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角友宏那里弄到源代码和电路设计、还拍了一堆半成品的样品照片后，顾骜特地取现塞了对方400万日元，这笔买卖就算两讫——日元本来就有1万一张面额的，所以也就相当于4叠而已，非常不起眼。（84年起才有“福泽谕吉”头像版的1万日元，目前用的还是60年代的老版）
双方都害怕曝光，所以倒也神不知鬼不觉。
谈完这一切，回到东京市区的酒店，已经是深夜了。
顾骜休息之后，第二天上午就等来了国内的谈判监督人员——也是一机部外事局的。不过是纪律监督处的，而非包处长所管的业务处。
所以，他只能先把电子游戏机的事儿放一放，把这边的正式签约工作完成。
来人姓施，是个30多岁的平头男，没什么特色，不苟言笑。顾骜与杨信接到对方后，就把这些日子的谈判经过又简略口头汇报了一下，并且把必要的录音重点放了一遍，证明自己的清白。
施科长听了三井寿司试图私下行贿顾骜的录音片段、并且听到顾骜义正辞严地拒绝时，也是微微有些汗颜。
“那个三井寿司居然说给你个人20万美金回扣？小顾同志不愧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好同志啊，如此重金的糖衣炮弹，都腐蚀不了你。没说的，这边的所有程序证据，我帮你担保了，咱尽快签订合同吧。”
另一边贺子强这几天也把细枝末节的法务条款都敲定了，当天下午，一行人正式签订了技术授权费协议——三方协议，中方这边除了企业之外，还有备案的政府部门的章。
三井寿司倒也看不出多不甘心，只是表情略微有些灰头土脸而已。事已至此，他还是钦佩地拍了拍顾骜的肩膀：“顾桑，你是我见过的最廉洁的人。虽然你让我亏钱了，但我还是很佩服你。”
最后的签字仪式，当然也算是正规的谈判过程，所以这句话自然也会被录下来。
顾骜很是政治正确地回了一句：“那是因为三井社长与我们中国人做生意还不多，以后你就知道了，我们中国人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们个个都这么廉洁。”
一切水到渠成，施科长第二天便能回国了。
顾骜还可能多滞留几天、去香江转一转，就跟他委婉地商量了一下。
施科长倒也通情达理（另一方面他这种监察工作的官员，很少有来发达国家的机会），所以通融了一下。
他只提了两点要求：此后几天不能再出现招待费报销，下周一上班之前，一定要回去销假汇报行程。
顾骜表示没问题。
……
打发走施科长后，杨信私下里问道：“顾哥，那天考察的那个日本电器厂，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呢？”
顾骜当然不会把全部内幕都说出来，只是选择性地找了个借口：“在合法的范围内，搞点私活吧。日本人不屑于赚的钱，咱自己赚。国内如今是很难注册企业的，所以可能还是要借助林律师的壳子。香江那边注册的公司，最大的好处就是经营范围非常灵活，稍微去变更一下，马上就可以扩大经营。”
1979年的内地，不但没有公司法，也没有股份制的公司（这里指后来的“有限公司”）。
有的只是个体户，以及乡镇企业。
这就是改开后第一个周年的现状，一切都是慢慢来的。
国内第一家股份性质的私企，要等到明年2月份，由奇人牟其中创办。然后其他人等这个个案曝光后，胆子才逐渐变大。
顾骜可不想当这个出头鸟、将来被抓典型。所以他宁可熬一熬，在牟其中之前绝对不在国内正式成立任何个人出资的股份实体。
而香江的法律就宽松得多，商业管理部门对于企业的跨圈经营几乎是撒手不管。去登记的地方申明变更一下，一家公司就能“改行”了。
比如这一年，著名的地产大亨、九龙建业的雷老板，脑子一热说自己要进军娱乐圈，然后直接拿着九龙建业的招牌，一夜之间成立了子公司的电影公司、发行公司、院线公司……
后来培养起了吴宇森、徐克的“金公主”院线，就是这样诞生的。
想想看几十年后，内地同样搞房地产的王健林，想复制这种路线，可是花了多少年时间，才搞到齐全的传媒行业牌照。
杨信不是很懂商业，只是善意地提醒：“顾哥，那你是准备在香江注资公司、然后回内地生产产品么？我听说按现有的国家政策，蛇口那边的工厂，好像对港资都是免税的，能免好多年。”
如今的特区深市，并不是全境都免税的，而是划了一块大约10几平方公里的蛇口工业区先作为试点、让港资过来办厂，五年内什么税都不要。而深市的其他地区，也要到明年二季度才正式套用这些优待政策。
特区也是一步步办、一步步往前扩大的嘛。
