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娇杨是真的很有学术自信，别人投稿时，多半不会将所有的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因为他们担心遇到一些偏好性强的期刊，直接将自己的全部成果否定掉。
可苏娇杨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
苏娇杨觉得，不管期刊的质量好坏，期刊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记录真理。
所以她在投稿前，并没有特别认真、特别费心地甄别期刊门类，而是简单地翻了翻自己之前看文献时记下的笔记，挑选了一本自己比较欣赏的期刊——《全球经济》，然后直接将稿件给投了出去。
苏娇杨不知道的是，《全球经济》是经济学领域的国际顶刊，比同为顶刊的《经济学报》要厉害了不知道多少倍。
只不过想想苏娇杨看文献时的挑剔程度，不管是引用率多么高的文章，苏娇杨都不会将其当成真理来拜读，她会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前人的研究成果。
就是因为苏娇杨看文献时读的挑剔，这才让苏娇杨第一眼就选中了经济学领域的顶刊——《全球经济》。其实仔细想想，这样做是意料之外，其实也是意料之中。
那些刊登在《全球经济》上的文章质量都不差，苏娇杨的眼神那么挑剔，都发现不了太多争议的东西，而其它期刊就不一样了，在苏娇杨看来，发表在很多期刊上的文章都是狗屁不通的，随随便便就敢下定义……正是因为那些对学术成果不负责任的文章存在，这才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搞成了一团乱麻。
不是所有的学术成果都应当被公布出来。
虽然这种说法有违学术自由的理念，但很多学术成果在没有经过检验之前，贸然公布出来，是会误导别人的。
在苏娇杨看来，前人关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就存在很多被误导的小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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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另外一边，《全球经济》编辑部收到苏娇杨投去的稿件之后，整个编辑部都震惊了。
他们平常收到的稿件都是二十页到三十页的手写稿，经过排版与印刷之后，刊登在期刊上所占的页面也就十几页，就算偶尔有些学者做出来的成果比较重要，那也顶多会收到五六十页的手写稿，精心排版整理之后，占据期刊的版面也不过三四十页。
可这个从华国寄来的稿件实在是太厚了，摞在那儿，厚度堪比十本《全球经济》摞在一起的总和。
《全球经济》的主编扯着嘴角拆开苏娇杨寄来的稿件，本着负责的态度，将稿件分发给不同的审稿编辑去审阅。
这些审稿编辑中，学历最差的都是经济学硕士，还是在全欧联赛中拿过冠军的经济学硕士，学历稍微高一点的便是博士，还有很多人是高校经济系的教授，如今退休，被《全球经济》返聘回来发挥余热。
这些人一拿到苏娇杨的稿件，立马就去看了。
看完之后，《全球经济》编辑部立马召开了会议，开始就苏娇杨投来的稿件交换意见。
主编问，“想来大家已经完成第一轮的审阅了，有没有谁要提出退稿意见？”
一众编辑眉头紧锁，无人出声。
主编拍板道：“那就自由搭对，找到自己心目中最适合审阅刚刚看过的那篇论文的人，然后让他来审，进入第二轮审阅！”
半个小时候，主编又把人召集了起来，问，“二轮时间到了，你们有没有发现论文中存在的瑕疵？”
见一众编辑依旧眉头紧锁，主编疑惑了，“怎么，你们该不会想同我说，这么多的文章都写的相当严谨，凭借你们的能力，连一点问题都发现不了吧。”
那些编辑没有吭声，坐在位置上开始哗啦哗啦地翻文献。
主编见状，只能拍板道：“那就赶紧进入第三轮审稿，记住，每篇论文上都得签下三个完全不一样的名字，你们需要用名字来为这篇论文站队。既然你们觉得自己手中的论文没有错处，那之后发现错处时，你们都需要承担责任。”
如果是一般人说这话，这些编辑早就撂挑子不干、拍桌子骂娘了，可惜这位主编在经济学界地位超然，本身就是一个学术巨头，没人愿意随便招惹，而且没有哪一位编辑舍得割下《全球经济》为他们带来的荣耀，所以这些编辑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忍耐。
很快，第三轮结果审核出来了，众多编辑依旧觉得这些文章都没有问题，只能顶着来自主编的压力说了实话。
主编固然可怕，但这些编辑也有自己的坚持。
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难不成还能因为主编的质疑就给人家好端端的一篇论文里加点儿问题进去？
这样做不符合《全球经济》的宗旨，也不符合他们的行事准则。
