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一月，家父收到最后一张字谜“备33”。这是一个孤立、偶发的事件—套用汪勋如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一书中所说过的话—“没有人会将之和其他曾经发生过的，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合并观察；不作这样的观察，便更难追讨出单一事件的真正原因。”
“备33”是这样写的：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这更不是什么战史的材料了，当然不能归档。然而个中蹊跷却在于它是半首杜甫的五律—《月夜忆舍弟》，少了底下四句不说，还写在一张极其不寻常的纸上。那纸仅有巴掌大小，是一种叫“百叶柬”的古制纸，应该是十分珍贵的古董了。家父持之细看，但见那蝇头小楷，分明是明代倪鸿宝的笔意，正狐疑着：怎么得着件书艺奇珍？忽然手上的纸一滑，登时在拇食二指之间松脱了。奇的是纸片轻盈如无物，居然当下散开，成了六片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的纸膜。家父这才想起：百叶柬号称百叶，乃是经巧匠手工以极黏稠的纸浆经密帘反复荡压而成。上好的百叶柬，可以层层揭起，唯揭脱之后再也不能重新聚贴如初。至于他眼前散落一地的六张，实为一张之上的六层，而先前这六层之所以能够附着在一起，只不过是靠着那半首《月夜忆舍弟》的墨渖胶合而已。质言之，是有人先用不知什么法子把一张（其实是一角）百叶柬揭分了六层，再叠合起来，写上了这半首诗，使之暂时复原。未料经家父手指捻搓，遂又分离了。家父见损了这古纸精书，觉得不忍，想要将六层纸膜拾起、贴合，岂知手劲儿稍重，纸膜却纷纷破了。这才不意间脱口诵出《月夜忆舍弟》的下半截：“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杜甫此诗作于大唐乾元二年，时在秦州，史思明已叛，陷洛阳，正是兵荒马乱、劫灰弥漫之秋。家父转而忖道：写这诗的人恐怕不是因为纸张狭仄、全诗书写不下才只写了半首；实乃以欲语还休之势明说杜子美前半首之文，以寓后半首之意。在那一刻，家父还以为写这半首诗的人是有鉴于“反攻大陆”之无望，而要家父同感其羁旅思乡的情怀。
此后，备考档再也没有增加任何字谜；家父懵然无觉，自然不会以为“寄书长不达”所指的是家父并没有善加利用这些另有意旨的资料—在当时，他甚至不认识这些资料。
一个孤立、偶发的事件—或者一则失落了和其他材料之间任何关系的材料—是不具意义的。倘若我如此写：“一九六七年一月，家父收到半首写在一小块百叶柬上的杜诗。”便毫无意义。然则，让我们试着去发现，环绕在此事前后一些散落的、飘零的、支离破碎的片段。之所以令我着意于此、不可自拔的还是书袋里的七本书：一九六七年一月是《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出版的日子，此前的三本书是连续在一年又两个月之间密集出版的，此后的三本书却每隔五年才出版一本。这里面难道不该有一个“为什么”吗？
在我生命的历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是模糊到几乎不存在的。我的小学四年级念了一半，渴望着家里能拥有一台电视机—那样我就不必趴在对面邻居的空心砖墙上看《断刀上尉》和《勇士们》。和我一起趴在那墙上看美国影集的还有小五和小五背上的孙小六，我们都不知道孙小六即将在半年之后遭到生平第一次的绑架，也不知道孙妈妈将因之而闹自杀，孙老虎也从而以“在家进修”的方式离职，开起计程车来。我们大约都承认生活是静止的、平淡的、一成不变的—谁家也买不起电视机，直到永远。我们甚至不知道全村将在三年之内全数迁出，搬到这城市的另一头去，住进四层楼的公寓，认识双和市场边巷子里的彭师父、彭师母；更不知道我们将在咫尺有如天涯的水泥楼房中渐渐长大，滋生令人血脉贲张脏腑悸动的情感，遇见早已在暗中改变我们命运的人。我们最不可能知道的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们竟然想不起一九六七年一月间发生过什么。
