒兴、催长恒善来说，太临监鄂鲁里交西洋铁家伙一件，英吉利国进，传旨，着赏给造办处匠役用。钦此。”
那些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军火还有那驾没法被皇帝看见的马车则被锁进仓库，再也没有人关心过。1860年英国人抢劫圆明园时，又找到了60年前他们进贡来的东西。“在金库旁边，就有一座较大的库房，里面放着马车和大量的器物，这些器物都是成套的，几乎不是镀金，就是镀银，非常精美。蒙托邦将军一眼看出，这是一个车马库，存放的都是欧洲货，有公元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代表英王乔治三世，敬送给83岁高龄的乾隆皇帝的豪华大马车，还有公元1792年在英国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制造的杀伤力极高、制作精致的榴弹炮以及炮弹、炮架和牵引马车等全套装备，还有马戛尔尼私人敬送的礼品。令众人惊讶的是，这些进献之物，竟然全都原封未动，丝毫没有碰过的，上面落满了灰尘”。（《故宫国宝宫外流失秘笈》）
英国人很奇怪中国人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武器不用，而一直以自己那笨重过时的火绳枪与他们较量。
二 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1）
出使中国这一年，马戛尔尼勋爵55岁。从27岁作为特使被国王派往俄罗斯起，他已经从事外交28年了，历任爱尔兰事务大臣、格林纳达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早已经是外交界骨灰级人物。漫长的外交生涯已经使他厌倦。“后来政府委他做孟加拉总督，他辞不就任。就权力和报酬而论，孟加拉总督是大臣所能推荐的最高职位了”。（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不过出使中国这个任命，却令宦性已淡的他一下子兴奋起来。“到北京访问这个工作对一个热心追求新鲜事物的人来说是太有吸引力了。因此当政府刚一向他示意，他立刻欣然表示接受。”（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原来，马戛尔尼勋爵是一个“中国迷”。事实上，那个时代的欧洲，每一个贵族沙龙里都会有一两个中国迷。
从罗马时期开始，欧洲人就对中国怀抱着浓厚的好奇心。通过越洋而来的丝绸，他们对这个古老国家已经展开了无穷的想象。对欧洲人来说，中国似乎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国度，中国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神秘。人们传说，在遥远的东方丝国，人们从一种奇特的树皮中抽取丝线，织出美丽的丝绸。（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
直到马可·波罗时代，西方人才真切地触摸到了中国。1275年，21岁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穿越欧亚大陆到达开平府，在这里见到了令世界震撼的蒙古大汗忽必烈。他向欧洲人汇报说，中国幅员广阔、物产众多、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1522年，麦哲伦打通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线。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身怀传教热情的传教士抵达中国。他们向欧洲寄回大量书信，汇报他们的惊人发现。传教士们说，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由孔夫子的思想所指导，由开明君主们所统治，社会富庶而和平，人民勤劳而礼貌。这些说法令刚从中世纪蒙昧中觉醒过来的欧洲人眼界大开。一股“中国崇拜”的热潮迅速燃遍欧洲。欧洲许多的大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如醉如痴，他们认为中国的一切，从制度到道德，都比欧洲优越。伏尔泰在他的小礼堂中供奉上了孔子画像，并且向欧洲人宣称：“世界历史始于中国。”莱布尼茨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他的学生沃尔夫则认为中国就是现世的乌托邦。
马戛尔尼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迷。他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大洲，从加勒比海到印度，但神秘的中国对他来讲仍然是一个谜，一个让他魂牵梦绕的谜。在并不知道自己将要出使中国的1786年，他已经在诗句中这样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
仿佛我游览中国幸福的海滨，
攀登她无比自豪的杰作万里长城。
眺望她波涛汹涌的江河，
她的都市与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过北方疆界，探研鞑靼旷野，
不列颠冒险家从未到过的地方。（《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他曾经在梦中游历了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国家，如今居然有机会让梦成真，他怎么会不激动万分呢？
马戛尔尼时代的欧洲正处于启蒙时代。与现在的“欧洲优越论”相反，那个时代的欧洲在中华文明面前怀有深深的自卑心理。在当时的欧洲著作中，我们能找到很多“当中国已经……时，欧洲还……”句式的表述。比如伏尔泰说：“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就像今天我们动不动用“西方”来比照“中国”一样，那个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正是用“中国”来批判“欧洲”。（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陷入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粗鄙而教条的宗教信念笼罩着欧洲的一切。“中世纪的精神状况是愚昧无知地拜倒在教会的偶像——教条、权威和烦琐哲学之前。”（约翰·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史》）
启蒙运动意味着从蒙昧的宗教迷信中清醒过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欧洲人许多启示。欧洲人惊讶地发现，没有教会的中国似乎处处比欧洲优越。与四分五裂的欧洲比起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安定的国度。欧洲任用贵族来管理国家，而中国则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一视同仁地选拔文官。欧洲各国沉迷于狭隘的宗教教派之争，而中国各教之间则相互宽容。欧洲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缥缈的来世，中国的儒家学说因为不语怪力乱神而更显理性。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的世俗精神启发了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主义大旗，猛烈抨击中世纪的神学教条。传教士的书简成了最热门的读物，精英阶层的客厅里，人人谈论孔夫子的学说、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甚至还有圣明的康熙大帝的生平。
传教士们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为它建立在父权这个神圣的自然法则之上，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机构，构成了中国这样一个全新的道德世界。这令一直激烈谴责天主教会的伏尔泰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他赞扬中华文明伟大的奥秘在于其贯穿了理性与道德的原则。他说，中国人“具有完备的道德学，它居于各科学的首位”。他在《哲学辞典》的“光荣”条目下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
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样，当时的许多学者号召欧洲向中国取经。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莱布尼茨甚至这样建议：“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
当然，关于中国的声音并不是一边倒的，也有人对传教士的书简做出了另一种解读。启蒙时代热爱自由的欧洲人对任何一点专制的信息都极为敏感，不幸传教士书简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暗示。孟德斯鸠就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千年不变和社会稳定是专制控制的结果。
百科全书派主持人狄德罗和伏尔泰一样，十分推崇孔子的理性和务实精神，不过却对中国人的父权原则提出质疑。他认为，对父辈的盲目服从，只能产生纵容父辈错误、剥夺儿辈自由的恶果。
