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的谈判中，林国栋指责包处长说“中方的技术独创性不足”，主要的表述方式，就是质疑“膜法”这种新的方法思路中，所用的“膜”并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
当然，这一点并不是由于包处长在材料中授人以柄。
而是林国栋凭借几十年港岛精英律师的经验，自己推断出来的。
因为在中方给他的初步“权利要求书”中，没有要求保护生产这种膜的配方。
在专利申请中，如果一样东西或者一个技术点，没有写明要求保护，那么多半就只有一种可能：这个技术点是前人的“现有技术”。
林国栋何等老辣，他仅仅瞥了一眼，就得出了结论：中国人发明了这种“膜”的新用法，但膜本身肯定是外国人早就搞出来的材料。只是外国人没想到把那种膜、用在制氦机这个场合。
在专利申请中，题目格式为“一种XX材料，及其在YY领域的使用方法”的申请，肯定是比只有“XX材料在YY领域的使用方法”的申请要容易过得多，律师的工作量也小得多。
“及其”两个字，非常关键。
关系到这个东西是不是从胚胎开始，就是你独门原创；
还是把别人家孩子捡回来、调教出了新才艺。
但不管怎么说，“发掘了别人家孩子的新才艺”，法律上讲也是发明，也是受各国专利法保护的，无非律师证明的时候多费点手脚。不然法律上就不会专门分别定义“物品发明”和“方法发明”了。
而顾骜的反驳，自然也要精确切中这点，从技术上正面回击。
“……虽然这种膜材料本身并不是我们发明的，但材料的原始发明者，本身的实验目的是基于XXX项目、预期用途是YYY……”
“鉴于这是两个几乎没有交集的完全不同技术领域。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无法通过现有技术结合公知常识，推导出ZZZ的用法……”
“而且，考虑一种新技术的创造性是否达到发明应有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应考虑其研发过程中的难度，更应该考虑这种思路是否克服了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固有偏见、取得了预料之外的技术效果……”
（以下省略五千字，我不想拿专代科目二的答卷水字。）
顾骜口中旁征博引的这些，都是德、法等国通用的《专利审查指南》方面的技术文档，是各国专利局的指导文件。
英美法国家可能具体描述略有不同，但基本判断思路是相当的，毕竟都要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大框架下实现国际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
其实，哪怕是包处长，对里面某些条文都是了解的。但他不懂技术，不知道怎么往里套、以用于砍价，于是只能靠顾骜这个技术男来解决。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中国要规定：专利代理人必须是本科理工科毕业、才可以考取执业资格证。而文科生，哪怕是专修法律的，也不可以考（如果再去念个理科学位就可以了）。
因为经过长期的实践后，大多数人都发现，这里面的技术辩论，技术比法律重要得多。相关法律其实没那么难。顾骜后世一个码农，在支付宝接触的算法多了，也渐渐知道些常识。
但在1979年，国人显然还没意识到这一点。各部的外事局，哪怕做涉外知识产权协商的，基本上都是学了点外国的通用法律准则，就直接上了。
缺少真正扎根一线、有过科研经验的人员。
……
林国栋被顾骜的表现，杀得节节败退——不过也毋宁说是他一开始欺负内地人不懂行，所以开了个近乎讹诈的高风险分成。
顾骜只是把其中的水分一点点榨干。
“最后，我还想陈述一点事实：贵司对于专利维持费的法务成本估计过高。一开始你们认为后期在美法德日四国都申请专利、20年的总维持费成本可能要60万美元，并且以此为基调作为风险折算的基价。
我想说的是，年费是可以不交满年限的，如果我们觉得技术前景不好、或者其他国家有绕过我们技术路线的更好替代方案，只要我们弃权，后面这些年都不用交了。
我们本来就没指望膜式制取法可以领先20年，最多5年后，杜邦和巴斯夫说不定就能搞出迂回掉我们那种膜的新材料，我只打算赚5年的块钱，所以只要15万总年费预算就够了。这样总法务成本就从80万降低到了35万……”
“行了，别说了！”
这么谈下去，林国栋觉得自己就快成OPEN BOME了，成本一项项都被客户分析干净了，还玩个屁。