就我记忆所及，距离这段时间最近的“一件事”其实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发生的。当时我们称之为“户口普查”。据说在我出生前几个月也曾经普查过一次，那一次全岛联播电台播放出十二响钟鸣之后，有十五万个普查员同时出动，到台湾全岛各地进行查访。为了让这普查工作顺利无碍，政府规定各个城市乡镇的街道上不许行驶任何车辆；人人留待家中，门户通宵开放，灯火齐明，以守候普查员来向每一个公民查询其年籍、身份、职业和生活状况。
上一次我错过了，可这第二次我却全程参与，且印象深刻。
上门来的普查员是个走路有点儿跛的年轻人，一进屋便喊了家父一声：“启京先生。”家父愣了一会儿，道：“你是—”普查员凑到家父跟前低声说了两句话，又昂声道：“其实合该有缘，不必见外—咱们还是同一条船来的，只那时候儿我还小，才十来岁，启京先生一定不记得了。”说完径自一屁股坐进一张藤圈椅里，一手往茶几上搁下一个厚甸甸的纸册子，另只手往椅脚边拄起一支大约有茶杯口粗细的长条筒子。
家父在这一刻改了语气：“怎么？怎么是您—您怎么亲自来了？这，不是户口普查么？”
“若不趁着这个机会来拜望拜望，就太失礼了。启京先生投师忒早，是‘理’字辈儿前人，无论如何我也得亲自登门请教的。”
“这怎么敢当呢？”家父从家母手里接过一杯热茶，捧上前就几面放下，倒退一步，甩两下袖子，右膝打个弯颤—分神见我坐在一旁，狠狠白了我一眼，我连忙弹站起来。那普查员却笑道：
“别介！孩子是空子，您也不必多礼。我这腿子前两年行功岔脉，不灵便了。咱们坐着叙罢。”
家父倒也奇怪，始终没坐下。其情状好似我们在学校里给叫到训导处捱骂的一般—双手贴紧裤缝、微垂着脑袋，嘴唇一开一阖，仿佛应答着，可却出不了声。
“我听二才他们说启京先生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是风雅中人。因此寻思，要给启京先生带个什么见面礼儿好些—什么南北货也罢、舶来品也罢，哪怕是金珠玛瑙，恐怕都嫌伧俗了呢！我于是在祖宗家门儿翻箱倒笼，寻觅了半天，给找着这个—”普查员说着，朝椅脚边那长条筒子一指，继续说道，“是‘老爷子’生前珍藏的一幅画，上下皆无款识，看起来倒极像是‘老爷子’的先师方先生的笔墨。凤梧公的画—启京先生是知道的—可说是价值连城了。庋而藏之，可以传世；哪怕是真有什么应急之需，到处也都有识货的行家。尤其是没有题款，脱手更方便—”
“您太客气了。这礼物太贵重，张某人不敢收，也收不起。我只身在外行走多年，两度投军，早已是逃家光棍，岂能再糟践老爷子的珍藏、凤梧公的墨宝？不不不，您还是拿回去罢。”
说也奇怪，这普查员自此根本就不理这个茬儿了，另岔一题，问道：“听说这一趟启京先生回部任差，是一位李资政给荐的，可有此事？”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荐这差使的是位王代表，至于王代表又请托了什么贵人，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么，您也没见过李资政喽？”
“王代表是介绍过一位先生见了一面，到差之后也没再会过。”
“那好。”普查员伸手捧起茶杯，掀开盖儿拨散了浮叶，却没喝，又把盖儿阖上，笑道：“启京先生应该听说这两年匪谍潜伏分子十分猖獗的情况罢？”
家父嗫嚅着，好像应了句什么。
“这一向都有情报说，暗里不少活动，要破坏咱们的大业。启京先生既然人在部里，也就不需要我多嘴多舌地嚼咕什么了—一切，都以救国救民的任务为先。启京先生请千万留意，若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人物动静，务必同二才方面知会一声。”
