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房子其实没什么炒作价值，只能拿来住，所以够用就行。
顾敏来的时候，随手拿了家里大约200万港币零花钱，所以只能买个160几方的户型落脚——六本木如今的房价，接近2万人民币或者1万2港币一平米的样子。
到90年日本楼市泡沫崩盘之前，这房子大概能窜到10万人民币一方，（还要考虑到未来日元升值）然后崩掉，再过30年也才涨回6万人民币。
换言之，你就是捏上30多年，也才涨到3倍。相比之下钱投到其他任何地方，都比投到日本楼市增值空间大。
顾骜把给姐姐带的礼物丢下，又去洗手间洗了把脸。
居然还有日本女仆给他递毛巾——姐姐才来东京不久，居然就雇了个日本女仆打理家政，着实给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一下。
当然，招人的手续是大使馆帮忙弄的，顾敏只负责给钱。
毕竟家里有机要人员，要是弄个来历不明的人打理家务，泄密可就搞笑了。
杨家的这个女仆，大使馆光是背景审查就审了不少，确实从无劣迹，还是红色家庭出身，那就允许用呗。
只不过，人家脑子里还信奉的是人人平等，只是来你家“劳动光荣”的，所以不会对雇主卑躬屈膝罢了。给顾骜递毛巾的时候，都是一脸的不卑不亢，似乎“官民不分贵贱，只是分工不同”。
顾骜这种已经颐指气使惯了的大资本家很不习惯，索性就自己动手，不要人伺候了。
收拾利索之后，顾骜先站在阳台上看了一会儿风景。
反正他这次来日本只是视察工作，顺带拖延回美国的时间，又不急。
这屋楼层在最顶楼而且因为是大户型，东南北三面阳台，视野非常爽。
顾骜仔细找了一圈，正面就是青山公园和青山一丁目地铁站，公园对面是德国大使馆和柬埔寨大使馆。
至于地铁站路口的东、北两个方向上，只有高高的围墙和茂密高大的森林，别的什么都看不见——那里是赤坂御用地，赤坂皇宫就藏在林子里。
可惜怎么找也没看到“私立秀尽学园高等学校”，那个位置上只有一所给残障人士读的“特别支援学校”。
嗯，或许是因为精神病人也算残障人士吧。
“看什么呢？我看你一点都不急的样子。”顾敏觉得弟弟有点奇怪，拿手指头戳了戳他，递给他一罐楼下自动售货机里卖的中元节果汁。
她自己喝得比较清淡，拧开了一瓶宇多川名水。
“没什么，随便看看。”顾骜喝了一口中元节果汁，立刻转移了话题，“在日本习惯么，生意上是否上手。”
一提到工作，顾敏就没心思再打探弟弟的胡思乱想了，立刻进入了状态：
“还行吧，我们算是冷启动，既没怎么投入广告宣传，也没大力开发经销商，销量打开比较慢，但暂时也没对手。这两个星期，我算了一下，第一周出货只有几千台，第二周勉强过万加起来才出货一万多台，而且全集中在三大都市圈，其他市场目前是空白。”
日本的游戏机市场容量，从长期来看，可以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但家用机起步比较慢，加上当年雅达利时期游戏很少出日文版，日本人自己家里买游戏机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宁可花点钱到街机厅玩。
天鲲的游戏机，在美国目前可以每个月卖到三十多万台，在日本却只有两三万，可见日本市场的开发度连三成都不到。
不过这个数字，也已经是雅达利在日本成绩的四倍了，属于“虽然绝对值不高，却牢牢占据行业第一”。
顾骜听完，提点道：“这个速度不错了，可以稍微打打广告，不要宣传游戏机，重点宣传爆款游戏，或者说买买软新闻，报道一下诸如《未来战士》在美国销量火爆，成为全美今年最热现象级游戏、引领青少年时尚潮流。目前这一代游戏机，在日本不一定能赚到多少钱，关键是把品牌打出来，让日本的渣宅觉得天鲲的东西就是酷的，将来咱再慢慢收割他们的商业价值。”
渣宅们的未来已经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不过姐姐显然有反对意见：“还扩大广告投入？那我觉得我们的游戏机定价策略应该调整一下，目前的价格太低了，我这段时间核算了一下全部成本，我们已经处在只有毛利微赚、净利巨亏的程度。
定价方面，你定的是卡带机3万日元、软驱机3万8千日元，按照目前240日元左右1美元的汇率，跟美国版的128美元/158美元定价是差不多的。
但你当年跟任天堂、索尼签订的渠道共享协议上面，索尼给你的渠道优惠最大的是美国市场，而日本国内市场基本上是要公事公办给索尼渠道费的。目前我们在日本卖出去一台机器，就要给索尼15%的提成。
为了堵这个缺口，我起步的时候只能砍广告和营销费用，实现收支平衡。如果你坚持按照美国那边的广告力度投放的话，我算了一下，每卖一台，就要净亏本10~15美元。”