他觉得顾骜肯定是个恶魔。
“这样吧，最后一口价！大家干脆点儿。货物出口额的15%，技术授权费的30%，作为风险款项。包处长，您觉得怎么样？”林国栋只想用天下最好的山珍海味，甚至是美女的樱唇，堵住顾骜的嘴，然后让包处长快点拍板。
顾骜这厮，太了解行情了。
包处长虽然不懂全局，但他察言观色还是看得懂的：“我觉得还可以再聊聊……”
林国栋又一咬牙，暗忖内地人估计只会卖设备，不会想到怎么直接卖技术授权，那就把后一部分的分成再降低几个点，以示诚意好了。
“货物出口创汇分成不变！对外技术授权费再降2个点！不用算了，如果通盘考虑，后一部分是绝对降不到5个点的。我可以把同行合同都拿给你们看！”
……
包处长和顾骜，又坚持谈判了两天，最后拿下了货物出口额12%/技术授权费25%的辉煌成绩。
虽然在顾骜看来，只要林国栋运作得好，未来还是大有赚头的。
但国家对这个条件已经很满足了。上面本来觉得砍到20%/35%，就是可接受的底限。
包处长觉得顾骜身上已经再也没有潜力可挖，而顾骜觉得与其在这些小钱上再纠结，不如让国家以最小的代价稍微买点教训——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教训。
其实这次的事儿，只要国家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敢确认这是“国际最先进水平”而非仅仅“填补国内空白”，那完全是可以一开始就不要风险代理，而是直接全资把律师费掏了，干嘛跟香江人谈分成制呢？
在这种状态下，包处长和林国栋“在友好祥和的氛围中签了约”。
顾骜则在他的实习报告上总结了这次的谈判经验，并且建议“在下次遇到此类情况采取非风险代理，并成立由技术人员而非外事人员组成的评估小组”。
他并没有越级装逼，而是让包处长审批、署名之后，再往外事局递。这样包处长也算是知情了，领导功劳也少不了，算是很会做人的稳妥处置了。
签约完成，包处长第一时间给京城打了电话报捷。
京城方面立刻表示了嘉奖。
与此同时，跟林国栋分手的时候，顾骜还不忘跟他支招：
“这个技术，法国人将来完全是可以绕过去的——膜法的思路被启发之后，具体用哪种膜，已经不重要了。就像青霉素的专利一旦公开，启发了人类‘从细菌分泌物’角度去找抗生素，很快链霉素土霉素都会出来的。所以，专利潜水艇这招，不是不能用，要慎用。你就别指望收别人的侵权费了，追认两笔‘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新增扩大市场的合理授权费’，就差不多了。另外，18个月的保密期也别用足了。你自己想办法，怎么勾引法国人、然后提前引爆掉就好。早点儿落袋为安。”
这些黑话，包处长已经完全听不懂了。
而林国栋也一度怀疑：顾骜这厮真是来自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么？怎么比资本主义世界的奸贼还要奸？
简单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明专利，在刚刚申请后的最多18个月内，技术细节是保密的，这段时间是“后悔期”，也就是如果发明人发现同行跟进得很慢，短期内完全赶不上自己，而他又不甘心公开技术细节了，就可以无声无息地撤回。
而在这段“后悔期”内，如果有同行恰好跟你撞车了，那是不用给侵权费的（因为默认你还没公开，所以对方是善意的、恰好跟你研发了一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的专利下来后，他还有新订单未完成、并且也用了这个技术，就得乖乖交授权费了。
授权费比侵权费当然要少一些，不过收得也更和平些，这才是西方知识产权合作的主流——专利本来就不该是限制别人通过的，而是拿来收买路钱的。
顾骜分析了这项技术的启发性与可迂回性，也是帮林国栋更好地替他赚钱。
国家可是给了政策，他顾骜个人，以及他老爹，都是可以在创汇中拿到不低于0.5%/2%的分成的。
“顾生，我有点相信你的眼界、见识和能力了。你这种人，做官真是太浪费了——期待着将来能和你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我觉得，交你这个朋友，比跟处长、局长什么的交朋友，从长远来看更有价值。”
送行的时候，林国栋私下里拉住他说了这番话，显然是示好了。
顾骜当然不会犯错误：“不用客气，这话我可当不起。你要是有本事跟局长交朋友，绝对比跟李嘉诚交朋友还有用一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