另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对中国文化优越性的疑问：如果中国文化果然这么辉煌，何以一再被异族统治呢？“如果无论大臣们的见识或者法律所号称的睿智，或者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所堆砌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出什么结果呢？结果不就是住满了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吗？”（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余建华《17-18世纪西欧启蒙思想家的中国文化观探略》；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
对同一个国家，人们的判断和评价如此两极，让人莫衷一是，也让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们迷惑不已。中国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再过几个月，一切都将真相大白。
经过九个月的行驶，英国使团终于抵达了中国海面。
乾隆盛世是中国史上的登峰造极，一直为后世所艳称。为了向远人展示帝国的富庶繁荣，皇帝更是精心准备，一掷千金。那么，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传统盛世，在英国人眼中是什么样子呢？
英国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东方大国的人口众多和市井生活的繁荣。从马可·波罗时代起，这一点就一直为欧洲人所惊叹。关于中国的人口，长期以来在欧洲是一个谜。马可·波罗说，汗八里城（元代蒙古人对大都的称呼，即今北京市）的“人数之多……是世人想不到的”。（《马可·波罗游记》）这已经让欧洲人产生怀疑，明清时传教士的说话更令人难以相信：全人类人口的三分之一会集中在一个国家之内，而这个国家的面积虽然广大，也不过是整个陆地面积的十二分之一。不过英国人的访问为欧洲得出了定论：“人们给予这个国家人口数量的上限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真实的。”（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二 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2）
人口众多的最有力证明是自然资源的稀缺。英国人刚刚抵达中国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1793年7月初，英国舰队抵达第一片中国领土舟山群岛。由于遇到落潮，“克拉伦斯”号只得在一个叫六横岛的小岛边抛锚稍停。英国人想“利用等候潮水的时间上岸对中国领土进行第一次的观光”，于是他们爬上了六横岛。爬过海边陡峭的石壁后，他们在山下发现了一块人工填海填出来的小平原。很显然，为了造出这块小平原，本地的居民们没少费力气。“为了防止海水的冲洗，前面筑了一条三十呎高的土堤。但这块平原的面积并不大，我们怀疑花费这样大的力气搞出这么小的一块土地来是否合算。平原上种的是稻米，耕作得很精细。”（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这就是展现在英国人面前的典型中国国情：土地稀缺，人口密布。这有点出乎英国人的预料。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固然人口众多，但同时疆土也极其辽阔。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东方大国的人口压力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随着后面行程对中国的深入，他们越来越体会到土地对中国人的珍贵：
中国的全部土地，只有极少数例外，主要是种植人吃的粮食。中国没有大的牧场，也没有专为种植牲口吃的燕麦、豆类和芜菁等等。除了皇帝的御花园外，全国很少公园和其他公共娱乐游玩地带。中国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公路既少又窄。全国没有公地。大地主们也不肯划出大块土地来不事生产而改作娱乐或者运动的场所。所有耕地从不休耕。（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确实，传统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公园”和“休耕”的概念。土地在我们眼中，唯一的使命就是生产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
历史学家们认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实际的人口数比政府统计的还要多。乾隆晚年中国人均耕地的乐观估计是3.5亩，而同时期的英国，人均占有耕地10亩，是中国的3倍。此外，当时英国还有800万英亩荒地，也就是说，全英国每人尚能拥有1英亩（合6亩左右）的土地储备。整个欧洲情况与英国相似，“欧洲是一个遍布草原、休耕地和森林的地区，它从来不缺少可耕地”。（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了解了这个事实，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对中国的耕地紧张状况如此惊讶了。
从上岸的第一天起，英国人就开始持续不断地惊叹中国的人口众多。使团总管巴罗说：“要说有什么令人惊叹的话，那就是人口之众多。自到达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拥到岸边来。”（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每到一处，大路边总是站满了看客。根据一路上的见闻，副使斯当东判断，中国的人口密度比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还要多1/3。也就是说，马戛尔尼到中国时，中国人口估计在3.5亿左右。
英国人的第二印象是中国社会生活的紧张繁忙和商业的兴旺发达。
到达舟山群岛后，不熟悉中国海况的英国人在浙江海岸停留了几天，为的是等中国官员为他们寻找到北上的领航员。
利用这个时间，他们来到一里地之外的一个小县城——定海观光。
他们主要关注的还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定海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小而繁荣的城市。“定海非常近似威尼斯，不过较小一点……城内服装店、食品店和家具店很多，陈列布置得相当讲究……整个城市充满了活泼生动的气氛。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必须做工。事实上人人都在劳动，无人过着寄生的生活。我们看到男人们忙碌地走在街上，女人们在商店里购货。”（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一群金发碧眼的怪物出现在东方小城的街头，我们可以想见其轰动的程度。“无数好奇群众争先恐后地把我们包围起来……我们最后走到一个庙宇里去躲避群众。”巴罗的描写总是更生动：“人人都想把头伸到轿窗前来满足一下好奇心，咧着嘴笑嘻嘻地喊一声：红毛！”（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这些睁大眼睛好奇地盯着英国人的定海百姓哪里能想到40多年后将要来临的灾难。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小县城已经令英国人对中国商业的高度繁荣和中国人在人口压力下的紧张生活有所了解，后来中国的其他城市，特别是最大的城市北京给他们的印象当然更为深刻。
在浙江海岸稍作停留后，使团船只继续北上，抵达大沽口。在这里，他们换乘吃水浅的中国小船，沿白河前往北京。
来到北京，英国人马上被迎面而来的商业气息拍了个跟头。副使斯当东说：“（北京东郊）铺石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商店，作坊和顾客之多，处处表示出兴盛繁荣的气象。”“街道上的房子绝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装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商店门外挂着角灯、纱灯、丝灯或者纸灯，极精巧之能事。商店内外充满了各种货物。”（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巴罗的记载则更加详细生动：
穿过城门走上那种大路之后，我们眼前马上就展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大路两旁各是一溜屋宇，全为商铺和货栈，门前展示着各自的独特货物。商铺前一般都竖着大木柱。柱顶高过屋檐，柱身刻着镏金大字，标明所售货物以及店主的诚信名声。
……流动的匠作如补锅匠、剃头匠、鞋匠和铁匠，卖茶、水果、米饭和其他吃食的摊贩，以及商铺门前展示的货物，把一条宽阔的大路挤得只剩中央一线。
……一切都在移动。大路两侧也塞满了巨大的人流。或买或卖，或以货易货，各取所需。众声喧哗，既有小贩的吆喝，也有其他的争吵……捧货筐的小贩、演杂技的、变戏法的、算命的、走方郎中和江湖医生、说相声的和卖唱的，挤成一堆。（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中国人是有着商业天才的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如此。虽然英国是商业大国，但乾隆时代中国国内商业的繁盛仍然令英国人大开眼界。虽然中国历史上一直实行轻商主义，但中国人的商业本能从来没有被熄灭过。事实上，每当天下太平之后不久，中国各地的商业都会迅速勃兴。乾隆时期的商业繁盛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不过由于其巨大的人口基数和财富基数，却肯定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人目睹并见证了乾隆盛世的一个侧面。
