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我坐起来，想都没想就抱住她。她也紧紧抱住我。然后我亲吻她，品尝着她真实的存在——烟草香和雅芳混杂的味道。口红很淡。她紧张得几乎把口红咬光了。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波、除臭剂以及紧张的汗水的气味。我抚摸她：臀部、胸脯和脸颊上的伤皱。她就在那里。
“几点了？”我可靠的天美时手表停了。
“八点一刻。”
“你在开玩笑吗？不可能！”
“真的是八点一刻。你很惊讶，但我并不惊讶。你从不再突然昏睡几个小时这种状况中恢复多久了？”
我还在想萨迪怎么来到这里，李和玛丽娜在沃斯堡住过的地方。怎么可能呢？上帝啊，怎么来的？我也在想其他事：肯尼迪也在沃斯堡，此时此刻正在得克萨斯酒店给当地商会做早餐演讲。
“我的手提箱在车里，”她说，“我们是开我的甲壳虫，还是开你的雪佛兰去？不管你去的是什么地方。甲壳虫可能好点，停车方便。我们可能要付不少钱找个车位。我们还得赶紧出发。黄牛党已经出发了，挥舞着旗子。我看到他们了。”
“萨迪……”我摇摇头，想让脑袋清醒过来，抓住鞋子。我脑子里有想法，很多想法，但是那些想法就像龙卷风里的纸片，我一个也抓不住。
“我在这儿。”她说。
是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不能跟我一起去。太危险了。我想我已经解释过了，或许说得不够清楚。你试图改变过去时，过去会咬你。它如果有机会，会撕开你的喉咙。”
“你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你不能单独行动。面对现实吧，杰克。你虽然长了几磅肉，但还像个稻草人。你走路时一瘸一拐，应该说瘸得很严重，每走两三百步就要歇歇膝盖。你要是得逃跑怎么办？”
我什么都没说。但我在听。我一边听一边给表上发条，调时间。
“这还不是最糟的地方。你——哎呀！你在干什么？”我抓住了她的大腿。
“确定一下你是真的。我仍然不敢相信。”“空军一号”三个多小时之后降落在拉菲尔德机场。有人会献玫瑰花给杰基·肯尼迪。她在得克萨斯其他几站会收到黄玫瑰，但在达拉斯收到的花是红色的。
“我很真实，我就在这里。听我说，杰克。最糟的是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最糟的是你会突然睡着。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想了很多。
“过去如果和你所说的一样坏，你在接近那个将要刺杀肯尼迪的家伙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
过去并不坏，这个词用得不对，但是我明白她的意思，没有辩驳。
“你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种险境。”
“我当然知道。你忘了很重要的事情，”她抓起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我不止是你最好的女人，杰克……如果我依然是你最好的女人的话……”
“但你现在在最可怕的地方。”
“你说有人要射杀总统，根据你成功预测的其他事情来看，我有理由相信你。德凯都有些相信了。‘他知道肯尼迪会来，比肯尼迪本人知道得都早’，他说，‘准确到日期和小时。他还知道总统夫人会与总统同行。’但是你说得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关心总统会不会活着。不止你一个人。德凯也关心，他要不是烧到三十八度的话。我也关心。我没有投他的票，但我碰巧是美国人。他不仅是总统，也是我的总统。这种想法对你来说很过时吗？”
“不。”
“好，”她的眼睛突然发亮，“我不希望他被一个疯子杀掉，我不想睡着。”
“萨迪——”
“让我说完。我们时间不多了。所以，你得掏干净耳朵。你把耳朵掏干净了吗？”
“是的。”
“那好。你甩不掉我的。我再说一遍，没门儿。我要去。你要是不让我上你的雪佛兰，我就开着自己的甲壳虫跟着你。”
“耶稣啊。”我说，不知道自己是在咒骂还是在祈祷。
“我们要是结婚了，我会听你的话，只要你对我好。我生来就相信那是妻子的责任。”（噢，你这个六十年代的孩子，我想。）“我准备好告别我熟知的一切，跟你一起面对未来。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相信你所说的未来真的存在。我很可能不会再给你最后通牒，但是我现在要给你一个。你要么跟我一起做，要么别想做。”
我仔细思考。我问自己她是不是认真的。答案跟她脸上的伤疤一样清晰。
与此同时，萨迪正看着蜡笔女孩。“你觉得是谁画的？画得真不错。”
“罗塞特画的，”我说，“罗塞特·坦普尔顿。她的爸爸出了事故之后，她跟着妈妈回莫泽尔了。”
“然后你就搬进来了？”
“没有，我住在对面。一个姓奥斯瓦尔德的小家庭搬到这里。”
“他姓奥斯瓦尔德？”
“是的。李·奥斯瓦尔德。”
“我跟你一起去吗？”
“我有选择吗？”
她笑着把手放到我的脸上。我看到她放松的微笑，才意识到她在摇醒我时有多么害怕。“没有，亲爱的，”她说，“依我看没有。最后通牒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把她的手提箱放进雪佛兰。我们如果阻止了奥斯瓦尔德（而且不被逮捕），之后可以坐她的甲壳虫，她能开着甲壳虫回约迪，甲壳虫将停在她家的车道上，看起来并无异样。事情要是不顺利——我们未能阻止他杀肯尼迪，或是成功阻止了他，却要为谋杀李负责——我们就得逃命。而V-8雪佛兰比甲壳虫跑得更快，更远，也不那么显眼。
她看着我把枪放进运动外套的里面口袋里，说：“不，放在外面口袋里。”
我扬起眉毛。
“你要是突然累了或者想打盹，我能立即拿到枪。”
我们走上走道，萨迪把手提包挂在肩上。天气预报说有雨，但是在我看来，天气预报员得吃一张红牌。天气晴空万里。
萨迪坐进乘客坐之前，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那是你的女朋友吧，先生？”