主编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用压抑住咆哮的声音问，“这个来自华国的学者一并寄了这么多稿件过来，你们却连一个错误都没有找到。伙计们，我相信你们的审稿水平，可请你们告诉我，这世界上真的存在一个不会犯错的家伙吗？”
“如果这些文章来自于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我都能够坦然的接受，因为这些大学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确实超前，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的学术成果也不是不可能。”
“但请睁大眼睛看清楚，这篇文章来自于华国，他们国家的经济学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如果我不是相当确定现在的时间是九月底的话，我都快怀疑是不是愚人节到来了！”
“伙计们，请你们真诚地告诉我，这些论文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我们该不该接受？该不该退稿？如果接受的话，我们是应该从这些论文中接受哪几篇？还是说，我们应当全部接受？”
编辑团队中最有资历的那个人答道：“我只看了三篇，无法为所有论文做保证，但我能肯定的是，在我签下名字的那三篇论文中，一定没有问题。那些逻辑太缜密了，用的论述方法都不是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惯常用的方法，反倒是像研究数学的学者喜欢用的。”
“而且，虽然我只看了这位华籍学者的三篇论文，但我能从文章中感受到她的认真程度，所以我也相信我的同事们的判断。我建议录用。”
《全球经济》的主编胡乱地薅了一把本就没剩下几根头发的地中海，道：“可这个华籍学者一次性寄来这么多论文，我们该怎么给她发表？难不成开设一本增刊？”
“我看这论文的数量，一本增刊根本不够用，怕是得三本才行。但如果我们直接开设三本增刊，且这三本增刊上所有论文的作者都是同一人的话，怕是会影响到我们《全球经济》的声誉。”
有一位一直都默不作声的编辑突然抬头，顶着那密密匝匝的抬头纹问，“主编先生，能不能停一下，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东西，大家能不能根据手中所审论文的页码数来分别讲一下，这个华籍学者在论文中都进行了哪些尝试，又得到了那些成果？”
这位编辑是一位经济学界的老学究，据说同主编的关系不错，就是脾气有点怪。当初他刚从斯坦福退休，就被《全球经济》的主编给挖了过来。
这位老教授都这么说了，《全球经济》的主编只能听从，请手中拿着论文的人依据顺序讲自己在论文中看到的东西。
每有一位编辑讲完，那位老教授手中的本子上就会添一段话。
等所有编辑都讲完之后，《全球经济》的主编见老教授眉头紧锁，特意等了将近一刻钟的时间，眼看着吃午饭的时间到了，这位老教授却迟迟没有回神的意思，《全球经济》的主编只能先遣散参会人员，让众人去吃饭。
那位老教授就在审稿室中坐了整整一个中午，他连厕所都没有上，整个人就仿佛是被粘到了椅子上一样。
到了下午，《全球经济》的主编听闻老教授一中午都在审稿室中，滴水未沾，粒米未尽，忧心老教授的身体吃不消，特意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三明治带了进去，放到老教授的面前，问，“您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
老教授点头，用笔划过自己草草画出来的思维导图，将存疑的地方指给《全球经济》的主编看，“这些论文乍一看相互独立，但若是仔细拼装的话，就会发现，这些论文就像是从一棵树的主干上摘下来的不同果子，虽然颜色不同，但味道却是差不离的。”
“如果你真的用心看了这些文章，你就会发现，这些文章都是有先后顺序的，将这些文章串联起来，就是一套全新的经济学理论。只不过不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出于怎样的考虑，居然会走出这么一步臭棋，将好端端一套理论给剪裁得支离破碎。”
“我建议你将这些稿件全部拒稿，然后再写一份说明信连带着退稿一并送过去，到时候就说，我们并不是不认可这些华籍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是我们觉得，通过作者与期刊编辑部的共同努力，这个学术成果能更好、更优异。”
《全球经济》的主编一听自己之前最为敬重的老师都这么说了，决定再试一次苏娇杨。
邮包当天晚上就已经出发了，漂洋过海，历经重重海浪，顺利抵达华夏，然后又乘上开往平沙市的火车，直到送入苏娇杨的手中。
苏娇杨是在国庆节期间收到包裹的，她打开一看，发现《全球经济》的主编提了很多‘修改意见’，如果按照这位主编的意见来修改……苏娇杨想了想，直接将自己的第一份极尽细致的手稿翻译好给《全球经济》寄了过去。
《全球经济》的主编要的就是她的大成果啊！
早知道如此，她还费心费力地拆什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