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18世纪末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却惊讶地发现，与黄金遍地的传说相反，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
如前所述，使团一路上享受的是皇帝最慷慨的礼遇。刚到大沽口，两名中国官员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其数量之多令英国人惊讶，以至于使团副使斯当东认真地记下了礼品的内容。这个见面礼出乎英国人意料。按西方外交惯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团的出访费用是自理的。但到了中国后，他们却意外地享受到免费而且极为丰盛的供应。过于丰盛的礼物似乎证明了马可·波罗笔下中国超级富庶的记载。然而，运送食物的中国船只载着那两名官员刚刚离开不久，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就彻底改变了英国人的估计：因为中国人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但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官员贯彻皇帝旨意，在一切环节中全力展示帝国的富强。但这一旨意毕竟没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领会。他们关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国家的尊严。这个细节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尴尬。
事实上，在登陆中国后，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这个外表繁荣富庶的处于盛世中的大国难以想象的贫穷。
他们首次注意到中国人吃狗肉。当然，不只是狗肉，只要是肉，中国人就吃：“狗肉是他们惯用的食物。生活在水上的悲惨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
更令他们惊讶的是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弃婴在基督教国家中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巴罗说：“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死婴的尸体，身上没有系葫芦，漂流在珠江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仿佛那只是一条狗的尸体。而事实上如果真的是一条狗的话，也许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很明显，这是人口压力和贫困所致。“极端的贫穷，无助的困苦，连年不断的饥馑，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悲惨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响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并导致这一为习俗所鼓励、又不为法律所禁止的惨无人道的罪行。”
中国人从来都是十分勤劳的。马戛尔尼说：“在整个路途上，我没有见到一块土地不是用无限的辛劳来加以耕作，来生产它能够生长的每一种粮食和蔬菜。”“中国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为了获得更大的收获，农民们挤在一块狭小的平地上，密集地进行劳动，精心选种育苗，进行精耕细作。事实上，乾隆年间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巴罗则估计粮食的收获率高于英国，他写道：“在中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
然而，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饥饿的盛世。马使团的来访有力击破了马可·波罗以来一直流行在欧洲的中国富强说，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判断从此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马尔萨斯后来在《人口论》中用中国作为典型例子来论证人口无限制增长的可怕后果：
在一些国家，人口似乎受迫，人们习惯了靠尽可能少的食品生存。在这样的国家一定曾有这样一些时期：人口不断增长，而生活资料却毫无增加。中国看起来符合这种描述。假如我们所得到的对它的描述可信的话，那么下层阶级的人民习惯于靠尽可能少的食物生存，并乐于食用欧洲工人宁死也不愿意吃的泛滥垃圾……这种境况下的国家必然会面临饥荒。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中国政治上的贫困。
斯当东和巴罗都注意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中国政府高官中有许多胖子，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斯当东说，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对于社会的强烈两极分化，中国人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但是地球上其他国家并不都是这样。斯当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18世纪欧洲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产阶级迅速兴起与壮大。中产阶级的兴起，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近代世界的许多变革，如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法国大革命与19世纪的民主改革等，都与中产阶级的要求密切相关。”随着他们力量的壮大，国王和贵族都不得不向他们低头。
巴罗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实际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申冤的机会。”（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而对于英国人来说，“实业”是他们致富的基本手段，经济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带来政治地位的上升。当然，这一过程需要对个人财产权的绝对尊重。而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是英国法律的重要内容。英国人认识到，个人财产权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洛克就说，财产权与个人的自由有着直接的关系。财产权不是一种物的关系，而是一种道德的关系，一种与因果关系相联系的涉及预期的稳定性的社会关系。没有它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预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法律中，个人财产权却屈居政治权力之下。巴罗研究了中国法律后得出结论说：
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恰只有这种安全感和稳定感才能使人乐于聚积财产。对权势的贪欲也许使他们对那些小康视而不见，但是那些大富却实难逃脱他人的巧取豪夺……执法机构和执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执法官员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对善与恶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
马戛尔尼的结论与巴罗相似。他说，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但是，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总是皇帝的利益”，因为“任何财产违反了他的主张是得不到保障的”。马戛尔尼不否认中国存在着大土地产业，但他认为它们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如“高利盘削和官职馈礼”所获取的。它们是贸易或侵吞的短暂的积聚，而不是土地贵族或绅士的产业。他写道：“在中国确切地讲没有世袭贵族。”
在那些推崇中国政治的欧洲学者的著作中，中国社会的和平、稳定、井井有条一直是他们赞美的重点。他们认为，这说明中国是民权、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国。“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组织”。（郑鸣谦《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儒学”镜像》）
与传说中一样的是，英国人看到的中华帝国的政治秩序确实十分井然。
整个中华帝国的整齐划一令英国人惊叹不已：“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这样多的人口，这样广袤的地面上，遵守着一个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绝对统治之下。”（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英国人认为，中国社会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胜于欧洲：