我转过身。是脸上长斑的跳绳女孩。不过不是斑。而是麻疹。我没必要问她为什么没上学。她出了水痘。“是的。”
“她真漂亮。除了——”她发出奇怪的“咦”声，有点可爱，“——她的脸。”
萨迪笑了。我对她勇气的钦佩持续增长……应该说从未降低过。“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
“萨迪，”跳绳女孩答道，“萨迪·范欧文。你呢？”
“噢，你肯定不会相信，我也叫萨迪。”
女孩带着梅赛德斯街上所有野姑娘都有的那种不信任的讥嘲目光打量着她。“真是巧啊，你说是吗，乔治？”
我没说话，我没时间讨论这个。“想问你件事，萨迪……范欧文小姐。你知道温斯考特路上的公交车站怎么走吗？”
“当然，”她转动眼睛，好像要问“你觉得我很蠢吗”，“你们两个出过水痘吗？”
萨迪点点头。
“我也出过，”我说，“没事的。你知道哪趟车去达拉斯市中心吗？”
“三路。”
“三路车多久发一趟？”
“我想半个钟头一趟吧，但是也可能是十五分钟一趟。你有车，为什么要坐公交车呢？你们有两辆车。”
我从大萨迪的表情看出，她在想同样的问题。“我有我的理由。还有，我老子开潜水艇。”
萨迪·范欧文咧嘴大笑。“你也会这个？”
“会了很多年了，”我说，“上车吧，萨迪。我们得走了。”
我看了看新手表。八点四十分。
“告诉我你为什么对公交车感兴趣。”萨迪说。
“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赶到伊登法洛斯时你已经走了，我按你说的，烧掉信，然后问了问隔壁的老头儿。”
“克诺彭斯基先生。”
“是的。他什么都不知道。那时，医生正坐在你的门口。医生看到你不在，很不高兴。她说她跟多琳医生换了班，让多琳今天能去看肯尼迪。”
温斯考特路公交车站就在前面。我减慢车速，看看柱子旁边的小棚子里有没有时间表。没有。我把车开进车站前方一百码的一个停车位。
“你在干什么？”
“买个保险。公交车要是九点还没来，我们继续开。讲你的故事吧。”
“我打电话给达拉斯市中心的酒店，但是没人想跟我说话。他们都很忙。然后我打电话给德凯，他打电话给警察。他告诉他们，他有可靠信息，有人准备射杀总统。”
我一直在观后镜里观察公交车是否到来，但是现在震惊地看着萨迪。不过我不得不佩服德凯。我不知道他相信萨迪的话多少，但是他冒险行动了。“然后发生了什么事？他留名字了吗？”
“他根本没机会。他们挂断了他的电话。我想我这时开始真的相信你说的过去很会保护自己这件事。你一直在经历这种事，对吧？鲜活的历史教科书。”
“不再是这样了。”
动作迟缓的公交车来了，黄底绿色。目的地窗口上显示：“三路—达拉斯主街—三路。”车停了，前后门打开。两三个人上了车，但是没有座位。车从我们身边缓慢经过，我看到座位都满了。我瞥见一个女人，她的帽子上别着一排肯尼迪纽扣。她高兴地朝我挥手，尽管我们的眼神只交会一秒，我仍感觉到她的兴奋、高兴和期待。
我把雪佛兰挂上挡，跟上公交车。在公交车喷出的褐色尾气里，车尾的广告上，一位拿着伊卡露染发剂的美女声称，她的生命只有一次，她想成为金发美女。萨迪夸张地挥手。“妈的！别跟这么近！真难闻！”
“这真是犀利的批评，来自一位每天抽一包烟的女人。”我说，但是她说得对，柴油恶臭难闻。我往后退。现在没有必要跟得太紧，因为我已经知道跳绳的萨迪把线路说对了。她可能连发车间隔都说对了。公交车平时可能半小时一趟，但这会儿不是平时。
“我又哭了一阵子，因为我以为你消失了。我很担心你，但是也恨你。”
我能理解，但还是觉得自己做得对，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我又打电话给德凯。他问我你有没有说起过什么据点，这个地方可能在达拉斯，更可能在沃斯堡。我说我不记得他说过什么具体的地方。他说你也许在住院期间稀里糊涂地说过什么。他让我认真想想。好像我不认真似的。我回到克诺彭斯基先生那里，希望你对他说了什么。那时已是晚饭时间，天要黑了。他说没有。正在那时，他儿子带了一锅炖肉来，请我跟他们一起吃晚餐。克诺彭斯基先生说——他知道过去的所有故事——”
“我知道。”前方，公交车往东拐上维克里大道。我打转向灯，跟上去。距离足够远，所以我们不用吃柴油。“我至少听了三十几个故事。血染马鞍之类的。”
“听他讲故事是我最应该做的事，因为我不用绞尽脑汁，可以休息一会儿。有时候，你放松下来，事情就会自然地浮现脑海。我走回你的小房子时，突然想起来你说过，你在凯迪拉克街住过一段时间。但我知道地址不准确。”
“噢，我的天哪。我全忘了。”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再次打电话给德凯。他没有详细的城市地图，但是他知道学校图书馆里有。他开车——他可能头都要咳掉了，他还病得很重——去拿，从办公室里打电话给我。他发现达拉斯有个福特大街，有个克莱斯勒公园，还有好几条道奇街。但是这些名字都不像凯迪拉克，你明白我的意思。然后他发现了沃斯堡的梅赛德斯街。我想立即出发。但是他告诉我，我在天亮后出发更容易看到你或者你的车。”
她抓住我的胳膊。她的手冰凉。
“这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夜晚。你这个讨厌鬼。我几乎没合眼。”
“我会补偿你的。尽管我也直到凌晨才睡着。你要是不出现，我可能一直要睡过该死的暗杀事件。”
那样结局多令人郁闷哪！
“梅赛德斯街有好几个街区，我往前开呀开呀。然后我看见街的尽头，好像是百货商店背面的巨大建筑的停车场。”
“接近了。是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仓库。”
“还是没有你的踪迹。我没法告诉你我有多么失望。然后……”她咧嘴笑起来。脸上有疤，但笑容很灿烂。“然后我看见带海鸥尾红色雪佛兰，尾巴好像女人的眉毛，像霓虹灯一般闪亮。我喊叫着，拍打着小甲壳虫汽车的仪表盘，直到手都拍酸了。现在，我就在这——”
雪佛兰右前方发出一声低沉的吱嘎吱嘎的声响。突然之间，我们冲向一根灯柱。车下方发出一连串碰击声。我扭转方向盘。方向盘在我手里非常松弛，但是我幸而避免直接撞上灯柱。萨迪那边刮在柱子上，发出金属摩擦金属的刺耳声音。她那侧的车门弯向里面，我把她从座椅上往我这边拉。我们停下来，引擎罩在人行道上悬起来，汽车向右倾斜。不光是爆胎，我想，这简直是他妈的致命损伤。