说完，普查员拾起几上的纸册，朝家父晃了晃，意思仿佛是说“就这样儿了”，随即一拱手，左掌右拳揖了揖。家父更是虔敬异常，当下分甩双袖，右膝打个弯颤，道：“恭送尊驾—”
“免免免—”普查员扭身推门，出去的时候朝我挤了挤眼睛，又扬声冲家父道，“别忘了！我是来普查的。”
老实说，原本期待着像过年守岁一样通宵待客、接受“普查”的我其实是失望的。再加上日后从小三、小四甚至徐老三等别家的伙子们口中所得知的情况，也颇令我不快—在旁人家，那一夜的确热闹非凡。有人说普查员谈笑风生、言辞亲和；有人说普查员容貌娇美、艳光四射。接待他们的家庭总竭尽所有地端出瓜子糖果，有如迎迓一位远道而来的娇客，众人围众闲话，笑逐颜开—果真像过了个大年一样。我能凑什么说的？我说我家来了个长了条木腿的情报人员，那条腿是被匪谍打伤之后锯断、重新配置的义肢。除了小五之外，没有谁相信我编的故事。
倒是那普查员送给家父的一张画有些意思。当年在南京东路、辽宁街的老眷舍家户之间，都是竹篾子芯儿糊黏土砌成的土墙，逢上地震就裂，长长一道璺子，现成是个凿壁引光的态势。家母便把那画张挂起来，正挡住那裂痕，也屏阻了隔壁刘家小鬼窥伺的眉眼。
画是装裱过了的，横幅左右约可六尺、上下高二尺有余，一旦展开，差堪是整面客厅的宽度。画面左首是一片树林，林外有院墙，林中是个亭子。亭里一张石桌，桌上置布酒菜。绕桌只坐着两位古人，脸儿大的一个着红袍、头戴官帽，正抻臂摊掌，仿佛侃侃谈论着什么。坐在他右手边的一个脸子小些，耳朵却出奇的长，扎个包头巾，身上一袭蓝衣。但见长耳之人右手指间夹着一只筷子，另一只则似乎半欹半斜地刚从指缝之中滑落，筷子尖儿轻轻点着盘中的一条鱼—这个细节是我先发现的，设若当时没能发现这一点，恐怕我家是不可能买下第一台电视机的—回头再说那张画：看来像是正吃着饭、聊着天的两个古人的右边，也就是亭子的另一侧，又是一片树林。这一边的林子占去画面中间很大的一块位置，树干比亭子左边的林木都粗，枝梢之上点点离离结着翠绿色的果子。树林的下方有个小池子，池畔则是假山。再往下，便是从画面左侧绵延而来的半截白色院墙—这墙的绝大部分都给墙外密密匝匝的树影遮去，只在此处露显得多些，可以看出墙是用大块的方石砌成。
至于假山右方，另有几竿竹子，竹栽成一字排列，像是斜斜地把整个画面切分成大小不一的两块，右边较小的这一块上既无庭院、也无人迹，竟是一方菜畦。畦间的确冒出一丛一丛的菜叶子，一旁还搁着个水桶，桶中盛了清水，舀水的木勺子给人随手扔在地上。
在菜园的外头—也就是画幅的最右边，竟然是一阵乌滚滚、灰蒙蒙的烟雾，其间还夹杂着犀白的波纹，有如龙卷风的一般。这一部分十分昏沉黯淡，所幸叫一座挂衣服的立架给遮去了，是以还不怎么碍眼。
有好一段时日，我每天站在墙边，仰脸观看那张画，非常羡慕古人居家能有那么大的一座宅院。比之我们住的鸽笼眷舍，其宽敞舒适不知凡几。有一次我同家父说：很想搬到那画中的大院子里去住，家父说：你要是真住进这张画里，洗澡的风光不都让刘家的给看去了。”
不过这沮丧不了我日日在画前观看、摹想的兴趣。我甚至替那画中的古人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红大哥”，一个叫“蓝二哥”，他俩的故事大约就是当官的“红大哥”请小老百姓“蓝二哥”做客吃饭，喝“五加皮”、喊“四季财”、“八匹马”，几乎就是家父和我老大哥饮酒划拳的情致。
偏有那么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家母嘟囔我筷子拿得不好，将来长大了出门做客要闹笑话给人说咱们家教不严。我抗声应道：“人家‘蓝二哥’也不会拿筷子。”
家父漫不经心地问：“‘蓝二哥’又是什么人？”
我随手朝壁上的画一指：“他。”
家父顺势看一眼那画，扒了两口饭，想想不放心，碗筷一搁，起身上前，觑眼睇了睇画上的“红大哥”和“蓝二哥”，退两步再将整幅画左右打量了一回，匆忙咽下食物，回头跟家母说：“方凤梧作画向例不用典—这画，不是他的。”