“皇权的铁掌威慑着一切不守秩序破坏法纪的行为，全体使节团成员感到绝对的保障。”（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权力的威严使北京城内秩序井然。“北京人口虽然这样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中华帝国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效率也令人印象极深。英国人原来担心自己带来的数量众多、体积巨大的礼品在陆地运输过程中一定会损坏几件。然而，在清帝国官员的有力组织协调下，整个运输任务完成得非常漂亮：“我们的包裹总共有六百多件，形状大小不一，尽管有多次装卸、转驳，到达京城时却没有丢失或者损坏一件。”“的确，这儿一切似乎只要朝廷一声令下就都能办成，最费力的事也能随时得到执行，甚至是兴高采烈地执行。”（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然而，与中国官员的交往，让他们看清了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
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国人在山东登州府短暂停留。登州知府闻讯前来拜访，“知府带来了许多随从人员，其中有一个人在知府问到他话的时候，立刻跪下来回答，这给英国人一个很大惊异。知府安然接受这种礼貌，似乎他们之间一向是这样讲话，这给英国人更大的惊异”。（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能打下级的板子。
被扒掉裤子当众打屁股，对英国绅士来讲，是无法想象也无法容忍的耻辱。然而英国人却发现，中国人对此却司空见惯。
巴罗说：“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中国官员）认为恰当，就以父权的名义，立即用板子处罚，无须预审或调查。”
这让视个人尊严和荣誉为生命的英国人无法理解并且非常气愤：“一个朝廷官员伸开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下令打他的人仅比他官高一级，这样的情景对外国人来说也许显得荒谬。这种卑劣的顺从，这种人类灵魂的堕落，在任何场合都毫无怨言地将自己置于一个奴才或者普通士兵的手下，任其施以恶意的体罚，而后还不顾加倍的廉耻与羞辱，居然去亲吻那根教训过自己的板子，目睹这一切，你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胸中燃烧起来的愤慨之火。”（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也造就了与欧洲人截然不同的中国百姓。
在英国人到过中国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国人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尤其使我们惊奇的，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英国人发现在暴力威胁下生活的中国人的道德品质与传教士所描述的大相径庭。那些伺候他们的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过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员出现，中国人的神情立刻就变了：
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巴罗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我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这样的实践足以证明，中国朝廷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作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
巴罗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但它却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带回了英国。英使团为后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记录。马戛尔尼写下了大量的公文报告、书信与出使日记，副使乔治·斯当东和约翰·巴罗，甚至一位仆从和一位列兵都出版了他们的随行纪实，使团的画家托马斯·希基和制图员威廉·亚历山大还带回了大量的中国风物画与素描。
全世界第一次真正撩开了这个神秘国度的面纱。“这个使团最为重要的收获，大概就在于它导致了有关中国知识的激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明确地标志着英中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回国之后，英国副使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以及使团随行人员发表的各种报告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黑格尔仔细阅读了当时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关中国的文字，从翻译到欧洲的《通鉴纲目》到传教士们的《中国丛刊》。不过，马戛尔尼等人的游记显然给了他最大的震动。
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他认为，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么，中国文化是什么呢？黑格尔说，是幼年。中国人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很显然，黑格尔的许多结论直接来自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记载和判断。比如他说，在欧洲，鞭笞是“加在荣誉上的一种侮辱”，“在中国就不同了。荣誉感还没有发达，一顿笞打原是极易忘怀的，但是对于有荣誉感的人，这是最严厉的刑罚”。西方人对这种侮辱十分敏感，而“中国人就不一样，他们认不出一种荣誉的主观性，他们所受的刑罚，就像我们的儿童所受的教训”。
黑格尔也认为弃婴反映了中国人对生命权利的漠视：“自杀……和弃婴，是经常性的，几乎天天发生，显示了他们对自己个人的不尊重，在总体上也是对人类不尊重。”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东方国家。“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因此，中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在广阔的土地上“重复庄严的毁灭”，而又在本质上毫无变化。
黑格尔的思考不乏理性的因素，在黑格尔之后，对中国的轻蔑成了欧洲声音的主流。在马戛尔尼造访中国前，对于中国与西方交往中的高高在上与轻慢侮蔑，欧洲人虽然心怀不满但一直竭力隐忍。遵从强者逻辑的西方人知道，他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树上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纸张。这个伟大而强盛的帝国在他们心目中各方面都是远远优越于自己的，他们有骄傲自大的资本。然而，马戛尔尼的访问使他们发现，多年来他们居然一直屈服于一个半开化的野蛮国家，这个国家“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贪赃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顶”。这让他们感到奇耻大辱。“欧洲人好像大梦初醒。‘现在该是让中国人名声扫地的时候了！’批判贬低中国是一种报复。对自己受骗上当的经历痛心疾首、恼羞成怒的欧洲人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周宁《野蛮与文明：中华帝国的“东方性”黑暗中心》）
二 英国人眼中的“康乾盛世”（3）
妖魔化中国的大门从此打开。而这种妖魔化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种族征服性意识形态。从马戛尔尼一回国，以武力教训中国的声音就开始在欧洲响起。马戛尔尼的出使使欧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不用武力，就无法打开中国的大门。因为礼貌和沟通对中国人来说不起任何作用。既然把中国人定义为半野蛮人，那就意味着中国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虽然并不主张马上武力攻打中国，但马戛尔尼也认为中国政府是应该被推翻的。马戛尔尼认为：“如果中国现政府由一个会保证其居民财产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亚洲农民和工匠的技术与进取心以及亚洲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激励起来。从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中，欧洲贸易将会获益，世界将会在互惠的商业中联合起来。”
这种进步主义神话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准备了思想武器。德昆西在《1840年中英鸦片问题》中为鸦片战争所作的辩护是一种极为典型的说辞，他说，国家冲突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那只是在文明国家之间。而中国是个邪恶的、半野蛮的东方帝国，不用武力征服，就无法使顽固僵化的中国人开化。他强词夺理地说：“（鸦片战争）标志着文明推进的进程，知识与科学之光将穿透阴霾，照亮地球上这片最暗的地方。”