萨迪看着我，目瞪口呆。我笑了。我之前已经说过，你有时候别无选择。
“欢迎来到过去，萨迪，”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得用撬棍把乘客车门撬开，才能从她那侧下车。她从座位上溜过来，从我这一侧下了车。有几个人在一旁观看，人不多。
“天哪，怎么了？”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问道。
我们走到车前，情况一目了然。右前轮突然折断，躺在我们身后二十英尺处，沥青道路弯沟的尽头。断面参差不齐的轮轴在阳光下闪光。
“轮轴断了。”我告诉推婴儿车的女人。
“噢，天哪！”
“我们怎么办？”萨迪低声问道。
“我们上了保险，现在我们用得上保险了。最近的公交车站。”
“我的手提箱——”
是的，我想，还有阿尔的笔记本，我的手稿——无关紧要的狗屁小说和至关重要的备忘录。以及我仅有的现金。我瞥了手表一眼。九点一刻。在得克萨斯酒店，杰基正穿着粉色套装。再过一个小时左右，政治活动结束，车队就会前往卡斯韦尔空军基地，大飞机停在那里。从沃斯堡到达拉斯的距离来看，飞行员在飞机起飞之后都来不及把轮子收起来。
我想了想。
“你们想用我的电话叫人吗？”推着婴儿车的女人问道，“我家就在前面，”她打量我们，看到我腿脚不便，萨迪脸上有疤，“你们受伤了吗？”
“我们没事，”我说，我抓住萨迪的胳膊，“你能打电话给加油站，请他们把车拖走吗？我知道这么要求太过分，但是我们有急事。”
“我告诉过他前端有些摇晃。”萨迪说。她带着佐治亚口音，拉长腔调。“谢天谢地，我们不是在公路上。”
“往前大约两个街区有家埃索加油站，”她指向北面，“我想我可以把孩子推到那里……”
“噢，你帮了我们的大忙，夫人。”萨迪说。她打开手提包，掏出钱包，拿出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先付给他们二十吧。真抱歉这么要求您，但我要是看不到肯尼迪，就不活了。”推婴儿车的女人笑起来。
“哎呀，二十块拖两次车都够了。你的包里如果有纸，我可以给你们写张收条——”
“没事，”我说，“我们相信你。但是我们会在雨刷下面写张字条。”
萨迪怀疑地看着我……但她拿出一支笔和一小本便签簿，便签簿封面是个斜视的小孩儿。呆头呆脑的笑容下面写着：“学生时代，可爱而又陈旧的学生黄金时代。”
我在字条上写了很多字，但是没时间考虑措辞。我草草写完，把字条折起来放到雨刷下面。一会儿之后，我们转过街角，消失在推婴儿车女人的视野里。
“杰克？你还好吗？”
“还好。你呢？”
“我撞到车门上，肩膀可能擦伤了，但是除此之外，还好。我们要是撞到柱子上，我可能就不妙了。你也是。字条给谁写的？”
“谁拖走雪佛兰就给谁。”我向上帝祈祷这个谁会按照字条的要求做。“我们回来之后再操心这件事吧。”
如果我们能回来的话。
下一个公交车站在街区的中央。三个黑女人，两个白女人，还有一个西班牙裔男人站在站牌旁。种族比例如此平衡，站台看起来像是《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剧组演员招募现场。我们加入他们。我坐到棚子里的条凳上，旁边是第六个女人，一位非洲裔美国女人。她硕大的身体包裹在一身白色的人造丝制服里，她显然是富有白人家庭的女管家。她胸前佩戴的纽扣上写着：“六四年，与肯尼迪一路相伴！”
“腿不好吗？”她问我。
“是的。”我的运动服外套口袋里有四包古迪头痛粉。我拨开手枪，拿出两包，撕开口子，倒进嘴里。
“这么吃会伤肾。”她说。
“我知道。但是我得让这条腿撑到我看见总统。”
她大笑起来。“没听过这样的话。”
萨迪站在路边，焦急地往回看，等待着三路车。
“今天车很慢，”女管家说道，“但是下一辆就要来了。我不会错过肯尼迪的，绝对不会！”
九点半，公交车还没有来，但是我膝盖的疼痛已经变成隐隐的悸动。上帝保佑古迪头痛粉。
萨迪走过来。“杰克，我们恐怕要——”
“来了一辆。”女管家说，站起身。这是个恐怖的女人，黑得像乌木，比萨迪至少高一英寸，头发笔直闪亮。“你——好，我准备在迪利广场找个位置。我的袋子里有三明治。他能听到我喊的话吗？”
“我敢肯定他能听到。”我说。
她笑了。“你最好相信他能！他和杰基都能！”
车上人满为患，但是站台上的人挤进去。萨迪和我最后上车，司机着急得像黑色星期五的股票经纪人，伸出手掌。“别上了！满了！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等下一趟吧！”
萨迪痛苦地看了我一眼，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说话，那位大个子女士替我们说话：“不，不，让他们上吧。这个男的腿脚不便，女的也有问题，你们都能看到。还有，女的很瘦，男的更瘦。你让他们上，不然我会把你拉下来，我自己来开。我会开。我在我爸爸的斗牛犬车上学过。”
公交车司机看着她朝他逼近，翻了翻眼睛，示意我们上车。我们伸手去拿硬币，准备投币箱，他用肉乎乎的手掌把投币箱盖起来。“别投了，退到白线以后吧。尽量，”他摇摇头，“今天为什么不多发十几辆车？我真不明白。”他拉了镀铬把手。前门后门相继关上。气刹松开，发出噗噗的声音。汽车开动，很慢，但是很稳。
我的天使还没做完她的工作。她开始威吓两名工人：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坐在司机后面，膝盖上放着饭盒。“起来，赶紧把座位让给这位女士和这位先生！你看不到他的腿不好吗？他还要去看肯尼迪呢！”
“夫人，没关系。”我说。
她没有理会。“起来吧，赶紧，你们是在柴房里长大的吗？”
他们站起来，胳膊肘推搡着走进过道里令人窒息的人群中。黑人工人给了女管家一个臭脸。“一九六三年了，我还在给白人让座位。”
“噢，呼！”他的白人朋友说道。
黑人看着我的脸，先是心不在焉，然后恍然大悟。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但是他指着空位子说：“坐下，别摔倒了，杰克逊。”
