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骜对自己的撇清有理有据，让《华尔街日报》的人找不到直接证据指摘他有立刻进军个人电脑领域的企图。
对方最后只能捕风捉影地诈了一下他的态度：“可是据我所知，王安电脑的创始人王安先生，如今正处在重病之中。他虽然把CEO的位置传给了他儿子，但因为表现不好，交接并不稳当。同时，天鲲公司又招降纳叛，录用了去年反对王安权力决策布局最激烈的该公司前CMO约翰·钱伯斯先生，这一切，不得不让人怀疑，至少您有处心积虑挖角王安公司的图谋！”
《华尔街日报》的埃德蒙说完这番话时，他原本是试图从顾骜的眼神和表情中捕捉到一丝被看穿的惊慌的。
然而，他却看到了一种一闪而逝、微不可察的释然。
“我说么，他们想破脑袋，也不可能猜得到我的野心居然大到这种程度：想趁着股灾后要王安电脑的命，直接把王安电脑兼并了。在他们看来，凭目前能找到的所有蛛丝马迹，推断出‘我想大规模、有组织地挖王安电脑的墙角，偷保密协议范围内的技术、弄走整个技术团队’，估计已经是最大单的推测了。”
上面这番，自然是顾骜的脑内独白。
被对方误会为仅仅是想有组织、大规模的人才挖角，顾骜反而轻松了。
这样也好，真要是什么都猜不到，只会导致他们继续可劲儿瞎猜。让他们自以为猜到个一知半解，反而可以彻底消停。
于是，顾骜在短暂的释然后，重新强行挤出几丝“我似乎被拆穿了”的表情，一脸不好意思地半遮半掩承认了：
“人才问题，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了，王安电脑是电子科技领域的标杆之一，从王安离开的技术人才，对天鲲当然也是非常宝贵的，通用性非常强，这一点毋庸讳言。”
埃德蒙也没想到顾骜就这么承认了，稍显有些意外：“那么，天鲲会进行产业布局的转移么？据我所知，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一些去年王安内部洗牌后离开的技术人员，在去天鲲重新就职后，被高薪分配到了天鲲在中国的研发总部。对于这个问题，不知道顾先生有什么想对美国投资界人士解释的？”
顾骜笑了：“据我所知，三大汽车也在中国数个汽车工业基础不错的城市设了合资厂。再往前一步，UTC也在中国设了厂，而且就在我的故乡、天鲲中方研发总部所在地钱塘。天鲲的安排，也都是跟UTC或者三大汽车一样的纯商业考量，利用中国相对性价比优异的人力资源成本罢了。”
埃德蒙：“可是三大汽车在中国使用的是工人，而你转移的是程序员！”
顾骜：“程序员就特别高贵了么？就高贵到只有发达国家的高学历劳动力才能培养成程序员？时代在发展，未来世界对程序员和电子工程师的需求规模也许会有现在的十倍百倍。
到时候社会对程序员的需求规模，可能也就比工人低一两个数量级，而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比工人少三四个数量级，这里面有百倍的进步。所以我关心程序员的人力成本差距，也是很正常的吧，不存在掏空美国某些产业的问题。
我只能说，我比大多数其他美国企业家更了解中国。其他美国科技产业创业者，不知道中国的教育水平，或许认为那儿连英语教育都没普及，培养不出足够多优秀的程序员，不愿意试水。而我只是看得比他们更清楚，可以提前利用这些资源罢了。”
这番道理完全无可指摘，对方也就不纠缠了。
埃德蒙收起笔和记录本：“顾，很高兴你能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不过，我受人之托，还有一场对谈，希望你可以接受，并且发表一些意见——你知道的，作为中美商界的顶级公众人物，你对中美之间发展关系的看法，有很多重要人物都感兴趣。”
“我不关心政治，我看我们还是到此为止比较好。”顾骜耸耸肩，“而且如果要谈那些问题，看我跟导师合著的《论中国》就行了，我的一切收获都是基于那个的，后来我就再也没关心过国际关系。”
埃德蒙：“这其实也不是我的事儿，是麦克纳马思和令导师都知道的，我就带个话，而且，可以保证不对公开媒体发表，只作为学术研究。你知道的，美国这边也有不少你的朋友，他们是为你好，毕竟你没有美国国籍，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态度不明朗，却在美国科技产业介入过多……”
“既然你不录音，不在报端披露，那就交给我自己处理吧。”顾骜礼貌地点点头，起身送客。