“假的？”家母怔了一怔，道，假就假罢。说咱家有幅真画人家也不信，挂上了还得瞎操心。”
“不是真假的问题，是这画里另有门道—”家父沉吟道，“既然是万老爷子所藏，又不是方凤梧的真迹，难道会是他画的那一张么？会是那一张么？”
这张画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给取下来的，我已经记不得了。总之“红大哥”和“蓝二哥”对酌的光景倏尔消失，要直到几十年后我按着徐老三的小册子找着已经改头换面的“人文书店”，才又看见它，也才完全看懂了图中的典故，知道了画外的故事。在一九六六、六七年间，我很快地就忘了那张画，因为家父嫌那画勾起他不堪回首的往事，托人变卖，不意竟得了个好价钱，买了一台电视机。
可以先附带提点的是：那张画画的是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不消说，“红大哥”正是丞相曹操、“蓝二哥”则是使君刘备。典出《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
昔日汉献帝立朝，曹操专擅，成“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局。献帝无可奈何，只有血书衣带诏交付国舅董承，意图号召“十义”，共聚天下兵马伐曹。是时刘备寄人篱下，凡事俯仰曹操之意，不得不假事学圃，权扮种菜园丁。未料忽然有这么一天，关、张不在，曹操派了许褚、张辽引数十人入园，来请使君过相府酣宴。席间曹操遥指空中密云“龙挂”，谓：“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又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一来，让刘备吃了一惊，还以为曹操看出他的私志潜谋，遂使“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偏在此时天雨将至，雷声大作，刘备乃假意怕雷声，将场面掩饰过去，也当下巧释权奸之疑。
只不过在我遐想着“红大哥”和“蓝二哥”的童岁月，并不知道这张画其实藏着个典故，更不知道借由这画中典故传递消息的正是日后的“面具爷爷”李绶武—画纸上的曹操与刘备则分别隐喻着“老头子”和万砚方。
由于前后都没有落款，亦未题识时间，乍看之下，这画不过是张融人物、树石于一景的作品，除了工笔描绘的细节生动入微之外，并无异常之处。然而，真的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么？如果我在一九六七年时便有足够的智慧读懂《神医妙画方凤梧》，则想必会发现：万砚方之所以珍藏这幅画，岂是因为他看不出这画出自仿手？相反的，正因他知道这画看来像极了方凤梧的手笔、却出自仿伪，遂从而明白，仿画者乃是要借拟似的笔墨来唤起注意，一旦看出这画之于方凤梧的真迹只是“形似而神非”之时，观画者已经了悟了画中用典的喻义是在提醒他：“老头子”（曹操）对万砚方（刘备）是存有猜杀之意的。更隐微蕴藉的是：刘备以一个捏造的遁辞—畏雷—掩饰其“失惊落箸”的真相，而仿画者又何尝不是以一种捏造的方式来揭示观画者真实的处境呢？
这样说似乎把情形描述得过于抽象了；其实不然。在《神医妙画方凤梧》这本书里，就曾经具体叙及这一桩借工笔细绘之图传达秘密讯息的事件梗概。我先把这几段文字翻译成白话文，夹附于此：
“我的老师方凤梧先生一向以为：绘画这门艺术有几个渐进的层次。首先是求形貌近似实物，因为不经过这一阶段，画家便不能体会自己和外物之间的关系。修养稍微高些的画家便不会以形似为满足，他还会要求作品能够表达意义，这是第二个层次。若要更进一步，画家更应视其作品为表现某一意义的唯一形式，而非表现普遍意义的寻常形式，这是第三个层次。再进一步，画家还应当注意，某画是在向某人传达某义，而非向所有的人传达某义，是以画家还须懂得如何让这唯一的意义只容会心人赏识—这便是第四个层次了。一旦进入这个层次，一幅绘画便犹如一封私人的信函，写信的人和读信的人都会感悟到彼此之间无上的契合。