我坐到窗边。萨迪低声说了谢谢，然后坐在我旁边。公交车像一头老象，笨重前行，但若有足够的时间，它能去到海角天涯。女管家站在我们身边，抓紧一根拉手吊带，转弯时臀部甩动。她甩了很多次。我再次看表。指针似乎朝着上午十点跳动，很快就会跳过去。
萨迪靠近我，头发扎得我的脸和脖子一阵刺痒。“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到了那里要怎么做？”
我想把脸转向她，但是眼睛直视着前方，等待着故障，等待着下一次袭击。我们现在到了西区街道，也就是一八〇号公路。我们很快就会到阿灵顿，未来的乔治·沃克·布什的得州游骑兵棒球队大本营。要是一切顺利，我们十点半会到达达拉斯城郊，比奥斯瓦尔德给他该死的意大利步枪进行第一轮装弹早两个小时。只是，当你试图改变过去，事情很少会顺利发展。
我们穿过欧文镇南部，一个月前刚生了第二个女儿的玛丽娜正在这里休养复原。车行缓慢，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拥挤的公交车里，一半的乘客都在吸烟。外面（空气稍微新鲜些）的街上挤满返程的汽车。我们看见一辆小汽车的后窗上写着：“杰基，我们爱你！”另一辆车的相同位置写着：“滚出得克萨斯，你这个共产党叛徒！”公交车突然倾斜，摇摆起来。大群大群的人站在车站。我们这辆拥挤的车没有减速就开过时，他们挥舞起拳头。
十点一刻，我们到达哈里·海因斯大道，经过一个指向拉菲尔德的路标。事故发生在三分钟之后。我一直期待不要发生事故，但一直在密切留意，悄然等待。那辆翻斗车在海因斯大道和因伍德大道交叉路口闯过红灯时，我至少有所准备。我之前见过类似的情况，那是在德里的朗维尤墓地。
我抓住萨迪的脖子，把她的头按到膝盖上。“趴下！”
一秒钟之后，我们被抛到驾驶员座椅和乘客区之间。玻璃破碎。金属发出刺耳的尖响。站着的乘客们被甩向前方，挥舞的胳膊、手提包、帽子乱作一团。之前发出呼号的白人工人撞向走廊尽头的投币箱。肥胖的女管家直接消失了，被人体雪崩掩埋。
萨迪的鼻子在流血，右眼下方的擦伤肿胀起来，像是做面包用的生面团。司机被甩到方向盘一侧。巨大的前窗玻璃破裂，玻璃外面的街景消失，被锈迹斑斑的金属取代。我看到金属上面写着“达拉斯公共工程”。卡车装载的沥青发出刺鼻的恶臭。
我把萨迪转过来。“你还好吗？脑袋还清醒吗？”
“我没事，只是摇晃了一下。你要是别这么大声吼，我的脑袋应该还清醒。”
车厢前面的人堆里传来呻吟和哭喊。一位被撞断胳膊的男人从人堆中挣脱出来，晃了晃司机，司机从座位里滚出来，前额中央插着一块玻璃。
“噢，天哪！”胳膊断掉的男人喊道，“我想他已经死了！”
萨迪走向撞到投币箱的家伙身边，帮他退回到我们就坐的地方。他面色惨白，不断呻吟。我猜他的蛋蛋撞到了柱子上。高度正好差不多。他的黑人朋友跟我一道帮助女管家站起身，但是她如果不是意识完全清醒，配合我们，我们恐怕爱莫能助。她足足有三百磅重。她的太阳穴在不停流血，那件制服永远也没法再穿了。我问她伤得怎么样。
“我想没什么事。但是我的头被猛撞了一下。天哪！”
我们身后的车厢里一片骚乱。人们很快就会惊慌逃窜。我站在萨迪前面，让她用胳膊抱住我的腰。考虑到我膝盖的情况，我应该拉住她，但是本能就是本能。
“我们得让这些人下车，”我告诉黑人工人，“拉手柄。”
他试了试，但是手柄一动不动。“卡住了。”
我想，这真是太狗屎了。我想，过去将门关上了。我不能帮他拉，我只有一只胳膊正常。女管家——现在，她的制服一边被血浸透——从我身边挤过去，差点将我撞倒。我感觉萨迪的胳膊松开一下，紧接着又抱紧。女管家的帽子歪到一边，帽檐的薄纱也沾上血珠。帽子看起来非常怪异，像是红色的莓果。她把帽子拨正，然后跟黑人工人一起抓住镀铬门把手。“我数三下，然后我们一起拉，”女管家对他说，“准备好了吗？”
他点点头。
“一……二……三！”
他们使劲拉……或者说女管家在使劲拉，差点没把胳膊底下的裙子撕裂。门噗的一声开了。我们身后传来无力的欢呼声。
“谢谢你们——”萨迪说道，但是我已经开始移动。
“快点。不然我们会被踩到。别放开我。”我们是最先下车的人。我把萨迪转向达拉斯的方向。“我们走。”
“杰克，这些人需要帮助！”
“我敢确定救援已经在路上了。别回头。朝前看，因为下一个障碍就在前面。”
“多少障碍？还会有多少障碍？”
“过去能给我们制造的所有障碍。”我说。
我们花了二十分钟，从三路公交车出事故的地方前进四个街区。我能感觉到膝盖肿痛。心脏每跳动一次，膝盖都会抽痛。我们走到一条长椅边，萨迪让我坐下。
“没时间了。”
“坐下吧，先生。”她出其不意地推我一下。我倒在长椅上，长椅背面有张当地殡仪馆的广告。萨迪轻快地点点头，就像完成了一件繁琐的杂务。然后她走向哈里·海因斯大道，一边打开手提包，伸手探摸。我的心跳到嗓子眼里并在那儿停下时，膝盖的悸痛也暂时停止。
一辆汽车突然转向她，鸣响喇叭。汽车差一英尺就撞上她。司机挥舞着拳头，继续往前开，然后突然伸出中指。我对萨迪大声喊叫，让她回来，她看都没朝我看一眼。她拿出钱包，汽车从她身边疾驰而过。在她受伤的脸上，头发被风吹起。她像春天的早晨一样冷酷。她拿出钞票，把钱包扔进手提包，然后将一张钞票高举过头顶。她看起来就像是高中赛前动员会上的拉拉队队长。
“五十块！”她喊道，“五十块去达拉斯！主街！主街！去看肯尼迪！五十块！”
这样没用的，我想，唯一可能发生的事就是，她会被执拗的过去碾压——
一辆锈迹斑斑的斯图贝克汽车呼啸着停在她面前。引擎发出叮当叮当的声响。一侧前灯只剩下一个空洞。一位身着宽松短裤和T恤的男人下了车。头上戴着（一直往下拉到耳际）绿色牛仔毡帽，帽圈上点缀一根印第安羽毛。他咧着嘴。笑容暴露出他至少掉了六颗牙。我看了他一眼，心想，麻烦来了。
“小姐，你疯了。”斯图贝克牛仔说道。
“你想不想要五十块？只需要把我们带到达拉斯。”
那家伙瞟钞票一眼，跟萨迪一样，全然没有理会鸣响喇叭驶开的汽车。他摘下帽子，拍打鸡骨头般屁股上的短裤，又戴上帽子，再次把帽檐拉到耳际。“小姐，你拿的不是五十，是十块的。”
“剩下的在我的钱夹里。”
“那我为什么不要呢？”他抓住萨迪大手提包的一根带子。我走下路沿，但是我想在我走近萨迪之前，他会把包抢到手。我如果真能走近萨迪，他可能会狠揍我一顿。他瘦得像只猴子，但仍然比我重。他的胳膊还完好无损。