索尼拿走15%看似有点多，但在渠道为王的年代，借用别人开发出来的经销商网络卖东西，给点买路钱是应该的。
后世在STEAM上买的游戏，不也有30%进了G胖的腰包，剩下的70%才是游戏开发商的。而且数字时代的销售成本只会更低，G胖的STEAM全部运营成本，估计也不超过销售额的7%，所以STEAM上总销售额的23%，都成了G胖的纯利润。
顾骜之前在美国的强势，靠的正是他多年前跟索尼、任天堂的渠道协议优惠条款，挤占住了身位。可那个协议并不包括日本市场和其他市场，所以往其他市场发力的时候，顾骜要么就承受更高的抽成，要么就自建经销商网络。
当年他倒是很想把协议的覆盖范围签得更大一些，可当时的实力也不允许啊：在自己还非常弱小的时候，贸然把饼画太大，不利于扮猪吃虎。
容易被任天堂和索尼提前觉察到顾骜的野心，让他们意识到“原来顾骜这小子早就想杀到我们本土老巢，最终把我们彻底端了”。这样一来，说不定当年敌人就警觉起来，不跟顾骜战略合作，而是选择直接把顾骜扼杀在襁褓之中。
顾敏说了那么多困难，顾骜却没有在价格上让步的意思。
他斩钉截铁地说：“产品定价不能变，绝对不可以涨价——我有情报，任天堂的机器卖得只会比我们更便宜，虽然性能也差一点。如果我们再涨价，未来在日本市场肯定是竞争不过任天堂的。
至于亏损，这点钱我是可以承受的。我们今年卖一台机器，净亏损10~15美元，但明年可能就会收窄，压到10美元以内——根据摩尔定律，CPU和内存等核心电子元器件价格是会下跌的。
今年我们一共只卖了4个月，算它总销量15万台，加上明年一整年，按照每台平均净亏10美元，也不会到一千万美元的。后年我们就能实现收支平衡了。”
顾敏想了想，用探讨的语气确认：“你是觉得，根据你说的‘摩尔定律’，到1985年，综合生产成本就能跟销售持平？那我们至少也是白干两年半、净亏1000万。然后才开始赚钱。说不定86年还要再卖上一整年，才能把83、84亏的钱赚回来，那就相当于三年半白干了。
一款游戏机的换代寿命也就5~7年，这是可以从我们和雅达利的迭代历史教训推算出来的——雅达利的2600游戏机是1977年推出的，到82年圣诞节，已经显示其机器无法运行足够先进、满足当下技术和玩家要求的游戏了，所以才被我们取代，这里面也就6周年不到。
如果我们也按6年算，今年推出的游戏机，到88年底就淘汰了。结果你一直到86年都在打白工，只有最后87、88两年大赚，你在日本市场忙活了那么多又是为谁？这不是起个大早赶了晚集么。”
“就算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又如何，我们打入了日本市场，建立了行业地位，稍微有点赚就够了。留下的品牌影响力和渠道影响力，到了下一代游戏机的时候还是能用的。”
这当然是顾骜搪塞姐姐的话，因为他内心完全不是这么想的。
他的考虑是，等到85年下半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暴涨，到时候他天鲲家用机的两款机型，在日本市场就算还维持3万/3万8千日元的售价上，最后兑换回美元/人民币的时候，也会暴涨很多。
顾骜的生产工厂是在大陆的，生产成本是按人民币结算的。而CPU等核心元器件是美国采购的，用美元结算。人民币和美元的成本，都是不会随着日元升值而上升的，最后的销售收入却会随着日元升值而升。
最多只有一些采购自日本的内存会变贵，但售价也跟着变贵，只能说这一部分投入不赚不赔。而其他大部分硬件/生产成本占比都是暴跌。
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1986年还要打一年白工”，顾骜有把握85年就把之前的低价策略的亏损完全赚回来，只要他拿得出1000万美金的周转资金用于承担短期亏损就行。
而86年开始，一直到88年。游戏机和卡带的利润，也会明显超过原先的预期，哪怕87.88年之后游戏机售价下调——
下调也是必须的，因为你作为进口产品，在日元汇率暴涨的情况下，日元售价却不变，日本消费者也不是傻子，肯定会抵制你。
只不过，一般来说都是“日元汇率涨30%，游戏机售价只象征性跌10%”应付和尊重一下日本消费者的情绪就好了。比如到1988年，原定价3万的卡带机降到2万5出售，原定价3万8的软驱机降到3万出售，日本消费者应该就满足了。
到时候银座的房价最疯狂时会涨到600万日元一平米，在银座买1平的地皮，能换两三百台游戏机呢，这也叫钱？日本人会在乎这种小破钱？跟房地产一比，任何工业产品都不叫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