持有这种观点的当然并非德昆西一人。卫三畏也说，中国人的顽固态度除了武力之外无法打破。中国人“在同外国人的一切来往中，保持着一种傲慢的、不公平的和轻视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外国人除掉从中国海岸撤退或者屈服外，别无其他办法，而这种屈服是那些稍有独立地位的人所无法忍受的”。“这种妄自尊大的想法，以及对于这种想法确实自以为是的印象，是他们周围的一道高墙。这道高墙比北京以北的万里长城还要高些。武力似乎是这道障壁的唯一有效的摧毁者。”“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战争（鸦片战争）可以说是必要的，它迫使中国政府以平等地位来对待西方国家。”（《外国资产阶级是怎么看待中国历史的》）
而丹涅特则直接认为，正是乾隆皇帝强迫马戛尔尼叩头导致了后来的鸦片战争：“战争的原因是叩头！——是中国妄自尊大的主张：它不要在相互平等的条件上，而要在君臣之间那种侮辱和卑贱的形式上维持和其余人类的商业交往。”（《外国资产阶级是怎么看待中国历史的》）
这当然是强盗逻辑。事实上，教训中国的声音之所以如此响亮，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马戛尔尼对欧洲报告说，以武力教训中国轻而易举。
对这次英国人的来访，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准备，而且还在武力炫耀方面连篇累牍地做了多次指示。皇帝通告各地军方，凡英国人经过之处，都要全副武装，列队迎接，向英国人展示天朝强大的武力，让他们开开眼，对天朝的强大有所敬畏。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即英国人到来前半年，皇帝指示各省长官：“著传谕各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进口时，务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须旗帜鲜明，甲仗精淬。”
在皇帝的设想里，一连串的军事检阅一定会向英国人证明中国军队的军纪严明，装备良好，操练有素。大清军队在乾隆漫长的统治期间取得了无数辉煌的胜利，这样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会让英国人肃然起敬的。各地官员十分深入地理解领会了皇帝的指示，英国人每到一地，他们都派出最好的军队，进行列队迎接。那么，他们给英国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
抵达天津后，英国人发现在城外迎接的不止有直隶总督，还有一队中国士兵。他们有弓箭手、火绳枪火和大刀手。他们一个个挺胸叠肚，全力展示东方人的武勇。然而副使斯当东却注意到了士兵手中的扇子：“有几个士兵的手里除了武器之外，还拿着扇子……列队兵士手里拿着扇子，是一个奇怪现象。”中国军队的分列式表演没有使英国人感到敬畏，他们发现，世界已经进入火器时代，而中国军队仍然停留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而其战阵战法和精神面貌，则停留于中世纪。
巴罗这样描绘他见到的中国军队：
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队出来迎接英国特使。如果天暖，他们手中操练的会是蒲扇而不是火枪。在另一些地方，我们看到士兵单列成队，非常自如地双膝跪地迎接特使，在他们的长官下令起立之前，他们都保持这种姿势。如果我们的到访是出其不意，他们总是一片慌乱，匆忙从营房中拿出节日礼服。他们穿上这些服装后，与其说像战场武士还不如说是跑龙套的演员。他们的绣花背心，缎面靴子和蒲扇看起来笨拙不堪又女气十足，与军人气质格格不入。
对于中国的武备，英国人极为轻蔑：
他们的大炮为数很少，仅有的几门炮都破旧不堪。我都怀疑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来的，因为那些火绳枪便是。
这种军事展示在英国人眼里成了一个笑话。回到英国后，马戛尔尼的话迅速传遍了世界：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
可以说，英国人在军事方面收获巨大。除了对中国军队的整体评估外，他们还对中国的具体防务进行了考查。马戛尔尼初步探明了从宁波到天津大沽口以及从大沽口到通州的航道，对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国城市的防卫设施进行了细致观察，为西方人后来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资料。比如他们曾这样向英国军方汇报定海的防卫设施：
城墙高三十呎，高过城内所有房子，整个城好似一所大的监狱……除了城门口有几个破旧的熟铁炮而外，全城没有其他火力武器。城门是双层的。城门以内有一岗哨房，里面住着一些军队，四壁挂着弓箭、长矛和火绳枪，这就是他们使用的武器。
斯当东的这些记载，是否对英军选择定海为攻打的第一座中国城市有所影响呢？反正在那次战争中，定海军民虽然竭尽全力，毫不退让，最终也不堪一击。
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当然是鸦片，这与乾隆皇帝也并非毫无关系。
“鸦片”是英语opium一词的音译。若追根寻源，此词则是由拉丁语“汁液”一词演变而来。而鸦片的另一个中文名称“阿芙蓉”，则源于阿拉伯语“afyun”。正像两个词所表明的那样，鸦片最早出现在中东和欧洲。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修纪》里，鸦片就已经被描述成为“忘忧药”。
事实上，早代唐代，中国人就已经接触到这种药物。当时中国高僧义净赴印度取经，取回了真经的同时也带回了“药烟”（鸦片）。到了宋代，用鸦片煎茶已经是士大夫的一种时尚，故苏轼诗中有“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之句。
不过，在清代中期以前，鸦片从来没有成为人类之害，因为截至那时，人们吃鸦片只有两种方式，一是整个儿吞食，如服金丹。二是掺上其他药品，煎汤喝掉。这两种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瘾。
鸦片成为一种令人难于抗拒的毒品，是从爪哇、苏门答腊一带发明用枪管灼火吸食鸦片的方法开始的。清代初年，荷兰人把这种吸法传入中国。从此，鸦片在中国蔓延速度明显加快。
早在雍正年间，鸦片成瘾就已经引起了皇帝的注意。雍正年间，鸦片烟馆已经出现在北京，吸食鸦片已经成为一种风气。雍正皇帝在1729年颁布圣旨，禁止这种毒品：“兴贩鸦片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李圭《鸦片事略》）不过，由于中国本土种植鸦片极少，加以直至雍正末年中国每年只进口鸦片300箱，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鸦片真正成为中国的威胁，是在乾隆年间。
如前所述，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人只能用白银换取中国的茶叶。从18世纪中叶起，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因此中国在中英贸易中的顺差是惊人的。1765-176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连年不断的巨大顺差使得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据统计，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然而，世界上白银产量毕竟是有限的。英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主要产自西属美洲的上秘鲁（Upper 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对华贸易不断增长，而银矿的产量却十分有限。中国对白银的惊人胃口导致美洲很多银矿面临枯竭。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英国人也心急如焚，急于找到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办法。
病急乱投医，他们想到了鸦片。
史载英国商人第一次向中国输入鸦片，正是在乾隆初年。东印度公司员工偷偷把印度的鸦片运到广州，头次尝试让他们惊喜交集。每箱鸦片在印度的购价不过250印币，而运到中国，售价竟高达1600印币，一翻就是6倍多。很显然，这是换取中国茶叶的最有力武器。
在利润的驱动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onel 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然后卖给中国人，用来交换中国茶叶的计划。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并开始实施。当然，乾隆对此一无所知。（《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不过，中国政府还是感觉到了鸦片贸易的不正常发展。乾隆十三年（1748年），鸦片出口仅占英国货物的1/8，到乾隆后期，鸦片输入量已占输入货物的1/2了。中国社会上，吸食鸦片者的数量大大增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间的禁令，并且禁止烟具的输入和贩卖。