萨迪抓紧手提包。手提包被扯得像只极度痛苦的嘴巴。她一只闲着的手伸进包里，掏出一把我似曾相识的匕首，朝那家伙挥去，划开他的前臂。伤口从手腕上方延伸到肘关节内侧。他痛苦而惊讶，尖叫起来，松开手提包带，后退几步，瞪着萨迪。“你这个疯狂的婊子，拿刀刺我！”
他冲向车门敞开的汽车，汽车并未熄火。萨迪冲上前去，在他面前挥了一刀。萨迪的头发披到眼睛上，嘴唇令人生畏。鲜血从斯图贝克牛仔受伤的胳膊上流下来，滴在人行道上。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我听到有人喊：“给他好看，美女！”
斯图贝克牛仔往人行道上退，目光一直没离开匕首。萨迪看都没看我一眼，说道：“朝你来了，杰克。”
那一秒钟，我没有反应，然后我想起点三八手枪。我从口袋里掏出枪来，用枪指着他。“看到这个了吗，得州佬？上膛了。”
“你跟她一样，是他妈的疯子。”他把胳膊抱在胸前，鲜血染红他的T恤。萨迪飞快地转到斯图贝克的乘客座一边，打开车门。她从车顶上朝我看过来，一只手急躁地朝我做了个手势。我原以为我没办法再爱她更多，但在那一刻，我想我错了。
“你本该要么把钱拿走，要么继续开车，”我说，“现在让我看看你怎么跑。马上给我滚，不然我会照你的腿来一枪，让你根本没法跑。”
“你他妈的混蛋。”他说。
“我就是混蛋，你就是要吃枪子儿的蟊贼。”我扳起击铁。他没有犹豫，转过身，往西朝海因斯大道奔去，低着头抱着胳膊，咒骂着，身后留下一道血痕。
“不要停，一直跑到拉菲尔德！”我在他身后喊道，“跑三英里，去向总统问好吧！”
“上车，杰克！趁警察还没到，我们赶紧走！”
我坐进斯图贝克的方向盘后面，膝盖肿痛，十分痛苦。汽车是标准挡位，这意味着我得用受伤的腿踩离合器。我把座椅尽量往后调，听到后面宛如倒垃圾般吱嘎作响，然后汽车开动起来。
“那把刀，”我说，“是不是——”
“约翰尼砍我的那把刀，是的。琼斯长官询问我之后把刀给了我。他以为刀是我的，他可能是对的。但不是从我在蜜蜂树巷的住处拿的。我几乎可以肯定是约翰尼从我们在萨凡纳的房子里带来的。之后我就一直把刀带在身边。因为我需要保护自己，以防万一……”她泪水盈眶，“这就是万一，不是吗？如果有万一，这就是。”
“把刀放回手提包。”我踩下生涩得出奇的离合器，成功挂上二挡，车里闻起来像是十年没有清理过的鸡笼。
“会把包里的东西染得全是血。”
“收进去吧。你总不能挥舞着匕首四处跑吧，尤其是在总统要进城时。亲爱的，那样有点勇敢过头了。”
她把匕首收起来，然后用拳头擦拭双眼，像是蹭伤膝盖的小女孩。“几点了？”
“十一点差十分。肯尼迪四十分钟之后在拉菲尔德机场降落。”
“一切都在跟我们作对，”她说，“是吧？”
我瞥了她一眼，说道：“你现在明白了。”
我们在斯图贝克汽车的发动机爆缸之前成功抵达珍珠北街。引擎盖下冒出白烟。路上发出叮当的金属声。萨迪沮丧地吼叫起来，攥紧拳头狠捶大腿，一连骂了几句脏话，但是我几乎放松下来。我们至少再也不用跟离合器较劲了。我退回空挡，任汽车溜到路边。车停在一条巷子前面，鹅卵石上写着“请勿泊车”，但是经历了持枪袭击和抢劫汽车之后，这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
我下了车，蹒跚着走到路边，萨迪已经站在那里。“现在几点？”她问道。
“十一点二十。”
“我们还有多远？”
“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在休斯敦街和埃尔姆街的交汇处。三英里。或许多点儿。”话音几乎全被遮盖，只剩下口型，因为我们突然听见喷气飞机引擎的声音从我们身后呼啸而过。我们抬起头，看见“空军一号”正在降落。
萨迪疲惫地将头发往后捋。“我们怎么办？”
“现在，我们得步行。”我说。
“把你的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让我分担你的一些重量。”
“没必要，亲爱的。”
我们走了一个街区之后，我发现有这个必要。
我们十一点三十分抵达珍珠北街和罗斯大道的交叉口，就在此时，肯尼迪的波音七〇七已经降落，当地官员还在迎接他……将要手捧玫瑰花的肯尼迪夫人当然也在场。前面的街角是瓜达卢佩大教堂。台阶上，一尊胳膊舒展的圣像下面，坐着一个男人，男人的一侧放着木制拐杖，另一侧放着珐琅罐子。靠在罐子上的标牌上写着：“我是重度残废！做个行善的撒玛利亚人，酌情施舍，上帝眷顾你！”
“你的拐杖呢，杰克？”
“落在伊登法洛斯了，卧室的衣柜里。”
“你忘了拐杖吗？”
女人善于质问，不是吗？
“我最近一直没用。我随便走几步路还行。”这比承认我当时满脑子的想法就是在萨迪到来之前赶紧离开康复中心好一些。
“嗯，你现在肯定需要拐杖。”
她冲上前去，速度惊人，跟教堂台阶上的乞丐攀谈起来。我一瘸一拐地凑上前去时，萨迪已经在跟他讨价还价。“这样一副拐杖顶多值九块钱，你要五十块钱一根？”
“我至少需要一根回家，”他说得很有道理，“你的朋友看起来需要一根赶往什么地方。”
“上帝眷顾你，做个行善的撒玛利亚人怎么样？”
“好吧，”乞丐说，若有所思地揉搓长满胡须的下巴，“上帝眷顾你们，但我只是个可怜的残废。你们如果不喜欢我开的价，就像伪君子那样从我身边走开吧。我要是你们，就会这样做。”
“我敢打赌你会这样做。我要是直接抢过来呢，你这个挖空心思抢钱的家伙？”
“我猜你做得出，但是你那样做，上帝就不会眷顾你们了。”他说道，大笑起来。就一个严重残废的人来说，这声音高兴得有点出奇。他的牙比斯图贝克牛仔好些，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
“给他钱，”我说，“我只需要一根。”
“噢，我会给他钱。我只是讨厌乘人之危。”
“小姐，这对地球上的男性居民来说是个羞辱，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
“注意你的嘴，”我说，“你说的可是我的未婚妻。”现在已经是十一点四十。
乞丐没有留意我。他打量着萨迪的钱包。“钱包上有血。你剃毛时弄伤自己了吗？”
“还没到参加《沙利文表演秀》选拔的时候，亲爱的，你也不是阿兰·金。”萨迪拿出之前对着开来的汽车挥舞的十块钱，加上两张二十的。“拿去，”她说，乞丐接过钱，“我没钱了。你满意了吧？”