“方凤梧先生作画秉持此理，行医亦然。对于看似同一病征的患者，他从不开相同的药方，总在千方百计诊查出病家如何饮食起居、行止坐息的诸般细节之后，仍不肯轻易施针用药。他总是这样说：‘针药方剂如丹朱水墨，须在极微小处留意全局，偶一不慎，反而贻祸深远。一张画画坏了，还可以废弃不顾，拿来糊窗糊壁、覆瓿覆盎；但是一场病诊误了，岂不戕贼性命？那就伤天害理了。’
“从这一点去看，方凤梧先生的绘画艺术倒极有可能是从他对个别病理的体会起步，而发展出前面所说到的四个层次。一幅画的美妙，既不在它如何图真形似，亦不在它如何寓意存思，而是在它如何显藏露隐，使某个观画的人能独得所悟—一幅卓越的绘画，就像一帖高明的药方，恰好只能适用于一个需要它的对象。得着那帖药方而痊愈的病家倘若不止一个，只能看成是病家的运气、福祉，而不该是医者追求的目的。同样地，一位优秀的画家的任何一幅画，或许只是为了向某一个独特的观画者传递一个知音识趣的召唤，倘若这幅画不只得着一个知音识趣的观者，只能看成是观画者的获益，而非画家的成就。
“大约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收到一幅匿名人氏寄赠的绘画。此画无款无识亦无题，且未经装裱。初寓目时，只觉画中的一列竹栽十分突兀，各株姿影竟一模一样，浑似方凤梧先生所擅绘之孤竹，不过是衍一株为一行。这刻意为之的笔墨非徒衬景而已，更在示告：画这幅画的人是要借由我对方公绘艺的玩熟洞悉来指点我一些意义。
“再阅此画，我立刻发现它看似说了一个曹孟德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其实还隐藏着别的细节。其中最明显的是身着蓝衣、看似为‘失惊落箸’的刘玄德的人物。此人在图中左手悬空、右手持箸，但是画者只画出了他的九根指头，偏就是右手的食指屈曲，看似为刀锯截去。试想：刘玄德故作畏雷之语以掩饰他识破曹孟德暗藏杀心的事实，则失落一只筷子的食指反而应该是戟张而非挛屈的，之所以挛屈成截断状，岂非另有所指？我于是再仔细研看，又发现画面右边—也就是传说中使君种菜的相府后园地上—放置着一个水桶，桶边有随手弃置的木勺。看来这是因为当时许褚、张辽衔命率众来邀梅亭之宴，刘玄德去得匆忙，随手将勺扔了。然而仔细比对便可看出：桶中所贮尚余清水数升，可是勺底却呈青黑一片，仿佛残余着什么尴尬物事，使人无法不往残余着毒物这一方面去想。
“再看那蓝衣人，头扎包巾，的确像是刚从菜园里扔下浇作、前来赴宴的模样。然而，若说匆促间来不及将木勺置于桶中，却怎么来得及换上一身长袍呢？倘若刘玄德原本就是穿着一身蓝袍在后园浇水种菜，则何以不担心在俯仰曲直之间弄脏了袍角呢？—他为什么不往袍子上系条束带，以便绾住下摆、免得沾染泥垢呢？是以，衣带之阙如必定另有密意。
“这几处十分细微而不合情理的小节立刻令我想起另一个和曹孟德有关的故事；即是建安四年春三月，汉献帝赐国舅董承衣带诏，密令其纠合诸侯、殄灭曹氏的故事。依画中所绘者看来，这蓝衣人既是刘玄德，更兼董承和吉平的角色。献帝密颁衣带诏之后，太医吉平曾与董承等共谋，吉平为示忠忱义愤，更咬断一指作为誓凭，并设下毒杀曹操之计。孰料事机不密，为董承家奴秦庆童泄报于曹。曹孟德故意邀董承赴宴，席间将失手被捕的吉平推至阶下，问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为誓，誓杀国贼！’嗣后董、吉自不免遇害殒身。这一段著名的故实便随着《三国演义》而广为流传。画这幅画的人刻意在图中留下的几处令会心者起疑的笔墨，其实是在避过寻常人耳目，而独欲令我玩味出图中这蓝衣人并不是一个人，却是三个人。按诸当时我个人的行事处境，不难赫然有所醒悟：这位素昧平生的画家的确是在向我—以及与我往来密切的两位人士—示警。这幅画亦决计不是什么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而是一封向我吐露微妙消息的秘密信函。”