但是，与乾隆晚年的许多其他禁令一样，这道禁令也成了一纸空文。“在中国，很少有花钱做不到的事情。”（《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这是外国商人的经验之谈。英国商人轻易地用行贿手段打破了海关的封锁。事实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欢。因为禁令为海关关员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间。英国人后来记载道：“禁烟法令甚严，但送给主管官员金钱后，鸦片买卖却可公开进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因此，乾隆晚年，鸦片在中国上流社会已经成了一种公害。英国使团成员到了中国不久就发现了这一点。巴罗在书中这样描述乾隆晚年中国社会上鸦片的流行程度：
上流社会的人在家里沉溺于抽鸦片。尽管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进口，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这种毒品被走私进入这个国家……大多数孟加拉去中国的船都运载鸦片；但是土耳其出产、由伦敦出发的中国船只所载的更受欢迎，价钱也卖得比其他的高一倍。广州道台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可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鸦片。
当然，对这种坑人的买卖，英国人也心存忐忑。一开始，他们把这桩罪恶的生意当成病急乱投医的救急措施，并没有打算长期进行下去。他们还是寄希望于中英高层接触，使中国打开市场，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必依赖这种非法的勾当。但是马戛尔尼出使的失败使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东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又进一步垄断了鸦片的制造权，扩大了在印度的鸦片种植面积。为了在华扩大鸦片销售，他们甚至对中国吸食者的嗜好专门做了精心调查，力求鸦片的制造更适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马戛尔尼使团失败后，鸦片贸易数量迅速上升。据统计，1775-1797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鸦片1814箱。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到1800年，则达到4570箱。
正是在乾隆年间兴起的鸦片走私在几十年后导致了中国财政的濒临破产。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从以前的顺差一下子变成了逆差，白银大量外流。到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屿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243万余两。
1821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而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1000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4。鸦片战争因此变得不可避免。
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斯当东。
1840年4月7日，英国的下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漫长的辩论过程中，一位叫小斯当东的议员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视。在他发言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听得异常认真。小斯当东以果断的口吻说，通过他对中国统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
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认为，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小斯当东的发言对议员们的选择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发言结束后，下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鼓掌声。在后来进行的投票中，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说，如果再多5张反对票，鸦片战争就不会在那时爆发。
大部分议员都十分相信小斯当东，因为他13岁就到过中国，而且还曾经与乾隆皇帝亲切交谈，得到乾隆的特殊关注与喜爱。
原来，小斯当东正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马戛尔尼访华时，13岁的他被作为“见习侍童”带到中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小斯当东因负责为特使提斗篷的后沿，也得以见到天颜。
在驶往中国的漫漫旅途中，小斯当东闲来无事，向翻译们学起了中文。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极强的，何况斯当东爵士的儿子智商很高。很快他就掌握了许多日常对话。在觐见的时候，和砷向皇帝介绍，说这个小鬼子会说中国话。
刻板严格的程序被打破了，皇帝微笑着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让他讲中国话。或许是因为孩子的谦逊，或许由于他讲话的漂亮用词使皇帝十分高兴，后者欣然从自己的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亲自赐予该童”。
英国人没感觉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手工绣成的钱包。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却是了不得的恩典。“赐给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说是一种特殊恩惠：东方人把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视为无价之宝。”小斯当东自己也感到很荣幸，这个荷包后来他一直保存着。（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回到英国后，小托马斯·斯当东并没有浪费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础。中国之行激发了他的兴趣，他继续刻苦学习中文。
中文特长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5年后，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的书记官，长驻广州，几年后就任总管专员，居留中国18年。嘉庆年间的1816年，他又参加了英国另一次对中国不成功的出使。这次出使彻底断了英国人通过和平手段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念头。1817年后，他返回英国南汉普顿，成为下院议员。
中国经历在他心底结下了浓浓的中国情结。他终生喜欢中国事物。他在城里修了一个中国式的亭园，起名为“古亭莱园”，其中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仿中国样式的灯塔状古亭。古亭莱园的书房中藏有大量中国书籍。他用10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文的著作。除此之外，他还著有《中英商业往来札记》《1816年英国使团访京纪实》《论中英关系及其改善之进言》《英中商务考察》以及译著《异域录》等。1823年他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共同创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这使他成为英国汉学史上一位知名的汉学家。（《英国汉学史》）
这样一个人当然在中英关系中最有发言权。浓厚的中国情结并没有妨碍他向英国人建议进攻中国。乾隆皇帝的荷包也于事无补。事实上，中国之行令年少气盛的他深感屈辱，从中国回来后，他就一再告诉英国人，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想通过和平手段让中国人尊敬英国是不可能的。
从中国回来后，马戛尔尼预言，一旦中国这艘巨舰受到攻击，“它将永远不能修复”。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
这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英国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2年通过战争一条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条约》的五点核心内容，与马戛尔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1793年马戛尔尼提出，扩大英国在华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1842年的《南京条约》第二条则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处为通商口岸。