“你帮助了一位可怜的残废，”乞丐说，“你是唯一应该感到满足的人。”
“噢，我不满足！”萨迪喊道，“我真希望你该死的眼睛从你丑陋的头上掉下来！”
乞丐严肃地用男人对男人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最好把她带回家，阳光吉姆。我想她的月事就要来了。”
我把拐杖夹到右边胳膊下——骨头完好的人会以为残疾人是把拐杖架在受伤的一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左手抓住萨迪的胳膊。“快点。没时间了。”
我们走开时，萨迪拍了一下穿着牛仔裤的屁股，回头喊道：“亲亲它吧！”
乞丐喊道：“屁股拿回来，翘到我这边。亲爱的，免费！”
我们沿着珍珠北街向前走……或者说，萨迪在走，我拄着拐杖。我有了拐杖，情况好了百倍，但是我们不可能在十二点半之前到达休斯敦街和埃尔姆街的交叉口。
前面有个脚手架。人行道从脚手架下面穿过。我推着萨迪穿过街道。
“杰克，到底为什么——”
“因为脚手架肯定会落到我们身上。记住我说的话。”
“我们得坐车。我们真得……杰克？你怎么停下了？”
我停下来是因为生活是一首歌，过去很和谐。通常，这种和谐毫无意义（我在那之前是这么想的），但是偶尔，回到过去国度的勇猛造访者可以利用这一点。我虔心祈祷，希望此刻能成为那样的时刻。
在珍珠北街和圣哈辛托街拐角停着一辆一九五四年款福特森利纳敞篷汽车。我的是红色，这一辆是深蓝色，但是，仍然……或许……
我赶紧走过去，拉了拉乘客门。锁了。当然。你有时候运气不错，但是想得到免费赠品？没门儿。
“你想跳火点火吗？”
我不知道怎么点，怀疑可能比《波旁街乐拍》更难。但是我知道怎么举起拐杖，用腋窝支架猛敲窗户，直到窗户破碎，凹进里面。没人注意我们，因为人行道上空无一人。所有的活动都在东南方。我们能听到此刻正聚集在那个方向主街的人群的呼声，他们正期待着肯尼迪总统的到来。
安全玻璃陷进去。我把拐杖掉个头，用橡胶的一端把玻璃往里推。如果可以，我们有一个人要坐在后排。成功了。在德里，我配了一把森利纳的点火钥匙，粘在手套箱底部，文书的下面。这家伙或许也会这么做。或许这个具体的和谐能够延伸到这么远。机会很渺茫……但是萨迪在梅赛德斯街找到我的机会也很渺茫，但是她成功了。我用大拇指按开森利纳手套箱的镀铬按钮，开始在里面摸索。
和谐，你这个狗杂种。和谐，求你了。帮我个小忙，只此一次。
“杰克？你为什么认为——”
我的指头碰到什么东西，我把那东西拿出来，是个锡质塞克雷茨牌润喉糖盒子。我打开一看，里面不是一把钥匙，而是四把。我不知道其他三把是干什么用的，但是对我需要的那把确定无疑。即使在黑暗中，我也能依靠形状摸出它来。
天哪，我喜欢这辆车。
“看吧！”我说，她拥抱我时我差点翻倒，“你开吧，亲爱的。我坐到后面，休息休息膝盖。”
我很清楚不能走主街。主街会被锯木架和警车堵死。“走太平洋街，绕得越远越好，之后走边道。让人群的喊声始终在你的左边，我想就行了。”
“我们还剩多少时间？”
“半个小时。”实际上只有二十五分钟，但是我想半个小时听起来更让人放松。而且，我不希望她表演飙车特技，进而出事。我们还有时间——至少理论上如此——不过再出一次岔子，我们就没机会了。
她没有表演任何特技，但是她开得很勇敢。我们遇到一棵倒下的树，树挡住街道（我们当然会遇到）。她把车开上路缘，从人行道上越过去。我们一直开到北列考德街和黑弗里尔街的交叉口。再也没法继续开了，因为黑弗里尔街的最后两个街区——跟埃尔姆街交叉的地方——已经不复存在。那里变成了停车场。一个举着橙色旗子的男人示意我们往前。
“五块钱，”他说，“到主街只需要走两分钟，还有很多时间。”不过他说话时，眼睛怀疑地看着我的拐杖。
“我真的没钱了，”她说，“我没有撒谎。”
我掏出钱包，给了那家伙五块钱。“停在克莱斯勒后面，”他说，“停好，停近点。”
萨迪把钥匙扔过去。“你来停，停好，停近点。来吧，亲爱的。”
“嘿，不是那个方向，”停车男吼道，“那里是埃尔姆街！你们要去主街！他会到那里！”
“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萨迪喊道。我希望她是对的。我们穿过停下的车辆，萨迪走在前面。我挥舞扭动拐杖，尽力避开突出的观后镜，跟上萨迪。我现在能听到教科书仓库大楼后面的火车站里火车头发出的声音和货运列车叮当叮当的响声。
“我们留下了很多破绽。”
“我知道。我有个计划。”大言不惭，但我的计划的确不错。
我们走出埃尔姆街，我指着街对面两个街区外的一幢建筑。“在那儿。他就在那儿。”
她看着带有仿如正在凝视下面的窗户的立方形红砖建筑，然后转过身，神情惊慌，眼睛圆瞪。我观察到——有点儿像临床检查——巨大的白色鸡皮疙瘩已经蔓延到她的脖子上。“杰克，太恐怖了！”
“我知道。”
“但是……哪里出问题了？”
“哪里都有问题。萨迪，我们得赶快。我们快没时间了。”
我们斜穿过埃尔姆街，我拄着拐杖，一路小跑。人群大多聚集在主街，但是更多的人聚拢在迪利广场和教科书仓库大楼前的埃尔姆街边。他们把一直延伸到高架桥的路缘挤得水泄不通。女孩们骑在男朋友的肩上。很快就会陷入惊慌和喊叫的孩子们正往嘴边涂抹冰激凌。我看见一个男人叫卖甜筒，一个留着蓬松发型的女人兜售一美元一张的杰克和杰基的照片，照片里的杰基穿着晚礼服。
我们到达仓库大楼的阴影之中时，我在流汗，腋窝被拐杖的支架顶得痛苦不堪，左边膝盖火辣辣的疼。我的膝盖几乎无法弯曲。我抬起头，看见仓库大楼的员工纷纷从窗口探头观看。六楼东南角的窗户里没人，但是李马上就会出现在那里。
我看了看手表。十二点二十。我们根据远处主街传来的呼声，能判断车队走到哪里了。
萨迪拽了拽门，然后痛苦地看了我一眼。“锁了！”
我看见里面有个戴鸭舌帽的黑人，帽子斜戴着，流行的戴法。他正在吸烟。阿尔对次要的东西很关注，在笔记的结尾——非常潦草，几近胡乱涂抹——他写下李的几位同事的名字。我没有费力研究，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名字究竟有何用处。在其中一个名字旁边——是这个戴鸭舌帽的人，毫无疑问——阿尔写道：“他们视为有嫌疑的第一个人（很可能是因为他是黑人）”。此人的名字不常见，但是我仍然没记住。这要么是因为罗思和他的打手们把它从我脑子里打掉了（连同其他事情），要么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根本没留意。