顾骜知道如今国内有足够勤恳和技术的工人，如果把加工厂设在国内，确实可以省掉很大一笔钱——国内装配工人和焊工的薪水，一天最多几块钱，即使是在特区。
（顾骜还用不起SMT贴片机，所以电路板上的元器件只能用工人拿电烙铁一个个手焊。SMT如今也不成熟，是美国最高端的技术，80年代才进入湾湾和韩国。）
而香江的最廉价体力型黑工，如今都要50块港币一天的薪水了。能确保不虚焊的优秀电子厂焊工，起码开价200一天。（后来SMT普及后，有了自动的波峰焊/回流焊，电子厂工人工资才下降的，因为手艺不重要了。）
不过，顾骜稍微查询了一下相关政策后，就发现把厂子设在深市有个最大的问题——美国公司的Z80型CPU芯片，无法以正规途径入境。
原因则是外汇管制。
这也是后来80年代，国内在电子产业发展上，远远不如湾湾和韩国的原因。
当时，国内对于把东西卖给外国人创汇，是非常欢迎的。
但如果在这个创汇的过程中，你必须首先进口外国的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赚取一个差价，那就非常麻烦。
国家最怕的，是进口进来的物料，无法严格按照当初申报的用途使用——比如顾骜要开游戏机厂的话，申报了买1000片Z80的CPU，每片消耗外汇150美元；如果最后确实出口了1000台游戏机整机、每台售价500美元，那也就罢了。
怕就怕最后出口只出了800台，还有200台偷偷在国内高价卖掉了，甚至是把这200片差额的免税Z80用于生产彩电/自动洗衣机的控制板——那样，就没有把所有进口物资都用于创汇，而是被中国人自己“堕落”地“消费”掉了。
这是国家非常忌讳的，因为当时的导向就是“所有的外汇都该用来创造更多的外汇，而不是供国民奢侈”。同时挪作自用的话，还涉及到一个“避税走私”的嫌疑。
如果过个15年，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因为统计手段、法治完善程度和技术监控都上来了。
弄个隔离的保税加工区，比如沪江的浦东保税区、姑苏的昆山保税区，确保进口到这些地区的物料，统统不许流入国内的其他地方，只许在保税区加工完后、走太仓港原进原出。所有花外汇买进来的东西，只能用于赚外汇，而不是给国民自己消费。
但是在79年谈保税，显然太不实际。
所以，要在国内建厂，最大的瓶颈就是“只能建设所有原材料都能在国内找到供应的厂”，如果原材料要靠进口，就完蛋了。
而同期的湾湾和韩国显然没有这种顾虑，湾湾只有不到2000万人口，韩国也才三四千万。他们很容易统筹，既然赌了国运（地区运）要搞电子产业，那就每年进口个几亿片英特尔和其他顶级芯片巨头的各种高精尖原材料。
哪怕最后真有两三千万片被用于生产国民消费品了，只要剩下的几亿大头全部是拿来出口的，湾湾和韩国就不怕外汇枯竭。
在这种大水漫灌的决心下，把国家/地区发展赌在三星/LG或者台积电/富士康身上，也确实可以出成果。君不见如此孤注一掷十几年后，三星一家就能带动韩国全国三分之一的GDP了。
两地在产业链上向上下游发展了十几年后，终于开始搞自己的芯片，后来三星和台积电也颇为成功。而国内直到17年才爆发中兴被芯片禁运案卡脖子。
但湾湾和韩国的路，明显不能适合内地国情——以国人对当时凭票、匮乏的电子产品之渴求，恐怕是几亿片的英特尔制品涌进来，我们的内需市场都能消化掉，那国家的外汇储备就彻底清空了。
而且哪怕垄断了全世界的电子产业，这个行业的规模也养不活一个十亿人的经济体。不舍得为这个行业打乱了外汇管制的全局。
顾骜思之再三，觉得去深市办厂还是风险太大。
最后，他模模糊糊敲定了一条思路：
“或许只能考虑两段式的加工布局了——国内找个工厂委托加工也好，自己弄个挂靠的电子厂也好，把‘不需要用到Z80款CPU’的半成品造出来。然后运到日本。在日本再以港资公司的名义，弄个小规模的装配车间、稍微雇几个工人。这些人只负责把CPU焊到电路板上、然后烧制程序并整机检测，然后包装供货。这样用不了多少人，日本这边工资高也就忍了。说不定将来还能发展成一家提供售后服务型的本土小企业。只要销量撑得住，成本不是问题。”
顾骜也被自己的脑洞折服了。
如此一来，离开日本之前，他只需要考虑如何在这儿发展一个代言人，并且搭建起一个检测装配的小车间班子，以及弄到一批Z80芯片的进货授权。
还是缺乏常驻日本的代言人啊。
“不管了，先把第一批Z80的货源弄到手，这玩意儿还不卖给个人用户，必须是申报过用途的企业客户。美国人还真是管得宽呐，拿了钱还不卖货，唯恐被敌对势力拿去干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