马戛尔尼要求，“英国水手须受约束，不宜与华人来往，恳求给予靠近广州的一块地段或一小岛，以资使用，作为水手商人栖息养病之地，为英商之居留地”。他所指的所谓小岛，是曾经经过彼地、而且做了认真描述的香港岛。《南京条约》第三条则规定，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马戛尔尼要求结束公行垄断，而《南京条约》第五条取消公行，任由英国人自由贸易：“在粤省贸易，向例全归额设商行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马戛尔尼要求中国公开固定的关税税率，按照中国宣布的关税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而《南京条约》规定：“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当然，《南京条约》在马戛尔尼的要求之外，还有所“格外施恩”。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国人以后来中国可以携带妻子。如果说其他各条都是在英国人的炮舰威胁下应允，对中国百害而无一利的话，只有这一条被中国官员认为对中国很有好处。负责谈判的中国官员耆英对皇帝解释说，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严禁外国人携家眷居住广州，“立法本严”，但现在看来，这一规定也有弊端。因为外夷之所以难于控驭，正在于外国人在中国无所系恋。性压抑使他们脾气暴躁。现今允许外国人带老婆住在中国，那么他们就会听话得多，因为“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请，即以暗柔其性”。英国都是女人说了算，用妇女的温柔改变英国人的性格，以后就好打交道了。
这番高论令乾隆的孙子道光连连叫绝，立马批准。
三 帝国的遗传基因
1960年八九月间，对英使团出使中国这段历史有专门研究的法国汉学家佩雷菲特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考察。回忆这次中国之行，他说：“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他在中国几乎看到了马戛尔尼们写过的一切：
……同样的集体反应：在闷热的夏夜，中国人继续夜宿在大街上……同样的俭朴；同样一碗米饭和烧白菜；同样的筷子……穿着同样的蓝灰色棉布衣服……同样好抽烟。
他说：
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中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过去决裂，它却从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因素来证明自己的不变性。
他发现：
1960年的中国人仍赞同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华团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连续性。历史教科书，大学课本，以及我与之交谈的知识分子都用马克思的语言支持传统的观点。马戛尔尼的态度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所有的人都赞同乾隆的严厉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当然，从1960年到现在，确切地说，从马戛尔尼时代到现在，中国确实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马戛尔尼和佩雷菲特如果再次访华，恐怕会修改自己的结论了。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再说自己无求于人。我们已经张开怀抱，做出了拥抱世界的姿势。外国商人和使节来到中国，受到的不再会是冷遇，而是世界罕见的热情。中国的外表也已经变得五彩缤纷，蓝和灰统治的时代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还是会有许多令他们十分熟悉的东西。或者说，中国的外交传统中，有许多千年不变的核心成分。
他们会遇到一样热情淳朴的百姓。
虽然统治者对外国人的来访有种种险恶的估计，但从乾隆时代起，老百姓们就天真地认为他们是被中华文化所吸引而来，向中国的统治者致敬的。英国人记载说，“下至中国的兵士和水手们都对客人彬彬有礼，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自招待热诚。整个使人感到我们是受欢迎的客人。他们知道这些外国人是从很远地方来向他们的皇帝致敬的。因此，他们的地位虽然如此低下，而仍然感到民族应有的喜悦情绪”。（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他们会遇到一样铺张的招待。
虽然对外国人可能心怀猜忌，但中国统治者对他们的招待从来都是超级热情的。在中国统治者看来，这首先是一个国家形象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大局问题。外交无小事，内外有别，是中华帝国一贯的外交方针。因此，不管百姓如何贫困，财政如何困难，招待外国人总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统治者，这绝不是难事。葛剑雄先生说：“由于历来的统一政权一般都国地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准很低，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财力集中起来，数目仍然是相当庞大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富厚’的假象。”
当英国使团刚刚出发时，乾隆皇帝就已经做好了隆重接待的准备。在清朝上下看来，接待一个首次来到中国的使团，是一个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宣传中国治理的伟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算政治账，而不能只算经济账。乾隆前后连续多次下达详细的谕旨，亲自认真安排这次对外宾的接待工作。
为了更好地接待英国人，皇帝特意任命长芦盐运徵瑞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此次接待工作。为此还特别为他加恩晋爵，赏戴花翎。
英国人刚刚出发不久，皇帝就命令军机处拟定了一套详细的接待方案，包括朝见、赏赐、宴请、看戏、游览等活动。这个方案记录在清宫档案的《上谕档》册中。
在估计贡使不久可到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皇帝对接待的原则做了具体指示：“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此次英咭唎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徵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
皇帝确定的接待工作方针是，一要隆重热烈，照顾好外国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证他们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展示中国的富庶强大。
因此，当使团的船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他们发现两名朝廷命官携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使团副使斯当东认真地记下了礼品的数量：牛二十头，羊一百二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鸭一百只，一百六十袋面粉，十四箱面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红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叶，二十二大篓桃脯，二十二大篓蜜饯，二十二箱李子和苹果，二十二大篓蔬菜，四十篮黄瓜，一千个南瓜，四十大包莴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个西瓜，三千个甜瓜还有许多瓶酒，十箱蜡烛，三大篓瓷器。由于数量太多，船上无法容纳，只能收下一部分，“将其余的璧谢”。“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这仅仅是一个见面礼。在后来的行程中，中国人的慷慨一直让他们吃惊。使团的总管巴罗说：“我们至此所经历的款待、重视和尊敬，是陌生人只有在世界的东方才能遇到的。”而副使斯当东则说：“大量丰富的日用品不但供应到全体团员，而且普遍供应到使节团的所有技匠、卫队和仆人。看来中国方面不吝惜任何花费以求尽到对于使节团的豪华供应。”
皇帝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动员了这么多的官员，这么多的厮役，这么多的船只，来做招待工作。这些参加招待工作的官员和厮役据说都得到了例外的加薪，借以鼓励他们做好这项工作。沿途岸上有列队欢迎的兵士，有搭起来的彩牌楼和特别准备的表演。所有以上一切费用俱由皇帝一人担任起来。”
“皇帝陛下的这个意旨被所有参加招待工作的官员严格遵守。一位使节团员有一次偶然表示要买一件微小的衣物，承办招待的官员立刻买来，但无论如何不肯收钱。他说，一切费用都记在皇帝的账上了。”
在其后的赏赐环节，英国人将要更为惊讶。英国人一路上所受到的热情接待经过英国商人之口先行传回了伦敦，整个英国欢欣鼓舞。
英国使团的出使任务虽然失败了，但这次出使也并非没有收获。甚至，如果单纯从经济方面衡量，英国人的收获是巨大的。
在回去的船只上，装满了中国皇帝赏赐给他们的礼物。
自从听说英国人要来后，皇帝就开始为他们准备礼品。在英国船只到达天津后，皇帝派人询问的第一件事是贡品名单，第二件事则是使团名单。这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准备给英国人的礼品。皇帝的心很细，他的赏赐不仅限于官员，每一个英国人，从正使直到黑人仆从，人人有份。留在船上的士兵水手650人也每人备有奖赏。对于这个前所未知的国家，他准备大大施恩，让这些地处偏僻的远夷对天朝留下深刻的印象。按惯例，外国进贡，皇帝只赏赐其国王及正使等正赏一次。而此次英国来朝，皇帝前后赏赐了他们37次之多。