抑或是因为过去很执拗。这有关系吗？我就是想不起来门内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萨迪敲敲门。戴鸭舌帽的黑人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她。他吸了一口烟，然后朝萨迪挥挥手背：“走吧，小姐，走吧。”
“杰克，赶紧想想吧！求你了！”
十二点二十一。
不同寻常的名字，没错，但是为何不同寻常？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知道他的名字为什么不同寻常。
“因为是女孩的名字。”我说。
萨迪转向我。她的脸除了伤疤全都涨红，伤疤变成白色的花纹。“什么？”
突然，我敲响玻璃。“邦妮！”我喊道，“嗨，邦妮·雷！放我们进去！我们认识李！李·奥斯瓦尔德！”
他知道李这个名字，迈着缓慢的步子，穿过大厅。
“我不知道骨瘦如柴的狗杂种李还有朋友，”邦妮·雷·威廉斯一边开门一边说道，我们冲进去时，他走到一边，“他可能在休息室，跟别的人一起看总统——”
“听我说，”我说，“我不是他的朋友，他也不在休息室。他在六楼。我想他要刺杀总统肯尼迪。”
这个大个子高兴地笑了。他把烟头扔到地上，用工作靴踩灭。“那个吹毛求疵的家伙连溺死一只装进袋里的小猫都不敢。他只会坐在角落里读书。”
“我跟你说——”
“我准备上二楼。你们如果想跟我一起去，我想我会欢迎你们。但是别再扯那些关于李伢的瞎话了。我们都这么叫他，李伢。刺杀总统！天哪！”他挥挥手，踱着步子走开。
我想，邦妮·雷，你属于德里，德里人擅长对眼前的事物视而不见。
“走楼梯。”我告诉萨迪。
“坐电梯更——”
我们仅存的机会可能会被葬送在电梯里。
“电梯会卡在两层楼中间。走楼梯。”
我抓起她的手，拉着她冲向楼梯。楼道很窄，木质踏板经年累月，变得凹凸不平。左边是锈迹斑斑的铁栏杆。在楼梯口，萨迪转向我。“把枪给我。”
“不行。”
“你赶不及了。我能。把枪给我。”
我差点给她。我不是觉得我应该拿枪，现在，关键的分水岭时刻已经来临，无论谁阻止奥斯瓦尔德都没关系，只要有人阻止他就行。但是我们距离过去那咆哮的机器仅一步之遥，我如果让萨迪在我前面冒这最后一步的危险，被卷进高速旋转的传送带轮或叶片，我就该死。
我笑了笑，然后弯腰亲吻她。“我们比赛。”我说，然后冲上台阶。我扭头喊道：“我如果睡着了，他就归你！”
“你们疯了。”我听见邦妮·雷·威廉斯用略带抗议的腔调说。然后是轻轻的脚步碰击声。萨迪跟着我。我用右腿支撑身体——不再是靠在右腿上，而是绷在右腿上——用力拉左边的栏杆。手枪在运动外套口袋里左右摆动，击打我的髋部。膝盖在怒吼。我任它吼叫。
我到达二楼平台时，瞥了手表一眼。十二点二十五。不是，是十二点二十六。我能听见人群的呼喊正在逼近，即将爆发。车队已经通过主街和埃尔维街，主街和阿卡尔德街，主街和菲尔德街的交叉口。两分钟之后——最多三分钟——就会抵达休斯敦街，向右转，以十五英里的时速经过古老的达拉斯法院。从那里开始，美国总统就进入了可被袭击的领域。在曼利夏—卡尔卡诺步枪的四倍瞄准镜里，肯尼迪夫妇和康纳利夫妇看起来就像里斯本路边影院银幕上的演员一样大。但是李会再等一会儿。他不想自寻死路，他想逃跑。开枪太早，车队头车上的警卫会看到枪火，予以还击。他会等到那辆车——总统的座驾——向左急转上埃尔姆街时。他不仅是个狙击手，还是个背后放枪的狗杂种。
我还有三分钟。
也许只有两分半钟。
我攻占二楼和三楼之间的台阶，忽略疼痛的膝盖，像马拉松运动员接近比赛终点一样，逼迫自己往上爬。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场马拉松。
我能听见，在我们下面，邦妮·雷·威廉斯喊叫“疯子”，“说李会刺杀总统”之类的话。
我爬到三楼的一半，能感觉到萨迪击打我的背，就像马夫催马跑快点，但是，她之后落到后面。我听见她喘气，心想，烟吸多了，亲爱的。我的膝盖不再疼痛，疼痛暂时淹没在急剧上升的肾上腺素中。我尽量保持左腿伸直，撑着拐杖走。
绕过弯。抵达四楼。我现在也开始喘气，台阶看起来越来越陡。就像一座高山。乞丐的拐杖顶端的支架被汗水浸得黏糊糊的。我的头开始阵痛，耳朵里萦绕着下面人群欢呼的声音。想象的眼睛睁得很大，我能看见车队到来：警卫车，然后是总统的轿车，两边是担任护卫责任的达拉斯警察局的哈雷戴—维森牌摩托车，摩托上的警察戴着系带白色头盔和太阳镜。
绕过角落。拐杖滑了一下，但我稳住了。继续爬。拐杖发出重击声。我现在能闻到六楼翻修产生的锯末的气味：工人们把旧侧板换掉了。但李不在那里。李独自一人在东南边。
我到达五楼平台，最后一次转弯。我张大嘴巴吸气，衬衫湿透了，贴在膨胀的胸前。汗水刺痛我的双眼，我使劲眨眼，把汗水挤掉。
三个书箱，上面印着“《通往任何地方的道路》”和“四五年级读物”，挡住通向六楼的台阶。我用右腿站立，用拐杖的脚猛击其中的一只箱子，把箱子转过去。我听见萨迪现在在四楼和五楼之间。所以，由我拿着枪似乎是对的，但是谁知道呢？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明确改变未来的主要责任在你身上，会让你跑得更快。
我在缝隙中往前挤。我为了挤过去，在一秒钟的时间里把身体的重量全部压在左腿上。这引来一阵剧痛。我呻吟着，抓住栏杆，避免倒在台阶上。我看了一下手表。十二点二十八。但是，表如果慢了呢？人群已经开始吼叫。
“杰克……看在上帝的分上，快点……”萨迪仍然在五楼的平台上。
我开始爬最后一段楼梯，人群的呼声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静默。我到达楼梯顶端时，除了我的喘息和负担过重的心跳，唯有一片阒寂。