坦白说，我在三民书局二楼初读这几段文字的时候非但不觉得它有什么道理，反而认定《神医妙画方凤梧》的作者万砚方果真不过是个家大业大、财大势大，是以谈起艺术来口气也大得令人生厌的黑道糟老头。如果以他的持论来鉴赏绘画或其他艺术品，则一切创作表现都应该是望文生义的字谜而已了。反过来说，艺术创作如果不是出自原有所本、密有所指、暗有所藏、私有所期的一套暗码工具，便根本不能成立。我对这种索隐派的解读策略一向是嗤之以鼻的，若非其中提及医道的一段颇为细腻好玩，引起了我一时的兴味，我大约根本不会读下去。或恐也就是在读到太医吉平遇害之后的这个段落结束之际，我随即扔下了《神医妙画方凤梧》，另往医药丛书中去抽拣了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而翻看下去。总而言之，当时我彻头彻尾忘记了自己在年幼之时曾经日日面对过的一幅图画—正是同一张画，挂在我家四席半大的小客厅壁上少说好几个月。家父在我发现了画上的“蓝二哥”不会用筷子之后火速卖了它，我家开始迈入“有电视机阶级”。然而，以后见之明视之，世事自然有较此更为重大者。
如果将一九六六、六七年之间看似无关的一些事件罗列出来，则“备33”以前半首《月夜忆舍弟》寓涵后半首《月夜忆舍弟》的意思便明显得多了；非但如此，就连我手边这七本书之所以在出版日期上有着如此大幅度的间隔也有了初步的解释。
约莫就在西门町新生戏院发生一场大火—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之后不久的二月初，“国民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临时会议，“老头子”还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见所有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务希贯彻党的决策，通过修正“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大火发生满一个月的当天，第一次“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揭幕。再过整整一个月的三月十九日，大会三读通过由张知本、洪达展等人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这个案子的主要内容是为临时条款增列第四和第五两个条款。
第四款：动员戡乱时期，本“宪政”体制授权“总统”，得设置动员戡乱机构，决定动员戡乱有关大政方针，并处理战地政务。
第五款：“总统”为适应动员戡乱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机构及人事机构，并对于依选举产生之“中央”公职人员，因人口增加或因故出缺，而有增选或补选之必要者，均得颁订实施办法。
这两个临时条款实则即是为“老头子”个人增加权力，使领导人有权直接召集五院院长和一干军政首长，掌控各级机构的人事和行政大计。
依据第四款的法源，“老头子”随即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颁布了《“国家安全会议”组织纲要》，该会主席自然由“老头子”本人兼任；成员则包括领导人、副领导人、官邸秘书长、参军长、行政部门正副负责人、防务、外交、财政部门负责人、参谋总长等等。“老头子”也因而透过“国家安全会议”而成为唯一合法独裁的领导人。
以现实言之，老头子”原本就是领导人暨执政党总裁，何须骈拇枝指、叠床架屋，另组什么“国家安全会议”来扩权呢？在张知本和洪达展等人修订临时条款的提案里，曾经提出了三个理由：其一，面临反攻时机快要到最后的成熟阶段，为使“宪政”体制适应战时需要，应授权领导人，以贯彻统帅权之行使，争取胜利成果。其二，为有效执行动员戡乱业务，对“中央政府”行政人事机构的编制与职权，必须能机动调整，所以应授权领导人适时、适切地处分。其三，“中央民意机关”公职人员老成凋谢迅速，应授权领导人订定选举办法，以增补选“中央民意代表”。