他知道，有些东西始终是躲不过去的，找个机会把话说清楚也好。自从波斯门之后，美国人确实有些变本加厉，喜欢对外转移美国人民对李根和老不死的抨击。
……
顾骜送走《华尔街日报》的人后，第一时间给自己曾经的导师打了个电话。
当然对方如今在咨询公司也已经是一个半退休的顾问状态，平时不怎么管事儿。
“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你要挖角甚至并购美国科技企业，对你态度的深挖是肯定的，这事儿我来做的话，有失公正，所以会由其他大学的顶级中国问题专家来聊。你放松，就当成是想要移民前、怎么骗过签证官就好了。我们乔治敦华尔士外交学院的人，还不如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人不成？”
“我知道了。”
人家从波士顿赶来纽约的，住在广场饭店，也不好晾太久。所以顾骜吃过午餐，就马不停蹄接受了对方的预约，进入了连轴转的“答辩”。
“顾先生，初次见面，很高兴能够和您聊聊，鄙人傅高义，这是我的助理宋逸民，我想这次会谈会为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提供绝好的素材。”
“傅教授好，宋教授好。”顾骜也不管对方职称，很给面子的都喊教授，颇有中国风。
对方也很适应的样子，似乎习惯了中式思考问题的社会惯性，而且双方说的都是汉语。
别看这俩哈佛教授一个姓傅一个姓宋，但都是实打实的WASP人，只不过美国那些汉学家，都有取个汉名的习惯，就像费正清要叫费正清一样。（费正清的英文原名是约翰·金·费尔班克）
这位傅高义教授，如今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费正清研究中心就是哈佛的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十年前费正清退休之后，才改用费正清的名字命名的（87年的时候费正清都还没死呢，他已经80岁了，但还有几年好活）
旁边那位小宋如今只是个副教授职称，才30出头年纪，是傅教授的助理。
后世关于傅高义教授，在中国也流传过一些段子——其实都不能叫段子，应该说是真实的趣闻。
说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有些当时还只是中国地方上省直级别一把手的官员，去哈佛交流的时候，有个白人教授站起来提问：请问您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
那个中国要员回答道：在哈佛，这样的问题还用问我？你应该去问傅高义呀。
然后满场抑制不住发出低笑，直到有人偷偷告诉那位中方的地方要员：刚才问你的那个白人就是傅高义。
可见，这位傅主任在当时，已经是中国人眼里最懂东亚问题的美国专家了。
当然，哈佛的费正清研究中心跟乔治敦华尔士外交学院的有关研究中心，专注的问题不一样，前者更多专注于历史学和社会学，后者注重的是国际关系、外交利用潜力。
傅高义跟顾骜分宾主坐定之后，就开始随口聊一些关于中美文化认同和文化误解的问题。顾骜也知道，面前这俩人，有可能相当于后续他在美国的一些资本动作的“签证官”了。
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他要配合的义务，但还是让对方真心相信顾骜是真心相信中美可以长期合作的比较好。
聊了大约15分钟后，傅高义率先提出了第一个攻击性的问题：“顾，你跟我也算是这个世界上对中美之间异同最了解的几个人之一了。你觉得，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因为文化误解而产生摩擦的最大可能性，在哪里呢？”
对方也不说今年开始，美国人有点想搞事情，只说是文化误解。
顾骜想了想：“我觉得美国人最大的问题，是从来没有试图去理解过一个没有重复博弈历史的文明。但相反，我们中国人经过开放后的这七八年时间，已经充分理解了重复博弈框架。这里面的差异，很容易导致美方得寸进尺，而我们中国人民素来是爱好和平，希望求同存异稳定发展的。”
傅高义想了想，陷入了一会儿沉默，然后才长叹道：“我没想到你最关注的居然是这个点，你选择从两个国家的历史积淀、是否有重复博弈的传承基础，来解读两国互相试探的轻重尺度？中国人果然很有以史为鉴的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