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是一片阴暗的空场地，上面散布着几堆书箱。正在更换地板之地上方的灯亮着。在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计划在不到一百秒之内创造历史的地方，灯没有开。七扇窗户俯视埃尔姆街，中间的五扇是宽大的半圆形窗户，两端的窗户是方形。六楼楼梯顶端附近非常阴暗，但是俯瞰埃尔姆街的区域充满朦胧的光线。因为地板工程制造的锯末浮尘，从窗外斜射进来的阳光看似非常密集。光线透过东南角的窗户，但被一堆书箱截断。狙击手的掩体就在地板的斜对面，从西北到东南的对角线上。
在掩体后面，阳光之中，一名持枪男子站在窗前。他弯着腰，往外窥探。窗户开着。微风拂动他的头发和衬衫衣领。他举起步枪。
我拖沓着往前跑，绕过成堆的书箱，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掏点三八手枪。
“李！”我喊道，“住手，你这个狗杂种！”
他转过头看着我，双目圆睁，嘴巴大张。一时间，他只是李——那个跟琼在浴室欢笑玩水的家伙，那个有时候拥抱妻子、亲吻她脸颊的家伙——之后，他的拘谨而薄薄的嘴巴突然咆哮起来，露出里面的牙齿。于是他变成丑陋的怪物。我想你并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我发誓这是真的。他已经不是人，变成了一个恶魔，从此笼罩整个美国，逞凶发威，无恶不作。
如果我任它横行的话。
人群的喧闹声再次传上来，数千人的掌声、欢呼和喊叫，歇斯底里。我听到他们的叫声，李也听到了。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现在动手，或者再无机会。他转身朝向窗前，把步枪的枪托抵进肩膀。
我有手枪，用来干掉弗兰克·邓宁的那款枪。不仅相像，在那一刻，就是同一把枪。我当时这么想，现在仍然这么想。击铁卡在衣袋里，我把枪扯出来时，听到了布料撕开的声音。
我开了一枪。射高了，只打爆了窗框顶端的木条，但这足以拯救约翰·肯尼迪一命。奥斯瓦尔德听到爆炸声，惊了一下，曼利夏—卡尔卡诺的一百六十格令子弹射高了，击碎县法院的一扇窗玻璃。
楼下传来惊叫和混乱的呼喊。李再次转向我，他的脸上满是愤怒、仇恨和失望。他再次举起步枪，这一次瞄准的不是美国总统。他拉动枪栓——“咔嗒”——我又朝他开了一枪。我距他只有四分之三个房间的长度，不足二十五英尺，但再次失手。我看到他的衬衫一侧骤然一动，但仅此而已。
我的拐杖摔向一堆书箱。我踉跄着跌向左边，想用持枪的手找回平衡，但是几乎没有可能。顷刻之间，我在想我看到萨迪的那一天，萨迪是如何倒进我怀里的。我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历史不会重演，它奏响和声，但那通常是魔鬼的音乐。这一次，摔倒的是我，关键的区别就在这里。
她已经不在楼梯上……我能听到她急速的脚步。
“萨迪，趴下！”我喊道，但是喊声被奥斯瓦尔德步枪的爆裂声淹没。
我听到子弹从我的头顶飞过。我听到萨迪惊叫一声。
然后是无数的枪声，这一次，枪声是从外面传来的。总统的轿车已经离开，正以极快的速度朝立交桥而去，车里的两对夫妇仍然蹲着，拥抱彼此。但是警卫车已经停在埃尔姆街靠近迪利广场的那一远端。摩托车上的警察也在街道中间停下来，至少有四十几个人在观察，指着六楼的窗户，在窗户里面，一名骨瘦如柴、身着蓝色衬衫的男子清晰可见。
我听到一串砰砰的声音，仿佛冰雹打在泥土上。这声音来自偏离窗户、击中窗户上方和两边砖墙的子弹。很多子弹没有打偏。我看到李的衬衫波浪翻滚，仿佛一阵风从里面吹出来——红色的波浪，在布料上撕开小洞：一处位于右边乳头上方，一处位于胸骨处，第三处位于肚脐，第四处撕开他的脖子。他像玩偶，在飘满锯末的模糊光线中舞蹈，但嘴里仍在发出恐怖的咆哮。我跟你说了，他那时已经不是人，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听命于最邪恶的天使时，会钻进我们身体的东西。
一颗子弹不偏不倚打在天花板下的一盏灯上，击碎灯泡，电灯线摆动起来。然后，一颗子弹击碎刺客的头顶，就像在我来的世界里，李的一颗子弹击碎肯尼迪的头顶一样。他倒在书箱上，书箱倒向地面。
下面响起喊声。有人喊道：“倒了！我看见他倒下了！”
跑步声冲上楼来。我把点三八手枪扔到李身旁。我还有意识，明白上楼的人如果发现我手里拿着枪，会将我一阵痛打，甚至可能会杀了我。我准备起身，但是膝盖已经难以支撑身体。这样可能倒好。他们从埃尔姆街上可能看不到我，但如果能看到，可能会朝我开火。于是，我爬向萨迪躺倒的地方，用双手支撑身体的重量，像拖动锚一般拖着自己的左腿。
她的短衫前胸浸透鲜血，我能看到枪洞。正中胸腔，乳房上方。嘴里流出更多的血。她已经被血哽住呼吸。我把胳膊放到她身下，抱起她。她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眼睛。她的眼睛在朦胧的光线中闪闪发亮。
“杰克。”她喘着粗气。
“亲爱的，别说话。”
但是，她没有听我的话——她何时听过？“杰克，总统！”
“安然无恙。”轿车疾驰而去时，我根本没有看到他。但是李开了唯一的一枪时，我看到他惊了一下，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告诉萨迪他安然无恙。
她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眼睛。现在，脚步声更近，从五楼的平台朝最后一段台阶冲来。在远远的下面，人群既惊慌，又疑惑。
“杰克。”
“在，亲爱的。”
她笑了。“我们的舞跳得多得劲啊！”
邦妮·雷和其他人赶到时，我坐在地上，怀抱着萨迪。他们从我身边冲过去。我不知道来了多少人。可能是四个。或者是八个。抑或是十二个。我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我抱着萨迪，把她的头靠在胸口，她的血浸透我的衬衫。她死了。我的萨迪。她掉进了机器里。
我不是一个轻易会哭的人，但几乎任何一个失去心爱女人的男人都会哭，不是吗？是的。但是我没有哭。
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