事实上，上述的第三点非但不是理由，更只能看成是维持动员戡乱体制的一个步骤或做法；至于第一和第二点，则暴露了一个在日后看来不可谓不惊人的内幕—那就是在“反攻时机快要到最后成熟阶段”之际，有人做了“不能有效执行动员戡乱业务”的事，而现存“中央政府行政人事机构的编制与职权”又无法“机动调整”、“适切处分”，而不得不由“老头子”出面再加整顿，以贯彻统帅权之行使。
从“国家安全会议”的成立时机，以及其直接掌控“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台湾警备总部、“调查局”以及各级警政单位等庞大的情治系统和资源看来，内幕似乎是确然存在着的。
一旦从这样一个必欲见其可疑的角度设想，则凡事无有不可疑者，就连我刚才提到的那一次户口普查都显得别有作用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将彼一行动看做是某种大规模的清查和搜捕作业，而其目的正在于寻觅甚至缉拿一些曾经阻挠或破坏了“动员戡乱业务”的人呢？—那个到我家来普查了半天的跛子不是口口声声说什么“这两年匪谍潜伏分子”如何如何，以及“破坏反攻大业”又如何如何的吗？
在这么琢磨着的时候，我几度险些脱口而出，想要央求家父让我把他存在电脑里的另外二十七条“备考档”给一口气看了。我直觉认为：其中一定还有些可以拼凑解读的文本，暗藏着不少在当年促使“老头子”只手重整情治系统的秘密。可是话才到嘴边，却又缩回了喉头。我不知道该如何确切解释这种即近而情怯的感受—或许是我体内那只藏头匿尾的老鼠又在骚动着了，它正掀挑着稀疏而敏锐的胡须，提醒我，咫尺之外这个看上去颓丧失措、局促不安，且显然替他的儿子忧忡无已的老人恐怕也有他非常非常之老鼠的一面，他也有不该被任何人挑动、触犯或撩拨的隐衷。为了向他的儿子揭露这世界有多么地危险可怖，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撕裂他心底最脆弱的伤口，让原本已经被流逝的时光和琐碎的生活辗拂愈合的痂痕又涌出鲜血来。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抬脚尖勾起那袋书，探手抱住，低低喊了声：“爸。”
老人抬了抬眼皮，从某个我无从得知的回忆中醒来，怔怔地望着我，仿佛以一种不胜哀矜的神情在跟我说：什么也别再问了、什么也别再想了，像我们这种老鼠一样的小人物能活一天算一天，逃一步是一步。然而，即便是这样卑微的几句话，家父都没能认真说出来，他的一生似乎总只能对于我们所无能为力的世界抱以疲惫至极的沉默。
“可是我不能像你一样，爸。”我顺手抓起桌面上那本《七海惊雷》塞进袋里，道，“我可不想将来收到什么狗屁倒灶的浑蛋寄一堆我儿子打野炮的照片来吓唬我。”
“你不想想高阳么？”这是家父的最后一记挣扎。他一手托住额头，再度瞑上双眼，有如预见了多么不忍卒睹的景象之余，犹挥之不去地摇晃着脑袋。
“高阳生前要是来得及把这些东西整理清楚—”我把那袋书和文稿高高提拎在半空之中，道，“写成了书、发表了，让大家都读到、也都明白了，也许还不至于遭了‘他们’的道儿—”
“你、你想怎么着？”家父像是忽有所悟，双手朝藤椅扶手上一撑，站起了身。此际我早已拔下房门插销，扭开喇叭锁，勉强挤出一丝不知该说是安慰他还是自我安慰的笑容，道，“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可没有高阳或者你那样的耐性，非把事情研究透彻了不可—”说到这里，我已经冲出家父的书房，跳过长几，直往屋门奔去。
家父在我身后好像还追问了一句：“你要干吗？”我的答复则飘荡在整栋公寓之外的夜空之中：
“我会把他们搅浑、搅乱的世界搅得再浑、再乱一点！”