即使在英国人的桀骜不驯和妄加请求令皇帝十分生气之后，那些原来准备好的礼品仍然一样不差地发给了英国人。据后来的史学家统计，赏赐的礼品共130种，3000余件。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次数之频，前所未有。皇帝一贯乐于展示他的大方。生气归生气，天朝上国的体面不能丢。在给英国国王的国书上，皇帝也特意提及这一点：“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倍于他国。”（《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虽然中间因为礼仪问题一度降低了饮食标准，但宽厚的皇帝仍然命令，回程路上给予英国人高规格的照顾：“公平而论，中国朝廷和他指派来照料使团的众人，自始至终表现了做主人的慷慨大方，照顾无微不至，态度真诚友好。至少对我们这一行人是如此。”这是巴罗的话。
在路上，已经与英国人无话不谈的“王大人”向英国人谈了这次招待的花费：“王大人告诉我，为了支付接待我们使团的开销，他们受命从我们所经过的各省银库，每天提取5000两白银（合今天币值10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1600磅标准纯银。在北京是每天从户部领取1500两。”
巴罗由此估算，他们一行，使北京花费了51.9万两白银，即17.3万磅白银。折成今天的币值，约1亿元人民币。这其中当然不包括皇帝赏赐的礼品，这些礼品价值要远远高于此数。
“王大人告诉我，为我们服务的人一般不少于1000，很多时候大大超过1000。我相信他没有夸大其词。”
巴罗算了一下账，说他们这次出使，英国本身所花费的，不过8万磅。“对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还不到人们通常想象的数额的1/4。”（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那么英国人都从中国运走了些什么东西呢？以下是档案资料中的几次赏赐的部分礼品：
第一次给英国人的见面礼是：
特赐国王玉如意一，龙缎三，蟒缎二，妆缎七，百花妆缎六，倭缎三，片金缎二，闪缎、袍缎、蓝缎、彩缎、青花缎、衣素缎、线缎、帽缎各四，绫、纺丝各二十二，罗十三，杭绸七，玉双解瓶一，战图一盒，红雕漆桃式盒九，朱漆萄瓣盘四，绢笺、蜡笺各五十，挂灯四对，绣锦香袋八盒，绣香袋、连三香袋各四盒，宫扇十三扇，百香饼四盒，普洱茶团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干、香瓜干各一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莲子粉四盒；正使龙缎、妆缎、蓝缎、酱色缎、素缎各二，倭缎八，丝、缎各一，绫、杭绸、纺丝各四，瓷碗六，瓷盘八，霁青白里瓷盘六，扇二十，普洱茶团六，六安茶六瓶，茶膏二盒，哈密瓜干二盒；副使龙缎、妆缎、倭缎、蓝缎、酱色缎、素缎各一，绫、杭绸、纺丝各二，瓷碗二，瓷盘八，霁青白里瓷盘四，扇十，普洱茶团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副使之子龙缎、妆缎、素缎八，丝缎、锦、漳绒、羽缎、绫各一，花缎、纺丝各二，瓷碗、瓷盘各四十，锦扇十，普洱茶团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冰糖各一盒，雕漆盘一，大荷包二，小荷包四；代笔官、总后官二员，每员闪缎、妆缎、倭缎、蓝缎、绫各一，瓷碗、瓷盘各二十，锦扇十，普洱茶团二，六安茶二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大荷包二，小荷包二；副总兵官、管兵官、听事官、管船官等七员，每员妆缎、闪缎、蓝缎各一，瓷碗、瓷盘各二，扇二盒，普洱茶团二，大荷包二，小荷包二。
八月十三日生日当天：
赏正使大卷八丝缎、锦缎各二，瓷茶桶、瓷碗、瓷盘各二，宜兴器一；副使大卷八丝缎三，锦一，瓷茶桶、瓷碗各二，瓷盘一；副使之子八丝缎二，锦一，瓷茶桶、瓷碗各二，瓷盘一；副使之子绘画呈览，赏大荷包二；通事、总兵等官九员，每员八丝缎二，瓷碗二。
八月十四日：
于清音阁赏正使御笔书画册页一，玉杯一，瓷盘、瓷瓶、漆桃盒、葫芦瓶各二；副使玉杯一，瓷器、漆桃盒、葫芦瓶各二，小荷包一；副使之子瓷器四，漆桃盒二，瓷瓶一，小荷包一；通事、总兵等官九员，每员漆桃盒二，瓷器四。
最后一次正式赏赐，礼品清单是：
二十九日，于太和门颁给敕书。赐该国王百花蟒缎二，袍缎、线缎各四，紫檀彩漆铜掐丝珐琅龙舟仙台一，玉器八，玛瑙盂盘一，瓷器二百有二十，漆器三十七，葫芦器十四，文竹挂格、棕竹漆心炕格各二，花卉册页二，画绢二十，洒金五色字绢笺纸、白露纸、高丽纸各二十，墨六匣，各样扇四十，普洱茶团八，六安茶八瓶，武彝茶四瓶，茶膏、柿霜四盒，哈密瓜干、香瓜干各四盒，藕粉、莲子各二盒，藏糖三盒。又，随敕书赐国王龙缎三，蟒缎二，妆缎七，百花妆缎六，倭缎三，片金缎二，闪缎、袍缎、蓝缎、彩缎、青花缎、衣素缎、线缎、帽缎各四，绫、纺丝各二十二，罗十三，杭绸七，画绢、白露纸各百，洒金五色绢五十，五角笺纸、高丽纸各二百，宫扇十三，十锦扇百，连三香袋四盒，十锦香袋八盒，锦香袋四盒，香饼四盒，普洱茶团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干、香瓜干二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莲子各三盒，文竹炕桌二，雕漆炕桌二，挂灯十二，墨二十匣；正使龙缎、帽缎各一，妆缎、倭缎各二，蓝缎、青花缎、彩缎、杭绸各三，绫、纺丝各六，茶叶二瓶，茶膏二盒，砖茶二块，大普洱茶团二，刮膘吉庆一架，青玉全枝葵花洗一，玛瑙葵花碗一，玛瑙葵花碟一，藏糖二匣；副使龙缎、帽缎各一，妆缎、蓝缎、倭缎、青花缎、彩缎、绉绸各二，绫、纺丝各四，茶叶四瓶，茶膏一盒，砖茶二块，女儿茶十，白玉全枝葵花洗一，花玛瑙菊花瓣碗一，葫芦器藏糖二匣；副使之子龙缎、妆缎、倭缎、青缎、蓝缎、锦、漳绒、帽绒各一，绫、纺丝各三，绉绸二，茶叶二瓶，砖茶二块，茶膏一盒，女儿茶八，藏糖一匣；总兵官、副总兵官二员，每员龙缎、妆缎、倭缎、蓝缎、青缎、帽缎、锦各一，绫、纺丝各三，绉绸二，茶叶三瓶，砖茶二块，茶膏一盒，女儿茶八，藏糖一匣；通事、管兵等官四员，每员龙缎、妆缎、漳绒、锦、蓝缎、彩缎各一，绫、纺丝各二，茶叶二瓶，砖茶二块；代笔、医生等官九员，每员龙缎、妆缎、锦、漳绒、蓝缎、彭缎、绫、纺丝各一，茶叶二瓶，砖茶二块；贡使从人七名，每名绫、绸各二，布四，银十两；吹乐、匠作、兵役等六十七名，每名绫、绸各二，布四，银十两；内地护送官二员，大缎各二；贡船留存管船官五名，每名回子布、高丽布、波罗麻、兼丝葛各二；留存贡船兵役水手共六百十五名，各高丽布、回子布、小增城葛、波罗麻各一……
这些礼品，大部分取自内务府六库贮藏多年的精品，有不少更是专供皇帝、皇后使用的极品。（《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除了这些礼品，英国人更大的收获是两样，一样是对中国军事防卫情况的调查，另一样是取得蚕种和茶树苗。
在访华的整个行程中，英国人时时刻刻能感觉到中国人的防范心理。对他们参观的要求，中国官员经常拒绝。在使团船只泊岸时，中国官员禁止使团人员上岸散步，避免他们探听中国情况。佩雷菲特说，他20世纪60年代来到中国时一样能感觉到“对外国人同样的不信任。他们只能扰乱中国的秩序；他们的好奇心十分危险；应当对他们严密监视”。
这种防范甚至到了变态的程度。
里通外国自古以来就是可以加给中国人的最重的罪名之一。马戛尔尼肯定想不到，他这次来访，差一点给一个普通中国百姓带来灭顶之灾。
此人名叫郭杰观，浙江宁波人。他已经去世的父亲郭端早年曾在广州与英国人做过生意，会说些简单的洋泾浜英语。乾隆十九年（1754年），英国人北上宁波，郭端也曾在这里与英国人达成过交易。郭杰观小时候听见父亲说英语感觉很好玩，就学了几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因幼时听见我父亲学说话，我也跟着学了几句，不过如吃烟、吃茶等话，此外言语我并不能通晓。”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郭端去世，郭家渐渐败落。郭杰观靠当私塾老师为生，从来没与英国人打过交道，这几句英语也自然没了用处。
没想到，这几句英语给他惹来了大麻烦。
英国使团到达中国，登陆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宁波附近的定海。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个地方呢，是不是这里有什么汉奸？这让浙江地方官大惑不解。他们于是在定海和宁波查找与外国人打过交道的人家，正在给小孩子上课的郭杰观于是被抓到了官府。虽然严刑拷打，可是郭杰观还是交代不出他与英国人的关系，于是他又被送到北京。在北京挨了几顿好打之后，军机大臣们终于确信“郭杰观只系训蒙穷苦乡愚，所供尚无狡饰”。他的父亲同夷人确实有过联系，不过那是40年前的事。现在怀疑消除了。不过大学士们仍然觉得他那几句英语万分危险，令地方官“随时留心查察，勿令滋事”。
但奇怪的是，如此严密的防范居然没有妨碍英国人做他们最想做的事：测绘中国沿海以及城市防卫情况和弄到蚕种和茶树苗。
印度总督康华里勋爵曾希望把蚕丝和茶叶的生产引入孟加拉。马戛尔尼在中国顺利地弄到了蚕卵，也把蚕和生产过程的一些情报送到了印度。他在茶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1794年2月28日，马戛尔尼从澳门写信给康华里勋爵：“如有可能，我想弄几株优质茶树的树苗。多亏广州新任总督的好意——我与他一起穿越了中国最好的茶叶种植区——我得以观察和提取优质样品。我责成丁维提博士把这些树苗带到加尔各答。他将搭乘‘豺狼’号前往。”在经过一片精心种植着漆树、马桕和茶树的平原时，马戛尔尼的确顺利地叫人挖掘了这些树苗：中国的陪同人员这一次未加干涉。佩雷菲特说：“把优质树苗引入印度，光这一项也就不枉此行了，而且在下个世纪将要百倍地偿还这次出使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